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2035年之前，为何我们仍有年均8%的经济增长潜力

编者按：10月20日至23日在北京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这份文件为中国未来五年的高质量发展明确方向，体现中国推动现代化建设的政策延续性，也为进一步深化国际合作提供参考。

近年来，国内外学界一直就中国长期发展潜力如何，老龄化问题对中国影响有多大等重大问题争论不休。就中国经济发展相关问题，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国发院名誉院长、南南学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教授在2025年4月28日举办的北大国发院承泽论坛第39期暨北大博雅讲坛第656期活动中做了主题演讲，针对性回复了相关疑问。经授权，观察者网全文转载林毅夫教授演讲。

【文/ 林毅夫】

《解读中国经济》一书源自我1995年起在北大讲授的课程《中国经济专题》。本书最初于2008年出版，因当时我要去世界银行担任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不能再给同学们上课，所以就将1995年至2008年的讲义整理成书，书名即课程名《中国经济专题》。

2012年，我从世界银行回到北大，继续讲授《中国经济专题》这门课。由于2008年至2012年期间，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出现了新的态势，并且我在世界银行工作期间注意到，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非常关心，但真正了解中国经济又非常困难。因此，我感到有必要根据中国发展出现的新问题、新挑战和新机遇对2008年版的《中国经济专题》一书进行补充更新，同时为帮助更多的海外人士借此了解中国经济，我将其更名为《解读中国经济》推出英文版，名为Demystifying the Chinese Economy。

本书论及的问题很多，但内部逻辑在全书各章各节之间一以贯之，没有因讨论不同问题而改变，体现了逻辑一致性。同时，本书对过去的论述与历史事实吻合，对整个转型过程的分析与中国的发展轨迹基本一致。我提出的许多看法当时曾引起过争议，甚至孤掌难鸣，但事后证明，中国的发展与我书中所讨论和表述的基本一致，说明这本书对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解析基本实现了理论逻辑自洽、历史逻辑自洽、实践逻辑自洽。

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内外效应

自1995年我开始谈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以来，至今已三十年。这三十年可以说见证了中国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历程。

回想1995年我刚开设这门课时，尽管自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至1995年，我国已取得了连续16年年均经济增长9.7%的罕见成就。但事实上，按照世界银行的指标，1995年我国人均GDP为609.6美元。这一数字意味着什么？同一年，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的人均GDP为1143.6美元，我国仅为其53%。

早年的上海

通常，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被视为世界上最贫穷的地区，而我国即便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经历了16年的高速增长，但在1995年我开始讲授这门课程时，我国仍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

从1995年至2024年，在前16年年均增长9.7%的基础上，我国又实现了连续近30年年均8.3%的增长。在这样的增长速度下，2024年我国人均GDP按现价美元计算达到13445美元。按2024年世界银行的指标，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为人均国内收入14005美元，而人均国内收入与人均GDP在统计上虽有微小差异，但基本相同。因此，我国距离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仅差约4个百分点。

我一直讲，中国经济会持续发展。因此，外界常称我为“乐观派”。但我不认为自己是“乐观派”，而是“客观派”。因为“乐观”在本质上是个人预期高于事实，有点不切实际的一厢情愿，而我的许多预断事后基本实现，甚至还有不少低估之处。

回顾从1978年开始的46年，或从1995年开始的30年，中国确实是世界上同一时期内发展最快的国家，也是同一时期内唯一未出现系统性金融经济危机的国家。而且，中国不仅自身未出现金融经济危机，还在其他国家和地区遭遇危机时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拉动它们走出了危机。

例如，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东亚四小龙经历了30年的高速增长，但在1997年至1998年遭遇危机后，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东亚会从此一蹶不振，至少需要10年才能恢复。但事实上，中国保持人民币的汇率不变，为它们提供了稳定的汇率锚，并通过高速增长，拉动了它们在两年后就实现了复苏。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人们也普遍认为美国及世界各国将遭逢像19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尽管美欧等发达国家至今尚未恢复到2008年之前3%的增长水平，但美国能够实现每年约2.5%的增长，欧盟能够实现约2%的增长，很大程度上仍归功于中国每年为世界贡献30%增长的拉动。

