扬之：“学习中国，而非惩罚它”，德媒的这番自我批判有何隐喻？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扬之】

下周一和周二，本是瓦德富尔（Johann Wadephul）访华的日子。然而，这位德国外长的首次中国之行却被临时取消了。德方公布的理由是：中方除了外长王毅接见之外，没有“确认”其他任何会商安排。

言外之意就是，议程太单薄，涉及不到德方的“核心关注”（稀土、半导体、自由航行等）。大白话就是：这样去中国，去了也白去。于是，德国外交部发言人给自己搭了个台阶，称“访问将延后进行，外长将与中方电话沟通”。

按照外交常识，领导人出访前双方团队会对议程、时间、规格等进行充分沟通。如果出现“情况”，一定有具体的事由，只不过，有的事由能说，有的则难以公示，只得用“外交辞令”来圆场。

这次瓦德富尔访华未成行的原因，他本人应该心知肚明。说实话，笔者日前获悉他将访华时很诧异，也不理解中方为何还要接待这位上任后“利用任何机会不遗余力对华发表不友好言论”的德国外长。

特朗普以武力和关税对他国进行公然讹诈，荷兰政府明抢豪夺中国产业，欧美准备挪用他国资产援乌，以成千上万加沙平民的生命代价来换取地产项目落地，日前举行的欧盟峰会正在摩拳擦掌地准备对中国的稀土管控政策采取所谓“核选项”反制措施（《反胁迫工具法案》）……

在西方国家及其领导人已堕落到可以“赤膊上阵”“瞒天过海”“明火执仗”的今天，中国的以礼相待恐怕不会打动维京后人，或许还容易让人联想到“东郭先生”。

“焦点在线”：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左）和资深媒体人施泰因加特（右）德媒截图

施泰因加特（Gabor Steingart）属于为数不多的批评本国对华政策的德国资深媒体人。10月23日，他在“焦点在线“（Focus-Online）上发表评论，题目是《惩罚而非学习：瓦德富尔延续贝尔波克的道德化对华路线》（Strafen statt lernen: Wadephul setzt Baerbocks moralisierenden China-Kurs fort），对德国政府的中国政策进行了一次”清算”。

施泰因加特到底说了啥？

施泰因加特开篇单刀直入，明确指出瓦德富尔继承了前任贝尔伯克的对华“道德化批判立场”，他认为其实有一种更好的策略：鉴于中国展示出来的持续发展经济的能力，德国应该“向中国学习，而非惩罚它”。

他批评德国现任外长在对华关系上“找不到调，踩不到点”（findet nicht den richtigen Ton），与布伦塔诺、勃兰特和根舍这些备受世界尊敬的德国外长相比，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他写道：正因如此，当瓦德富尔这次出访中国时，本国最重要的企业领袖选择留在国内，而北京最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也都“另有要事”。

他指出，德国驻华大使日前之所以被中国外交部召见，正是因为瓦德富尔行前居然声称“中国支持俄罗斯在乌克兰的侵略，以此证明自己霸权野心的合理性。” 这一表态令友方与对手都感到不解，因为这一指控毫无证据。

他强调，中国本身如如不动，变的其实是我们所处的世界和我们的“西方视角”：

过去，中国人是我们的伙伴；如今，他们是我们的战略竞争者。

过去，我们钦佩中国；现在，我们害怕中国。

过去，我们只知他们的产品有成本优势；如今，我们才惊觉自己已受制于人。

过去，我们希望帮助它发展，从而为我们的商品提供市场；现在，我们试图阻止或至少减缓它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步伐。

他继续分析道：“我们现在不再觉得中国有用，而是觉得它危险。因此，欧盟仿效美国，继续对中国征收更高的关税。这种政策不仅伤害中国，也损害西方利益——从贸易数据中可见一斑。毕竟，德国和中国都是出口大国。

施泰因加特认为更理智的做法是：不要盲从“华盛顿政治工厂”（politische Fabrik von Washington）制造出来的“时尚”。或许，我们还能向中国学到点什么。”

