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绍光：中国当下的成就与理念，是对撒切尔夫人“别无选择”之论的有力回应

2025年10月16日，由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东方学刊》、观察者网、底浪文化与上海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共同主办的“2025思想者论坛”在上海成功举办。本次论坛亦为庆祝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成立十周年，并以“中国话语与世界秩序的重构”为主题，深入探讨中国与全球面临的重大议题。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系荣休讲座教授王绍光在演讲中指出，全球思想版图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变迁：从二战前的“众声喧哗”，到战后美苏两大阵营的“自由对民主”二元对立，再到1960年代后因中苏分裂形成的三足鼎立，直至1990年代后“历史终结论”短暂主导世界。2008年金融危机标志着自由市场与自由民主神话的破产，世界正重回思想多元竞争的时代。

王绍光强调，真正的中国话语不应局限于讲述中国故事，而应是由中国人提出、与世界互动形成的普遍性理论体系，这是未来几十年中国思想界面临的最大挑战。

以下内容整理自学者的演讲实录，仅代表发言人观点，供读者参考。

王绍光

王绍光：

我想谈谈全球思想版图的变迁。从19世纪末到1945年二战结束前，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思想版图呈现出“众声喧哗”的状态，各种主义纷纷涌现。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人都知道，当时中国出现了无数种思潮，毛泽东本人也曾信仰过好几种主义，最终才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期，世界面临诸多问题，也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案和理论，全人类都在这些理论中进行探索与选择，这是第一个阶段——“众声喧哗”。

战后，大约从1945年到1960年前后，全球逐渐形成两种主要的话语体系。一种是1947年由美国人提出的“自由世界”话语体系。在这一体系中，民主并不占重要地位，市场也不是核心内容。回顾4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的西方主流话语，对“民主”和“市场”的强调其实很少。如果使用Google Scholar检索关键词出现的频率，会发现“民主”一词的出现频率很低。当时西方的话语体系主要围绕“自由”展开，因此他们自称为“自由世界”。

另一方面，以苏联为代表的“人民民主阵营”也构建了一套自身的话语体系。1947年，日丹诺夫提出“人民民主”论述，社会主义阵营处于攻势，强烈批评资本主义的虚假民主体制，强调己方才是真正的民主阵营。因此，这一时期的全球思想版图中出现了两种主要声音：一边强调“自由”，一边强调“社会主义民主”，两者之间互相影响。

到了1960年代以后，由于中苏分裂，我认为出现了第三种话语体系，即由中国、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话语体系。这套话语强调革命、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斯大林主义中的某些内容，并提出了“第三世界理论”等一系列思想。从此，世界思想版图由二元转变为三元格局。

这种三足鼎立的局面一直持续到1990年前后，也就是苏联解体之前。实际上，中苏关系的缓和始于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这成为旧格局终结的一个标志。1990年之后，出现了一个被许多人视为具有深远影响的时代，但其实它只持续了大约十年，即从1990年到2010年前后，这就是“历史终结论”盛行的时期。

福山在1989年发表相关文章时，引起了一些讨论，但影响尚不广泛。直到1992年他出版著作，才进一步扩大了这一理论的影响。尽管许多人表示不接受“历史终结论”，但其中提出的两样东西——自由市场和自由民主，在世界范围内，包括在中国，都获得了某种程度的普遍接受。

弗朗西斯·福山

回想上世纪90年代，我常有一种与风车作战的感觉——自由主义的论调无处不在。1992年，我曾撰写一篇批评休克疗法的文章。那时这套方法刚刚兴起，几乎被奉为神话，但只要你读点历史、读点马克思，就会察觉其中的荒诞。可恰恰是这种荒诞，你却不得不与之长期抗争。

历史上曾有一些意识形态在极短时间内占据主流，但往往迅速破产。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自由市场理念就开始崩塌。我记得当时有美国媒体甚至说：“我们现在都是社会主义者了。”那一整套观念从此开始崩溃。随之，自由民主的理念也在全球范围内触礁。世界各地民调都显示，凡是选举产生的机构，公众信任度普遍很低——这十分讽刺。西方民主最引以为傲的就是选举，可结果选出来的机构，信任度还不如警察这类暴力机关。可以说，“历史终结论”所代表的那套叙事，已经彻底终结了。

那么问题来了：全球思想的版图，是否会重回那个“众声喧哗”的时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话语”这一说法凸显出其意义。中国在现实中取得的成就以及提出的一些理念，实际上是对过去撒切尔夫人所谓“别无选择”（There is no alternative）之论的有力回应。我们证明了：“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这是当前我们所作出的贡献，但还远远不够。

接下来的关键，在于解释“中国何以成功”。我认为我们确实成功了，但还没有解释清楚，甚至连我们自己也没有完全弄明白成功的根源。在很大程度上，我们仍缺乏一套自洽的、有扎实证据支撑的理论体系——至少我至今尚未看到。因此，当前的一个重要突破点，应是构建一种“实证性理论”，来系统解释中国到目前为止所取得的成就。

而更难的还在后面：我们还需要发展出一套“规范性理论”（Normative theory）。中国话语绝不能仅仅局限于讲述中国，而应是中国人基于自身历史经验和对世界的观察，提出一套能为世界指明方向的理论。它不应只回答“发生了什么”，更应回答“我们应当走向何方”的规范性问题。

在我看来，这一向是我们的短板。就像马克思是德国人，但我们不能称其理论只是“德国话语”——那是德国人提出的具有普遍意义的话语。我们未来二三十年、甚至五十年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正是能否提出由中国人倡导、却具有普遍意义的话语体系。如果我们过分强调“中国话语”，反而可能将许多人排斥在外。

我们所期待的是，由中国人提出，同时也欢迎其他人共同参与、在互动中形成一种能为世界未来走向提供指引的话语体系。这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我本人，恐怕是做不到的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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