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一凡：另起炉灶？承上启下？新安全格局下，未来五年需关注这些方面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于10月20日至23日在北京召开。会议主要议程为：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作工作报告，并研究提出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这标志着我国发展布局正由“十四五”阶段迈向“十五五”新阶段。

在“十四五”期间，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经济经历了国内外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挑战，也在许多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而这些经历也让发展与安全问题成为下一个五年计划考虑的重点之一。观察者网连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北外讲席教授丁一凡，请他从安全与发展的角度，细致分析“十五五”期间我们面临的挑战与希望达成的目标。

【对话/观察者网 唐晓甫】

观察者网：10月20日至23日，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本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审议并通过“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指引方向。长期以来，发展是我们的第一要务；中央政治局近日召开会议也强调，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强化底线思维，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从宏观层面，近年来我们如何针对性地统筹发展和安全？怎样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取得了哪些成效？

**丁一凡：**感谢观察者网的邀请。我们正在规划未来五年的发展方向与步骤，就应先回顾“十四五”阶段在统筹安全与发展方面做了哪些工作、取得了哪些成果，还存在哪些不足，以及下一步该在哪些环节发力。就此而言，“十四五”在统筹安全与发展上确实收获颇丰。

9月华为公开其AI芯片升级路线图

第一，在产业链优化与升级方面，我们做了实打实的努力：既推动传统产业链的技术改造与升级，又打造并完善自主可控的新型产业链，同时切实提升了产业链安全韧性。回看这几年，拜登政府时代，美国就持续对中国产业链“下手”、试图“卡脖子”；特朗普政府时代，美国在关税等方面的做法更为露骨和彻底，企图以加征关税打断我们的供应链。但事实证明，我们的产业链韧性与安全水平依旧保持在较高水平，保持了运行的稳定，这正是“十四五”一系列举措共同发力的结果。

第二，在以科技创新引领发展方面进步显著，特别是在通信、高端制造、生物医药等美方重点“卡脖子”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以至于美国方面出现明显慌张的情绪。因为这些赛道原是其传统优势与高利润来源，如今中国在这些赛道的高速发展已对其优势形成实质性威胁，这从反面印证了“十四五”以科技创新驱动发展的显著成效。

第三，中国在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方面成效突出：一方面加快完善顶层设计与安全法治体系，实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另一方面在风险监测、预警与处置上建立并完善国家安全风险监测机制与体制，显著提升对外部攻击与内部隐患的识别、防范与应对能力，在“十四五”期间，我们也狠下功夫，强化了事后处置的及时性与有效性。

第四，在现代产业体系建设上持续用力。“十四五”提出的“制造业强国”“质量强国”“数字中国”等任务均取得长足进步，并带动绿色发展在全球“一枝独秀”。其间我国太阳能、光伏、核电、水电等清洁能源装机与占比快速提升，光伏等清洁能源装机总量占全球超过40%，且增势明显。在粮食安全上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同时统筹能源安全，相关能力持续增强。

总体看，“十四五”既提升了生产力，也为发展提供了更加充足的安全保障，这些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成就。基于此，“十五五”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对“十四五”的延续、深化与升级。当然，虽然我们在粮食、能源、可再生能源与技术安全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但薄弱环节依然存在。“十五五”时期仍需进一步补短板、强韧性、提质量，持续完善安全保障体系，为高质量发展夯实更坚固的底座。

观察者网：对中国而言，金融、科技、能源、粮食等安全议题都与发展休戚相关。先谈金融，金融安全正成为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与发展的关键议题。对内，地方债、房地产等一系列金融风险仍在；对外，则要面对美国的金融战、稳定币冲击与资本外流等挑战，以及美国等经济体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可能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压力。站在“十五五”的时间窗口，您认为我国金融安全面临的最重要挑战是什么，应如何应对？以实现包括人民币国际化在内的目标？

**丁一凡：**这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我们需要明确“十五五”期间的金融风险点。我认为下一阶段的主要压力仍集中在地方债与房地产上：部分地方政府在高速发展期累积了大量债务，其中相当一部分属于隐性债务；伴随房地产市场失速，这些隐性债务正逐步暴露。若处置不当，仍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触发系统性风险，进而影响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行。

