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华：毛泽东提出山地游击战后，为什么洛川会议上没有形成一致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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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为纪念这个伟大胜利，我们在观察者网开设专题视频节目——宝塔山下的制胜法宝，一起学习抗战时期的毛泽东军事思想。
第二部分：应对日军战略进攻的军事思想
三、提出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
【文/王立华】
这一节，主要讲八路军进入抗日战场之前，毛主席坚持提出到敌人后方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这是我军作战方针的一个重大转变，领导层和红军将领们统一思想很不容易。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南京政府已经被逼到非打不可的地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即将走上抗日前线。毛主席的思考重点也从如何尽早建立抗日统一战线，转向红军走上抗日前线后作战原则。
即将展开的对日作战，完全不同于土地革命战争。一是面对的敌人更强大，日本是完成了工业化军事化的国家，是战争潜力巨大的列强之一，是已经在中国攻城略地多年的国家；二是蒋介石在民族矛盾尖锐背景下答应合作抗日，但阶级矛盾依然尖锐存在，他们既是抗战的友军，同时又亡我之心不死，不能不防备；三是面对日军的大举进攻，蒋介石不断妥协让步，并且依然幻想和平解决，并没有做好必要的战争准备，不能指望他们能够与日本打胜仗，必须考虑到他们兵败后的情况。在这样复杂的政治和战争背景下，毛主席提出在敌人后方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
有4个关键词：一是敌后，国民党军在日军正面，我军在敌后，从敌人侧翼或后方袭击，策应正面战场，这是战略分工；二是独立自主，在大的抗日战略部署下，我军独立自主地决定什么时间打、打哪里、怎么打等，不受国民党制约；三是山地，在日军后方四面临敌，只有山地才最有利于发挥我军优势，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四是游击战，由大规模的运动战，改为小规模的分散作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把游击战争摆到突出的战略地位，是一个目光远大的创见和转变。必须得到两个方面的认同：一是要在内部统一思想，特别是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层，红军本来是打大规模的运动战，现在要转变为小规模的游击战，这个思想弯子转起来不容易；二是对蒋介石和国民党友军必须把话说清楚，明确进行战略分工，讲清自己的作战原则，最大限度地争取认同，以免打起来之后误会、扯皮、生出更多纠纷。首先是自己内部统一认识。
七七事变爆发不久，毛主席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在办法中说：“确定游击战争担负战略任务的一个方面，使游击战争和正规战争配合起来。”[1]在这里，只是提出原则和分工，但还没有具体展开。
卢沟桥上的中国守军
7月底，蒋鼎文向周恩来转告蒋介石的话，要红军迅速改编出动抗日。正在谈判的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立即返回延安，赶到云阳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出席红军高级干部会议，讨论红军改编出动和参战行动方针。[2]
8月1日，毛主席和张闻天一起，给正在云阳开会的周恩来等提出明确意见。毛主席指出，关于红军作战要坚持两项原则：“甲、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只有如此才能发挥红军特长，给日寇以相当打击。乙、在开始阶段红军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为适宜，兵力过大，不能发挥游击战，而宜受敌人的集中打击。其余兵力以战争发展，逐渐使用之。”
毛主席要求，以上这两项原则与同志们一起商定，并准备携告国民党。[3]同时告诉他们，红军抗日出动的路线、兵力和作战方针，不应请蒋介石决定颁发，只能等适当时机，由我们提出与之商定。[4]
8月4日，毛主席和张闻天提出《对国防问题的意见》，电告正在云阳开会的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因为他们要去南京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国防会议。毛主席要求，同时把这些意见告诉正在与国民党谈判的中共代表博古、林伯渠，红军前敌总指挥彭德怀、政治委员任弼时，红军援西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张浩，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政治委员关向应，一军团代理军团长陈光、政治委员聂荣臻，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援西军第四军军长陈再道、政治委员王宏坤，援西军第三十一军军长萧克、政治委员郭述申等，让大家都知道这些基本想法，以便在领导层形成共识。
