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汉民：不寻求新的WTO特殊和差别待遇，中国正从规则接受者向塑造者转型
【文/观察者网 王慧】当地时间9月23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高级别会议并致辞。李强总理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在世贸组织当前和未来谈判中将不寻求新的特殊和差别待遇（Special and Differential Treatment，SDT）。
“特殊与差别待遇” 是世界贸易组织给发展中成员的优惠待遇，主要包括较低水平的开放承诺和义务、较长时间的实施过渡期、享受贸易能力建设的技术援助等，目的在于缓解发展中成员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困难，减少其可能遭遇的风险，促进发展中成员增强发展的内生动力，有效减少贫困、改善民生。
中国这一重大决定迅速引起国际社会广泛、高度关注。这样的表态意味着什么？是基于怎么的考量？在释放一种怎样的信号？为何强调发展中国家地位不变？这将对中国的外贸、WTO的改革、中国与西方关系带来怎样的影响？
围绕这些问题，观察者网特邀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公共外交协会会长、WTO专家周汉民教授全面做出解读。
周汉民
观察者网：中国宣布，在世贸组织当前和未来谈判中将不寻求新的特殊和差别待遇（SDT）。这意味着什么？在传达出一种怎样的信号？
**周汉民：**第一，这是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在今年九月金砖国家天津峰会上所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的重要行动。中国不仅要为全球治理架构的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做贡献，而且要以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展现中国发展的新形象。
第二，中国这一宣示表明，中国仍然坚定地与广大发展中成员站在一边。中国有三个没有改变——中国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没有改变、中国发展中国家的身份没有改变、中国作为全球南方的一员，永远与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的决心和原则没有改变。
第三，这一重要政策宣示是向世界表明，我们旗帜鲜明的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我们积极努力地推进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与时俱进，我们推动全球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立场坚定不移。
观察者网：不寻求新的SDT，是否意味着中国仍会坚持原有的SDT？
**周汉民：**不寻求新STD是指，中国明确表态在当前与未来新的世界贸易组织多边或双边谈判进程中和文本中，不再向其他成员要求或争取新增的、专门针对发展中成员的特别待遇条款。
但这句话并不等同于放弃已经存在的、已经写入现行WTO协定或中国入世承诺中的STD条款或豁免。
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的宣示不溯既往，核心是不寻求新的SDT。与此同时，我们也没有放弃发展中国家的身份。
观察者网：SDT是世贸组织给发展中成员的优惠待遇，那么对发展中国家身份是怎么确定的？我注意到，海外有一种质疑的声音认为，一个国家既然有能力不寻求新的SDT，为什么不公开承认自己已经不属于发展中国家？对于这种观点您怎么看？
**周汉民：**大多数SDT条款针对发展中成员，或者针对最不发达成员（LDCs）有特别安排。
需要注意的是，发展中成员不是WTO法律明确框定的一类成员，WTO内并没有一套统一的、公式化的发展中国家资格测算表或者标准，而是靠成员自我申报，并由其他成员在实践中接受或部分接受。它是一种制度安排，且基于协商原则。这就说明，也没有客观公式可以剥夺一个成员发展中国家身份的相关规定。
不寻求新的SDT与放弃发展中国家身份完全不同。前者是指在未来谈判中不再争取新的特别待遇条款，后者是指中国是否要放弃一个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身份，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我们既是发展中国家，但又不再追求新的发展中成员特别和有差别的待遇，说明了我们策略性和灵活性的充分结合。
观察者网：在当前错综复杂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大背景下，中国做出不寻求新的SDT但坚持发展中国家地位的决定，主要基于哪些考量？具有哪些现实作用和长远战略意义？
**周汉民：**今年是世贸组织成立30周年，也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24周年，我们选择这个时间做出这一政策宣示极为关键。
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整个国家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首先是经济总量不断跃升，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2024年国内生产总值超134万亿元，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中的占比上升到18%左右。
与此同时，自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全面履行入世承诺，大幅降低关税。中国的关税总水平从入世前的15.3%大幅降低到今天的7.3%，远低于许多发展中经济体的平均水平，接近了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第三，我们做了许多法治完善的努力。为适应世贸组织规则，中国大规模开展法律法规清理修订工作，中央政府清理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2300多件，地方政府清理地方性法规19万多件。我用四个字涵盖叫“废改留立”，废掉一批、改掉一批、保留一批、创设一批。我们不断完善社会对市场经济体制和法律体制，激发了我们国家的活力。
