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默：世界意识形态光谱的裂变与21世纪的再全球化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李世默】

20世纪以来，现代政治意识形态在全世界范围内被分布在一个左右两元对立的光谱上。这当然是一个过于简单化的抽象格局，但确实也概括了这一百多年来几乎每一个国家和地区内部以及它们之间的政治取向和政治斗争的结构。一个普通的政治系本科生就可以把所有政党和政权的“政治三观”都在这个光谱上放到适合的位置，从而决定身份认同、设立政治站队和研究斗争战略。然而，在后冷战时代全球化从鼎盛走向终结的二十多年里，这个意识形态光谱在世界各地发生了裂变，原本清晰的格局变得浑浊，国与国之间和国家内部的政治力量脱离了传统左右政治光谱的结构，以至于“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又变得相当复杂。

本文在简单梳理传统左右意识形态光谱的结构的基础上，试图分析和解读裂变发生的过程和驱动力，以及裂变后的意识形态生态，观察和探索一个可能正在形成的新意识形态光谱，讨论中国在这个新意识形态生态里的定位与国家利益，并提出一些对关于中国正在参与重塑的21世纪世界格局的设想。

从十月革命到二战：左右的宏大叙事

十月革命启动了20世纪左右意识形态光谱的宏大叙事——“大左右”。左就是苏联代表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主义制度与国际主义的世界观。这个世界观有半个多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铺垫，但总体来说是大革命的产物，是一种腾空而起的政治。

在这个宏大叙事之下，美国和部分西欧国家处在一个中间地带。这些国家的国内政治在“小左右”的叙事里发生，即受苏联影响代表劳工利益的左派与坚持资本主义代表资本力量的右派之间的斗争。在这个小叙事里，战后美国政治的趋向是偏左翼的，国内政治最终定位在了保护劳工的罗斯福新政。[1]

当时分布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的广大被殖民地区的民族，基本都属于左倾的政治趋向，这主要反映在反殖民、反帝国主义的立场和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上，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它们的重要思想武器。[2]从那个时代开始，围绕主权展开的斗争就是横跨左右的。在世界范围内，反殖民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力量通过争取主权，从左翼与帝国主义斗争。在西方，针对主要是左翼的国际主义，出现了右翼的主权派。美国反对参加一战和二战并抵制国际联盟的政治力量，就属于后者。[3]

总的来说，这个时代的左右斗争在现实层面主要围绕工业革命对人类社会的冲击展开。在工业化国家内部，资本的独霸造成大规模不平等，大量民众的生活无法得到保障。在国际层面，先发工业化的西方国家在世界各地进行前所未有的武力掠夺。简单来说，当时的右，是要保护工业化的既得利益阶层和国家；当时的左，则是要为广大劳工争取权益，为被掠夺和殖民的民族争取独立解放。[4]

中国的左右政治也是那个时代的缩影，体现为共产主义革命与民族独立斗争的结合，这个结合是现代中国建国的基因，对日后影响深远。

冷战

二战结束后，世界迅速进入了美苏两大阵营对抗的冷战时代，意识形态左右的光谱变得格外清晰。在半个世纪的冷战期间，苏联为首的华约阵营主张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主张资本主义和主权主义[5]，形成了鲜明的国际“大左右”格局。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有选边站的，也有中立的。比如菲律宾和阿根廷是右的，非洲大多数国家是左的。

在两大阵营内部，各国政治则在“小左右”的光谱上摇摆。在西方，左主要是在资本主义框架里的福利社会政治，包括高税收、高福利、保护劳工等；右则是保护资本利益的低税收、小政府政治。在华约阵营里，左是对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的坚持，右则是在社会主义框架里实施某种程度的市场经济的主张。

在冷战期间，中国的国际站位是横跨左右的。从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的定位是明显偏左的，主张计划经济和国际主义。70年代后，中国与苏联发生隔阂，之后与美国建交。[6]

后冷战时代与全球化

苏联解体后，世界的左右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际层面的“大左右”基本消失了，冷战时代西方主导的右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意识形态的单极霸权，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整套思想体系超越了左右，成为所谓的普世价值和历史终结论。很多学者把这个时代称为“单极时刻”。[7]这个思想体系把欧洲所谓的启蒙运动的哲学理念打包成了当代政治、经济和地缘政治的意识形态复合体，在全球强势推广。这个意识形态复合体包括以下要素：个人是人类社会的根本原子单位，享有天赋权利；多党选举和分权制约是唯一正当的政治制度；脱离政治的独立司法是唯一正当的法治；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全球经济的唯一有效制度。在这个复合体里，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等权利，还有种族身份认同、性别身份认同、性取向身份认同甚至性别身份选项，都是个人主权不断扩大的工具和表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就是普世性，自由主义者们相信他们的价值观是超越任何文化、宗教、国家甚至历史的，是最终必须被全人类接受，并实现于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结构的。