这个意见中，毛主席对红军作战原则明确提出：一是“正规战与游击战相结合，游击战由红军与其他适宜部队及人民武装担任之，在整个战略部署下给予独立自主的指挥权。”二是“担任游击战之部队，依地形条件及战况之发展，适当使用其兵力。为适应游击战争性质，原则上应分开使用，而不是集中使用。”三是“依现时情况，红军应出三分之一兵力，依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为中心，向着沿平绥路西进及沿平汉路南进之敌，执行侧面的游击战争，另以一部向热冀察边区活动，威胁敌后方（兵力不超过一个团）。红军给予必要的补充。”四是“发动人民的武装自卫战，是保证军队作战胜利的中心一环，对此方针游移是必败之道。”[5]
但在毛主席发出电报的当天下午，云阳红军总部的周恩来、朱德、博古、林伯渠、彭德怀、任弼时等讨论后，提出了不同意见。一是提出《关于全国对日抗战及红军参战问题的意见》，认为抗日战争的方针是要南京发动全国抗战，我们争取在抗战中的参加和领导。为实现这一方针，要以分区集团的防御钳制敌人，反对单守不攻与退却逃跑。我们应参战不迟疑，但要“独立自主担任一方面作战任务，发挥运动战、游击战、持久战的特长”。二是提出《关于红军主力出去抗战的意见》，对红军主力只出三分之一的问题，经过再三考虑认为，仍以红军主力出去为妥。同时估计到持久战的消耗，可节约兵力，谨慎使用，多行侧面的运动战与游击战。[6]不反对开赴察、绥，但要求给便于作战的察、绥、晋三角地区与便于补充的联络后方。[7]
他们提出的这两个意见，与毛主席、张闻天的意见有明显不同。第二天微午，就是8月5日近中午时，毛主席、张闻天做了3条答复：[8]
甲、担任一方面作战任务问题。红军担负以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钳制敌人大部分，消灭敌人一部的任务。具体要求，指定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四角地区，不是三角地区），向着沿平绥西进及沿平汉南进之敌，以出击侧面的扰乱、钳制和打击，协助友军作战，并便于派一部远出热河，这不是“独当一面”的意思，均是在一定地区内协助正面友军作战的意思。这样提出较自由、活泼而有效。即我们事实上只宜作侧面战，不宜作正面战，故不宜于以独当一面的语意提出。
乙、使用兵力问题。提出按情况使用兵力的原则，在此原则下，承认开拔主力（主力在数量上可以是二分之一，可以是三分之二），对蒋不说几分之几，事实上须估计战争的长时间性与残酷性，应估计蒋之军阀割据（红军全部开去是蒋之要求），又须估计陕甘是我们唯一可靠后方（蒋在陕甘则尚有十个师，以便把我们全部送去，他则稳占此后方）等等问题。
丙、补充接济的后方问题。除陕甘不必提出外，可以要求包头、宁夏，但必须着重要求晋西、宁、绥、榆神府，事实上马鸿逵恐难合作 ，仅在中苏 军事同盟订立后有此可能。
这个回复是非常重要的。国民党的企图是要我们一次开出去，并只指定五台山东北边的小块地方（如涞源、蔚县）为我们的防区，企图在那个山圪劳里叫日本把我们包围消灭。[9]
毛主席要求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不是正面作战，更不是独当一面，而是在一定地区内协助友军作战，是从侧面钳制敌人大部，消灭敌人一部。再就是考虑到战争的长期性残酷性，还有后方安全，红军不能主力尽出，必须留下部分力量守卫后方。
但毛主席也吸收了大家的意见：一是把游击战改为游击运动战，不排除有利条件下规模大一些的作战；二是出动兵力由三分之一增加到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二，但对蒋介石不说几分之几，不能让他抓住话柄制约我们。
毛主席虽然几次讲明作战原则，但还是有很大不同意见，说明对这个问题还没有真正地理解。出征在即，内部统一思想很重要。
8月9日，中共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在延安先召开会议。毛主席对大家说：红军今日以前是准备调动，今日以后是实行开动。红军应当实行独立自主的指挥与分散的游击战争。必须保持独立自主的指挥，才能发挥红军的长处，集团的作战是不行的。同时还要估计到特别的情形，防人之心不可无，应有戒心，保障红军之发展扩大。[10]
在反倾向问题上，毛泽东同意张闻天在报告中说的：“一是急躁病，二是适应国民党的适合主义”。
8月10日，毛主席给派往山西任八路军总部参谋处处长兼驻晋办事处主任的彭雪枫发报。要求他同各方接洽时要有谦逊的态度，不可自夸红军长处，不可说红军抗日一定打胜仗。不可隐瞒红军若干不应该隐瞒的缺点，例如只会打游击战，不会打阵地战，只会打山地战，不会打平原战，只宜于在总的战略下进行独立自主的指挥，不宜于以战役战术上的集中指挥去束缚，以致失去其长处。并要求他根据山地战与游击战的理由，红军要求位于冀察晋绥四省交界之四角地区，向着沿平绥路西进及沿平汉路南进之敌做侧面的袭击战，配合正面友军战略上的行动。[11]实际上就是让他与阎锡山讲清楚，我们坚持的作战原则是什么，不要抱有不切实际的想法。
8月17日，毛主席又通过正在与我谈判的国民党代表张冲，转告参加南京国防会议的朱德、周恩来、叶剑英，要他们速通知阎锡山，红军在“独立自主的指挥与游击战山地战原则下”受他节制。[12]
8月18日，以中共中央书记处名义给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发出关于与国民党谈判条件的训令。这不是商量和建议，而是行政命令，是不容商量的组织意志，也是为了让对方知道，这是不会退让的底线。其中讲到红军作战原则时，要求与国民党讲清楚：红军充任战略的游击支队；在总的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发挥红军特长；为适应游击战原则，须依情况出兵与使用兵力；不分割使用；第一批出动红军的使用区域，在平汉线以西、平绥线以南地区，并受阎百川节制。