在欧洲国家中，德国从2008年危机后复苏极快，被称为“德国的奇迹”。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撰文指出，德国之所以能在危机后复苏得最好，是因为中国的快速增长，通过贸易为德国创造了大量需求。

中国的发展不仅带来了我们自身收入水平的显著提升和生活质量的快速改善，同时也通过贸易拉动其他国家的发展以及从危机中的复苏，并且中国是唯一未出现过系统性危机的国家。然而，“中国崩溃论”一直此起彼伏。为何国际社会不看好中国？我打算谈三个主要问题：

第一，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从1995年起，中国经济为何能长期持续高速增长？

第二，为何在高增长的同时，国内外对中国经济却持悲观预期？

第三，中国的发展目前面临人口老龄化、中美摩擦等新挑战。那么，中国的发展前景究竟如何？

一、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内在逻辑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为何能发展得如此迅速？分析任何问题都应探究其本质。要了解中国经济为何能快速发展，就要先探究发展的本质。

发展的结果表现为人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而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前提是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这就需要新质生产力不断涌现。如何实现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和新质生产力的不断涌现？要求现有的产业技术不断创新，附加值更高的新产业不断涌现。这是新质生产力的来源，也是发展的根本决定因素。这一点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是相同的。

然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有一处重大不同。美国、西欧等老牌发达国家自工业革命以来，其技术和产业一直处于世界最前沿，所以这些国家要想继续创新，就必须自行发明新技术，创造新产业。发明的投入巨大、风险极高，若成功则一本万利，但大多数的发明尝试以失败告终。

因此，从工业革命至今，发达国家的人均GDP增长缓慢，在18世纪至19世纪初，每年平均增长仅为1个百分点，若将人口增长的1个百分点纳入考虑，则其平均经济增长率约为2个百分点。从19世纪中叶至今，尽管绝大多数新发明和新产业来自这些国家，但其人均GDP或平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仅为2个百分点，若算上人口增长，也仅为3%左右。但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尚未完全复苏，因此增长率普遍低于3%。

工业革命

根据熊彼特的定义，技术创新指在下一生产周期中所应用的技术相较于当前更为先进。产业升级则是指，在下一投资周期中进入的新产业，其附加值高于当前产业。发达国家之所以必须进行发明创造，是因为其技术水平已经是全世界最先进，如果不发明就没有新技术，如果不发明也就没有新产业。我们发展中国家同样需要努力进行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

然而，一旦我们理解了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定义，便会发现发展中国家目前所采用的技术尚不如发达国家先进，目前的产业附加值也较低，那么，为何不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引进发达国家附加值更高的产业呢？

因此，发展中国家在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方面有两种可能的方式。一种是自行进行发明创造；另一种则是利用后来者优势，引进、消化、吸收，作为再创新的来源。自行发明创造的成本非常大、风险非常高；而引进消化吸收的成本相对更低，风险也相对较小，因为所涉及的技术与产品已经成熟。

基于上述分析，若发展中国家懂得利用后来者优势，其技术创新的速度和产业升级的速度都有可能快于发达国家。从理论上讲，其发展速度有可能快于发达国家。但是具体能快多少，在理论上难以精确量化，需结合历史经验来分析。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追赶发达国家是众多发展中经济体的共同愿望。其中，有13个经济体较为幸运，实现了连续25年或更长时间的年均7%或更高的增长，相当于发达国家增长速度的两倍多。中国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成为这13个经济体之一，GDP实现了连续46年的年均8.9%增长，几乎是发达国家的三倍。若从人均GDP增长来看，中国在过去46年中的年均增长为8%，是发达国家的四倍。

因此，如果懂得这个道理，理解这个历史经验，就不难解释为何中国在改革开放后能够取得这么长时间的高速增长。

但是，如果说利用后来者优势是中国快速发展的原因，人们可能会问：中国应该自工业革命以后就具备了后来者优势，为什么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后才开始高速增长？原因在于，1949年建国后，出于当时内外条件的考虑主动放弃了利用这个潜力。

1949年新中国成立是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的，主观上存在迅速追赶上发达国家的愿望。当时，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是因为它们的生产力水平很高，有非常先进的产业，而当时的先进产业都是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和大规模工业，我们希望拥有同样先进的产业，同时，没有国防安全就不可能发展，这些先进的产业是军事工业基础。因此，一方面为了民族复兴的主观愿望，另一方面为了国家安全的现实需求，中国决定优先发展与当时发达国家同样先进的重工业。

