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伯耀：受害民族有权利和义务表达悲痛、愤怒和憎恨

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

80年前，中国人民经过14年浴血奋战，彻底打败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宣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完全胜利。这是中华民族从近代以来陷入深重危机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点，也是世界发展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如今，我们纪念战争胜利，不仅是铭记历史，也是面向未来。

“加害民族、加害国家应该反省过去，承认错误，向亚洲的受害者道歉或赔偿，保证此类事情不再发生。同时，受害民族、受害国家也有历史义务，要表达帝国主义、军国主义给自己带来的痛苦、苦难、愤怒、包括憎恨；若不表达，加害国家就不会理解。”

这段话，来自一位86岁的旅日华侨林伯耀。林先生曾任中华海外联谊会理事、旅日华侨中日友好交流促进会秘书长；不久前，他和观察者网进行了一次线上交谈。

林伯耀的家族经历，可以说是近代以来中日、东亚历史的缩影。1913年，林伯耀的父亲林同禄（1892-1977）从福建福清远赴日本谋生；他的母亲杨金宋（1906-1962）生于釜山，1922年与其父亲在日本结婚。林伯耀1939年出生于日本京都，是生于日本长于日本的中国人。因为这个特殊的家庭背景，他的人生被深深裹挟进跌宕起伏的中日关系。

1964年，林伯耀从日本京都大学工学部毕业后开始工作，经常参加华侨青年运动。早在上世纪70年代，他就呼吁建立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1997年，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60周年之际，林伯耀与其他旅日华侨、日本青年共同成立“日本南京大屠杀60周年全国联络会”。

同时，他长期关注二战期间日本强掳中国劳工、强制劳动等问题，以及1923年关东大地震及东瀛惨案受害中国人研究，帮助受害者及遇难者家属申诉维权。他曾说，揭露历史真相，为二战受难同胞伸张正义是自己毕生的事业。

今年9月18日，黑龙江省档案馆依法首次向社会公布“侵华日军强征及奴役中国劳工”专题档案，以无可辩驳的原始文件证实了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战争罪行与反人类暴行。当天，林伯耀先生专程来到天津烈士陵园在日殉难烈士·劳工纪念馆参加悼念活动，纪念80年前中国劳工因不堪虐待在日本本土发动的“花冈暴动”。在与观察者网的交流中，林先生特意嘱咐，衷心希望日本友人、中国年轻一代能去那里看看，纪念那些在日本侵略战争中受害遇难的中国人。【编者注：1944年至1945年，日本侵略者强征中国战俘和劳工986人在秋田县花冈矿山做苦工。1945年6月30日，700名中国劳工发起暴动，日方出动2万军警镇压。据统计，一年间共有419名中国劳工在此被杀害、折磨致死，史称“花冈惨案”或“花冈暴动”。】

10月1日国庆节即将到来，我们将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76周岁生日。如今中国人民昂首挺胸地生活，为国家发展、世界进步作出贡献。纵然历史的伤痛无法磨灭，我们仍敦促加害者承认错误、深刻反省、真诚道歉，正如林伯耀先生所言，受害者有权表达愤怒和憎恨，但最终目的不是同等复仇，而是将这些情感清楚地传达给加害民族，探索避免这种事情再次发生的和平共处之路。

资料图：林伯耀

· 老华侨不沉默

**观察者网：**林先生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观察者网的对话。首先聊聊近况吧，您近来身体好吗，平时忙些什么事情？最近，中国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您有参与国内的一些纪念活动吗？感受怎么样？

**林伯耀：**我已经86岁了，虽说不再处于可以四处参与活动的状态，但我明天（9月16日）要去天津。在天津，安置着许多在日本去世的被掳中国劳工的遗骨，他们是在20世纪50至60年代从日本送还回国的。我们将在那里为在花冈（注：位于日本秋田县）及日本各地去世的中国劳工，还有在中国大陆去世的劳工举行追悼会。

10年前，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时候，我在天安门广场参加了阅兵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0年后，也就是今年举办的抗战胜利80周年盛大纪念活动，也让我们这些海外中国人极为感动。

我认为，中国能发展到今天这样强大，并将这一面堂堂正正地向世界展示，是一件好事。这宣示了我们再也不会像过去那样遭受帝国主义者的侵略。

抗战胜利70周年的时候，我与南京的战争受害者们一起观看阅兵式；他们一边流泪，一边高兴地说：“我们再也不会被日本军国主义欺侮了。”我也有同样的心情。

**观察者网：**我在搜资料时发现，去年在日本举办了一场《老华侨不沉默》的纪录片试映活动，纪录片的主角就是您，但当时片子还未最终完成，今年已制作完成了吗？能否向我们介绍一下片子的缘起、主题，参与拍摄制作的主创人员和拍摄过程，以及后续计划？这个过程中有遇到阻挠和麻烦吗？

**林伯耀：**感谢您对我们的关注。片子拍摄过程中没有遭遇到什么特别的困难或妨碍。

这部纪录片由日本的朋友们策划，借一位名叫林伯耀的老华侨——也就是我本人，将在日中国人希望对日本社会发出的呼吁与心声通过电影或纪录片的方式来呈现。他们拍摄了我出生的故乡——日本京都丹波，以及我最近开展活动的情况。成片大概会在明年年初完成。