以自由主义为原教旨的意识形态的普世化，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南的国内经济政策和全球化经济建构，成为单极时刻笼罩整个世界的宏大叙事。意识形态光谱在实质上脱离了传统的左右，政党和国家的政治定位取决于它们对自由主义宏大叙事的皈依程度。在国际层面，美国在自由主义的最极端，俄罗斯则从叶利钦时代钟摆到抵抗自由主义的普京时代。在国内政治层面，各个政党在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菜单上点适合自己利益和立场的菜。比如，美国民主党在文化上更趋向于身份认同政治，他们因此被称为左翼的自由派，但在经济上，民主党不断向共和党主导的新自由主义靠拢，两党同时往资本的利益倾斜，这样的“左”在实质上完全背离了20世纪意识形态光谱上的左的定义。在国际政治上，民主党的自由主义干涉派和共和党的新保守主义派，都主张用政治、经济甚至军事手段实现自由主义的普世化。

在这个时代，中国又一次处在中间地带。中国在后冷战时代以拒绝皈依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以吸纳西方市场经济的方式大规模融入全球化，并成为全球化最重要的主导力量之一。在国际事务上，中国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坚决抵制西方的自由主义普世化。

全球化转变导致的意识形态裂变与后全球化时代：从单极时刻到多极世界

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到2016年特朗普第一次当选美国总统，全球化在西方发生了重大转变，从而导致整个世界的意识形态发生裂变。这一轮全球化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在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达到顶峰。这一轮全球化主要由美国引领并制定规则，以全球贸易和包括金融在内的经济一体化为政策表现，但内在驱动力却含有很强的意识形态性——自由主义的政治观及其延伸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论。[8]中国在根本上和整体上拒绝了这个意识形态核心，却在经济结构上全面融入了全球化，并在规则上遵守了全球化的框架，成为全球化的重要参与者和引领者。

全球化创造了极大的经济价值，中国一跃成为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美国与整个西方的总体财富也大大增加。然而，发展中国家的多数国家和地区收益并不大。最重要的是，在美国和西方内部，全球化的利益分配也极其不均，绝大部分新增财富被顶端利益集团吞并，中下层的大多数人则承担了去工业化的巨大经济和社会成本。同时，全球化以及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导致的文化冲击，对西方社会的内部结构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影响到了西方在二战后形成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共识。[9]美国和以北约为首的军事联盟，在全球范围内强行干涉大量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和经济，轻则用它们控制的国际机构（如IMF）的经济手段，强则用革命甚至战争的手段。这样的大范围对外强行干涉有利益驱动，也有意识形态驱动，但都导致了“帝国过度扩张”[10]。这种过度扩张给美国和整个西方带来了巨大的结构性成本，加剧了它们内部的社会和政治的分裂。

20世纪形成的较稳定的左右意识形态光谱，在这个大背景下发生了裂变。

（一）美国

冷战后，随着苏联的解体，在美国和西方内部，“大左右”的光谱基本消失了，之前的右成了整个政治光谱。在这个大右的范围内，意识形态光谱只剩下“小左右”之分。在经济上，以美国民主党为代表的左，从克林顿开始就已经基本上放弃了劳工利益，往新自由主义倾斜，主张小政府、降低福利、保护资本、自由贸易。在经济社会层面，两党都站在资本利益的一方，推动了美国的去工业化。在移民政策上，两党总的来说保护移民权益，对非法移民也相对宽松，只是在度上有所差别。在外交事务上，民主党也基本放弃了之前左翼的鸽派道路，推行自由主义干涉政策。以美国共和党为代表的右，在经济上是新自由主义的最早倡行者，比民主党更支持小政府、低税收、低福利、保护资本和自由贸易。外交事务上以新保守主义为政策导向，与民主党的自由主义干涉政策异曲同工。[11]在这种政治导向下，两个政党、克林顿、小布什和奥巴马三个总统的24年任期内，革命和军事冲突从未消停。

在这个小左右的光谱上，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差别主要集中在文化价值观、种族政治和环保气候政治上。双方在价值观上的对立鲜明，民主党坚持堕胎合法化，共和党要限制堕胎；民主党要限制私有枪支，共和党认为持枪是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民主党主张所谓的多元文化主义，推动少数族群和少数性取向群体的身份认同政治，实施所谓的积极平权政策，在学校招生和职业市场上不断要求对少数族群和少数性取向群体执行优惠性差别待遇。这些政治主张经过多年演变后形成了所谓的“觉醒主义”。共和党大多反对这些基于身份认同的政治主张，支持和维护偏古典的个人主义。这里要提醒的是，民主党支持的身份认同政治并非集体主义，而是个人主义被放大的一种表现。在身份认同政治里，群体的意义是帮助个人突破被视为限制个人发展的传统社会价值观，觉醒主义的意识形态谱系来自极端现代性自由主义。[12]在环保和气候问题上，民主党一般主张对企业加强管控，实行较严格的环境法规，共和党则更支持企业和自由市场。