上甘岭

然而，那些重工业都是资本密集型，中国当时属于资本短缺型经济体，所以发展那些产业有违比较优势。这意味着，我们的生产成本高于那些具有比较优势的先进国家，因此，为建立这些产业，政府须提供保护补贴。

我们想发展和发达国家一样的先进产业，但发达国家不愿轻易转让先进技术，尤其是那些受专利保护的技术，即使我们支付专利费用，发达国家也可能拒绝提供。这就如同当前美国对中国的技术“卡脖子”，当时中国也面临类似问题。如果不能引进消化吸收，中国就只能自行研发，我们的各方面基础不如发达国家，这意味着要承担与发达国家同等甚至更高的研发成本。其实是中国主动放弃了后来者优势。而且，政府为了给这些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保护补贴，必然会出现各种干预和扭曲，导致资源错误配置。一方面，我们当时选择了放弃后来者优势，另一方面，扭曲的资源错配导致效率低下。因此，即使后来者优势的潜力存在，我们未加利用，发展就会缓慢。

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后，我们国家才开始按照自己的比较优势以引进消化吸收来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能够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因。

二、为何“中国崩溃论”此起彼伏？

既然我们改革开放之后的发展成就有目共睹，为什么总有人不看好中国经济发展，每过几年就会出现“中国崩溃论”？

二次大战以后，无论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家，基本都在第一代革命领导人的领导下摆脱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地位，都怀着迅速赶上发达国家的美好愿望。如何赶上发达国家？当时的普遍看法就是必须具备与发达国家一样的生产力水平，而要达到这样的水平，就必须拥有和发达国家同样先进的产业。

因此，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其他发展中国家实行优先发展资本密集的重工业的进口替代战略，这些国家的资本相对短缺，在这些产业没有比较优势，所以，要建立这些产业也需要政府提供各种保护补贴。这实际上意味着这些国家放弃了后来者优势。而且，过度的政府干预和保护补贴往往导致资源错误配置，滋生寻租腐败。因此，这些国家的发展速度普遍缓慢。这也是为何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仅有13个经济体能够取得年均7%以上的增长，而大多数国家仍陷于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之中。

我国自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同时期，其他发展中国家经历了二战后的政治独立，经过一代人的努力，其国家面貌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因此，在我国启动改革开放之时，这些国家同样面临着与中国相似的挑战，包括收入水平低、经济停滞，以及各种社会经济政治问题。他们也开始逐步推进改革开放，虽然步伐比我们稍缓，但改革开放的趋势已成共识。

那些国家开始改革开放，就需要理论指导。当时国际上盛行的看法是，这些在二战后获得政治独立的国家，其发展成效不佳的原因在于过多的政府干预和扭曲，导致资源错配和寻租腐败，进而使得其发展绩效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当时主流的观点认为，发达国家工业革命能够取得良好的发展，是因为他们建立了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价格由市场决定，产权归私人所有。

市场决定的价格引导了资源的有效配置，私有产权激发了企业的积极性，而政府的责任主要限于教育、国防和安全领域。因此，当时的主流观点强调市场化、私有化、宏观稳定化和自由化的重要性。从理论角度审视，这些观点阐述得十分清晰，逻辑上也显得合理。

中国的改革开放没有完全遵循西方主流理论，而是采取了“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策略。对于国有企业，政府继续按照既定标准提供保护补贴，产权没有私有化；对于那些符合比较优势的新产业，允许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参与其中，并积极吸引外资企业投资。在这些新产业领域，价格机制基本放开，主要由市场供求关系来决定。在“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政策框架下，政府一方面保持了对经济的干预，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释放了市场力量。

在20世纪80年代我们开始改革开放时，国际社会普遍认为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因此要向市场经济过渡。当时普遍的观点是，若要向市场经济转型，就必须建立市场经济必要的制度安排，包括价格由市场决定、产权私有，以及限制政府职能于教育、国防、安全领域，这是华盛顿共识和新自由主义的核心理念。