纪录片试映后，总体上大家的反响都很好，有人希望能让林伯耀讲得更多一些。还有人说“日本的侵略并非全是坏事，也有好的方面”——他们说过这样的话，对此我的回答是，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没有任何好处；就算看上去似乎有好的一面，那也只是非常表面的东西，事实上让中国人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这一点是你们没有看到的。

纪录片《老华侨不沉默》视频截图

“支那人”“清国奴”，小时候的我不懂这究竟是为什么

观察者网：期待能早日看到这部纪录片。今年是抗战胜利80周年。80年前日本战败投降时，您应该就在日本吧，对当时的场景和心情有印象吗，能否讲讲当时的故事？您1939年出生于日本，父母一辈早年赴日谋生，可以说几乎完整经历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以来的所有历史，这些经历对您的人生、选择带来了什么影响？

**林伯耀：**我的父亲和母亲来自中国福建省福清，我父亲是1913年来到日本的。当时的中国，一方面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另一方面又有各种天灾与饥荒，十分贫困。因为在中国无处谋生，我父亲走投无路，才来到了日本。

我出生在日本京都丹波这个地方，但我自小就遭受各种欺凌与歧视，被叫做“支那人”“清国奴”。当时，甚至连朝鲜人的孩子都会抓住我，说“我们是日本人，你是支那人，给我道歉”，蛮不讲理地欺负我。小时候的我为此非常苦恼。为什么在那个时代中国人会遭到那样的霸凌和歧视，当时的我并不明白。后来我才知道，是因为那时候我们国家太过弱小、贫穷，那是很多中国人都不能有尊严地生活的时代。

现在经常被大家提及的是，在福建、广东一带曾有“苦力（クーリー）贸易”，因为人们实在没有工作谋生，在奴隶贸易被废止后，通过苦力贸易，使得许多中国人变相成为奴隶，被送往美国、中南美或世界其他地方，由资本家们使唤做工。我想，这些悲惨的历史就是背景，但小时候我不理解为什么会被叫“支那人”“清国奴”，还因此被欺负。

我记得，小时候我父母是从事布匹贩卖的行商；所谓行商，就是把布匹或织物背在背上，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从一个镇到另一个镇，步行叫卖。有一次，他们经过往常都会去的某家农户时，农户主人就出来说：“你们这些支那人不要来了。”

那时候，母亲牵着年幼的我出门卖货。有一次突然从农舍里冲出一个大汉，向我们吼道：“你们这些支那人给我滚开。”然后，放出家里养的一条大黑狗来驱赶我们，并唆使它咬我们。

母亲吓得魂飞魄散，拉起我的手就逃。我们沿着田埂狂奔，田埂上泥泞不堪，杂草丛生，道路极其崎岖，我母亲背上的布匹突然滑落，掉进了稻田里。此时，身后传来狗吠声。母亲惊慌地催促我：“快下去，把掉进田里的布匹捡起来！”于是，我们一起下到田里——那是蓄着水用来种稻的田地，我们捡起沾满泥水污渍的布匹，逃向田埂另一侧避开大狗的追赶。当时那只狗在我们身后追赶、汪汪直叫，至今想起仍记忆深刻，令人毛骨悚然。

后来，母亲拿着布匹，带我到山里，用山间溪水把布匹洗干净后晾在树上；若不及时洗净晾晒，布匹便无法出售。母亲把成匹的布挂在树枝间，一边呜咽着“哎哟、哎哟”，一边哭泣着发怒，泪水不断滑落。我抬头凝望着母亲眼中滚落的泪珠，内心困惑不解：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朝鲜人同样遭受欺凌，但他们将这种欺凌转嫁到了中国人身上。不过我能够理解。朝鲜人确实经历了巨大的苦难，他们被置于日本殖民统治之下，来到日本或被强行带到日本，备受磨难。

后来，我在中学时期得知了日本的“花冈事件”。这起事件源于被强制从中国押送至秋田县花冈地区从事奴隶劳役的中国人，因不堪虐待劳动之苦，为捍卫人类尊严与民族尊严而发动的一起暴动。

事件发生在1945年6月30日，而我是在中学时才了解这段历史，当时深受震撼——原来中国人也是会反抗的民族啊。虽然我没有上过正规的中华学校，但通过花冈事件和强制劳役事件，我的内心逐渐积蓄起作为教训的愤怒与民族情感。

观察者网：1945年的时候，您年纪还小，对日本宣布投降战败的事情有印象吗，还记得一些场景或故事吗？

**林伯耀：**我当时住在京都丹波，日本乡下的深山里。虽然我并没有听到像报纸上报道的日本战败之类的消息，但我感受到村里人的态度一下子就变了。随后，所谓的美国占领军就出现了，军官乘坐着敞篷吉普车来到了丹波深山里的村子。

大概是因为他们知道我父亲是中国人吧，那时村里人知道美军即将到来，又知道他们会来找我父亲，于是就来拜托我父亲，恳求他帮忙转告美军：我们没有欺负过林先生一家，我们没有做过坏事。村民们——尤其是村长、警察、邮局局长等主要人物，都躲到山里去了。他们很害怕那些美国占领军。不过，我们并没有说日本人的坏话。