为此，国家已投入大量力量，“十五五”期间仍将持续推进处置，重点放在各类不良债务的化解上；尤其是隐性债务，需要“打包”统筹，考虑以专门机制来集中出清。这一思路可以参考20世纪90年代剥离国有银行不良资产的做法，当时我们通过设立专门机构集中清理、化解存量风险，让银行“轻装上阵”。随后，中国迎来了一轮加速增长。现在要重塑市场信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十五五”能否有效解决不良债务；若能卸下这副“包袱”，中国经济仍有望进入增速较快的发展周期。

90年代建立的四大资产处理公司

其次，外部金融风险，尤其与美元霸权相关的金融风险同样突出。当前美国对中国崛起心存忧虑，借助其货币与规则优势对我发动多种形式的金融战：对企业实施“长臂管辖”和金融制裁，限制参与国际项目与市场，增加我方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部分中概股与境外资产的安全性也因此承压。

同时，美国推进包括稳定币在内的多类金融工具，客观上会诱发资本外流，令部分投资者误判外部市场“有机可乘”。在当下，我国中产群体壮大很容易受到这类新型金融产品的诱惑导致风险，因此“十五五”规划必须提前部署、强化预防。

人民币国际化在“十四五”期间已取得长足进展，但在支付、储备以及金融产品定价等方面，与美元乃至欧元仍存在差距，后续仍需发力。跨境支付上，我国应推动CIPS与SWIFT“同场竞技”，扩大CIPS的实际使用范围，吸引更多境内外主体接入，拓展人民币的应用场景。同时我们需要丰富境外可投资的人民币资产与产品，提升人民币资产的可投资性与吸引力，推动国际化更顺畅地向前。

但也要同步防范由此带来的新风险，海外人民币使用规模上升势必对国内市场形成反馈，其强度有待持续跟踪评估。一方面要像前述安全体系建设那样完善预警与监测，另一方面健全应急处置机制，一旦发生突发情形能及时止损、快速响应——这同样是人民币国际化必须高度重视的关键一环。

总体而言，“十五五”期间可以在四个方面发力：

其一，强化金融风险监管与防范体系，对房地产、债务以及各类新型影子银行与新金融产品实施更有力的穿透式监管。

其二，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就要做强本币结算与跨境结算能力，推动我国独立的跨境银行间支付系统CIPS的全球布局与推广。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业，必须认识到这关乎国家发展战略，需要大家一起积极行动起来。

如果我们的银行、金融机构都对这事不上心的话，那将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而且今后我们要让银行认识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既是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配合国家大局的责任，也是盈利机会的事情。

其三，提升金融市场韧性、丰富可用金融产品、做深做大市场“水池”。金融市场就像水池，水越深，外部风浪起时越不致波动失序，因而要持续推进高水平开放与改革，以更好承受外部冲击。因此，未来我们需要持续推进金融市场开放与改革，做大做深“水池”，以更好承受外部冲击。

其四，深化国际合作，既提升海外投资的收益与安全，也反向促进人民币国际化；重点与“一带一路”沿线开展多层次协作，尤其加强人民币结算合作，推动货币往来与对接更加高效，并在此基础上强化结算体系的互联互通，逐步降低对西方主导全球支付体系的依赖。

观察者网：在中美贸易战、科技战的语境下，科技安全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尽管我国尚未实现高端AI芯片全产业链的完全国产化，但通过加速科技创新、培育多元创新主体、构建自主可控的创新体系，我们一方面加快了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步伐、有效防范了“断链”风险，另一方面也把创新成果转化为新质生产力，在全球价值链中赢得了更有利的位置。站在“十五五”的时间窗口，您认为中国科技安全的着力点将落在何处？我们又会在哪些方向实现进一步发展？

**丁一凡：**这个问题近来的各类报道已讲得相当清楚，概括起来有几条主线。

第一，关键技术必须实现自主可控。上一阶段的经验表明，美国不断尝试在要害环节“卡脖子”，并借“长臂管辖”限制欧洲、日本向中国出口相关技术与设备；因此我们必须集中力量攻克所有“卡脖子”的技术瓶颈。

我国在半导体制造方面已经取得了部分突破

以高端芯片为例，围绕GPU，我们在“十五五”期间肯定会系统布局：从半导体设计软件到高端制造等关键环节都要设定明确目标、加速推进，力争取得实质性进展。同时，我们不会简单复刻美国那种相对单一的技术路线，美国更偏向一味堆算力、扩数据，而我们强调全体系的架构能力。

