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锦详：是轻于鸿毛还是重于泰山？村山富市给后来者提供了答案-姚锦祥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姚锦详】

10月17日，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逝世，在中日两国的舆论场上引发热议与哀悼。他的离开，不仅处在日本政治日趋保守化、民粹化的关键时间节点；也恰逢日本政坛分化重组、前途未明的徘徊期。因此，也有人将村山的去世形容为“一个时代的落幕”。的确，从村山的政治人生当中，可以窥见战后日本政治跌宕起伏的发展历程。

从渔家子弟到日本首相

村山富市出生于日本大分县的一个渔民家庭，家境清贫，他自幼便需承担家庭责任。为维系生计，他中学毕业后便赴东京住工厂、印刷厂边打工边学习。他以夜学方式进入明治大学政治经济学部，战时曾被征兵服役，军阶曾至下士。战后他回到大分，开始投身地方政治与劳工运动。

村山很早便融入日本社会党体系，依附于社会运动与工会路线。1955年，他首次当选大分市议员，随后又当选了两届；1963年改战县议员，历任三届；1972年正式投身国政，在众议院选举胜出，步入国家级政治舞台。在国会中，他重点关注福祉、社会保障、劳工权益等议题，深得基层选民信任。在社会党内部，村山历经多个重要职务，并以相对温和、务实政治家的形象逐渐被党内推举。他在1993年出任社会党委员长时，在日本政坛已具一定影响力。

1993年，日本自民党在大选中大败，出现政坛震荡与非自民力量兴起的契机。在短命的细川内阁与羽田内阁之后，1994年6月，在社会党、自民党、以及新党组成三党联立政权的安排下，村山富市被推举为首相。村山就任时年届70岁，权力基础也并不牢固，因此必须在多方平衡中求存，以处理动荡年代的复杂挑战。

在就任日本首相后，第一次回到自己家中的村山富市 时事通讯社

第一，在自卫队与安全政策方面。从传统的社会党路线来看，对自卫队合法性、集体自卫权、日美同盟等问题一直存在争论。村山政府一方面不得不面对现实，一方面又要在其传统支持者中维持认同。他在任内逐步接受自卫队合宪性，并维持日美安保条约，这在历史上被视为社会党路线的“改弦易张”或向现实妥协。

第二是自然灾害与危机应对。1995年，阪神淡路大地震造成严重破坏，此时村山内阁因对救援响应迟缓、协调不畅备受批评，舆论指责其决策迟缓、调度欠缺。此外，1995年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也考验着政府的公共安全与反恐应变能力。这些危机在很大程度考验了联立政权政府在应对突发事态上的效率与决断力，也反映出其政治基础的脆弱。

第三是经济与社会政策。在经济方面，日本在村山就任前后正处于“失去的十年”早期阶段，经济增长停滞、金融结构不良、财政压力巨大。村山政府虽有推动振兴经济、社会保障改革、区域振兴等政策，但因前后政局摇摆、自民党强势反扑、内部分歧等因素，难以形成强有力的长期政策。整体看，村山政绩并不卓越，也不令人印象深刻，但在极其复杂的政治环境下，他能兼顾现实与原则、维持联立执政，本身就很不容易。

1996年1月，村山辞去首相职务，自民党重掌政权，桥本龙太郎继任。在此之后，社会党内部动荡不休，最终于 1996年拆解为社会民主党。在随后的国会选举中，社民党损失惨重，许多议员流失或转投他党。2000年，村山正式退出国政。在退休之后，他淡居乡里，时常就历史、和平、外交议题发表评论或参与公共讨论。他高龄期间，仍坚持公开演讲、表达对中国、韩国等受害国的歉意与理解，以及对日本右翼倒退的忧虑。