这次经历让我深刻感受到：时代果然变了。从那时起，我意识到我们已踏入一个不同的世界。

后来，我们一家搬到了京都，我父亲当时担任了京都华侨联合总会的首任会长。这些记忆至今犹新。

当时，父母辈的人们以及各地的华侨会，怀着自豪的心情，在家门前悬挂代表当时中国政府的旗帜。这在过去是很危险的行为。然而面对此情此景，原先的旧日本军人中，有人发起袭击，有人挑起争端，以“我们日本并没有战败”为由施暴，因此有朝鲜人或中国人遭到袭击。

但仔细想想，其实在那之前，身在日本的中国人被当作“敌性外国人”，遭受欺凌与歧视。就在1945年前一年，1944年，神户福建行商人组合的13名主要成员陆续被日本“特别高等警察”（特高）逮捕，以“你们从事间谍活动”这类毫无根据的理由对这些人施以拷问。换言之，行商人因为日本警察凭空捏造的指控，诸如“行商人到城里或乡村打探各种情报并送回中国大陆”等等，而遭到拷问。

最终，13人中有2人在狱中死亡，4人在获释后不久便离世。其中1人的家属接到通知称“你父亲没用了，来带走吧”，等他妻子赶到大阪警局时，交给她的却是她丈夫的遗体——尸体腹部的肠子已经破裂。

后来，听其他幸存者讲述，他们不仅遭受殴打、铅笔塞进指甲等严刑拷问，更被吊在半空、头被按进水中逼供，承受了极其残酷的折磨。

其实，当时这种情况相当普遍，因为中国人被视为“敌性外国人”，被警察任意逮捕或遭受不公正对待。但是，1945年8月15日是分水岭，此后这样的事情就消失了，中国人终于能挺起胸膛了。

上述这起事件被称为“神户福建行商人迫害事件”。去年正好是80周年，我们在关帝庙举行了慰灵仪式一起缅怀他们，大家誓言决不能让这样的时代再次重演。

· 受害民族有历史义务，表达自己的悲痛、愤怒和憎恨

观察者网：在那个时代，不仅中国国内的民众饱受战争屈辱，在日中国人也经历了巨大苦难。在今年抗战胜利80周年的时间点上，我们也高度关注日本政府的表态。不过，当时石破茂有意发表讲话，但在自民党的阻挠下作罢。另一方面，日本政府还劝说有些国家不要参与中国举办的九三阅兵活动。您怎么看待日本政界的这些举动？是否意味着日本社会的氛围与认知发生了重大转变？

**林伯耀：**日本社会在这近10年间发生了巨大改变，美国的支持是原因之一。日本军国主义的亡灵正在复活，日本帝国主义的阴影变得愈发浓重。令人遗憾的是，这次日本政府竟反过来要求其他国家“自肃”——不要参加9月3日中国举办的纪念活动，此事甚至见诸日本报端。这实在令人无法容忍。

中国在9月3日举行阅兵仪式，以此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也许，这正是军国主义者不愿目睹的场景，他们真的在害怕——害怕人民正义力量的壮大。

我观看了阅兵游行，场面非常精彩，我内心深感自豪。尤其当习近平主席强调“历史告诫我们，人类命运紧密相连”，“各国各民族应当平等相待、和谐共处”，并指出“中国将率先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时，我深以为然。

10年前，我参加了70周年阅兵式。当时习近平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发言时提到：“中国人民遭受列强的侵略、凌辱、掠夺达百年以上，但中国人民不是从中学到弱肉强食的强盗逻辑，而是更加坚定了维护和平的决心。中国永远不会将自身遭受的惨痛经历强加给其他民族。”

这番话让我深受感动，作为一个受害民族的国家领导人能表达这样的立场非常了不起。

我始终秉持这样的观点：加害民族、加害国家应该反省过去，承认错误，向亚洲的受害者道歉或赔偿，保证此类事情不再发生。同时，受害民族、受害国家包括其领导人也有历史义务，要表达帝国主义、军国主义给自己带来的痛苦、苦难、愤怒、包括憎恨；若不表达，加害国家就不会理解。

如何处理这种愤怒和憎恨？当然不是以报复的形式，而是应该将这些情感清楚地传达给加害民族，探索避免这种事情再次发生的和平共处之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中国可能太过克制了。无论是强制征用劳工问题，抑或关东大地震期间中国人被屠杀事件——当时受害者被枪械、刺刀、斧头或长矛杀死，想到那些瞬间我便久久无法释怀。这些历史事实，加害者和受害者都要知晓。为了避免如此悲痛的历史重蹈覆辙，受害民族和加害民族应如何携手前进至关重要。

对于日本社会现状，作为在日中国人，我深感不安。近年来，教科书中关于日本作为侵略国家所犯下的加害事实逐渐被淡化。就在去年，所谓的“令和书籍”问世了，其内容试图掩盖南京大屠杀等加害事实。日本文部科学省竟会推出这样的教材。更令人恐惧的是，日本内阁、广岛市长竟重申战时的“教育敕语”，试图将其融入到目前的学校教育之中，其中心思想正是“为天皇献出生命”。这些都是我非常担忧的现象。