然而，这个“小左右”格局在2016年被全面打破了。

从2016年到2024年，美国的意识形态光谱发生了根本性的裂变，“小左右”格局可能一去不复返了。新光谱的一端是“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运动所代表的全新意识形态，另一端则是包含后冷战时代整个“小左右”光谱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很多媒体报道把特朗普为首的MAGA运动归为右翼甚至极右，但这样的归类是错位的。虽然MAGA的一些政治主张（如反对堕胎合法化）与之前“小左右”光谱上的右派一致，但它们的很多政治主张（如贸易保护与再工业化）更接近“小左右”光谱上的左翼。

MAGA造成的左右浑浊，在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站队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前共和党副总统切尼多年来一直是被民主党深恶痛绝的极右政客，这次却支持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他的女儿利兹·切尼（前共和党众议员）还强势参与了哈里斯的竞选活动。大多在共和党内根基很深的建制派，如老布什和小布什等，从2016年开始都是极力反对特朗普和MAGA运动的。当代西方的学界、政治精英阶层和大众媒体通常把MAGA和其欧洲的同路势力称为民粹主义。然而，这里的民粹主义的内涵是模糊的，更多是西方建制派对这一运动的负面标签，把这个正在颠覆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基石的运动归类为众人的无知和反智。

MAGA的真正意义远大于所谓的民粹主义，它正在打破“小左右”的格局，并且可能在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开创一个新的政治大光谱。在政治问题和理论术语里，人们往往把具有革命性的因素归为左，把保守的力量归为右。因为MAGA显然是一个革命性的运动，其反对者则是试图维持自由主义秩序的所谓建制派，也就是相对保守的政治力量。笔者暂且把MAGA放在这个也许正在形成的政治大光谱的左端，把共和、民主两党里的自由主义建制派放在右端。

MAGA派现在入主了白宫，在国会两院获得了大多数，联邦最高法院里的大多数大法官也倾向于他们的政治立场。他们的国内政策导向，与整个“小左右”光谱上几十年来形成的左右共识反其道而行之。在文化价值观领域，MAGA派推翻了近几十年的主流政治，迅速且强势地取消了政府和社会的大量觉醒主义政策，试图重建基督教传统价值观。他们也正在执行较强势的反移民政策。在社会和经济治理上，MAGA派包含较强烈的自由意志主义，马斯克是代表人物之一。这里要注意的是，自由意志主义和自由主义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在很多地方甚至是对立的，自由意志主义的自由是没有自由主义价值观的自由，是超道德的。[13]在对外事务上，MAGA派迅速并全方位抛弃了自由主义建制派的整个政策体系。短期影响最大的，也许就是从强力支持乌克兰，转向基本接受俄罗斯对冲突的叙事，试图越过欧洲和乌克兰与俄罗斯谈判停战，并与俄罗斯修好。MAGA的外交事务观似乎结合了孤立主义和扩张主义，这看上去是矛盾的，但其实未必。MAGA派的政策趋向很可能是老罗斯福式的强硬扩张，但这次主要针对西半球，主要是现实主义利益驱动，意识形态性很弱，有相当大的概率会在西太平洋甚至欧洲减少军事存在。MAGA的自由意志主义倾向也正在大大减低美国外交政策里的意识形态成分，以普世价值为由干涉他国政治的行为可能会大大减少。[14]

最值得关注的是意识形态层面，MAGA运动的形成有深厚的社会、经济和历史背景。自由主义政治力量在后冷战时代在共和、民主两党取得了主导地位，全方位夺取了美国政治体制的权力机制和社会的话语权。他们推行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极端个人主义的觉醒政治和世界范围内的普世价值，侵蚀了美国社会内部的整体性，造成了几乎百年未有的内部大分裂。总结近二十多年来美国内部的意识形态思潮，可以发现断层线并不在传统的两党政治之间，而是在维护后冷战时代自由主义的整体制度和这个制度下的受害群体的集体反击力量之间。后者现在似乎夺取了共和党的控制权，民主党则牢牢地掌握在自由主义建制派手中。共和党内的自由主义者现在处在沉默状态，或倒向支持民主党。

在国际层面也是如此。万斯在2025年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发言，以及2月底特朗普和万斯与泽连斯基在白宫发生的争吵，似乎显示美国在世界意识形态光谱上的定位已经发生了质的裂变，走到欧洲乃至整个西方和非西方国家内支持西方意识形态的势力的对立面。后冷战时代在欧洲被排挤的反自由主义（或非自由主义）政治力量（如匈牙利的欧尔班、德国的选择党等）突然获得了一个巨大的领导者——美国。美国正在完全抛弃后冷战时代形成的横跨两党的自由主义干涉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共同纲领，重新定位成非自由主义的现实主义。这个变化在美国最近发动的关税战上得到了体现。之前建制派发动的针对中国的经济攻击，都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定位，比如拜登政府很注重团结价值观相同的自由主义国家一起遏制中国的经济发展，而特朗普的关税战则是针对包括自由主义西方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利益驱动超越了意识形态。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上，由此形成了左端的非自由主义、现实主义革命派和右端的自由主义保守建制派对垒的新光谱。