以华为为例，其路径并非仅靠芯片算力与数据的线性叠加，而是通过整体架构升级提升系统性算力，反而效果更优。

最近还有个有趣的实验，在近期Alpha Arena发起了AI加密货币交易实盘竞赛，该竞赛让DeepSeek Chat V3.1、Qwen3 Max、GPT-5、Gemini 2.5 Pro、Grok 4和 Claude Sonnet 4.5同台比拼。每个模型初始资金1万美元，从定量角度，观察各个模型的投资表现。截至北京时间21日上午，DeepSeek依旧在炒币大赛中保持领先。

北京时间22日下午17时，在炒币大赛中，只有来自中国的两个大模型暂时维持了正收益

这一竞赛再次说明，中国完全无需迷信美国当下鼓吹的那一套路，我们完全可以在 AI的发展道路上探索并坚持更适合自身的新方法。

一个显著的优势是，我国不少大模型采取开源策略，海外企业、机构与个人都可免费使用，这为我国大模型训练获取更充足、更多样的数据提供了基础，使我国模型在数据处理上的覆盖更丰富，进而加快了AI的培育与演进。这一趋势已在发生，预计“十五五”期间会更加明显，并进一步推动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取得更大突破。

第二，要持续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布局与建设，做强国家实验室、高水平研究院与科技领军企业，“十五五”会进一步强调并发挥这方面的作用与效能。

第三，优化科技创新生态与体系。当前我国在行政管理、成果转化与流转、机制衔接等方面仍有待完善。科技创新需要跨学科交叉与协同，我国的现有科研管理行政体制上还有优化空间。只有把体制机制理顺了，才能塑造更加健康有序的创新生态。

第四，当前前沿技术已多次触碰伦理边界。无论基因编辑、大数据处理还是人工智能，都伴随道德风险与滥用隐患。对于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提出清晰的中国立场，在国际合作中贡献中国的伦理框架，夯实科技发展的道德底座。一旦脱离伦理，未来路径可能会变得危险，“十五五”对此必然会有所回应。

最后，继续强化科技安全预警、风险防范与应急处置等工作。这些方面将持续推进，并在“十五五”中得到进一步体现。

观察者网：有意思的是，就在我们加强科技安全建设的同时，新加坡总统尚达曼10月15日在IMF总部声称，中美关系要找到稳定的平衡点，关键在于中国能否继续与美国、欧洲及其他主要科技体互相依靠，而不是走向完全自给自足的路线。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丁一凡：**中国是上一轮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因此始终坚定支持全球化进程；当下我国也在通过“一带一路”、“全球发展倡议”等多条路径，积极探索进一步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方式。需要强调的是，近年来我们之所以不断强化“自主与安全发展”，并非主观偏好，而是在外部压力下被迫作出的选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持续对华施压、试图“卡脖子”，并把中国排除在其主导的体系之外。这不是中国所希望见到的，但是他们一直在做的。

新加坡总统尚达曼在IMF总部发表演讲

我们更强调自主发展，某种程度上接近一些国家口中所担忧的“自给自足”，纯属防范极端情形的不得已之举。即便如此，中国并不寻求走向全面自给自足；但在确保安全、避免被他国“卡脖子”方面，我们必须下硬功夫，这是确定无疑的。

新加坡领导人出现相关表述可以理解。长期以来，新加坡在中国与西方之间扮演桥梁角色并从中受益；如今西方推动对华“脱钩”“去风险”，新加坡由此获得的红利减少，同时又常被要求“选边站”，处境艰难，因而发出这样的担忧并不意外。新加坡最不愿看到的，是中西方演变为两个完全割裂的市场体系。一旦如此，新加坡夹在其中将难以立足，所以才会有此类声音。

但也应看到，中国既不可能、也无法单方面主导事态的全部走向。我们的期望是：西方若在对华“脱钩”尝试中以失败告终，能够吸取教训，回到合作的轨道上来。然而我们无法保证某些西方政治精英不会继续推进“自杀式”的政策。毕竟他们将中国视作“威胁”，甚至会做出违背常识、违背自身利益的决策。在我们看来这些是“自杀性”的，但不能排除其发生。

因此，中国是否会进一步走向更强调自主、自力更生的路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西方对中国快速崛起的反应。

观察者网：能源安全一直是中国关注的重中之重，长期以来为应对极端条件下的能源困局，中国不断推进新能源转型、多样化能源进口等诸多策略。您认为我国能源安全情况如何？在推进包括雅江水电站在内的超级工程以及我国可控核聚变能源技术获得突破的背景下，“十五五”期间中国能源建设会有什么发展？