正如您所言，广岛、长崎遭到原子弹轰炸这些都是事实，但他们却向下一代灌输“在这场加害战争中我们才是受害者”的观念。客观上，日本普通民众受到了战争伤害，但若前往广岛参观核爆纪念馆就会发现，关于为什么会投下原子弹的原因陈述完全缺失。当时现场究竟发生了什么？此前在南京、中国东北地区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些事实完全被忽视，仅强调受害者身份，我认为这是错误的，甚至是蓄意为之。

如今他们又反过来鼓吹毫无根据的“中国威胁论”，制造出“可能被中国侵略”的舆论，通过各种形式营造这类氛围。特别是前首相安倍晋三提出“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日本有事即日美有事”，这种毫无逻辑的论调已经推动日本扩张军备。这令人感到危机四伏。

2023年8月8日，曾担任首相的自民党前总裁麻生太郎在窜访台湾地区时表示，“必须做好（与中方）战斗的觉悟”，鼓舞部分“台独”人士。但在《中日联合声明》等文件中，日本原本承诺理解并尊重中国的主张——即台湾是中国的神圣领土，如今却主张“台湾虽被我们放弃，却未提及归属何方”（台湾地位未定论）。这样的行为正是殖民主义本性的体现。

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在日本冲绳汉森营进行机枪架设演练，为“坚决之龙25”演习做准备。

9月11日，日美举行“坚决之龙25”（Resolute Dragon 25）联合军演，约有14000名日本自卫队士兵与美军联合行动。九州和冲绳部署了大量自卫队武器以及远程导弹，危险的鱼鹰（垂直起降飞机）飞行活动引发各地居民的反对。尤其是去年10月23日启动的“利剑 25” （Keen Sword 25）日美联合演习活动，持续10天，共45000名自卫队员和美军参与。这是史上最大规模的日美军事演习，他们将中国作为演习的假想敌国。

我认为这完全是挑衅行为，给中国和亚洲构成了巨大威胁，而日本媒体对此几乎保持缄默。日本方面巧妙地操控舆论，特别是通过无中生有的“中国威胁论”，在日本内部制造反中反华言论，我对此十分愤怒和担忧。

对于下一代，我们每个人都要承担历史责任，不能再重蹈覆辙——诸如此类的高尚谈话，在安倍晋三的言辞里面是听不到。我们今天所要求的不仅是道歉，而是日本的深刻反省，以及为了防止这样的战争重新上演，受害民族与日本应共同思考和平共存的问题。可惜的是，安倍晋三的言论并没有反映出对亚洲和平的思考。因此，我对日本当前的动向怀有极大的担忧和愤怒。

日本内阁在阁议中承认的“教育敕语”，在二战期间曾教导孩子们为了天皇献出生命。这是历史的黑暗面，但如今，这样的教育理念在日本的一些学校里面延续，广岛市长对此还表示支持，这令人感到愤怒。我们必须阻止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

观察者网：非常认同，为什么我们现在要不断反思战争，真正的目的还是为了下一代人，让他们知道怎样去看待这段历史，并且让这样的历史不再重演。这次80周年，日本的一些民间社会组织有举行一些活动吗？

林伯耀**：**我们在天津举办“花冈事件”纪念仪式，受害者遗属和日本的朋友们会一起参与，纪念这段历史。20世纪50至60年代，在很多日本朋友和朝鲜朋友的共同帮助下，在日本遇难的中国劳工的遗骨被送还到中国。那是一段非常感人的历史，我们必须铭记那个时代，誓言与中日两国人民携手奋进。

我身在日本，也和很多勇敢、正义的日本友人交流——在日本，同样有众多富有良知和诚意的有识之士。正因如此，我从未失去希望。

2011年，林伯耀在天津烈士陵园在日殉难烈士劳工纪念活动上讲话。天津网

从日本送回来的2300多具中国劳工遗骨安放在天津烈士陵园的在日殉难烈士·劳工纪念馆内，当亲眼见到那些在日本遭受虐待而亡的劳工遗骸时，日本过去的所作所为便会昭然若揭。我衷心希望日本友人、中国的年轻一代都能去那里看看。

观察者网：今天交流前，您发过来一张照片，是南京大屠杀的相关资料。可能还有很多中国民众并不知道您很早就提议设立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并为之做出巨大贡献，也一直在日本搜集了大量证据资料；近些年来相关资料的收集情况如何，主要通过哪些渠道收集？除了您之外，还有其他人参与吗？

**林伯耀：**在追踪花冈事件之后，我迫切希望研究南京大屠杀的问题。无论是中国学者还是日本学者，都在各自依据和历史脉络上展开论述，但我希望听到当时身处屠杀现场的人到底经历了什么，无论是受害者还是加害者。南京有无数的受害者，我们已经收集大量受害者的证言。但在研究南京大屠杀的相关人士中，很少有人关注加害方的历史情况是怎样的。