当时还存在一个共识，即认为中国所采用的市场与政府双轨制配置资源的体制，是比计划经济更糟的制度。这种观点认为，由于计划价格偏低而市场价格偏高，这种差异将导致大量的寻租和套利机会，进而导致腐败横行、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以及社会风气恶化。双轨制比计划经济更差的观点甚至得到了理论模型的支持，发表在顶级学术期刊上，成为广泛接受的共识。

可是，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迅猛发展，过去四十六年间的年均增长率达到8.9%。需要注意的是，平均值8.9%并非指每年都为8.9%，在某些年份达到10%、11%乃至12%，而总会有一些年份比平均值略低。一旦国际社会注意到我国经济增长率低于8.9%的平均水平，特别是连续两三年持续下降时，便会出现所谓“中国崩溃论”。

章家墩几十年如一日地宣扬“中国崩溃论”

批评者会宣称我国的体制无法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进而断言体制本身的不可持续性。这种观点在国际媒体和学术界中传播，似乎有一定的说服力。因此，当国内经济出现下滑迹象，面临更多困难时，受国际舆论的影响，国内就可能出现动摇情绪。

然而，目前看来，那些坚信转型成功必须遵循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市场化、私有化、宏观稳定化原则，将政府职能仅限于保持预算均衡以此来维护宏观经济稳定的国家，反而普遍遭遇了经济崩溃、停滞，以及持续的危机，腐败现象更为严重，收入分配不均的情况也恶化。尽管理论架构看似完美，但实际成效却与预期背道而驰。

为何会出现此种情况？先前我已提及，在计划经济时期，政府需提供保护补贴以支持某些产业的发展。这些产业因违背比较优势原则，若无政府的保护补贴则难以生存，因此，一旦取消这些支持，它们便会衰败，进而导致失业和社会不稳定。此外，有些产业是不能允许其衰败的，例如电力和电信行业，它们需要巨额的资本投入。

虽然在1980和90年代，这些行业与比较优势原则相悖，但它们是国家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因此，电信和电力行业在当时得到了高度的保护。在涉及国防安全的领域，若缺乏必要的保护补贴，国家安全将面临风险，这一点在当前乌克兰局势中可见一斑。

因此，即便在私有化情况下，尽管表面上取消了保护补贴，实际上仍需通过各种手段确保其获得必要的支持，但当私有企业获得补贴时，其寻租行为可能更为积极，因为企业家可以将获得的补贴合法地作为其收入的一部分，在国有企业中，若将补贴转化为个人利益，则构成腐败，一旦被查处，将面临法律制裁。

基于此，我将这种现象称为政策性负担。国有体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少寻租行为和腐败现象。以电力等自然垄断行业为例，在东欧、苏联、拉丁美洲等地，私有化后往往形成寡头经济，利用其垄断地位获取高额利润，进而影响政治生态。

因此，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那些按照主流理论进行转型的国家，并未如理论所预期的那样，在取消政府干预、价格扭曲和国有产权私有化后实现效率提升和快速发展。相反，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低于转型前的1970年代和1960年代，且经济危机的频率更高。

而中国采取了新旧并行“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策略，保持了经济的稳定。同时，新方法借助后发国家的后来者优势，实现了稳定与快速发展的双重目标。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资本迅速积累，经过三四十年的积累，许多原本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已经转变为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一旦产业符合比较优势，便无需继续提供保护性补贴。这正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原因所在。因此，我们的渐进式双轨制改革，确保了经济的持续稳定与快速发展，并为我们顺利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创造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三、中国的未来发展前景如何？

目前，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存在一些悲观的看法。原因主要基于两方面：一是人口老龄化，二是中美摩擦。在国际上也出现了“中国见顶论”的论调。

那么，我们的发展前景究竟如何呢？我认为，这主要取决于我们的发展潜力。如果我们能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仍然能够实现快速发展。

中国的发展潜力如何衡量？如前所述，我们快速发展的原因是利用了后来者优势。但是有人质疑，经过了四十多年的快速发展，我们的后来者优势是否还足够？

一种观点是，亚洲四小龙利用后来者优势实现了约20年的8%～10%的增长，而我们已经实现了四十五年的年均8.9%的增长，潜力似乎即将耗尽。另一种观点是，那些曾经利用后来者优势实现高速增长的国家，当其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达到14000美元时，经济增长速度普遍放缓，降至与发达国家相似的3%左右。

