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谢·班布里：印度需要努力了解中国，并且要马上行动

当中国政策界和学术界感叹对印研究深度、力度无法匹配印对华重要性时，印度在对华决策中面临的知识供给不足似乎更为严重。长期以来，中国研究在印度处于边缘地位，饱受资金匮乏、激励不足、人才短缺之困。受制于语言培训薄弱、方法论滞后和能力建设缺失，印度对华研究多依赖国外成果，视角单一，且往往流于表面。

然而，中国对印度意义重大。不仅因为两国同为十亿人口级别经济体，中国的发展经验与教训对印度具有独特借鉴价值，更因为两国互为毗邻大国且存在领土争议，唯有“知己知彼”，方能从容应对。

本文作者现为哈佛大学燕京学社中国研究所博士研究员，曾长期为包括印度国家转型委员会在内政府机构提供政策咨询。他痛陈印度中国研究的深层弊病，并呼吁国家加大投入，提升研究质量。这不仅反映了印度政策界对高水平中国研究的迫切需求，也折射出印度顶尖政策学者对华认知的现实态度。南亚研究通讯特此编译本文，并授权观察者网首发，供各位读者批判参考。

【文/阿克谢·班布里；翻译/何佳蔚】

中印关系将走向何方？这是印度媒体经常会自问的一个话题，但我们更应思考一个更深刻的问题：我们是否足够了解中国以回答这一问题？

对印度而言，这并非新困境：学界长期以来一直警示，印度的中国研究建设存在短板。阿伦纳布・戈什（Arunabh Ghosh）与谭森・森（Tansen Sen）曾在一篇评论文章（《了解你的邻国》，发表于《印度快报》2021年1月20日）中指出，印度的中国史研究正处于 “危机之中”，并提到该领域在语言培训、方法论严谨性以及有效运用中文资料开展研究的能力方面均存在严重不足。

他们认为，若无法弥补这一能力短板，印度将始终依赖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其关于中国的论述也会沦为无知观点、缺乏依据的事实核查与对政治叙事盲目认同的混合体。四年过去，解决这一问题的迫切性愈发强烈。

2025年9月，莫迪来到天津参加上合组织峰会

印度与主要大国的关系正处于变动之中，德里与北京重新接触，标志着双方关系出现了谨慎却意义重大的转折。然而，若缺乏对对方深入且独立的了解，外交层面的开放举措将意义有限——这使得当下的局势既充满机遇，也暗藏风险。

未来数年双方互动的走向，将取决于印度的选择：是选择与中国渐行渐远，对所有与中国相关的事物都采取疏离态度，还是承认中国的重要性，并着力培养真正理解中国的能力？这种理解不应局限于军事、贸易或中国共产党等狭隘视角，而应着眼于其作为一个完整社会政治体的复杂性，进行全面认知。

中国为印度提供了一面难得的对比镜：两国同为幅员辽阔、多元包容且人口众多的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挑战与追求的愿景存在诸多交集。当前，印度正朝着5万亿美元经济体的目标迈进，而中国的经济规模已达约18万亿美元。

无论是在扶贫减贫、气候适应、产业政策还是技术自主方面，全球再无其他国家能为印度提供如此具有参考价值的经验。尤为重要的是，中国在环境政策、城市化进程及金融风险管理领域曾出现的失误，同样具有深刻借鉴意义——这些案例清晰展现了若发展策略推进过快、力度过猛可能引发的问题。深入研究这些经验教训，能让印度避免走代价高昂的弯路，无需再通过惨痛“试错”获取经验。

然而，印度对中国的分析往往局限于表层指标，如兵力调动、贸易数据或最新政治声明。我们忽略了那些塑造当代中国政治行动的历史因素，包括“百年屈辱”、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革命历程、儒家治理思想、中国共产党的内部政治，以及不平等问题、环境压力与数字民族主义带来的多重压力。

在新时代，这些因素通过一种技术民族主义的中国崛起愿景紧密结合在一起。就其本质而言，理解中国需要“读懂字里行间”的深意。捕捉政策文件中的“言外之意”，并辨识官方叙事中所蕴含的历史与文化指向。这些对于印中开展有认知基础的互动至关重要。

美国已将中国研究融入各个学科领域，并普及至多数顶尖高校；就连像澳大利亚这种，误判中国导致的风险远低于印度的国家，也已建立起远比印度完善的中国研究体系。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尽管与中国接壤，印度目前仅有少数研究机构（至多五六家）在尝试开展系统性的中国研究。这些机构不仅集中在德里及少数几个大城市，还长期面临资金不足的问题，而且其研究视角在极大程度上局限于安全领域。若缺乏自主研究能力，印度在解读中国时，仍将不得不依赖由其他国家核心利益所主导的观点。

这种短板造成的不利影响不仅限于外交政策领域。正如森与戈什在其评论文章中所指出的，中文文献往往是研究印度本国历史的重要资料来源：对于一些印度史料中未提及的问题或事件，中文文献或许能提供相关记载。从这个意义上说，培养运用中文资料开展研究的能力，不仅关乎理解中国，更关乎还原和留存印度历史中那些若不借助这些资料便会湮没无闻的层面。

加大对竞争对手的研究投入，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树立信心。这是一个国家保持安全感的应有姿态：能够先于竞争对手谋划，并凭借自身实力采取行动，而非受不安全感驱使。然而，若缺乏足够认知，这种前瞻性便无从谈起；而要形成这种认知，则需要长期投入，包括开展语言培训、进行全面研究，以及培养能够在学术界、公共讨论与政策制定领域之间自如切换的专业人才。

从德里看向中国，喜马拉雅山脉像一堵巨型城墙

必须进行投资，创造一个能够培养这种专业知识的环境。现有系统抑制了学生学习中国的积极性：几乎没有相关大学教职，以及屈指可数的奖学金，学生几乎没有动力投资于语言培训或长期研究。除了区域研究之外，这种忽视更加引人注目。在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学科中，即使是名牌大学也很少开设以中国为主题的课程。

我们完全有能力改变这一现状，但前提是必须从现在开始行动。具体而言，这需要在重点高校建立资金充足的中国研究中心，这些中心需以系统严谨的普通话培训为基础，并配备跨学科师资力量；同时，还应设立相关学术项目，为印度学者提供长期研究机会，使其能够深入运用中文资料开展工作，并建立规范化渠道，方便政策制定者获取学术领域的专业见解。尤为关键的是，这类研究成果不应局限于英文呈现，将其翻译为印度各地方语言，才能让更多人接触到这些知识。

印度需要建立长效机制，以维系与中国相关的研究能力，这种机制建立不仅应在高校层面，还应包括：系统性翻译核心原始资料的、建立可供学者与政策制定者查阅的数字化档案库，以及编制为公众提炼洞见的定期政策简报。

交流访问项目则需将长期沉浸式体验作为重点，让印度研究人员有机会在中国的档案馆与高校开展工作，从而培养其精准解读政策与历史所需的语言熟练度及文化理解力。最后，中国研究不能始终以德里为中心。印度应向各邦级研究中心（尤其是边境地区及中小邦的研究中心）提供资金支持，助力其构建本地化研究能力。

印度的未来不仅取决于军事或经济实力，还取决于它对大国的了解，尤其是其最强大的邻国中国。这种清晰度不仅来自边界争端或贸易数据，还来自以自己的方式掌握其语言、历史、政治和社会。因此，了解中国不再可有可无，而是迫在眉睫。选择很明确：印度要么现在就投资理解中国的能力，要么未来，就要冒政策被动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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