1997年，我们联合日本众多关心南京大屠杀的市民团体，成立了南京大屠杀60周年日本全国联络会，我是其中的代表之一。我们第一步着手寻找参加过南京战役的日本老兵，并记录他们的证言。在近5年时间里，我们记录了200多份证言，并将此拍摄成影像。每年12月，我们都会邀请南京的受害者、遗属或研究者召开证言集会，向日本民众传播南京大屠杀的真相。我认为我们在这方面取得了一定效果。

实际上，刚刚发送给您的图片是由参加过南京战役的士兵遗属所提供的，这份资料还没有正式出版发布过。南京军事法庭的记录是受害人数超过30万，实际上可能达到34万，南京大屠杀否定派却对此提出质疑。在我们列举的若干案例中，这幅画展示的内容令人毛骨悚然。这幅画是一位参加过南京战役的士兵所绘。他说，“若不将此事诉诸文字，便无法安息”，于是亲笔写下并讲述了画中的内容。

遗憾的是，这位日本兵已经去世，我们从其遗属那里得到了这幅画。画中所描绘的场景发生在昭和12年（1937年）12月15日凌晨2点，这是南京陷落后两天的情况。

日本士兵描绘的1937年12月15日凌晨日军屠杀中国战俘的场景林伯耀先生供图

画中描绘的是位于扬子江下关挹江门附近、供日本驻军官兵居住的营房，这里是从日本运送武器弹药至南京时卸载物资的指挥部（碇泊所司令部）所在地。画中署名“梶谷”的士兵正是此图的绘制者。

这处营房与士兵们仅相距1100米。12月15日夜里，听到激烈的机枪声响起后，他和名叫轻部的部下一起来到宿舍外。眼前的景象令他震惊：被抓的中国战俘，分成四列纵队，被日军严密包围着，朝着江边走去，两侧有重机枪持续扫射。这就像一条传送带，成批的中国人被杀害。多数集体屠杀是将人聚集在中间，然后从外围射杀；或是排成十几二十人的队列，把他们推入江里。

然而在这里，日军将押送过来的战俘团团围住，强迫他们朝着扬子江方向行进；这是一场死亡行军，前方机枪阵地不断朝他们射杀。他目睹3000余名中国士兵被害，就在12月15日夜晚——那晚南京月色明亮，景象清晰可见。

当他看到一位中国士兵从容地走过时，几乎情不自禁地想向他敬礼。这名中国士兵透露出来的那种坚定决心，都写在他的手记里。

这幅画描绘了当时很多中国士兵最终投降后的情景。缴械后，他们被日军机枪集中处决。这是最残酷的屠杀方式。实际上，这种暴行自12月13日南京陷落至年末，多次发生。这位士兵是第一次亲手绘制图画。我衷心希望大家知晓此事，这是必须了解的真相。

· 憎恨应该被允许表达，但也要转化为推动世界变革的力量

观察者网：对于没有战争经历的人而言，更多是通过影像、史料等资料来了解战争的残酷性。由此也联想到最近中国国内的一个争议，今年国内上映的电影《南京照相馆》受到好评，但也有人认为场面过于残酷、是传播仇恨、不宜未成年人观看等等；您曾切身经受过残酷的战争，面对如今大众对历史与现实、未来的认知和平衡，您有些什么感想？这也是让生长在和平时期的一代代人，如何认识战争与和平、仇恨与宽容？

**林伯耀：**我还没有看到过《南京照相馆》，但从新闻上听说在中国引起了很大反响。南京大屠杀当然是事实，当时日本军队像对待蝼蚁般杀戮中国人，并实施强奸和虐待。日本人甚至还会自己拍下那些场景，仿佛是他们的光荣一样。这早已为学者和大众知晓，但我们必须让更多人了解这些事实，尽管十分残酷。

我们这样做的目的绝不是煽动仇恨，而是希望能让更多人看到事实。这其中包含着愤怒、悲恸和憎恨，但这是人性中不可缺少的情感，它们应该被允许表达。

这是昔日日本军国主义造成的，我们更要认真思考如何面对作为肇因的日本人民与日本社会——绝不能诉诸仇恨，而是需要让日本社会认识到这些历史事实。否则日本人永远无法理解——啊，原来还有这样的事？日本民众所知晓的，是当时全国各地动员举行的南京陷落庆典。这段历史，比我年纪稍长的人都亲身经历过。他们对南京的认知仅止于此，必须让他们知晓：在日本欢庆南京沦陷的庆典背后，有无数南京市民正遭受屠杀。

但对此，我们绝不能用仇恨进行报复，而是应该致力于防止悲剧重演。日本民众至今仍在呼吁：“我们既不愿被杀害，也不愿杀戮他人。绝不能让历史重蹈覆辙。”

对此，我认为我们要认真探索前行之路，应当联合海内外富有良知与善意的人士，共同展开严肃讨论，如何构建中日永不战争的新时代。我们要做的是将历史铭记于心，而绝非煽动仇恨，并呼吁日本人民共同思考——如何携手构建一个永不重蹈侵略战争覆辙的亚洲。