亚洲金融危机

据此，有人认为中国也将如此。如果中国仅能有每年3%左右的增长，那将不可能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这是“中国见顶论”的一种理论依据。

但实际上，我们是否仍具备后来者优势，不取决于我们利用该优势的已有时长，也不取决于我们现在的绝对水平有多高，而是要看我们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还有多大。这才是后来者优势的根源。看问题应看本质，而不能停留在表象。后来者优势的本质，正是我们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后来者优势能够带来更快的发展，但究竟能发展多快则需参照历史经验。我自2019年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当时，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我国人均GDP为美国的22.6%，这相当于德国在1946年、日本在1956年以及韩国在1985年与美国的差距水平。这三个国家在其与美国存在类似差距时，均表现出色。

德国在1946年至1962年的16年间，平均年经济增长率为9.4%，人口增长率为0.8%，因此其人均GDP增长率为8.6%。日本从1956年至1972年的16年里，平均年经济增长率为9.6%，人口增长率为1%，人均GDP增长同样为8.6%。韩国在1985年至2001年的16年间，尽管遭遇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有负增长，但平均经济增长率仍达到9%，人口增长率为0.9%，因此人均GDP增长率为8.1%。鉴于历史上同类优势带来的增长，我们利用与美国之间的技术差距，理应在从2019年起的16年里有人均GDP年均8%的增长潜力。

至于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事实上，所有发达国家均进入了人口老龄化阶段，但在过去一百多年间，这些国家的人均GDP增长并未因此受到影响。为什么老龄化对人均GDP的影响微小？老龄化最主要的表现是使劳动力增长速度放缓，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并非劳动力的数量，而是有效劳动的数量。

有效劳动是劳动力数量与劳动力质量的乘积，而劳动力质量主要取决于教育水平。即便人口老龄化导致劳动力数量增长减缓，但如果新进入市场的劳动力受教育水平较高，那么有效劳动可以不下降。况且，人口老龄化并非不可预见的“黑天鹅”事件，早在10年前、20年前就能够预测到，因此，国家完全有时间在老龄化到来之前增加教育投资，从而确保有效劳动基本保持不变。

当前我国劳动市场的平均教育水平为10.4年，退休人员的平均教育水平大约为6年，而新进入的劳动力则拥有14年的平均教育水平。发达国家尽管普遍有人口老龄化问题，但能保持人均GDP的稳定，原因正在于此。因此，中国在从2019年至2035年的16年间，利用后来者优势应该会有8%的增长潜力。

新一代劳动力，受教育水平明显提高

不仅如此，中国还拥有一个当年的德国、日本、韩国所不具备的优势，即第四次工业革命。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特征是人工智能和大数据，这些技术的特性是研发周期很短。研发周期短意味着资本投入相对较少。

以DeepSeek为例，仅需几百人和三四年的时间，所以资本投入相对较小。我国目前的人均收入为13445美元，尚未达到高收入国家水平，与美国的人均85000美元相比，其资本实力显然更为雄厚。然而，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研发周期短和资本投入少的特点，使得人力资本成为更关键的因素，而资本相对少已不构成我们的劣势。人力资本包括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等领域的教育所获得的能力，这些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要素。在这些学科，我国每年有超过600万的大学毕业生，这一数字超过了七国集团的总和，因此我们拥有显著的人才优势。

而且，我们拥有国内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我国国内市场为世界最大，这为任何新产品或技术提供了迅速实现规模经济的可能。

此外，我国拥有全世界最完善的产业配套。以特斯拉为例，作为新能源汽车的先驱，在美国发展了十几年，最高年产量也未超过3万辆，一度濒临破产。2019年在上海浦东建厂，2020年产量即达到48万辆，产量的迅速扩张使得特斯拉的市场估值飙升至6000亿美元，相比之下，克莱斯勒、通用和福特三家传统燃油车制造商的市场估值总和仅为1500亿美元，是特斯拉的四分之一。特斯拉之所以在中国能够如此迅速地发展，正是得益于我国完善的产业配套。即便在软件方面，目前美国下载量排名前5的应用中，有4个来自中国。