“村山谈话”的勇气、争议与局限

村山富市最为公众熟知、也最具有标志性的遗产，便是他于1995年8月15日发表的“村山谈话”（也称“战后五十周年谈话”）。当时正值二战结束50周年，日本国内外都出现关于战争反思的呼声。“村山谈话”可谓是开创了每逢十年由首相发表战争谈话的惯例，并且以“内阁决定”的形式发布，使其具有政府官方立场性质，而不仅是首相个人表态。此后历经村山、小泉、安倍三代，在安倍晋三的战后70周年讲话之后画上了尾声。

学界常将“村山谈话”分为三部分：一是对战后日本复兴与和平构建的评价；二是对战争与殖民历史的反省与道歉；三是面向未来的政策承诺与外交信念。村山本人与支持者多次强调，这并非其个人意见，而是“内阁之谈话”、即政府的正式立场。这使得村山谈话在日本及周边国家被视为日本官方就历史问题的重大姿态，相较过去日本政治人物零散道歉或反省而言，更具制度化与规范性。

发表“村山谈话”的村山富市 朝日新闻

“村山谈话”在国际层面尤其在中、韩受到了相对积极的回应，被视为日本战后历史认识的一束光。但在日本国内，其反响并非全然正面，主要出现了三方面的批评和质疑：其一，右翼与保守派称这是屈辱外交和自虐史观，让日本的子孙后代不断陷入道歉的漩涡难以自拔。其二，社会党内部、左翼舆论圈也有人认为谈话虽形式勇敢，但措辞仍较为保守，未能更深入反思日本体制、战争根源、战争责任归属等。其三，也有观点认为村山的言论和行动之间存在落差，未能对教科书编写、靖国神社“合祀”等敏感问题带来改变，导致道歉仅仅停留在口头，未能引导日本社会的真正反思与改变。

不过，在目前日本的政治气氛之下，“村山谈话”的勇气和价值依然难能可贵。在安倍执政之后，村山也多次对安倍及保守派的历史叙述提出警示，强调不能否定战后和平秩序、不能轻率挑战邻国情感。日本国内也出现了“继承和发展村山谈话会”（村山談話を継承し発展させる会）等组织，倡导在日本社会内部延续对历史反省、和平路径的价值。

村山推动中日合作走上快车道

村山富市对中日关系的贡献，不仅体现在任内具体的外交举措，更体现在他所确立的历史认识框架和道义自觉，对日本对华政策乃至整个东亚秩序的影响深远。1994年至1996年担任首相期间，村山在中日关系上坚持了以“历史反省”为核心、以“和平共存”为导向的政策理念，为中日关系的稳定和信任重建奠定了重要基础。

首先，“村山谈话”仍起到了一锤定音的作用，它为中日关系的修复提供了道义基础。中国政府和人民对这一谈话给予了积极评价，认为其体现了日本社会中仍然存在的反省意识与和平力量。村山谈话不仅缓解了当时中日关系中因历史问题产生的紧张氛围，也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国内右翼势力试图否认侵略历史的政治声浪。

其次，在政策层面，村山政府延续并强化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精神，主张以“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为原则推进两国关系。他主张对华外交应当立足于亚洲的整体和平与发展，而非以美日同盟为唯一战略支点。在村山任内，日本在官方发展援助（ODA）方面继续保持稳定，推动了包括环境保护、基础设施、教育与医疗合作在内的多层次交流。这种务实合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早期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有力支持，也让日本企业更深地参与到中国市场之中，形成了利益交融、相互依存的新格局。

在视频中为武汉加油的村山富市 社交媒体“X”

第三，从外交风格上看，村山富市以温和、务实、注重沟通著称。他出身于日本社会党，在政治理念上强调社会公正与国际协作，明显区别于自民党历届首相的现实主义取向。这使他在处理中日关系时，更能以历史的宽度和道义的高度来思考双边互动。例如，他曾在多个场合强调，中日两国应在历史认识上相互理解，在经济合作上相互扶持，在地区安全事务上相互信任。这种理念为后续日本部分政治家（如鸠山由纪夫）继续推动“东亚共同体”构想提供了思想渊源。