当然，憎恨也是人类重要的情感之一，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但我们不应止步于憎恨本身，而是共同思考如何将这份憎恨转化为力量，以防止此类战争再次发生，推动世界变革。若仅停留于“不能只沉溺于仇恨”的层面，恐怕也缺乏说服力。

· 幸存者讲的不是什么英勇事迹，而是极其煎熬痛苦的经历

观察者网：除了南京大屠杀之外，您还有一部分非常重要的工作是关于当年在日中国劳工，就像您前面提到的花冈事件。我在搜索资料时发现，2016年中国劳工起诉日本三菱材料企业索赔案有了结果，当时案件交涉人包括您，这起案件在国内引发较大关注。您能谈谈当时参与这起中国劳工索赔案件的来龙去脉吗，面临了哪些困难？事情距今也快10年了，这些年来还有相关案件在推进吗？

**林伯耀：**关于强制征用劳工以及花冈暴动的缘由，前面已经提过。1987年，我得知花冈事件的幸存者——曾在中山寮担任大队长的耿谆先生尚在人世，便邀请他赴日，参加在日本秋田县大馆市举办的慰灵祭。之后，神户华侨总会邀请他来到神户，为他举办欢迎会，并一起座谈。

首先，日本华侨大多知道花冈事件，也都了解在日本135个作业现场发生过强制征用劳工和强制劳动的事实。当年参与遗骨送还的华侨们也积极参与其中。出于这个原因，大家想请幸存者们分享一些故事。

资料图：战后美军为秋田县花冈矿山幸存中国劳工进行身体检查时所拍照片。中青报

当时，每个人都竖起耳朵，想听他讲述花冈暴动时中国劳工是如何不畏艰难、勇敢反抗的故事。然而他开口讲述那些经历时竟泪如雨下，在场的我们都惊呆了，他讲的不是什么英雄事迹，而是极其悲伤、痛苦和煎熬的亲身经历。

另一位同行的滞留在北海道的幸存者刘智渠先生，在讲起过往时也泣不成声。强制劳动的阴影下，涌现的尽是泪水、伤痛与悲恸，这让我们意识到无数劳工曾遭受何等惨痛折磨、虐待与死亡。

于是，我和我的弟弟决定，与日本朋友一起行动起来，抚平花冈事件受难者心中留下的深深伤痕。1988年，我与耿谆先生商量，决定和花冈暴动的幸存者们在中国见面。第二年，我和刘智渠先生一起去了中国，和几位花冈暴动的幸存者聚集在一起。他们当时还向我询问了1946年在横滨BC级军事法庭，美军起诉花冈事件的裁判结果，以及当时日本政府和鹿岛建设的态度等等。

过去，日本政府在国会主张“中国劳工是合同工”，不承认强掳的事实。鹿岛建设在横滨BC级法庭上辩护称，企业在正月会杀牛宰羊犒劳工人，中国劳工如有伤病会立即送医，工资则存放在某个银行或邮局等等。这些都来自横滨BC级法庭庭审记录。当我把这些事情讲给幸存者们听的时候，他们都非常愤怒，这都是歪曲事实，无法接受。

日本国内针对花冈惨案的抗议游行，图中前排右一为林伯耀

因此，幸存者们转而要求赔偿，开始向加害企业鹿岛建设和日本政府提出赔偿请求，并于1989年首次向鹿岛建设递交了赔偿请求的公开信。最终，在2000年11月与鹿岛建设达成和解，向986名受难者一次性支付了5亿日元。至于针对日本政府的诉讼，2015年6月，他们与大阪港的强制劳工受难者一起提起诉讼，但最终败诉。不过，法院认定中国人的强制劳工征用是日本国策的一部分，日本政府负有重大责任。但由于中方已在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中放弃赔偿，所以这次索赔诉求并没有得到解决。

关于三菱的索赔案，三菱最初在日本共涉及五起诉讼，但这五起案件均为中方败诉。败诉原因包括诉讼时效已过，或是涉及国家层面的因素等。其中最主要的依据是就《中日联合声明》中，中国出于维护两国友好关系考虑而放弃索赔的条款；无论是民间赔偿还是政府间赔偿，该条款均被视作放弃索赔的依据，日本司法系统、日本政府乃至日本企业都对此一致认同，因此相关诉讼几乎全部败诉。

三菱实际强征的中国劳工超过3700人，当我们向三菱集团提出“请务必解决此事”的谈判要求时，对方表示如果要谈判，日本政府必须参与其中，企业才会愿意考虑。但日本政府始终以《中日联合声明》为由，迟迟不肯出面。

当时三菱的受害者遗属们在中国各地的三菱企业前示威抗议，在上海三菱材料总部的抗议活动中，他们要求三菱日本总部承担起对强制征用劳工的赔偿责任等，这些都是受害者遗属们自己做出的努力。

三菱似乎对这些直接的抗议行为感到相当困扰，对他们而言中国既是重要市场，也是原材料供应地。直到某一天，三菱方面表示，若在中国停止抗议活动，并停止向媒体透露信息，他们则会听取受害者的诉求。

最终，三菱向受害者遗属支付每人10万元人民币（约合200万日元）的赔偿，同时允许遗属赴日，前往祖辈曾遭受奴役劳动的场所参加慰灵活动；同时，还成立了基金管理委员会，受害者一方派出6名代表，我就是其中之一。截至目前，已有1900余名受害者领取了赔偿金。