MAGA运动对中国的影响无疑是深远的。因为中美关系在本世纪世界格局里的核心地位，其对整个世界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当下，美国的对华政策正从拜登政府的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和军事整体的结盟遏制，极速转向美国针对经济利益单挑中国。这个转向能否持续下去，仍有待观察。

（二）欧洲/欧盟

同样的意识形态裂变在欧洲也在发生，不过程度有所不同，背后的原因与美国有重叠，也有差异。在思想层面，欧洲各国对自由主义的反思已持续多年。欧洲的福利社会对美国式资本主义造成的不平等和分裂起到了一定的平衡作用。但在很多社会和文化领域，欧盟的跨民族政治，大量来自西方以外（特别是伊斯兰国家）的移民，同样正在改变欧洲各国政治原本的断层线。[15]匈牙利和波兰的非自由主义力量早在美国MAGA之前就夺取了本国政权并改造了社会意识形态结构，意大利可能在进行改变中。在欧洲主要国家中，反自由主义和非自由主义政治力量也在持续崛起。法国的国民联盟、德国的选择党和英国脱欧形成的政治力量，都在民意上逐渐形成至少半壁江山，并有可能夺取政权。同样的情况也在一批中型国家发生，如荷兰的自由党、斯洛伐克的社会民主-方向党、奥地利的自由党、罗马尼亚被禁止参选的“极右翼”政客杰奥尔杰斯库和大选第一轮得票最高的西米翁。值得一提的是，欧洲的反自由主义和非自由主义力量获得政权的途径与美国不同，MAGA运动是通过获得共和党的控制权得到政权，欧洲各国则是通过成立新政党，这也许使得它们遇到的阻力更大。

在欧洲，因为国家众多，还没有一个如MAGA那样覆盖全欧洲的政治运动或组织，我们暂且借用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的术语——“非自由主义”，来命名这股也许正在形成的颠覆欧洲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制度的政治力量。[16]虽然不同欧洲国家的国内政治差异不小，但这些非自由主义政党在很多政治和政策问题上的站位是高度相似的。它们一致主张缩紧移民政策，对它们来说，移民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文化和身份认同问题。同时，它们抵制主要源于美国的觉醒主义，认为欧洲必须维护基督教文化。这种对西方文化被侵蚀所引发的危机感，造成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欧洲各国的一些自由主义政治力量在形式上与美国的身份认同政治在所谓的多元文化主义上分道扬镳。同时，欧洲非自由主义者们对维护自身文化真实性的坚持，使得大多数非自由主义政党都反对欧盟扩张政治权力及其背后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主张维护各国主权、文化完整和社会结构。在欧盟以外的外交事务上，欧洲各国的非自由主义力量最大的重合点就是亲俄，除了意大利和波兰外，几乎所有非自由主义政党都主张与俄罗斯修好，并在不同程度上反对继续支持乌克兰。

特朗普在2024年的再次当选，给欧洲非自由主义思想和政治打了强心针，今后几年它们是会借势扩大影响，夺取更多的政权，还是会受到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政策的负面影响而失去政权，还要继续观察。

（三）俄罗斯和西方的其他反自由主义力量

在世界意识形态光谱的裂变和演变中，俄罗斯无疑是场重头戏。如果把各个国家放在正在形成的新“大左右”光谱上，俄罗斯肯定是在最左端的反自由主义革命派。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意识形态光谱转型中，俄罗斯是最值得研究和分析的。在后冷战时代，俄罗斯作为一个大国，经历了一个最完整的国家性质转变周期。随着苏联的解体，俄罗斯意识形态一开始全方位倒向了西方自由主义，它的政治制度、经济体制、社会文化价值观都全盘接受和仿制了西方。然而，在叶利钦执政的十年里，俄罗斯国家实力全方位大倒退。[17]

但是，俄罗斯与其他前苏东国家有根本上的差别，其他东欧小国完全皈依自由主义后被美国和西方吸纳，在经济文化和结构上完全融入了西方。俄罗斯是一个大国，它的规模和历史使得西方在结构上无法迅速吸纳。不能迅速吸纳就必须在实力上防范。在冷战后的二十多年里，西方背离了冷战和平结束时做出的北约不过分扩张的姿态和承诺，[18]北约东扩至大部分前华约国家和很多前苏联成员国，逼近俄罗斯边境。

同时，俄罗斯自身的情况也发生了变化。普京是一位政治强人，上任后通过重新整合和集中权力，有效利用了全球经济发展造成的能源价格上涨，引领了俄罗斯经济和社会的全方位恢复。俄罗斯的国际地位也相应回升。在这个从崩溃到恢复的过程中，俄罗斯的精英和各阶层也开始反思冷战后的全盘西方化。[19]在社会层面，普京整合了原来非常分散，并与政府对立的自由主义公民社会，重塑了比较统一的社会结构。媒体也从之前自由主义的定位，被逐步整合为与国家整体利益基本一致的生态。在经济层面，面对俄罗斯经济基本被西方资本和寡头资本控制的局面，普京上台后清除了有政治野心的寡头，整合了愿意在国家意志下发展的寡头，同时重建了一些主要在能源领域的国有企业。[20]俄罗斯经济在普京的前两个总统任期较迅速得到恢复。