这些作战原则，毛主席在不同场合不厌其烦，反复地对内强调、对外说明。为什么？因为党和军队内部思想认识不统一。
国民党蒋介石则更不认同。他们的企图很明显，主要有三点：一是把红军全部送上前线；二是要求红军分路出动，使不能集中，强使听命于他们；三是红军受命出动后，即变为蒋介石的属下，他行使命令就能直接指挥我们的部队了，到那时党的问题和边区问题，也就让他顺便解决了，甚至可以不许我们再发表宣言并取消苏区。[13]
根据这种情况，在给谈判代表发出训令的同一天，毛主席和张闻天又给正在与国民党谈判的博古、林伯渠，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彭德怀、任弼时发通知，并让他们告诉在南京参加国防会议的周恩来等，准备到洛川开会讨论重大军事问题。因关系重大，要求博古、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刘伯承、张浩、贺龙、关向应一齐出席，还有张闻天、毛泽东、张国焘、凯丰、林彪、聂荣臻、罗瑞卿、张文彬、萧劲光、周建屏、林伯渠、徐向前、傅钟等都参加会议。[14]这实际上是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
红军后方司令部参谋长萧劲光等到毛主席窑洞汇报工作，告别时毛主席对萧劲光交代了一个机密任务。毛主席说，党中央准备到洛川开个会，你去打个前站，安排个开会的地方。还特别叮嘱，不在洛川县城，那里不安全，要选个安全的地方。萧劲光接到任务后，与军委主管后勤工作的杨立三一起，开着大卡车转了大半天，才在界子河附近的冯家村找了一个很保密的地点。[15]
这里在洛川县城东北十多公里，处在延安同红军前敌指挥部所在的云阳中间，是一个比较偏僻安全的地方。洛川县县长是国民党的，城内和交通要道上驻有少数国民党军队，但四周乡村则是红军重兵屯集之地。[16]毛主席就住在村中一座破庙里。
洛川会议旧址
洛川会议是在8月22日至25日召开的。毛主席在会上做了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的报告，并作了多次发言。他指出：我们的方针最基本的是持久战，不是速决战，持久战的结果是中国胜利。在这个前提下，红军有5条基本任务：“（一）创造根据地；（二）钳制与消灭敌人；（三）配合友军作战（战略支援任务）；（四）保存与扩大红军；（五）争取民族革命战争领导权。”他说，前四条是要实现的，后一条是要争取的。
毛主席着重谈了红军的战略方针。就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在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独立自主是在统一战略下的相对独立自主的指挥；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山地战要达到建立根据地，发展游击战争，小游击队可到平原地区发展。要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对国民党要保持高度的阶级警觉性。红军主力全部出动要以情况决定，要留一部分保卫陕甘宁边区。
以游击战争为主这是一个重大转变。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军从游击战转向运动战；现在又要实施从运动战向游击战的转变，这种转变，在现象上表现为一个倒退的转变，因此统一认识是非常困难的。
在会上，张闻天与毛主席基本一致。他说，要认清红军是党军，要使用得最有效，要尽量扩大我们的力量，至少要保存我们的力量，在指挥问题上就是独立自主的原则，外面节制，要不妨碍我们这个原则。作战方面主要是游击战争，总的是：赚钱则来，不赚钱不干。力量使用也是如此，要稳重点，我们可以宣言全部出动，但先出多少要看各方面情况，在有利时继续出兵。红军的影响并不靠出得快来决定。[17]
讨论时，任弼时提出修改意见。他认为，部队出动后，应当不失时机地在有利条件下，集中力量消灭敌人，增强我们的领导及扩大部队。所以，还是独立自主的山地、运动、游击战。[18]
彭德怀认为：红军出去，基本的是打胜仗，树立声威，开展统一战线，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党和红军的地位，也可使资产阶级增加抗战决心。基本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报告，要战术上要很谨慎，在胜利把握较多的时候，集中优势与敌人的力量来袭击敌人，用广泛地开展武装农民来掩护游击战争。对任弼时提出的游击战、运动战问题，他的看法是：“一般说运动战的可能减少了一些，但发动群众，麻痹敌人，调动敌人是可能的。游击战与运动战是密不可分的。”[19]彭德怀说，我看运动战也可以，我们同国民党军的运动战不是打得很好吗？[20]
林彪支持彭德怀的观点。他说，内战时期我们可以整师整师地歼灭国民党军队，日本人有什么了不起？可以考虑以运动战为主，搞大兵团作战。[21]
可以看出，他们的根本态度是日本人没有什么好怕的，照打不误。
周恩来也认为还是运动游击战好。[22]他说：我们的地区，是布置敌人后方游击战争，必要时集中力量消灭敌人。他把这种打法称作运动游击战。[23]
朱德在会上做了多次发言，认为持久战不能单凭消耗，主要的是发动广大群众，军事上是发动广大游击战争。要在国民党军队还能抵抗时，及早布置工作，争取在华北的持久战。即使友军都退下来了，我们也能在华北坚持住。我们的中心摆在支持华北，重点争取太行山及其以东地区。红军要出动，其他工作人员也要出去，这是争取前面抗日工作胜利的重要一环。[24]
朱德赞同发动游击战争，但也有些顾虑：我们不打大仗，国民党会怎么说？人民群众会怎么说呢？外界舆论会怎么说呢？
张浩是支持毛主席的。他说：我们应分为4个梯队，在侧翼多开展游击运动，不一定求开始的硬打求胜，而在最后的胜利。[25]