其实，三菱很抗拒“赔偿金”这个说法。由于三菱在日本的所有诉讼中都赢了官司，因此他们主张这并不是赔偿金，而是“道歉的证据”。

但中国国内有些人以为是三菱自愿向受害者道歉并支付赔偿金，其实并非如此。这是受害者及其家属鼓起勇气站出来发声、进行争取的结果。

如今仍有约1500名遗属陆续赴日参加慰灵活动。对此，三菱承诺向每人支付25万日元补助金，作为额外费用，与赔偿金分开支付。这固然是件好事。虽然一部分的企业支付了赔偿金，但还有多数企业都无视或拒绝；受害者们也无法发声。

我深感遗憾的是，日本政府至今仍未承认自己在这135个作业现场发生的强制征用劳工事件中负有重大责任。事实上，假如没有日军协助，不可能发生此类强制征用，而下达命令的日本政府理应承担主要责任。希望日本政府拿出果断的解决方案，并正式道歉。

我想说的是，被强制送到日本的中国劳工约有38000人，根据外务省的报告有6830人死亡，但实际精确统计后发现死亡人数大概有8000-9000人。目前送回天津安放的中国劳工遗骨是2300多具，因此还有6000多具遗骨仍长眠在日本土地。

在中国大陆，仅东北地区就有1500万中国人被强制征用和强制劳动，保守估计死亡人数可能达三四百万；整个中国，大约有数以千万计的人被强制劳动，死亡人数达数百万之巨。有日本研究者甚至认为，死者可能高达一千万。但这个问题在日本社会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包括我在内的中国人，对此也存在疏忽；本应有更多的研究者站出来查明真相，并推动历史真相的彻查，如今却未能做到，实在令人遗憾。

尤其痛心的是，在经济建设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一些“强制收容所”和“万人坑”被拆毁、填埋了，希望各地政府、中国学者及相关受害者遗属能共同关注这些问题。

· 一百多年来，日本政府对关东大地震及东瀛惨案避而不谈

观察者网：那么有关1923年关东大地震、关东大屠杀这段历史，您是怎么关注到的？这段历史在中国国内可能知晓者并不多，很多人也许知道当年有在日朝鲜人遭到屠杀，但也有数百名中国人。您这些年也一直为这起历史惨案奔走，在日本举办纪念活动等等。历史上的这起惨案，在中国国内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这对我们是一种警醒。这些年针对这段历史的相关活动还在继续吗，能否介绍一些情况？

**林伯耀：**在关东大地震期间被屠杀的中国人，仅登记在册的就有758人，他们都不是死于自然灾害，而是被日本的军队、警察、民众所虐杀的。

当时我父亲在东京行商，遭遇关东大地震（1923年9月1日）。他急忙回到自己的公寓，发现各处都在发生火灾。然后，社会上开始出现朝鲜人放火的谣言，要求大家提高警惕，实际上从9月1日晚起，自警团就开始被组织起来并付诸行动。父亲得知这一情况后，意识到中国人和朝鲜人会受到威胁，在无法电话联系的紧急情况下，他紧急集合了东京浅草附近的12位同乡。当时情势非常危险，于是我父亲带着我母亲在内的13人，一起去警视厅寻求保护，并申请通行证。

但警视厅也遭受地震影响，他们表示自己无能为力，据说连笔墨印章都找不到。入夜后，父亲听见有人说“那边聚集着中国人”“把那些家伙拖出来”，深感危险迫近。于是他召集所有同乡，当晚带着他们冲进警视厅在附近日比谷公园设立的临时办公室里躲了一夜。

9月2日下午戒严令发布后，宪兵队赶到了，代替警察为他们开具了通行证。至于通行证上写着什么，我现在也仍然不清楚，但大概写的是“支那人”“支那共和国人”之类的字眼。即便当时中华民国已经成立，但日本政府也不使用“中华民国”的正式名称，而是使用“支那共和国”这一侮辱性称谓。

关东大地震的很多遇难者来自温州高地山区贫困的村庄，仅温州籍遇难者就有400多名；此外，福建、广东等地亦有许多人被屠杀。当时的中国留学生为此制作了一份调查名单，共列出758人。根据当时设在上海的大韩民国朝鲜临时政府的《独立新闻》报道，约有6661名朝鲜人惨遭屠杀。

关东大地震后，大量在日朝鲜人及中国人惨遭杀害。维基百科

一百余年来，日本政府始终对朝鲜人、中国人屠杀问题避而不谈。最初，在震灾之后，朝鲜人和一些有识之士还会举办慰灵祭，但从1925年《治安维持法》实施后，这类活动全部被禁止了，仿佛当时日本政府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

震灾后的第二天，日本政府以内务省警保局长的名义向全国行政长官下达通告，声称“朝鲜人借东京附近的震灾在各地纵火，在东京市内携带炸弹并泼洒汽油纵火，必须严厉取缔”，并要求各地成立自警团，随后各地纷纷成立自警团。在神奈川、东京及关东周边地区的自警团数量就超过3000个，他们屠杀了很多朝鲜人和中国人。在大岛町事件中，为支援中国劳工而奔走的优秀中国留学生王希天，被军方以“反日头目”的名义杀害。他曾是参与五四运动的革命家。

