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隆：“重划势力范围”的思潮正在抬头？中国有能力对抗

中美竞争已是当下国际秩序的关键。美国特朗普政府频繁出招，联合其盟友对中国打压、围堵。中国则一方面积极应对、对等反制，另一方面更加活跃地出现在各类国际舞台，有效参与、甚至引领重大国际议题。然而，对于中国的作为，西方总是抱持怀疑、乃至恶意批评，不惜怂恿他国“选边站”。

在如今国际舆论场上，针对中美关系、全球秩序正出现越来越多的声音，比如特朗普想要的“大交易”，再如重划“新型势力范围”等等，对此中国怎么看待？

本期《Pacific Polarity》邀请的嘉宾赵隆，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教授），兼任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理事；其主要研究领域为全球治理、大国关系、海洋极地研究等。赵隆在这次对话中提出，其实中美都明白，对抗不是选项；但中国对所谓的“特朗普大交易”也很清楚，有些问题、有些原则是无法做交易的，这些底线必须坚持。至于“新型势力范围”一说，这并不符合中国的长期利益，因为它切断了灵活性；同时，也与中国对未来全球秩序的思考相悖，中国有能力与之对抗。

【对话、翻译/李泽西】

李泽西：9月对中国来说确实是一个非常忙碌的月份。除了刚才您提到的抗战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9月初还有在天津举行的上合组织峰会。上合组织为什么会涉及一些非安全领域，比如在峰会上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甚至包括筹建上合组织开发银行？这会不会让它失去作为安全组织的定位？毕竟中国已经有很多涉及全球治理和地区发展问题的倡议和机制了。您也可以谈谈对这次峰会的其他看法。

**赵隆：**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首先，这次峰会并不是一次普通的会议。超过20位国家元首出席，使其成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上合峰会；而且与二战胜利80周年的时间点重合，象征意义非常重大。

我认为，上合组织正把自己定位为对抗单边主义的平衡力量。但如果只是停留在安全议题的“空谈”，它就无法发挥作用。因为真正的安全是建立在发展的基础上的。这就是为什么今年的天津峰会上，各国领导人提出了涉及更广泛合作领域的具体举措。

8月31日，习近平主席夫妇在天津为出席2025年上合组织峰会的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 央视新闻

关键是，看看中亚国家以及一些新成员国，他们面临巨大的挑战：能源短缺、数字鸿沟、互联互通基础设施不足，这些都会带来不稳定。而这种不稳定反过来会滋生“三股势力”：极端主义、恐怖主义以及跨国组织犯罪。上合组织的最初使命就是应对这些非传统安全威胁。

另一方面，关于你提到的上合开发银行，这个想法其实已经提出近15年了。这次峰会上各国终于达成共识、启动开发银行建设的原因在于，成员国正在大规模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比如道路、铁路、互联互通项目，很多国家也进入绿色转型和数字转型阶段，而现有多边金融体系的资金供给存在巨大缺口。上合开发银行就是为了弥补这个缺口。它并不是要和亚投行、金砖开发银行、亚行或世行竞争，而是一个互补性的机制。

当然，你的担忧也有道理，随着议题扩展，上合确实有可能面临“失焦”；尤其是它坚持共识原则，达成一致很难。但从成果看，这次峰会也设立了四个新的安全合作中心，比如反恐、禁毒、打击有组织犯罪等，同时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也提出了新平台。整体上我认为这是一种更务实的合作，强调“能交付的成果”，而不是只停留在原则或宏大叙事上。

所以我会说，上合正在经历一种演变。但要明确一点，上合组织并不是要变成“亚洲版北约”或者某种地区联盟，它还是一个功能性的平台，聚焦于区域国家的现实需求。总体而言，我认为这次天津峰会比过去任何一次上合会议都更有分量。

李泽西：刚才您提到互联互通基础设施，但这不正是“一带一路”的重点吗？为什么上合组织还要搞互联互通建设？

**赵隆：**正如我刚才说的，互联互通设施的缺口非常大，需要巨额投资。我认为单靠中国是无法填补这个缺口的。这也是为什么“一带一路”最初就被设计成一个开放倡议，需要各方共同参与、共同贡献，来实现协同效应。但问题在于，“一带一路”并没有一个能够保障资金需求的具体机制。