关向应以贺龙和他自己的名义，做了简短的发言，明确表示赞成红军迅速出师，尤其拥护独立自主的原则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贺龙还主动提出，将红二方面军的一部分留在陕北，保卫党中央。[26]
徐向前没有集中发言，除了插话就是听，他赞同毛主席的意见。[27]他回忆说，毛主席的报告给他印象最深刻，毛主席强调在国共合作的新形势下，我党一方面要团结国民党、中央军和地方实力派，积极推动他们拥蒋抗日；另一方面，要提高警惕坚持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在政治上、组织上保持我们党的独立性，以免被蒋介石吃掉，重蹈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的覆辙。毛主席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因为没有独立自主，就会失去党对红军的领导权、指挥权，前途可想而知；不是着重于山地，红军便没有可靠的依托和周旋余地，充分发挥自己的战术特长发展壮大自己；离开了游击战为主的作战形式，以几万红军与几十万日军硬拼，那就等于送上门去被敌人消灭，这正是蒋介石求之不得的。有人主张以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红军兵力全部出动，开上去多打几个漂亮仗。毛主席认为根据现时的敌情我力，还不能那样干。他主张只出动三分之二的兵力，留下三分之一保卫陕甘宁根据地，防止国民党搞名堂。
毛泽东和朱德、周恩来、林伯渠的合影。
徐向前的回忆中，把毛主席当时讲的道理，为什么坚持那样的方针讲清楚了。他还发自内心地感叹：“这些非凡思想，表现出毛泽东的远大战略眼光及把握革命航向的非凡能力。”[28]
聂荣臻说，召开洛川会议，主席的意图是要解决作战方面的战略方针问题，就是要打山地游击战，主席强调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不能轻视它，也不能用打国民党的办法，那不行，子弹缺乏，武器很少，打了这一仗，打不了下一仗怎么办？所以硬拼硬打是不行的，同时那样子也不能发动群众，不能建立根据地，不能扩充我们自己的队伍。会上有些不同意见，我赞同主席的意见，赞成山地游击战，着重要独立自主。[29]
会议讨论中，实际上出现了4种意见：一是毛主席提出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二是林彪等主张的大兵团运动战；三是任弼时、周恩来等提出的运动游击战；四是还有一些同志提出的游击运动战。对独立自主基本都赞同，只是有的认为独立自主只是相对而言，但对怎么打法意见很不同。
最后结论是什么？有的说，因军队急于出发，会议上没有充分地展开讨论。[30]有的说，对讨论问题基本取得一致意见，但对作战原则存在一些不同认识。[31]有的说，在林彪、彭德怀等人的坚持下，毛主席修改了最初的提法，规定为基本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也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32]
其实，毛主席最初的提法，就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和在平原地带发展，但山地游击战必须是基本和主要的。
彭德怀后来回忆说，他对运动战和游击战这两个概念，这一次是模糊的，有时谈运动游击战，有时谈游击运动战。[33]
他所说的概念模糊，就是游击战和运动战谁主谁次的问题。
张国焘回忆说，毛泽东曾提议休会3天，以便各同志能多方考虑和互相商谈。这个毛泽东的一种惯用手法，遇到党内有争执的时候，不愿让大家面红耳赤地争论下去，就用休会来作转圜。在休会期中，毛张等人企图贯彻他们的主张，频频与重要将领接触。[34]尽管他有些对毛张的恶意，却反映了当时统一思想之难。遇到会上争执时，会下沟通难道不是正确的工作方法吗？
萧劲光回忆说：“洛川会议上在讨论军事指导方针中尽管意见不同，但出发点都是一个，就是如何在出征以后更有力地打击敌人，更有利于我军的发展壮大。当然，它也说明同志们在当时对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性、对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问题在认识上有差异。在以后抗日战争的实践中，逐步证明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是高瞻远瞩的。”[35]
聂荣臻感慨地说：“主席呀，他是看到后头那一层，就是日本人败了以后，我们要转入进攻，所以要独立自主，要建立根据地，扩大武装。”[36]
是啊！还没有走上抗日战场之前，毛主席就精准地预见了战场形势和特点，甚至预见了抗战胜利后的局面，并且指明了立于不败之地的正确方向和办法，有如此超前思维的伟大战略家引领是多么幸运！
毛主席思想深邃，目光远大，往往不容易被认同。洛川会议后，一些不同认识还会延续下去，统一思想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往往是在看到历史展开以后的结果，才会深深地认识到，他的思想和智慧无与伦比。
[1]《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2页。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一）》，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49-450页。
[3]《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0页。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8页。