大约从1920年起，日本经济开始衰退，许多工厂倒闭，失业人数增多，中国劳工就被视为抢走日本人工作的人，政府要求禁止、停止雇佣中国人，并开始在各地逮捕中国劳工，将他们强制遣返。日本工人也要求政府和企业不要雇佣中国劳工。就这样，日本官民联手，对当时赴日务工的劳工展开了迫害与镇压。

当时中国国内正掀起五四运动浪潮，反日运动风起云涌。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敌意与警惕心在加深，对朝鲜人同样如此。王希天创建的“侨日共济会”，帮助劳工讨薪、争取加薪等权益，但因此也遭到日本企业家、劳工中介以及日本劳工的怨恨。结果，在9月3日那天，军队、警察和自警团闯入中国人宿舍，将居住在那里的中国人集中到广场上。当聚集到大约200人时， 300名日本工人、警察、军队将他们围住，并进行殴打，直至将其杀害。这就是被称为“大岛町事件”的集体屠杀，中国学者称之为“东瀛惨案”。

在大岛町的观妙寺，主持渡边取出插在祭坛里的一块木板，上书“为关东大地震中国人受难者之灵盂兰盆会水向供养”等字句。林伯耀说他找了很多寺庙，但只有这里接受了祭奠中国受难者的请求。图：南香红/央广网

请各位务必来到日本，前往逝者长眠之地进行悼念。明年我们将协调受害者遗属赴日，与日本政府协商，正式启动要求其承认事实并进行道歉与赔偿的行动。

1923年日本内阁曾做出决定，认为国家应当为地震引发的屠杀事件进行赔偿。当时朝鲜已完全被日本占领，在法律上被视为“日本人”，但中国人仍是外国人。因此，震后第二年，日本政府决定向中国政府支付20万元的款项，折合到现在大约800万日元。然而随着日本发动侵略战争，这件事被抛诸脑后。

2023年关东大地震100周年时，我们举办了被屠杀的朝鲜人和中国人的联合追悼会，我也是追悼执行委员会的共同代表之一。很多市民参与了集会，将近1800人，绝大多数是日本人。我相信日本人民和众多有识之士的良知会带来好的结果，但目前仍有很多任务要完成。留学生们也逐渐加入到这场活动中，希望由他们来传播历史真相。

观察者网：最后回到当下，第一，您从事的这些事业未来会如何继续进行下去？对历史的传承是一代又一代人的接力跑，您对年轻一辈有什么想说的话、想呼吁的事吗？

第二，因为您个人经历的特殊性，生在日本长在日本，从情感上来说，对中日两地都有深厚的感情，某种程度上成为中日关系的一种象征。1978年中日建交，随后经历中日关系蜜月期，但此后也时常因为一点“火星子”而迅速点燃两国民间情绪，近年来中日关系急转直下，如今可谓处于冰冻期，甚至最近日本网络、政界还出现了排外、排华声音。您从事的种种活动，不仅是直面过去，也是面向未来，从您切身经历出发，您对中日关系的当下和未来有什么看法和期待？

**林伯耀：**我在日本出生，如今已86岁了。我在日本经历过很多不愉快的事情，但整体上我是在日本的风土中成长起来的，因此我对日本的各种文化、习惯和传统有着深厚感情。我的根在中国，但培育我成长的终究是日本这片土地，日本可以说是养育我的故乡。所以我强烈期盼中日两国可以世世代代和平友好。

这就需要我们正视过去发生的历史，向日本人民传达并坦诚地诉说中国人民的悲伤、痛苦，甚至时而涌现的愤怒与仇恨，呼吁日本人良知的觉醒。我身处日本也深切感受到日本社会仍有很多正义与良心的存在。我们所主张的“讨回公道”的运动，绝非单纯支付赔偿金，而是通过这种方式确保类似的悲剧、错误的历史不会重演。

当然，社会上存在各种不同声音，但基于过往经验，我不会畏惧。同样地，我认为在日本仍有不少怀有勇气、良知与正义之心的人们，尽管人数不够多。我们必须鼓起勇气发声，尤其要努力把中国人民在战争中遭受的苦痛与悲伤传达给日本的年轻一代。此次中国举办的抗战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给了我莫大的勇气。倘若日本社会存在误解，我们就要指出这些错误——我们的希望、中国的希望是和平。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言，中国人民遭受列强的侵略、凌辱、掠夺达百年以上，但中国人民不是从中学到弱肉强食的强盗逻辑，而是更加坚定了维护和平的决心。这是作为受害民族才能说出的宣言，也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指明了正确方向。

我认为，关键要以人类兄弟情谊为基石、以信任为纽带携手前行；未来或许并不那么光明，或许永远存在着这样的斗争，但不要畏惧、不要放弃，要坚定表达中国人民战争受害者的苦痛与愤怒，以及对日本政府的正当诉求，发出我们的声音。让日本社会反省过去、不再犯同样的错误，这对东亚的和平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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