而上合开发银行就不一样了。当然，现在还不清楚银行的制度建设会怎么推进，比如各国的股份如何分配、投票权如何确定、决策机制如何建立；但可以明确的一点是：这并不是象征性的政治宣示，也不是单纯的宏大计划，而是一个切实的机制，就像金砖新开发银行、亚投行那样。这个平台当然会借鉴成熟多边金融机构的运作模式。所以我认为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

李泽西：最近我们看到波兰因为俄罗斯无人机入侵和俄白“西方-2025”军演，全面关闭了与白俄罗斯的边境两周。这也对中国造成影响，因为这等于切断了陆上“一带一路”的主要通道。中国和其他国家正在积极探索替代方案，尤其是所谓的“中间走廊”。但最近的相关大新闻却来自华盛顿，美国宣布将推动一条经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土耳其的新通道。中国是否担心美国插手这个新兴贸易卡点？更广泛地说，随着地缘政治对贸易不断增添新的壁垒，中国的战略思维将如何调整？

**赵隆：**这是一个非常及时的问题。现在整个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格局变得更加碎片化。当然，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倡议和项目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些地缘政治冲突、甚至军事冲突的影响。

先说“中间走廊”。我刚刚从阿塞拜疆的巴库回来，和阿方同行进行了深入交流。阿方非常积极地鼓励中国参与这一宏大的项目，希望中国加大投资并引入中国技术。

经由中亚及高加索连接中国和欧洲的铁路网被称为“中间走廊”（中央走廊）。日经中文网

你说得对，竞争确实在加剧。看来特朗普总统确实有意插手该地区事务，以所谓“制衡”中国的作用。

但从路线本身来看，“中间走廊”理论上非常有吸引力：它绕过了一些对抗最激烈的地区，比如俄乌冲突区域；同时线路更短，能够通过里海把沿线许多国家连在一起，并有潜力连接中欧这两个主要市场，沿线还有不少快速发展的经济体。

不过现实情况是，目前的基础设施远未成熟，陆上通道的整合度和成熟度都无法与现有的俄白走廊相比。

这里既有巨大机遇，也有不少挑战。美国支持这条通道，并尝试缓和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的冲突，使局势更加复杂。对中国而言，风险主要有两方面：第一是经济层面，如果美国主导的项目真的能分流贸易，那么中国主导或投资的走廊、乃至“一带一路”的长期规划就会受冲击。第二是地缘政治层面，这不只是修路和铺轨的问题，而是关乎长期互联互通的战略愿景。如果华盛顿把这个地区视为与中国竞争的关键战场，中国实施相关计划就会更复杂。

当地时间8月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与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亚美尼亚总理帕希尼扬一起现身白宫，出席阿亚两国最终和平协议的签署仪式。法媒

我认为中国会直接应对这种现实，办法就是多元化合作。我们并不把“中间走廊”视为对现有通道的替代，而是额外的选择。北京会在“中间走廊”以及其他潜力走廊上同时加大投入和资源配置。整个欧亚大陆的空间巨大，需求也很大，因为它直接联通了中欧两个大市场。所以我认为，多元化将是中国应对地缘政治风险、推动区域互联互通合作的核心答案。

李泽西：中国有一种说法，中美竞争对夹在中间的小国不利，有个比喻是“大象打架，小草遭殃”。但我对此并不完全认同。比如东南亚很多国家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发动中美贸易战后，反而获得了大量投资流入。在太平洋地区，一些岛国也在中澳之间左右逢源，争取最大利益。您怎么看这种现象？在您与地区同行的交流中，这种“受害论”普遍吗，还是更多人认为中美竞争反而可能带来机会？

**赵隆：**我会说，中美经贸摩擦或者所谓的“关税战”，特朗普政府不仅对中国，也对其他很多国家采取了措施，这确实影响到区域国家，尤其是东南亚。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国家反而成了赢家之一。一些国家因为关税因素，承接了产业链的转移，比如越南、马来西亚、泰国等，都获得了制造业和投资的涌入。这是积极的一面。