[5]《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2-23页。
[6]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新编本）（1886-1976）》，中央文献研究室2006年版，第654-655页。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59-460页。
[8]《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5-27页。
[9]《周恩来自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90页。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2页。
[11]《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8-29页。
[12]《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0-31页。
[13]《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2-33页。
[14]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张闻天年谱（1900-1976）》，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488页。
[15]陈冠任著：《建国录3毛泽东别传（1921-1949）》，华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682-683页。
[16]张国焘著：《我的回忆（下）》，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526页。
[17]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张闻天年谱（1900-1976）》，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489页。
[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传》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488页。
[19]彭德怀传记组著：《彭德怀全传（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375页。
[20]陈冠任著：《建国录3：毛泽东别传（1921-1949）》，华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684-685页。
[21]少华、游胡著：《林彪的这一生》，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72-173页。
[22]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研究室1998年版，第386页。
[2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57页。
[24]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新编本）（1886-1976）》，中央文献研究室2006年版，第660页。
[25]熊经浴、李海文著：《张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年版，第194页。
[26]《贺龙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第130页。
[27]《徐向前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第181页。
[28]徐向前著：《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第571-572页。
[29]《聂荣臻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96页。
[3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65页。
[3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5-16页。
[32]少华、游胡著：《林彪的这一生》，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72-173页。
[33]彭德怀传记组著：《彭德怀全传（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375-376页。
[34]张国焘著：《我的回忆（下）》，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427-429页。
[35]《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204页。
[36]《聂荣臻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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