第四，从长远影响看，村山富市的历史观与对华政策，虽在当时受到右翼势力的猛烈批评，但其所确立的“道歉与反省”的政治基调，对维系中日关系的大局十分重要。中国亦始终将村山视为日本政治人物中“敢于直面历史”的代表人物之一。正是这种基于历史责任感的政治姿态，使中日关系得以度过多个潜在危机，维持了总体稳定。

“村山谈话”的精神是否成为历史绝唱？

村山富市的逝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落幕。随着日本政治生态在近年出现明显的右倾与保守化趋势，“村山谈话”的精神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侵蚀与挑战。村山谈话是否会在历史记忆中逐渐消逝，成为“时代的绝响”，已成为观察日本政治走向与中日关系未来的重要指标。

首先，从政治格局上看，2024年的众议院大选与2025年参议院大选，清晰地显示出日本社会的保守力量正在加速扩张。自民党虽艰难维持第一大党地位，但日本保守党与参政党的迅速成长，进一步改变了日本政坛的意识形态结构。这些政党主张“摆脱战后体制”、强化军备、修订宪法第九条，并强调要“恢复国家尊严”，其政治纲领与战后和平主义精神存在明显张力。它们在年轻选民中所获得的支持，也反映出日本社会的历史认知正经历代际转变——“反省的语言”正在让位于“自尊的叙事”。

其次，从当前政局动向看，高市早苗与日本维新会刚刚建立的政治联盟，可能成为日本保守化进程的加速器。两者在修宪、国防、历史教育和对华政策等核心议题上高度一致，若能在即将到来的首相指名选举中实现“逆势翻盘”，组建一个以保守势力为核心的执政联盟，日本政治将进入“自公联盟”之后的新阶段。高市本人长期强调“摆脱自虐史观”“恢复国家荣誉”，并主张重新审视战后外交与安全政策。如果她上台，无疑将进一步削弱村山谈话所确立的道义框架。

（左起）日本维新会共同党首藤田文武、日本维新会党首吉村洋文和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15日举行会谈。图自日媒

第三，从官方表述与政治语境的演变来看，村山谈话的形式与内涵正在被持续侵蚀。2025年是战后80周年的节点，日本首相石破茂虽以温和派形象著称，但仍未敢以内阁决定形式发表纪念性声明。这种“形式上的回避”本身，反映了政府在历史认知问题上的敏感与退缩。未来90周年、乃至100周年是否还会延续这种官方反省传统，已充满不确定性。相反，日本国内舆论与教育体系正在逐步摆脱所谓的“道歉史观”和“自虐史观”，强调“终战而非败战”的战争叙事。通过重新定义“战争观”和“历史观”，日本正在试图把自己塑造为二战“受害者”而非“加害者”。这一叙事转向，在事实上构成了对村山谈话精神的根本背离。

最后，从外部因素来看，美国在对华战略竞争中对日本的纵容与支持，进一步助推了日本的保守化与再军事化。出于遏制中国崛起的地缘政治需要，美国不断强化美日同盟，支持日本“提升防卫能力”“扩大军事角色”，并默许日本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更模糊甚至更右倾的立场。美国的这种策略性容忍，使日本更大胆地推动颠覆“战后体制”。与此同时，日本提出了国防支出翻倍的计划，这不仅是对战后和平宪法精神的实质性突破，更是对战后秩序的严重挑战。

无论在东京还是在北京，人们对村山富市的悼念都带有深切的敬意——这种敬意，源自他恪守政治良知、勇于承担历史责任的品格。村山富市为日本政治留下了珍贵的道德遗产。我们纪念他，不仅是缅怀一位政治家的离去，更是重温“村山谈话”中那份直面历史、追求和解的勇气。

在当今国际格局深刻变化、地区形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下，坚持和平发展、促进地区融合的信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无论未来的日本首相是谁，能否继承并守护这种历史自觉与和平精神，将直接关系到东亚的稳定与中日关系的长远走向。唯有正视历史、以诚相待，才能为两国乃至整个地区开辟一个更加和平、共生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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