但无疑，也有消极的一面，因为没有哪个国家能完全置身于大国博弈之外。这些国家并非被动接受，而是像你提到的那样，采取了“对冲”策略，把自己定位为中立、务实的玩家。一方面，它们对“一带一路”下的中国投资与基础设施保持开放；另一方面，又不断深化与美国的关系，以便获得先进技术和市场准入。

所以我认为这些国家并不把中美竞争单纯视为风险。对其中一些国家来说，竞争也意味着机会。通过平衡两边，它们可以在投资、贸易甚至技术转让等方面争取更多利益。

在我与地区同行的交流中，感受到他们强烈的务实主义。它们想要多元化，避免过度依赖任何一方，并最大化自己的回旋空间。这和西方媒体常常描述的“零和竞争”叙事有很大不同。

东南亚的思维更多是“交易性”的：即便大国竞争会长期存在，它们要做的就是利用竞争服务于自身发展。平衡会继续下去，这些国家会不断在中美之间左右逢源，争取最大利益，但会越来越坚持按照自己的利益和方式来行动。换句话说，它们不愿意只是大国博弈中的“棋子”，而是要成为更有主动性的行动者。

李泽西：特朗普当选时，曾有过一些争论，有人认为中国可能乐见其当选，因为他的交易性风格可能促成重大协议、甚至“大交易”，同时会削弱美国的盟友体系；但也有人认为中国并不喜欢特朗普带来的巨大不确定性，不仅是贸易战，还有其他方面，毕竟中国的政治体系整体上更趋于规避风险。现在特朗普上任八个月了，从中国的视角看，情况更倾向于哪一边呢？

**赵隆：**八年过去了，我认为北京在处理特朗普问题上已经积累了不少宝贵经验。大家都清楚，他的第二任期和第一任期完全不同，对华态度也有差别。你说他是交易性的，我同意，从整体上看，他的外交政策确实很交易化，但表面上看仍相当有对抗性，比如关税问题还在延续，我们也看到在高科技领域，比如芯片等，美国持续推动“脱钩”。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白宫在做一些选择性的让步，比如最近放松了部分类别芯片的出口管制，甚至愿意就TikTok等问题坐下来谈判。

所以我认为，对中国而言，特朗普传递的信号是相当复杂的。从中国的角度来看，美国似乎并没有完全准备好，或者说并没有坚定延续拜登式的对华政策——那种逐步推进所谓“脱钩”的路线。相反，美国似乎在刻意保持谈判空间，并在必要时愿意妥协。这也给中国留下了相当大的回旋余地，可以重新调整我们的对美战略。

我认为双方都很清楚，对抗不是选项。对特朗普来说，他当然希望和每一个大国达成“大交易”，包括中国。但中国也非常清楚，有些问题、有些原则是无法做交易的，这些底线必须坚持。

两国的思维方式、战略考量差异很大，这既带来风险，也带来机遇。与美国对话本身能提供一定的稳定性，这在当下很重要。但另一方面，特朗普依旧不可预测。你永远无法确认他是否真的想达成并坚持落实协议，只能通过他的推文或社交媒体言论来揣测，而这些言论常常和美国官方立场相矛盾。所以我认为中国依然保持高度谨慎，更关注具体议题上的务实推进，而不是寻求什么“大交易”。

未来或许会更清晰，比如10月份在韩国举行的领导人会晤，以及特朗普可能的访华。这些都有助于双方更清楚地理解彼此意图，让中国对特朗普的真实目的有更可预测的判断。当然，我们还要关注特朗普新政府即将出台的新《国防战略》，如果其中出现有关中国的新叙事、新定位，那也会对双边互动释放一些积极信号。

李泽西：中国有多密切地在关注美俄关于乌克兰的和谈？中国是否会尝试影响谈判结果？我注意到这也是今年香山论坛上的一个讨论话题。

**赵隆：**首先要声明的是，中国当然密切关注美俄会谈，但不像美欧舆论中常见的那种“高度紧张”的语气。比如，中国并不认为所谓的美俄“和解”或“关系正常化”在阿拉斯加峰会之后就真的发生了。中国更倾向于认为，那更像是“雷声大雨点小”。因为在中方看来，美俄关系内部存在结构性的硬约束。特朗普今天可能说要改善对俄关系，但第二天又可能威胁要制裁或对普京出言不逊，这依旧体现了特朗普政策的不可预测性。