**丁一凡：**确实，长期以来，能源是我国发展的关键议题。

一方面，我国当前能源安全仍有短板。就传统能源而言，我国对外依赖度偏高，对外部地缘政治风险敞口较大。国内石油需求约七成依靠进口，天然气进口占比约四成。这意味着一旦全球地缘冲突扰乱供应链，我国能源安全将承受较大压力。

为此，我们已在中东、非洲、美洲、俄罗斯、中亚等实现能源进口的多源布局，通过以能源进口多元化为重要抓手，力图把区域性冲突的影响控制在“波动而非断供”的层面。但必须承认，多元化并不能根除结构性脆弱，我们仍需持续降低化石能源在整体能源结构中的占比，以增强国家能源安全韧性。

另一方面，国际能源主要由期货市场定价，我国在相关市场的话语权仍显不足。尽管我国既是化石能源消费大国，也拥有本土能源期货品种，但与纽约、伦敦等国际中心相比，市场体量与人民币对能源的定价能力仍弱。

上期所定价能力依旧不足

这意味着，我国能源供应的金融安全风险在增加。在金融剧烈波动期，能源作为一种资源会出现“能买到但很贵”的情况，其价格可能成倍攀升，对我国经济金融安全构成宏观层面的挑战。“十五五”期间，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持续谋划并稳步化解。

第二个层面是新能源。我国新能源发展势头强劲，全球占比处于领先，但就国内“总盘子”而言，新能源供应占比仍偏小，短期难以完全替代化石能源。因此必须进一步加快可再生与新能源的布局和消纳能力建设。对此，我国在包括水电等各类可再生能源均有宏大规划。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相关规划在落地层面仍面临若干技术与系统性难题，例如电力系统在稳定性方面要求高，且对极端气候仍然敏感，大风、霜冻、冰冻等天气会影响供给（2008年高压输电线路覆冰损毁的教训）；新能源发电峰谷错配的平衡机制也亟待破题。而除了持续扩大风光水核装机占比，我们更要在运行与调度体系上取得更大进展。

传统能源的“升级换代”同样是“十五五”期间重要的系统性任务。煤、油、气在我国能源结构中仍占较大比重，如何通过技术进步提升能效、降低排放，是我国能源转型的重点方向，“十五五”规划也会予以关注。

即便未来发电规模有望达到三峡三倍的雅江水电站建成，也仍需与光伏、可控核聚变发电技术等统筹协同，打造高韧性的电力网络，通过多种可再生能源的有效互补显著提升供电稳定性。这些工作需在“十五五”阶段加速推进，注重系统协同的综合效应。

总体而言，“十五五”将突出构建多元清洁能源体系，实现电源结构多元化并增强电力系统韧性，确保在各种扰动下依旧安全稳定运行。

在可控核聚变方面，未来五年同样至关重要，在“十四五”期间我国已取得多项进展。根据计划，我国力争在“十五五”期间让实验堆实现运行并具备发电能力。虽然根据规划，可控核聚变走向商业化大致要到2050年，但在2025—2030年这一阶段，我们的实验堆就有望实现电力输出，这既是能源层面也是技术层面的里程碑突破，亦是“十五五”的重要发力方向。

观察者网：补充一个小问题。您刚才提到，人民币在能源期货市场上的定价能力仍然偏弱。这也让我想起不少网友热议的“电力人民币”。在您看来，“电力人民币”是否可行？未来人民币应当或可能以何种资产作为锚定物？

**丁一凡：**所谓“电力人民币”更多只是一个非常遥远的设想。首先，电力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跨国通用商品，“石油—美元”之所以成立，并不只因石油重要，更因其方便性。石油是一种可以全球交易、各国普遍需要、并作为标准产品在统一市场上买卖的商品，因而才能成为国际金融市场的标的和美元的锚。

现阶段人民币与电力挂钩存在很多问题。最关键的问题在于，电力高度地域化、不可大规模跨境流通。我国电力主要在国内消纳，无法用中国的电力去支撑全球层面的锚定与定价。即便未来我们向周边或东南亚、俄罗斯供电，哪怕在周边国家实现“按人民币定价”的模式，也难以形成类似“石油—美元”的全球性定价机制。