近日，荷兰“强抢”中资控股的安世半导体引发芯片断供，德国大众汽车准备暂停生产部分车型。图为德国萨克森州茨维考的大众工厂。

他例举了以下五个可供德国借鉴的领域：

一、电动汽车

2025年上半年，中国纯电动汽车（BEV）在新车市场的普及率接近50%，首次占据一半市场份额。相比之下，德国的新车中仅有18%为电动汽车。当特斯拉以高价车型“自上而下”地重塑市场时，中国则以平价产品“自下而上”地颠覆了格局。

二、市场经济

二战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曾是个饥荒频发的贫穷农业国。邓小平推行市场化改革，摆脱了意识形态束缚。到21世纪初，中国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近3%，位列全球第七大经济体。25年后，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强国。花旗银行预测：“中国的GDP将在2030年代中期超过美国。”

三、产业政策

中国共产党并未盲目依赖市场经济。其强劲的增长得益于“私人市场活力＋国家产业政策”的混合模式。正如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莫基尔（Joel Mokyr）、阿吉翁（Philippe Aghion ）和霍威特（Peter Howitt）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并非补贴过去，而是投资未来。国家有针对性地支持关键科技，组织实现它所需的原料和资源（如稀土战略）。中国政府将“创新驱动发展”定为国策，坚持“人才是最重要的资源，创新是增长的最强动力。”

四、国家资源战略

中国有天然优势，拥有全球已探明的最大稀土储量，并懂得将其运用于对外谈判，尤其在特朗普发动的关税战中表现突出。中国实施出口限制后，特朗普威胁要中断与习近平的谈判，并加征100%关税，但48小时后他不得不退缩。彭博社记者K. Oanh Ha在播客《The Big Take Asia》中评论道：“特朗普的退让证明，稀土武器是真正值得畏惧的筹码，它让中国在与美国的贸易战中占据了重大优势。”

五、贸易政策

尽管美中贸易战仍在持续，但中国今年仍有望继续保持“出口冠军”的地位。凭借近一万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中国的廉价商品——如Shein与Temu的产品——正在涌入西方市场。有些人认为那是威胁，但也有人认为：欧洲和美国的消费者根本离不开这些中国产品。

结论：对中国，西方不应敌视，而应好奇。如今，连哈佛肯尼迪学院都在课堂上研究“中国模式”，譬如“发展中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可以向中国学什么？”

最后，施泰因加特还诙谐地建议瓦德富尔“悄悄混进课堂里去听讲，这对他本人和德国出口产业的根本利益都有好处”。

德国背离“务实外交”是没有筹码的表现

默克尔之后，德国的外交政策经历了“现实利益” 被“道德捆绑”取代的深刻转变。这种转变并非偶然，而是西方日渐衰退大背景下“制度自信”与“现实焦虑”之间的矛盾日趋严重的体现。

德国的对华政策——无论是帝国时期，一战前后，还是冷战后期——其主线始终以现实利益为基准，这是由这个国家的地缘位置和历史遭际所决定的。德国人的民族个性中虽然有“重道德”“认死理”的特性，但外交“道德化”在德国历史中却是个“异数”。

默克尔执政晚期，也就是从社民党的马斯（Heiko Maas）担任外长开始，德国外交的意识形态色彩趋浓。到了上届“交通灯”政府，外交部被绿党把持，贝尔伯克将“白左”那套“政治正确”理念生硬地植入外交领域，致使德国对外形象的分裂：一派是以绿党为代表的所谓“基于价值观的外交”，强调人权、气候伦理与制度优越性；另一派则是以企业界和务实派学者为代表的“接地气外交”，主张与不同制度的国家进行理性互动与战略合作。

施泰因加特的这篇评论文章，正是后者的代表性声音。它不仅在批评政府死板偏执的外交作为，更是在质疑一种思维模式。“惩罚而非学习”（Strafen statt lernen）揭示了西方的一个新“症候”：面对中国时，它已失去昔日那种“学习型自信”，转而靠“评判式道德”来聊以自慰。