而且，如果他在乌克兰、北约或制裁等重大议题上做出任何实质性让步，美国国内一定会引发强烈反弹。这一点对特朗普尤其关键，因为从今年年底开始，美国就要进入中期选举周期了，所以他的政策很可能会更多地聚焦于国内议程，而非外交政策。

当地时间8月15日11时30分，美俄首脑峰会在阿拉斯加州举行。白宫

此外，美俄之间的互信赤字极其严重。我刚从莫斯科回来，和俄罗斯战略界人士以及前官员进行了几轮对话，他们对阿拉斯加峰会的成果都抱有相当怀疑的态度。两国建制派之间存在根本的不信任。

所以我不会称之为“缓和”或“和解”，我更愿意说这只是“对话在进行中”。对中国而言，这是一件好事。但要说美俄能够展开深度合作，恐怕还需要很长时间。

对中国来说，美俄尝试重建某些沟通和对话渠道并不是坏消息。因为这样能显著降低误判和风险，同时减少外界要求中国选边站队的压力。另一方面，如果美俄能就乌克兰战争找到一些具体解决方案，比如哪怕是暂时停火，或者启动全面和谈，中国也会从中受益。因为这将大大降低所谓“二级制裁”对中国企业的威胁。

李泽西：您最近在《外交家》撰文，反驳了“中国可能支持将世界划分为势力范围”的观点。但正如您文中提到的，俄罗斯会很乐意接受这种框架，而近期报道也显示，美国似乎也在朝这个方向认真推进，特别是您刚才提到的《国防战略》草案，或许会将重心转向保护本土和西半球，而不是像以前那样聚焦中国，这与美国国内一些关于势力范围的设想相契合。如果俄美都支持势力范围逻辑，中国是否真的能、也愿意，作为唯一的大国去同时对抗他们的想法？另一方面，或许也有人会认为，在旧有的全球化、互联互通的国际秩序——不论中国再怎么努力——可能难以恢复的情况下，这种“势力范围”框架反而可能更稳定，而中国通常也会支持有利于稳定的安排。

**赵隆：**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我认为它直接涉及中国思考未来全球秩序的核心。正如你提到的，我在文章里提出，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思潮正在莫斯科和华盛顿抬头。中国的态度在其中非常关键。

首先，什么是“势力范围”？对俄罗斯来说，这几乎意味着回到19世纪地缘政治的逻辑：划定硬边界、建立缓冲区、甚至干预邻国选择。对美国来说，即将出台的《国防战略》可能更注重本土防御，更注重在西半球称霸。这看起来更像是它要从冷战后唯一全球霸权的角色，收缩为一个区域霸主，这当然可能演变成势力范围的逻辑。

但中国能否独自对抗这种趋势？我认为答案是“能”。但原因不只是中国“致力于维护全球化”，这只是其中一个因素。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崛起本身就是建立在互联互通的体系、开放市场、全球供应链和资本技术流动之上的。“新型势力范围”并不符合中国的长期利益，因为它切断了灵活性。试想，如果东南亚或非洲突然被划进某个大国的势力范围，中国的“一带一路”和其他合作都会受到严重制约。此外，稳定也是个问题。

此外，“势力范围”还让人联想到雅尔塔体系，而中国曾是其最大受害者之一。这显然与中国提出的多极化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完全不符。所以中国不会接受这种逻辑。不是因为要“守旧”，而是因为中国的利益依然深度依赖一个开放的全球体系。中国宁愿推动一个更可持续的多极化世界，而不是被锁进这种阵营化、势力范围化的框架里。

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平台转发的一张网购图，购物车三项货物分别是加拿大、格陵兰岛、巴拿马运河

李泽西：外界确实对中国是否真心致力于“平等的、民主的、多极化的国际秩序”存在怀疑。根据历史逻辑，大国政治几乎总是根据一套固定的模式演进，所以很多人自然会觉得，没理由相信中国能跳出这个地缘政治模式。您能理解外界对中国立场的质疑吗？