换言之，“用中国电力为人民币定价”想象力十足，但落地极难；电力与石油完全不同，不具备可在全球自由搬运与配置的灵活性，而由于其作为标准化商品的流动性不足，也会使其所锚定的货币难以实现全球流转。因此，以电力为人民币定价在现实层面面临诸多难以逾越的困难。

所以人民币的“锚”更应体现为与更多的大宗商品的联动，才能实现与实体经济的锚定。不过，我认为，“为人民币寻找锚定物”只有在人民币要全面替代美元时才需要严肃讨论；在此之前，人民币是否稳健，主要是相对于其他货币来衡量。

人民币未来的受欢迎程度取决于几方面：其一，全球对中国商品的真实需求。如果更多国家以人民币结算中国制造，人民币的实际使用场景与深度就会随之扩大。可以说，中国制造在全球市场的份额与地位多大，基本决定了人民币使用的广度与深度。

其二，人民币相对其他货币的购买力稳定性。购买力越稳健，越受青睐。当前美国与欧洲通胀高企，美元、欧元购买力走弱；即便美元利率更高，也常抵不过通胀侵蚀，持有意愿自然下降。反观中国，通胀长期低位，国内不少经济学家甚至时常讨论中国的通缩风险。

从数据上看，中国经济多年维持1%多、连2%都不到的通胀，使人民币购买力基本不受损。时间一长，更多经济体会意识到这一点，自然更愿意持有与使用人民币，人民币也会逐步成为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强通货”。

西德马克是欧元的基石

这一逻辑在历史上并非没有参照。20世纪70年代，美元作为石油计价货币叠加美国通胀，推动油价暴涨，形成“美元—石油—通胀”的联动。这就导致，如果一国对美元依赖越深，经由以美元计价的石油输入的通胀压力就会越大。

而彼时尚未统一的西德凭借强劲工业与低通胀，西德马克购买力始终保持坚挺。由于使用西德马克就不会引发通货膨胀，反而会抵制通货膨胀，使得物价稳定，不少欧洲国家不自觉地以马克替代美元，这使得西德马克成为他国的首选货币。

当时的西德马克并没有高调推动“国际化”，但是其依旧凭借稳定购买力赢得市场。我们完全可以借鉴这一路径：只要中国保持低通胀，让人民币的购买力损耗显著小于美元、欧元等所谓“硬通货”，人民币就会在全球通胀环境中受到追捧。

观察者网：粮食安全也是长期以来大家重点关注的对象，近年来我们不仅实现了主粮供应自给自足，还实现了副食品进口多元化。在“十五五”期间，我国粮食安全问题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实现发展？在一个二氧化碳工业合成淀粉成为现实，以及降雨带北移、新疆内陆可开展海产品养殖的时代，粮食生产安全是否已高枕无忧？

**丁一凡：**粮食安全也始终是我们的重点关切。中国是拥有14亿多人口的人口大国，粮食安全不仅关乎能否“吃得饱”，更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年提出“18亿亩耕地红线”等举措，正是为保障这一底线。

就当前而言，随着农业技术进步，我国粮食产量较当年已提升数十倍。我当年下乡种过粮，那时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可能只有现在的1/5到1/10，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例如玉米等作物，近年来密植与良种带来的增产效果十分显著。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的粮食生产确实实现了长足进步。

但面向未来，我们仍然要关心粮食安全，而且关注重点不能只停留在“产量多少”，更要转向“品质如何”。随着居民生活水平提高，民众的消费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对粮食品质的要求显著上升。从国家发展战略看，土地利用诉求也在调整，因此必须更加重视土地的承载能力。

未来，我们需要在确保产量的同时提升粮食品质，而粮食品质与种植过程密切相关。化肥、农药、生物肥、复合肥等投入的种类与用量，都会影响土壤健康与作物品质。由此可见，农业安全与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不只是“数量问题”，还涉及“质量问题”，并深受生产过程管理的制约。

在生物技术方面，无论是杂交育种还是转基因技术，现在都出现了超出当年预期的新变化。下一步我们需要对转基因等技术进行再评估，同时统筹解决化肥、农药的使用强度、生产能力与产品质量，形成一体化的解决思路。这也是“十五五”期间中国粮食安全和发展的“重头戏”。