在文化价值观层面，俄罗斯在普京时代重新树立了核心传统文化的重要地位。历史上，俄罗斯东正教在政治和社会结构的方方面面形成了整体的身份认同。从苏联意识形态到自由主义的改造，回归至具有一千多年历史的宗教文化传统，在这个基础上重建可持续的社会凝聚力，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俄罗斯实施的很多反觉醒主义的政策，对西方内部的非自由主义者们是有很强的亲和力的。[21]欧洲各国的非自由主义政治力量普遍视俄罗斯为思想盟友，甚至包括不少美国的反自由主义体制和反觉醒主义的人物。[22]

从2008年北约继续东扩的计划，到2014年克里米亚冲突，再到2022年的乌克兰冲突，俄罗斯与美国西方军事联盟的矛盾如今已全方位破裂。在上述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基础上，这次与西方的决裂使俄罗斯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非/反自由主义国家，在世界新“大左右”意识形态光谱上占据重要和鲜明的位置，并会持续影响全世界意识形态光谱演变的方向。

俄罗斯的意识形态演变和发展过程，对中国的影响是举足轻重的。90年代后，中国之所以坚持在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制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上积极参与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吸取了苏联和俄罗斯的教训。在近几十年里，中国与俄罗斯虽然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上有差别，但在抵制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单极霸权的立场上则是高度一致的。中国与俄罗斯在冷战后形成的紧密伙伴关系与中国发展的巨大成功，给俄罗斯对自身自由主义化的反省提供了强有力的示范。[23]

（四）全球南方

广义的全球南方包括西方国家和日本以外的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其中有最穷的非洲国家，有最富有的中东石油大国，有俄罗斯这样的军事强国，当然也包括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巨大的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国家有着高度的多样性，它们的文化、宗教、历史、种族、经济基础与社会结构差异非常大。在意识形态上，很多全球南方国家也曾一度陷入20世纪的左右政治光谱，原因是多层次的。有一批全球南方国家曾经是西方的殖民地，深受西方政治结构的影响。最为根本的是，冷战以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相信了历史终结论，全盘移植了西方的自由主义政治制度，很多连宪法都是照搬的。[24]这就造成了西方的“小左右”光谱被人为地复制到了很多全球南方国家。

当冷战后的“小左右”光谱迅速崩溃时，全球南方国家的走向是值得关注的。笔者认为大多数全球南方国家将逐渐脱离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转移至新“大左右”光谱的非/反自由主义那一边。这里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绝大多数全球南方国家本来就没有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基因，它们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和制度是移植过来的。还有很多国家的文化和价值观在根本上是反自由主义的，伊斯兰世界是一个鲜明的例子，比如沙特和阿联酋虽然在经济甚至安全层面和美国的关系很紧密，但在意识形态层面则成功地抵制了自由主义政治和价值观。未来，大多数伊斯兰国家，如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土耳其都可能朝非自由主义的方向发展。第二，冷战以后，全方位引进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制度的发展中国家，大多数的发展都不理想。而拒绝了自由主义的中国却成为全球化最大的赢家，这个事实的意义已经变得非常明显。[25]

中国与全球南方在意识形态上的关系经历了三个时代。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积极参与并引领了第三世界的政治思想，从万隆会议开始，中国就是不结盟运动的核心国家之一。虽然在冷战的框架里，中国和第三世界与苏联有差异，但明显也是左翼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后冷战时代，在政治上，中国拒绝了西方试图普世化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则接受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与全球南方的关系进入了第三个阶段，从“一带一路”到三大全球倡议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与广义的全球南方正在塑造一个全新的政治思想时代。

自由主义与非/反自由主义的新“大左右”意识形态光谱

纵览全球各地的媒体、学术思想界、政界乃至企业金融界，一个新的“大左右”意识形态光谱或许正在形成。右翼在意识形态层面仍然坚持延续后冷战时代的自由主义单极结构，并继续在全球范围内推广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美国的建制派应该是这一派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力量，其次是其他“五眼联盟”国家、美国在太平洋的核心盟国和欧盟的主流政治力量。左翼则是由不同非自由主义和反自由主义政府和政治力量构成的阵营，主张多极化。右翼的共同点是想要什么——维持自由主义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差异只是程度不同；左翼的共同点在于不想要什么——自由主义单极霸权，但内部存在巨大的多样性，不同力量之间对未来的愿景是有差异的。

右翼的程度差异可简单划分为两个派别：坚定普世派和多极共存派。美国的拜登政府和欧盟的主流政治力量属于坚定的普世派，这从他们对待中国的态度上就能看出。美国和五眼联盟、北约、澳大利亚和欧盟及欧盟内的一些国家近年来开始把中国定位成竞争者和对手，在他们的政策文件里除了指出与中国的利益冲突外，一贯都会将意识形态作为把中国划为敌方的主要衡量标准之一。[26]而他们在号召盟友联合起来遏制中国时，无论是为了贸易还是军事上的利益，共同价值观都是常用的动员口号。多极共存派是右翼阵营里的温和派，他们相信自由主义价值观，在国内政治中推崇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政策和法律，但在自由主义普世化上比较温和，反对激进地通过经济甚至军事手段将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强加于其他国家，主张积极与非自由主义国家和社会和平共存。西班牙的桑切斯政府、法国梅朗雄领导的左派政党、新西兰、韩国甚至日本，都在不同程度上是多极共存派。