综合以上来看，我国在2035年之前具备8%的增长潜力，这并非高估。

或许有人会提出疑问，美国对我们采取技术限制措施，我们在技术引进受阻的情况下是否还能依赖后来者优势？其实，我们所需引进的技术中的大部分，美国都不是唯一供应者，其他一些发达国家同样拥有这些技术，并且愿意与我们进行交易。因此，尽管存在“卡脖子”，但这种情况少之又少。既然如此，我们有足够的底气相信，通过新型举国体制，短则3年，长则5年，这些技术我们基本上都能实现突破。华为就是最明显的例子，作为第一家被列入实体清单的企业，它依然保持着良好的运营状态。

昇腾芯片规划发展路径

到2035年之前我们仍有8%的增长潜力，但要将潜力转化为现实，我们仍需克服包括人口老龄化在内的一系列困难。尽管人口老龄化不会影响增长潜力，但其对社会的影响不容忽视，需要我们妥善照顾老年人群体。美国的“卡脖子”措施虽不会使我们陷入绝境，但面对限制时，我们必须拥有足够的资源进行技术攻关。同时，我们还需追求高质量发展，并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

尽管如此，我个人的看法是，在8%的增长潜力下，我们在2035年之前实现年均5%～6%的增长是可能的。若以同样的方式分析，在2036年至第二个百年目标的2049年期间，我们应有6%的增长潜力，可以实现3%～4%的增长。若能如此，到2049年，我国人均GDP有望达到美国的一半。

一旦我国人均GDP达到美国的一半，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就会实现。我们现在定的目标是到2049年将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虽然党的二十大未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具体人均GDP数值，但我们可以进行合理推断。

2019年，全球有70个高收入国家，其中28个国家的人均GDP达到或超过美国的一半，这些国家包括工业革命以来的强国，如西欧国家、美国、加拿大，以及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以色列，还有以金融或博彩业获得高收入的摩纳哥、列支敦士登等国。我预计，当2049年我国人均GDP达到美国的一半时，我国将跻身世界强国之列。

届时，中美关系也会得到改善。原因在于，美国现在对我们发起贸易战和科技战，前提是其在科技和军事领域的实力强于我们。而到了2049年，当我国人均GDP达到美国的一半时，国内经济比较发达的北京、天津、上海以及东部沿海的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五省，其人均GDP有望与美国持平。这三市五省的人口总和约为4亿多，略高于美国当前的3.3亿人口。

美国同样面临人口老龄化，靠移民其人口增长速度快于我国，但到2049年时其人口应该还少于4亿，我国三市五省的经济体量将略大于美国，而人均GDP水平相当，这意味着这三市五省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和平均产业技术水平与美国持平。因此，届时我国在体量上略胜一筹，在技术上与美国并驾齐驱，美国将无法再对中国施加技术上的限制。这是其一。

其次，届时我国的经济体量将是美国的两倍，而美国的高科技企业不能没有中国市场。因为高科技企业需要巨额的研发投入，而投入后如果有幸成功，之后的利润大小取决于市场的规模。中国市场的规模是美国的两倍，若失去中国市场，美国高科技企业的盈利可能从高盈利转为低盈利，甚至不盈利。

若企业无法盈利，企业管理者的领导地位将难以维系。高科技企业需要持续而大量的研发投入，而高盈利是持续投入的保障。高科技产业的竞争相当激烈，因此，中国市场对美国高科技企业而言生死攸关。

同时，若美国老百姓无法获得来自中国物美价廉的产品，其生活质量将直接受到影响。而且，众所周知，贸易是互利共赢的，小经济体从中获益更多。当前，美国频繁使用贸易战手段的主要原因是我国经济体量与美国相当，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经济规模约为美国的1.3倍，而按市场汇率计算则约为其65%至70%。因此，双方的经济规模孰大孰小尚难定论。加之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优势，使其能够对我国施加技术限制。然而，到了2049年，美国将无法在高科技领域对我们“卡脖子”，其经济体量又小于我国，中美贸易对美国的好处将超过我国。

因此，美国到那时一方面无法限制我国，另一方面与我国保持良好关系将对其更为有利，中美有条件实现和平共处。世界最大两个经济体的和平相处，将成为世界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