更为重要的是，入世之后，中国深度融入全球经济，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国家。到现在为止，我们是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形成了广泛稳定的全球经贸网络。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
我们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比如我们推动达成《贸易便利化协定》，促进全球货物通关效率的提升；我们参与并推动《信息技术协定》扩围协议；我们完成服务贸易国内规制谈判；我们倡导促进发展的投资便利化协定，获得广泛支持。如今，中国正从一个规则的接受者，向规则的参与者，乃至向制度的建设者的转变。
中国的改革开放始终坚持以更大的开放倒逼更深入的改革这一主轴，这对我们国家、国家的治理与产业升级都起到一个重要的助推作用。也就是说，我们国家愿意以更高的标准对外开放，并承担相关的义务。我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减少以特殊和差别待遇作为时间缓冲的依赖，我认为这一点也是极为关键的。
观察者网：不寻求新的SDT会对WTO及其改革、中国外贸接下来的发展有什么影响？对中国与美国乃至其他西方国家的经贸关系会有什么影响？
**周汉民：**中国提出不再寻求新的SDT，其实是助推了WTO改革和规则的现代化。
WTO成立30年来，许多成员都要求对SDT进行差别化、规则化的改革。所谓差别化改革就是要给出客观标准，所谓规则化改革就是一方面要处理成员间发展水平差异，同时还要促进成员不断发展的目标。中国的表态是为推动一套更基于职责与能力的规则化框架改革创造政治条件。我认为会推动世贸组织改革与效能的提升。
与此同时，WTO现在有许多新的议题，比如绿色贸易、投资规则、数字贸易。中国如何在国际上以一个更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来争取话语权？我认为这次宣示是一个重要的时刻，长期来看有利于中国从规则的接受者向规则的塑造者转型。短期来看，未来不再请求新的 SDT不会对我们与世界的贸易产生较大的影响。当下，这一表态会更多、更快地促进WTO多边规则的谈判。
这样的一次政策宣示，可以让世界了解到，大家会从一个更可预测、更公平的国际规则中受益，而中国正在加入这样一个更可预测、更公平的国际规则的建设。
当然，由于我们减少了相关的缓冲时间，中国的企业需要加快技术升级、合理规制及与全球供应链深度融合的新调整。当下中国企业一定要对ESG有更多的认识，有更好的呼应，有积极的进取。
至于和西方的关系，这些年由于中国在努力的发展和进步中，美西方有人诟病中国发展中国家身份，但其实他们根本没有了解一个客观事实，中国入世二十几年来，其实根本没有完全、全面用足这一特殊待遇，我们在许许多多谈判中做的比发达国家更好。比如农产品补贴的不断消除，我们的努力是更直接、更到位的。
观察者网：中国的这个决定在世界范围引起广泛反响。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的相关决定表示欢迎，世贸组织总干事恩戈齐·奥孔乔-伊维拉在一份声明中说，这对世贸组织来说是一个关键时刻。中国的决定反映了对更加平衡和公平的全球贸易体系的承诺。您对此有何解读？
**周汉民：**我认为，首先这是对中国制度性开放的充分肯定。中国的制度性开放无论是申请加入CPTPP 和DEPA，还是在RCEP和WTO中有更大的作为，一个极为关键的标志就是，我们要用更高的标准、更大的开放来引导我们的改革。所以这一重要的政治宣示也是一个积极信号，意味着在一些议题的谈判过程中，中国会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来达到更平衡贸易规则的可能。
观察者网：您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最早的研究世贸组织的专家学者之一，2001年12月中国加入世贸，在这前后的十年间，您就著作和主编了多部有关世贸的专著，影响很大。您对世贸及中国加入世贸后的发展有着长期深入独到的洞察和追踪，您觉得历经千辛万苦中国最终得以加入世贸组织并争取到SDT，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具有哪些重要的意义？
**周汉民：**回想研究WTO的历程，从1986年中国提出恢复在关贸总协定中原始缔约国席位开始，包括我在内，上海一批学者就孜孜以求，以自己坚韧不拔的努力来服务于国家这一重大的战略性谈判。
首先，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始终以制度性的准入与市场开放来促进经济的高速发展。也就是说，无论是承诺降低关税、开放服务业、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还是中国深度融入全球的价值链，都以与国际规则融合作为基本目标。
第二，中国在入世的初期阶段有这样的SDT的安排，对中国经济从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特别是对中国的产业升级，以及我们向先进做法学习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中国入世之初，我时任浦东新区的副区长。当时我就挑选了一批同道，组成一支队伍，专程到WTO协定起草教授之一——美国乔治敦大学约翰.杰克逊教授那儿学习过几周，回来认真提出浦东应对WTO的方案，我特别想念他也感谢这位中国人民的朋友。
总而言之，加入WTO，第一我们需要学习，第二需要必要的过渡安排，第三在过渡安排期间需要不断地靠拢更高、更全面、更先进的规制来推动我们的发展。这三者都是不可或缺的，我们走的道路是正确的。
同时要说，未来WTO的规则更严格，谈判更复杂。我们只有学习之，把握之，善用之，才能得益之。
周汉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