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猥亵未成年人，不真诚悔罪还想减刑？检察机关：不予减刑

什么情况下罪犯可以减刑，什么情况下罪犯不能减刑？检察官在减刑监督工作中，如何落实实质化审查的要求？9月2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强化刑罚执行监督，着力守护公平正义”为主题，举办第49次检察开放日活动。活动中，安徽省九成坂检察院检察官助理欧阳康琪讲述办案故事《一起不予减刑案件的背后》，披露了办案细节。

安徽省九成坂检察院检察官助理欧阳康琪讲述办案故事《一起不予减刑案件的背后》。

“我女儿都被害成这样了，你们还要给他减刑？他出来后还找我们麻烦怎么办！”2023年9月，面对前来走访的检察官，被害人佳佳（化名）的母亲情绪激动。

当时，检察机关正在审查监狱移送的提请减刑案卷。罪犯陈某因强制猥亵未成年人入狱一年多。监狱《提请减刑建议书》显示，其“能完成劳动改造任务，获两个表扬，表现较好”。但阅卷时的一个细节引起检察官的注意：陈某在一审认罪认罚后立即反悔上诉，二审更是全盘否认主要犯罪事实。他是否真的认罪悔罪？

检察官仔细翻看陈某的认罪悔罪书，发现通篇只讲自己的改造情况和早日出狱的渴望，对给被害女孩佳佳造成的伤害只字未提。而原案判决书明确认定：“被害人三次被侵害后，产生了严重的心理障碍。”

为全面了解案情，避免二次伤害，检察官调阅原案卷宗并走访原承办人，逐步还原出令人痛心的真相：陈某原是佳佳所住小区楼下餐馆的经理，利用熟人身份多次诱骗、威胁佳佳至其出租屋实施侵害。受害之后，原本开朗的佳佳变得沉默寡言，出现自闭、抑郁症状，自觉“周围人都在指指点点的她，终日将自己锁在房间，不敢出门”。据了解，佳佳此后未能继续学业，至今仍在接受心理干预治疗，整个家庭也因这场悲剧长期笼罩在压抑气氛中。

“请您放心，我们一定会依法严格审查陈某的减刑案件。”安抚好佳佳母亲后，检察官前往监狱直面陈某。面对讯问，陈某态度强硬：“积分我也够了、表扬我也拿到了，你们还能不给我减刑吗？”

“积分达标就一定可以减刑吗？你清楚自己对佳佳造成了多大伤害吗？”检察官追问。

“她是自愿的，我又没强迫她。我都已经坐牢了，还要怎么样？”陈某辩解道。

“如果她是自愿的，为何会陷入自闭抑郁？如果是自愿的，你又何罪之有？既然如此，你为何还要写认罪悔罪书？我从你身上看不到丝毫对佳佳的愧疚！”连续三问，让陈某哑口无言，最终低下了头。

在后续的员额检察官联席会议上，检察官指出，减刑是对“确有悔改表现”罪犯的奖励性制度。综合陈某犯罪性质、情节、社会危害和悔罪态度，不能认定其“确有悔改表现”，不应予以减刑。虽有意见担心拒减刑可能影响监管，但案件经提交检察委员会审议后，最终决定：不予同意减刑。监狱亦采纳了检察意见。

案件办结了，但检察官的思考并未停止：如何在办案中落实实质化审查要求？如何在刑事执行检察阶段贯彻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2024年初，检察机关联合监狱、法院共同制定《关于对性侵害未成年人的成年犯罪分子严格把握减刑的处理意见》，建立“三必查”机制：犯罪情节必查、被害人损害必查、罪犯悔罪表现必查，并细化减刑幅度、明确不予减刑情形。

该机制获安徽省检察院充分肯定，并在全省推广。2024年以来，当地已对120余件性侵未成年人罪犯减刑案件开展实质化审查，对十余名拒不认罪、未真诚悔改的罪犯依法提出不予减刑的检察意见。

“不真诚悔罪就可能再犯罪，没改造好就坚决不能减刑！”检察官表示，刑事执行检察工作，就是要守住司法公正的“最后一公里”，把案子办到人民群众的心坎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