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岩、崔思朋、巧巧：国际舆论对我国蒙古族源的错误论述，是如何包装散布的？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高岩、崔思朋、巧巧】

近年来，国际舆论中围绕我国蒙古族族源问题，不断出现偏离甚至严重歪曲历史事实、暗含政治意图的错误论述。这些论调以学术研究为名，试图将蒙古族塑造为独立于中华民族共同体之外的“他者”，其本质是否定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与现实，为分裂势力提供话语支持。

这类论述与“内亚史观”“新清史”等坚持“长城以北非中国”的错误解构中国历史的叙事一脉相承，影响恶劣。因而，亟需从学术、舆论与政策层面予以系统辨析和有力反击。

资料图中国民族网

错误论述的实质与境外舆情影响

目前国际话语场中涉及蒙古族族源的错误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论调：

第一类是“蒙古族匈奴起源论”。该论点片面强调蒙古与匈奴在语言、习俗方面的某些相似性，故宣称蒙古族是匈奴的直系后裔，主张蒙古族文化系统“与汉文化存在根本区别”。这类论述刻意忽视蒙古族形成过程中的多源融合与复杂演进，试图构建封闭、孤立的族源谱系，其政治意图在于割裂蒙古族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联系。

第二类是“蒙古属突厥分支论”。尽管语言谱系学研究早已明确蒙古语属独立语族，与突厥语并无同源关系，但是，一些境外学者及网络舆论仍不断散布“蒙古为突厥留守人群”等虚假分类。这类论述违背学术共识，依托情感化、碎片化传播，企图重塑蒙古族的族属认同。

第三类是“中华民族虚无论”。这种论调恶意曲解历史文本（如片面引用孙中山“驱除鞑虏”等历史言论），完全忽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民族平等政策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虚构所谓“汉族与蒙古族根本对立”，甚至声称“蒙古国人看内蒙，则是中国的附庸地区”。此类论述既无视内蒙古自治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出现的经济社会发展、文化传承和民族团结，也否定了元、清两朝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构建过程中的历史地位。

以上这些学术观点并非是孤立的，而是与西方学界“内亚史观”“新清史”等错误历史叙事相呼应，通过学术包装、社交媒体传播和国际反华势力联动等多种渠道扩散，对国际舆论产生严重误导，其最终目的是解构中国的历史叙述，为境内外分裂势力提供理论支撑。

错误来源剖析与学术纠偏

上述错误论述的产生和传播，既有历史认知的偏差，也有现实政治的操弄。

在学术层面，一些境外学者通过选择性使用史料、割裂地域与民族联系，系统性建构“蒙古族非中国”的错误学术观点。他们常常贬低中国传统史籍的可靠性，有意夸大境外片段记载及考古发掘材料的权威性，其研究方法带有强烈的预设性和政治倾向。例如，一些反华学者将蒙古族统治时期描述为“外来殖民”。

在传播机制方面，国际社交媒体平台成为推波助澜的重要渠道。YouTube、X（推特）、Facebook、Reddit等国际社交平台成为传播“蒙古正统在蒙国”“元朝非中国王朝”等谬论的主要渠道。

例如，在Reddit等平台，一些账号散布“蒙古是原生民族，原生民族建构不依赖汉”等片面观点，完全无视历史上蒙古族与汉族及其他民族长期交往交融的史实。又如，某些境外媒体如自由亚洲电台、美国之音等，大肆炒作《蒙古族通史》下架事件，将其歪曲为“打压民族文化”，却刻意隐瞒该书因存在“商汤是蒙古可汗”、“甲骨文是蒙古文字”等不实记载、宣扬极端民族主义等严重问题而被依法审查的事实。

诸如此类的传播活动具有明显的选择性、倾向性和政治目的，这对不熟悉中国民族历史的国际受众产生了严重误导。

更值得注意的是，国外分裂势力与国际反华势力的联动。“南蒙古大呼拉尔”等境外分裂组织，以美国、日本、土耳其等为基地，定期组织所谓国际发布会、政策论坛和媒体采访，并资助某些智库发表倾向性报告，积极推动蒙古族源议题国际化。它们往往与“港独”“台独”势力合流，试图串联多个议题对中国进行舆论围剿。