新“大左右”光谱的左翼是凌乱的。笔者暂且把他们归纳成三大组：一是西方内部滋生出的反自由主义政治力量，如美国的MAGA和欧洲各国的非/反自由主义政权和政党；二是实力派大国，主要有中国和俄罗斯；三是寻求发展的探索者，主要是全球南方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这三组力量的差异在于他们的非自由主义和反自由主义的驱动力是不同的。

第一组力量的意识形态斗争对象是本国的自由主义建制派精英，他们认为精英阶层建立的自由主义全球秩序背叛了本国民众的利益。在经济层面，他们总的来说反对新自由主义，认为极端市场主义掏空了本国的工业，将财富集中到了极少数人手里，摧毁了社会结构。同时，精英阶层的自由主义价值观演变成了极端的觉醒主义和开放大量移民的政策，导致本国文化传统的瓦解。在外交事务上，这组力量主张去意识形态化，特朗普2025年5月在沙特发表的重要演讲中强烈谴责了西方自由主义外交政策，表明了与新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干涉派决裂的立场。

第二组里的中国和俄罗斯在自由主义秩序下的经历全然不同。中国在西方引领的全球化中实现了高速发展，但是坚持自身的政治制度。俄罗斯接受了西方的政治制度，但经济和安全却受到了巨大的打击。中国的继续发展面临西方双重阻击：既有自由主义政治力量从意识形态和利益两个角度视中国为敌人，也有反自由主义政治力量从利益出发视中国为对手。俄罗斯吸取教训后在意识形态上与自由主义分道扬镳，成为世界反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中心和西方建制派的眼中钉，这个矛盾是不可调和且没有妥协余地的。但是西方反自由主义力量跟俄罗斯并没有根本性的意识形态之争，在很多地方甚至有共鸣；他们在利益上跟俄罗斯有矛盾，但也不是完全对立，双方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准默契与利益上的妥协空间，充分表现在当下美俄对乌克兰冲突的态度上。但是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是会朝妥协发展还是朝冲突发展，还有待观察。

第三组国家数量很多，相互之间的差异也很大。很多南方国家横跨传统左右的政治光谱，但它们的发展都在不同程度上被自由主义政治制度限制，都在寻求新的思想和道路。从传统右翼滋生出来的阿根廷政府，以传统左翼为基础的南非政府，亚洲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印度等不同文化宗教传统的国家，都试图在冷战后实行的自由主义政治制度框架里，探索非自由主义的治理方式。还有一些拒绝了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国家，如沙特、伊朗等伊斯兰世界的大国，委内瑞拉等传统左派国家，也都在积极探索和实践适于它们生存和发展的意识形态和制度。但这个内部极度多元的群组里的不同国家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不愿意继续接受一个强加在它们头上的普世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也不愿意接受一个单极的全球体系。这种反普世和反单极性，将新的全球南方的非自由主义群体定义为新左右光谱的左翼。

中国对世界/世界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光谱的认知

20世纪以来，中国与世界在意识形态上的相互认知，一直是紧扣在传统左右光谱上的。21世纪世界意识形态光谱发生裂变后，之前建立在传统左右光谱上的认知在根本上遭到了颠覆。传统左右光谱上的“敌人”和“朋友”在整体上和根本上发生了变化。

再看美国的新旧政治力量，虽然特朗普在第一任期挑起了对华贸易战，但接下来的拜登政府无疑是后冷战时代对中国敌意最强的政府，对中国实行的遏制政策是最结构性、影响最深远的，并且带动了几乎整个西方世界和一部分非西方国家进行系统性的对华遏制。拜登与中国的对立有非常强的意识形态基因，他将21世纪的主要矛盾定义为“民主”之争，甚至召集很多国家去美国召开民主联盟大会，针对的主要靶子无疑是中国。特朗普开始第二任期以来，在与中国的贸易冲突上加码了，挑起了全球化以来最激烈的贸易战，但在意识形态和其他战略上却弱化了。[27]拜登代表的是美国和西方的传统自由主义建制派，特朗普代表的是试图在西方内部颠覆自由主义的MAGA运动。这两股力量都有反华政策，但性质上的差别很大。前者是意识形态之争与利益之争的双重矛盾，后者主要是利益之争。

特朗普的MAGA运动在本质上是反自由主义的，他们总的来说是不支持所谓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中国没有强烈的敌意，但矛盾的内涵主要是利益，包括经济利益、军事利益、地缘利益等。这样的利益矛盾，是否可以通过妥协得到有持续性的缓和，还有待观察。但可以期待的是，在意识形态层面，美国对中国的干涉，在国际上通过所谓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对中国的排挤，可能都会减轻。