**赵隆：**这是个合理的问题。我认为它触及了中国关于多极化话语的可信度：一方面是中国的表态，另一方面是地区国家感知到的行为。确实，历史经验本身也会助长怀疑。大家都知道超级大国、主要大国过去是如何行事的：英国、美国等等，他们划定势力范围，训诫周边国家该怎么做。那当中国说自己是“不同的国家”、会有“不同的做法”时，很多人自然会问：为什么这次会不同？我完全能理解这种担忧。

但我想强调几点，如果你观察中国整个政治与治理体系，不仅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部分，你会发现它与其他大国有显著区别。中国是上个世纪大国博弈和权力政治的最大受害者之一，我认为中国没有意愿重蹈覆辙。同时，中国非常务实，它很清楚自己不能在全球各地强加秩序，也无法构建一个只符合中国单方面利益的秩序。

而且我相信，中国没有兴趣去搞美式的军事同盟。中国更倾向于防止被围堵，同时最大化自身的战略回旋空间，并顺应“全球南方”国家的普遍需求——他们主要关心的是发展议程，而不是安全议程。

所以，我理解为什么有些东盟国家、欧洲国家会怀疑，但我会建议他们观察中国的实际行动与承诺。历史会证明，中国真的是一个不同的“崛起中的大国”。如果仅仅用旧叙事、旧逻辑来解释中国的角色和意图，既不准确也不可能得出正确结论。

总体上，如果你看看中国提出的“四大倡议”，你会发现这些倡议完全与中国的多极化愿景相契合。只要关注中国接下来的落实步骤，你就会发现中国的不同不仅体现在话语与叙事上，还体现在实质内容上。

李泽西：最后，我想先指出，至少在澳大利亚，很多人对中国提出的道德论据抱有怀疑。例如您强调中国过去是大国博弈的受害者，这样的论点长期来看能否站得住脚？因为现在中国自身已经翻身成为大国了。更具体一点，您之前提到中国倡导多极化世界秩序，但中国会支持多极化的亚洲吗？因为一个多极化的世界秩序仍可能允许某种形式的势力范围，而如果中国支持多极化的亚洲，这或许更明确地表明，中国不会走之前提到的传统权力政治和霸主老路。那么，中国对亚洲的愿景是什么？

**赵隆：**你说得对。关于多极化世界、多极化这一概念，其实存在不同学派。我们刚才谈到势力范围逻辑，其中一派的核心是大国将世界划分为不同区域，这可称作多极化。另一派是基于共存原则的多极化世界，有时不同极点会相互对抗，这又是另一种多极化版本。

我认为中国倡导的是基于互补性的多极化世界。特别是在亚洲，中国在最近的中央周边工作会议明确表示，中国将周边国家地区视为自身合作与发展的关键空间，是对中国安全至关重要的区域。也就是说，一方面中国仍关注大国关系，另一方面中国会加大对地区事务的投入和资源配置。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不希望看到更多极点在亚洲形成对抗态势；显然，亚洲的结盟趋势并不符合中国利益。

中国倡导的思路是，亚洲国家应自行管理区域事务与议程，并尝试形成某种亚洲价值观或亚洲区域秩序愿景，而不是延续旧有权力政治和传统叙事。中国可以通过提供更多公共产品、解决地区国家的实际问题与需求，以及扩大整体“蛋糕”的方式，在这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当然，如果外界对北京的战略意图缺乏理解，对中国的认知不够准确，那么实施这些倡议和计划将不可能成功。

所以，从我的个人观点来看，未来区域秩序或区域互动结构将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经济政策等的优先事项之一。我认为可能影响这一长期进程的主要因素是外部因素，比如美国等外部国家的干预。因此，我的回答是：针对区域国家，我们应当制定自己的愿景和价值观；针对其他大国，中国当然会努力在亚洲区域事务上管理与主要大国的分歧。

李泽西：今天非常感谢赵隆博士接受采访，期待未来更多的探讨。

**赵隆：**谢谢邀请，我很高兴能参与这次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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