粮食丰收

总之，未来粮食安全与发展，重心不仅在于让14亿多人“吃得饱”，还要实现粮食与土地的协同发展。要避免为追求产量而透支土壤、造成土地质量大幅下滑。同时在此过程中，我们要确保生产安全可控，防止过量化学投入对土壤与粮食品质带来负面影响。

观察者网：“十四五”期间，中央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对未来发展的统筹能力，推进了包括财税体制改革等诸多改革，并对包括高铁在内的重大投资项目的审批和建设进行了节奏调整，强调了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制定的发展政策体系的“两重”政策框架，形成了“当年投入+跨年接续”的资金管理模式。2025年主要省市公布的重大项目投资计划包括：川藏铁路、西部陆海新通道、沿江高铁、京昆高铁等项目；此外，国家水网、新能源大基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东数西算”工程，也将成为重点。您认为，“十五五”期间这些项目将解决哪些安全问题，实现怎样的发展？

**丁一凡：**这些大型基础设施将对完善全国基础设施版图、加快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发挥重大作用，而国家在推进相关工程建设中也将更加突出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取向。

预计“十五五”期间西部地区将着力提升铁路与水网的协同配套与综合利用能力，推进能源供给网络、电力网络以及算力基础设施的布局，同时新建大规模管网。现在我们看到，西部正在集聚大量大数据中心与算力集群以承接“东数西算”，而算力运行本身就需要稳定而充足的西部电力支撑。

随之而来的关键在于，如何高效把东部海量数据传输到西部以充分释放西部算力效能。为此国家需要加大投入，完善东西向信息“高速公路”；否则，西部超大算力基础与东部庞大算力需求之间的对接仍将受限。

除信息与能源底座外，“十五五”期间还将通过新开通与升级运河、打通水网关键节点来强化水路运输。中国自古以来就重视水运，早在千年前，我们就深刻意识到水运的效率优势；若进一步疏通水系、完善运河网络，让水运在综合交通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可显著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毕竟水运相较公路、铁路更具成本优势，增加水运比例可以提升社会全要素生产率、压低综合成本。

同时，水网、运河网与多式联运通道的联动将更有力地推动统一大市场发展。统一大市场运行后，配置效率提升、韧性增强，区域间资源要素更趋均衡。过去许多因基础设施短板而难以分享统一市场红利的地区，在相关设施建成后将自然受益，进而提升中国经济整体韧性。

航运成本依旧是最低的

自房地产泡沫破裂以来，经济阶段性出现内生需求偏弱。此次国家成体系、成规模的基础设施投入，实质上以公共需求弥补私人需求缺口；在房地产下行压缩私人需求的背景下，需要以公共需求对冲下行压力，为经济重新培育与重塑增长动能。

观察者网：我们看到，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甚嚣尘上，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也面临不少绕不过、躲不开的深层次矛盾。对于普通人来说，如何适应新安全格局下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个关乎切身利益的问题，您能否从宏观角度给出一些建议呢？

**丁一凡：**这件事因人而异，难以开出一剂“通用药方”。当下经济本就多变，受多重因素同步冲击，不可能用一套统一处方加以应对。但仍有一些可遵循的规律，能帮助我们在未来的变局中保持相对稳定。

以往我们习惯在学校获得一套固定知识，走上工作岗位后靠这套存量知识维持晋升与收入；而在一个通信基础设施完善、互联网与人工智能高速演进的世界里，沿着这条路径走旧路将越来越难。未来，我们的知识结构必须扁平化、多元化，真正把“终身学习”落到实处。

每个人都需要拥抱“终身学习”，承认从小到大累积的那点知识存量远不足以应对未来变化，在任何阶段都要跟上社会进步，对新事物、新现象、新知识保持兴趣，善用多种渠道持续学习，不断拓展认知边界。

只有不断补充新知识，普通人才可能在高速运转的社会中持续适应；若固守单一技能、只会做一件事，未来立足会愈发困难。应对快速变化的关键能力，是持久的好奇心与学习能力。

同时，还要调整心态。不要因为社会与经济模式的更迭而陷入焦虑，更不要因焦虑而一味留恋于过去。很多人遇到问题时会怀念旧模式里的舒适区，抱怨当下、说怪话，但这并不能解决问题。

个体在大趋势面前确实渺小，无法逆流而上，因此更需要以积极心态迎接变化。在格局既已改变的前提下，作为个人，我们需要思考如何顺势而为，在新的社会形态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与未来前进方向。大多数人需要换个心态，认识到变化并不可怕，反而可能带来更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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