纠正这些错误论述，必须运用多学科研究成果及交叉学科研究方法，从学术上正本清源。要通过扎实的史料研究和科学分析，揭示蒙古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多源融合特征，阐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必然性。

历史真相与边疆民族践行大一统传统的再阐释

针对国际舆论中有关蒙古族源的各类错误论述，必须用扎实的历史事实正本清源。比如，元朝与清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这一行为本身就是对“蒙古族非中国论”的有力驳斥。

元朝建立后，忽必烈深知“帝中国，当行中国事”。这一原则直接推翻了西方学界提出的所谓“蒙古族与中国传统无关”的谬论。忽必烈积极推行汉化政策，建立从上都连接各地的驿站网络，将蒙古草原纳入全国交通体系。至元二十二年（1285），忽必烈下诏编撰《元一统志》，其目的是“大集万方图志而一之，以表皇元疆理，无外之大”。这是大一统国家建设的标志性行为。忽必烈重视儒学，设立国子学，选随朝百官近侍蒙古、汉人子孙及俊秀者充生徒，进一步体现了对中华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正如明代朱元璋所做出的评价：“华夷儒风竞起”，“半去胡俗，半用华仪”。这彻底否定了西方学界提出的“蒙古族文化与中国文化根本对立”等错误观点。

元朝开国皇帝忽必烈

清朝同样延续了这一传统。康熙帝编纂《大清一统志》时指出：“朕惟古帝王宅中图治，总览万方，因天文以纪星野，因地利以兆疆域，因人官物渠以修政教”。清朝编修《大清一统志》延续了元、明两朝编纂一统志的传统，这是清朝践行大一统的体现。雍正帝更明确提出：“天下一统，华夷一家”的观点，打破了传统的华夷界限。日本学者杉山正明也认为：“中华的范围自蒙古时代以后大大地扩展了。从‘小中国’到‘大中国’，不能不说是一次漂亮的转身……中国走上了通往‘多民族之巨大中国’的道路。”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必然性

蒙古族源的争论绝非简单的学术争议，而是深刻关乎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中华民族认同的重大议题。在西方持续推进对华意识形态围堵的背景下，对于历史阐释的话语权已成为大国博弈的新战场。一些反华势力试图通过遮蔽甚至歪曲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的叙事逻辑与话语体系，在文化上干扰甚至是破坏我国的发展。因此，积极回应此类错误论述，不仅是为了澄清历史真相，更是为了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是近代以来借鉴西方民族国家理论进行的想象建构，而是千万年来中国历史演进的必然结果。生活在北部边疆的史前人群及后来的匈奴、鲜卑、突厥、回鹘、蒙古等诸多民族，与中原地区在长期的碰撞与交融过程中，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不可分离的紧密民族关系，在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中，共同书写了波澜壮阔的中国历史。

元朝和清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的正统王朝，以“大一统”的政治智慧将不同民族纳入统一的国家治理体系，为现代中国的疆域格局和民族结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代中国实践更是对错误论调的最有力驳斥。近代以来，内蒙古地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各民族之间的紧密团结与交融，并在国家危难之际迸发出强大的凝聚力，涌现出一大批献身革命的蒙古族优秀儿女，尤其是许多坚定的共产党员。例如内蒙古早期共产党人多松年、李裕智，英勇抗日的贾力更、高凤英，以及为内蒙古自治运动和中国革命作出卓越贡献的乌兰夫同志等等。

图为1947年5月1日，当选的自治区主席、副主席、委员在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成立大会上宣誓就职资料照片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内蒙古自治区1947年成立，成为我国早于新中国成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自此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内蒙古在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取得显著成就，充分体现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优越性与生命力。

面对当前复杂的国际舆论环境，尤其是西方学界围绕我国北方地区历史上跨境民族议题所进行的严重曲解与误导，我们既要具备以扎实学术成果正本清源的能力，也要拥有以历史自信引领话语的魄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义之一，在于认识到我们共享一段共同的历史、一个共同的未来。只有从历史纵深中汲取经验与智慧，在时代变迁中坚定方向，才能有效驳斥一切分裂国家的错误论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建坚实的历史认同和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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