遗憾的是，德国今年的政党轮替并未带来观念转变。新任外长瓦德富尔虽然不再高举“道德”大旗，但在对华政策中却非理性地夸大“制度对手”带来的“威胁”，反常规地将“自身功课没做好”的原因归咎于中国。在不久前的亚洲之行中，他对中国的攻讦到了毫无逻辑的地步。

今日之德国外交表面上以“原则”为名，实则是一种“道德防御机制”，也就是在经济增长乏力、社会焦虑上升的背景下，政治精英需要一个外部“目标”来投射内在的无力感。中国恰恰成为了这种心理机制的理想对象。

换而言之，这种变化的实质是德国和西方在与中国的竞争中劣势渐显。随着中国在新能源、数字化和制造业领域的崛起，德国的传统优势地位受到挑战。于是，政治话术逐渐由“共赢式合作”转向“竞争性防范”。这不是道德觉醒，而是源自失去竞争信心后的心理性防御。

“惩罚而非学习”的隐喻

施泰因加特本人是德国新闻界的老兵，他深知“舆论”与“政治”之间的共生关系。

德国主流媒体在报道中国时，往往在两种情绪之间摆荡：一种是冷战式的“威胁叙事”，另一种是自我安慰式的“道德叙事”。两者实则共享同一逻辑：通过贬低对方来重建自我优越感。

这种媒体逻辑具有强烈的市场效应：焦虑、恐惧和道德义愤都是最容易被传播的情绪，因此“批评中国”的新闻比“研究中国”的报道更能吸引读者的眼球。就这样，公共舆论逐渐固化为“认知战场”，理性的分析空间被情绪化言论渐渐吞没。

施泰因加特的文章可被视为对这种媒体惯性的反讽：他提醒公众，“我们曾经敬佩中国，如今我们害怕中国；我们不再学习，而开始惩罚。”这些话其实未必就是对中国的赞美，而是对德国自我心理状态的诊断。

从更深层看，“ 应该学习而非惩罚中国”这句话不仅是一个政策建议，更是一种“文明学”上的自我反思。

自冷战结束以来，西方一直以“普世价值”的叙事框架解释世界秩序。然而，当中国以不同的制度路径实现现代化时，这一叙事体系开始动摇。当西方发现自己正面对一个“非西方的成功故事”时，便陷入了认知混乱：如果对方在不采用自由民主制度的前提下也能繁荣发展，那么西方的制度优越性就失去了依据。

于是，“惩罚”成为维持叙事权威的手段。关税、制裁、技术壁垒——这些措施在经济上或许效果甚微，但在心理上却具有象征意义，因为西方政治精英们认为他们能重新营建“我们依然掌控道德制高点”的幻觉。

施泰因加特以冷峻的笔触指出，这种“道德防御”反而暴露出西方的战略短视。真正的力量不在于惩罚，而在于理解，理解一个不同的现代化路径，理解一个具有内在逻辑的文明体系 —— 用他的话说就是：“更明智的做法应该是学习”（“Bekömmlicher wäre es, wir würden lernen.”）。

德国今日的外交处境复杂：在安全上依附美国，在经济上依赖中国。美国的战略目标是“遏制中国”，而德国的经济现实是“离不开中国”。这种内在张力导致德国的外交言行出现矛盾：一方面高举道德旗帜，另一方面又默默维持贸易联系。

瓦德富尔延续了贝尔伯克的道德姿态，又没学会默克尔时代那种平衡术。施泰因加特的批评正是针对这种失衡——当道德修辞占据外交基调时，经济理性和地缘现实就被边缘化。结果是：德国既无法获得美国的信任，也逐渐失去中国的合作意愿。

正因为此，跟着美国一路小跑的德国外长，这次在中国受到了空前冷遇。

德国《图片报》（Bild）文章：中国没人想见瓦德富尔

施泰因加特提出“向中国学习，而非惩罚它”，不仅是一个政策建议，更是一种文明姿态的转向。他的“五个学习点”实际上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中国经验模型”。