如何分析和判断世界意识形态格局裂变后的各种政府和政治力量对中国的立场和政策取向，需要新的思维框架，是国际政治研究的迫切需求。

多极世界与21世纪的再全球化

如今世界处于一个正在全方位裂变的大变局中，观察现状和预测未来都好比正南看北斗。笔者提出一个设想：世界意识形态的光谱正在转型，新光谱的左右两翼以对未来世界格局的不同愿景为分裂线，左翼追求一个多极化的世界秩序，而右翼试图维护单极化的世界秩序。单极主义的意识形态核心是自由主义，包含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全部内容与它的普世性和单一性。左翼则是极其多元的，包含所有自由主义以外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同时也包括一些持有自由主义价值观，但不支持它的普世化的政治力量。左翼的意识形态五花八门，基于不同的宗教、文化和政治传统，利益上也有内在冲突。左翼对于多极主义的想象，也是千差万别。然而，左翼的最大公约数是反对自由主义单极。我们可以尝试给世界上主要的国家和政党或任何形式的政治力量，在这个新左右光谱上找到合适的位置。

在这个设想框架里，多极主义与单极主义的对立将是21世纪上半期的主要矛盾。从现实和历史层面，中国都必将是多极主义这一边的重要力量。在现实层面，这几十年来的全球化是以自由主义为意识形态基石的。然而，当今这个单极主义的全球化模式已经无以为继。现在正在竭尽全力解构单极世界秩序的，正是美国的特朗普MAGA政权。他们的多极世界想象并不清晰，但整体上认为单极世界对美国民众的利益并不有利。但是，MAGA推动多极世界的手段是去全球化，这与中国的目标是存在矛盾的。

中国与全球南方绝大多数国家都需要继续发展，这就需要继续增进互联互通。同时，人类如今面对的生存挑战是全球性的，气候问题、核扩散问题、人工智能等，都需要所有国家联合互助才能得到解决。在目前美国正在推动的去全球化影响下，中国和全球南方国家必须推动以多极主义为意识形态叙事的再全球化，寻求继续发展和化解人类生存问题。

中国向全世界提出的三大全球倡议，从发展、安全和文明三大维度将多极世界的思想具体化了。中国在坚持自身政治道路和制度的前提下成功参与全球化的经验，是很多全球南方国家可以借鉴的。中国在近代将共产主义思想与民族解放的斗争相结合完成了现代建国，是再全球化所需要的多元主义基因的重要体现和案例。多极主义的国家和政治力量之间肯定存在矛盾，也会经历拉锯、冲突和妥协。但是，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是多极主义与单极主义的矛盾，只有多极主义胜出，才能实现符合中国和世界长远利益的21世纪再全球化。

【参考文献（翻页查看）】

[1] Richard Polenberg, The Era of Franklin D. Roosevelt, Palgrave Macmillan, 2000.

[2] Sanjay Seth,“Lenin’s Formulation of Marxism: The Colonial Question As a National Question,”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Vol. 13. No.1, 1992, pp. 99~128

[3] 关于美国的右翼主权派，参见Jennifer Mittelstadt,“Why Does Trump Threaten America’s Allies? Hint: It Starts in 1919,”Th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 2025。 

[4] Jake Altman, Socialism before Sanders, the 1930s Moment from Romance to Revisionism, Palgrave Macmillan, 2019.

[5] 这里的主权主义与上面提到的主权派不同，是二战以后美国为了与苏联的国际主义抗衡而推动的国家主权论，当时这个思想较典型的战略家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The Problem of Sovereignty Reconsidered,”Columbia Law Review, Vol. 48, No. 3, 1948, pp. 341~365。 

[6] David Harvey,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7] Hal Brands, Making the Unipolar Moment: U.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Rise of the Post-Cold War Order,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6.

[8] 1993年9月，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莱克发表题为“从遏制到扩张”的演讲，标志着美国外交战略从冷战时期以防御为主的遏制政策，转向积极塑造全球秩序的“扩张战略”。该战略以支持自由主义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为核心，强调通过经济力量和多边合作来塑造一个符合美国价值与利益的世界秩序。见“Remarks of Anthony Lake: Assistant to the Preside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From Containment to Enlargement,”John Hopkins University, September 26, 1993。

[9] Thomas Piketty,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Charles Murray, Coming Apart: The State of White America, 1960-2010, Forum Books, 2013. Robert D. Putnam,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Simon and Schuster, 2000. J. D. Vance, Hillbilly Elegy: A Memoir of a Family and Culture in Crisis, HarperCollins, 2016.

[10] 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Vintage, 1988.

[11] Justin Vaïsse,“Neoconservatism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Brookings Institution, August 3, 2010.

[12] Eric Kaufmann,“Left-Modernist Extremism,”in Jens Rydgren, ed., 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Left-Wing Extremism, Volume 2, Springer Nature Switzerland, 2023, pp. 295~311.