与其说这是对中国的一种承认，不如说是对德国的鞭策：一个国家的强大，不来自于道德宣言，而来自于学习他人的能力。德国在十九世纪曾向英国学习工业革命，在二十世纪向美国学习管理制度，如今是否有勇气在二十一世纪向中国学习？—— 这是施泰因加特抛出的真正问题。

外交不仅是国家间的互动，更是民族心理的镜像。当德国通过“惩罚”来回应中国的崛起时，它其实是在惩罚自己的失衡与焦虑。施泰因加特提醒大家：外交的最高形式，不是对抗，而是学习。真正的力量，不是道德上的指责，而是认知上的超越。

德国社会的历史记忆中，外交一直被视为理性的领域，然而在近些年，“外交道德化”成为常态。媒体与政客共同塑造了一个“敌友架构”：中国被放在“威胁”一侧，美国被放在“盟友”一侧。

这是一种典型的选择性记忆。他们显然忘记了勃兰特面对苏联时的勇气，忘记了根舍与东欧国家的谈判耐心，只记住了自己在道义上的空洞优势。在这种集体遗忘中，外交不再是艺术，而成了表演；不再是平衡，而成了宣言。

施泰因加特在文章结尾讽刺地建议外长瓦德富尔应该“悄悄混进课堂里去听讲，这对他本人和德国出口产业的根本利益都有好处”。这句话乍看幽默，实则辛辣：德国的政治精英需要重新学习外交的基本“技能”，不是“口若悬河”，而是“耐心倾听”；不是“居高评判”，而是“平视理解”。

结语

经过以上对德国外交道德化趋势、中国崛起及中西叙事之争的系统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未来外交的核心挑战在于如何在学习、竞争与共存之间找到平衡。

施泰因加特的文章正是在提醒德国面对中国以及全球复杂环境时，既不能完全依赖表面的道德判断，也不能单纯采取防御或对抗策略，而应以理性分析和制度化学习为基础，去构建面向未来的外交观。

笔者认为，“学习和借鉴他人”应成为未来外交的核心理念。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取得的。过去德国在对华政策中，也曾以“合作和市场互补”为基础，通过经济交流和技术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因此，未来外交应坚持以事实为依据，通过观察、分析和实践，将他国成功经验融入自身的政策中，而非仅以价值观来评价对方。学习不仅是技术和制度层面的吸收，更包括对战略思维、产业规划和全球布局的理解，这将为各国在复杂国际环境中保持主动性提供基础。

竞争是不可避免的现实。中国的崛起不可避免地改变了全球经济和技术格局，也影响了德国在全球供应链和产业布局中的相对地位，而认知的反转和中西叙事之争其实是心理层面对竞争压力的反应。竞争不应成为恶性对抗，而应在平等、规则和透明框架下，通过技术、创新和效率实现优势。

共存才是长远战略的优先选择。无论是经济、技术还是环境议题，德国与中国都存在深度互依关系。防御性或道德化外交可能短期满足舆论心理，但长期来看容易削弱合作潜力和战略自主性。未来外交必须兼顾竞争与合作，通过制度化沟通、机制化协作和利益平衡，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这种共存不仅体现为经济互惠，也应扩展到技术标准、气候治理和全球治理体系的协作中。

道德化外交、舆论压力、认知反转和叙事冲突，都是社会结构与心理机制在外交政策中的折射。参与竞争的国家若能在理解这些心理结构的基础上，建立理性化、学习型和制度化的外交框架，就能够在全球复杂环境中实现战略主动性，同时维持国内政策的可持续性和公众认同感，也会为全球多极化、技术创新和环境治理提供参考模式。

施泰因加特的“学习而非惩罚”呼吁可谓用心良苦，至于德国的政治精英是否能明白他的真正用意，或者即便明白，是否有勇气和能力面对真相和改革践行，还是个很大的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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