[13] Samuel Freeman,“Illiberal Libertarians: Why Libertarianism Is Not a Liberal View.” 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s, Vol. 30, No. 2, 2001, pp. 105~151.

[14] Tyler Pager,“Trump Orders Gutting of 7 Agencies, Including Voice of America’s Parent,”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15, 2025.

[15]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欧洲出现了大量反思自由主义的政治与思想著作，表达对多元文化、全球化及国家身份模糊化的忧虑。例如，法国右翼评论员埃里克·泽穆尔（Éric Zemmour）在《法国还存在吗？》（La France n’a pas dit son dernier mot, 2021）中，对自由主义与移民政策进行了猛烈批评；德国前联邦银行董事蒂洛·萨拉辛（Thilo Sarrazin）则在《德国正在自我毁灭》（Deutschland schafft sich ab, 2010）中提出，大规模穆斯林移民将削弱德国的文化、教育与社会凝聚力。 

[16] 欧尔班于2014年7月26日在第25届巴尔瓦尼奥什夏季自由大学和学生营上的演讲中首次提出“非自由主义”（illiberalism）概念。他表示，匈牙利正在建设一个“非自由主义国家”（illiberal state）。他还提到，匈牙利应从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中汲取灵感，如新加坡、中国等，这些国家在经济上取得了成功，但并非自由主义国家。 

[17] Peter Baker and Susan Glasser, Kremlin Rising: Vladimir Putin’s Russia and the End of Revolution, Scribner, 2005, pp. 83~84.

[18] Timothy J. Colton, Russia: What Everyone Needs to Kno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pp. 121~125.

[19] 例如亚历山大·杜金作为“新欧亚主义”代表人物，主张俄罗斯文明独立于西方与东方，应以“国家-民族-宗教”为价值基础，抵御西方文化渗透和政治干预；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主张“多极世界”理念，强调俄罗斯应在国际事务中作为独立大国发挥作用，而非追随美国主导的单极秩序。详见Alexander Dugin, The Fourth Political Theory, Vol. 1, Arktos, 2012；Yevgeny Primakov, Russian Crossroads: Toward the New Millennium,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8。

[20] 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从戈尔巴乔夫到普京的俄罗斯道路：苏联体制的终结和新俄罗斯》，李秀慧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21] 在2013年瓦尔代俱乐部的演讲中，普京明确批评“欧亚国家正在否认自己的根基，包括基督教价值观，多子女家庭”，强调俄罗斯要“捍卫千百年来形成的道德准则”。同年，俄罗斯通过了“反同性恋宣传法”，禁止“向未成年人宣传非传统性关系”。2023年，俄罗斯全面禁止跨性别者变更法律性别，并限制相关医疗干预。 

[22] 例如MAGA阵营的国会议员玛乔丽·泰勒·格林曾公开称俄罗斯是“基督教的坚定捍卫者”。前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也多次在公开讲话中称赞普京“捍卫上帝与家庭”。美国知名媒体人塔克·卡尔森在2024年亲赴莫斯科采访普京本人，进一步放大了俄罗斯作为“反觉醒文化盟友”的象征地位。详见“Marjorie Taylor Greene Applauds Russia for‘Protecting Christianity’,”Newsweek, April 8, 2024；“Mike Flynn Lauds President Putin’s Words on ‘Family & God as Strong Values West is Destroying’,”Sputnik, February 23, 2023；“Interview to Tucker Carlson - President of Russia,”Kremlin.ru, February 8, 2024。

[23] Sergei Glazyev, Leaping into the Future: China and Russia in the New World Tech-economic Paradigm, Royal Coll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23. “МЭФ-2023: № 2. «Китай. Опыт модернизации для России»”, MoscowEconomicForum, 2023.

[24] [25] Eric Li, Party Life: Chinese Governance and the World Beyond Liberalism, Springer Nature, 2023. pp. 18~21; pp. 37~45.

[26] 例如美国《国家安全战略》（2022年）指出：“中国是唯一一个既有重塑国际秩序意图的竞争者，也逐渐拥有经济、外交、军事和科技力量来日益推进这一目标。”2019年欧盟委员会发布《欧盟—中国：战略展望》首次提出中国是欧盟“制度性竞争对手”的定位，更将中国视为试图传播不同治理模式的“制度性竞争者”。

[27] 举措包括：解散美国全球媒体署（USAGM），该机构负责美国之音（VOA）和自由亚洲电台（RFA）等政府资助媒体；对USAID进行大规模裁员，将全球约10000名员工中的大部分解雇，仅保留294名关键人员。 

[28] Kurt M. Campbell and Ely Ratner,“The China Reckoning: How Beijing Defied American Expectations,”Foreign Affairs, February 13, 2018.

[29] Noah Shachtman,“Trump Is Breaking the Rule That Every Barroom Brawler Knows,”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26, 2025. Kurt M. Cambpell and Rush Doshi,“Understanding China, Why America Needs a New Strategy of Allied Scale to Offset Beijing’s Enduring Advantages,”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2025.

[30]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3页。 

【本文刊发于《文化纵横》2025年第3期，6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