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迪尔·加法罗夫：俄罗斯还是中国？中亚国家有自己的平衡之术

中亚，地处欧亚大陆心脏地带，既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千年枢纽，也是当代全球地缘格局中连接亚欧贸易、能源输送的关键节点。

近年来，全球地缘局势的深刻变动，彻底打破了中亚的“低调”态势。一方面，俄乌冲突后，欧亚大陆能源与贸易通道面临重构，中亚作为替代能源出口路线、陆上物流枢纽的价值凸显；另一方面，全球多极化趋势下，欧盟寻求减少对俄能源依赖、印度拓展 “东进西出” 战略空间、美国试图通过“C5+1”机制强化区域影响力，各大力量纷纷将目光投向这片“欧亚十字路口”，中亚的战略重要性被重新定义。

在此变局之下，中亚五国如何以“战略主动性”应对大国互动？其外交政策将如何调整以坚守主权利益？中国与中亚在深化合作中，又该如何弥合文化认知缺口、加深合作互信？为解答这些关键问题，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专访了乌兹别克斯坦国际问题高级研究所副所长奥迪尔·加法罗夫（Odil Gafarov）。这位兼具中、美学习经历与本土智库经验的学者，不仅揭示了中亚以“多向外交”平衡大国关系的底层逻辑，解析了中亚精英治理体系的稳定性根源，更直面了数字经济、水资源安全等区域发展挑战，以及中企在中亚本土化的实践路径。

该访谈以中亚本土学者的观察为支点，搭建理解中亚“主动塑造命运”的新框架，了解中亚从“被动依附”到“战略棋手”的外交政策转变，为深化中国与中亚之间的务实合作、构建更紧密的命运共同体，提供兼具深度与实操性的参考，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ESSRA）特编发此文，供读者阅读思考，本文仅代表访谈嘉宾本人观点。

【对话/慧诺咨询创始人 高子豪】

中亚学者眼中的中国与世界

ESSRA：能否先向我们的读者做个自我介绍？请谈谈你的背景，以及是什么契机让你投身于中国研究。你在乌兹别克斯坦、中国和美国的学习与工作经历，如何塑造了你今天的学术兴趣？

奥迪尔·加法罗夫：我叫奥迪尔·加法罗夫（Odil Gafarov），出生在乌兹别克斯坦。我的学术之路始于塔什干的世界经济与外交大学，这所学校隶属于乌兹别克斯坦外交部，为我打下了扎实的外交与国际关系基础。最初，我的关注点并不在中国。但随着全球格局的变化，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亚逐渐成为中国高度重视的地区。与此同时，中亚地区的战略重心从传统的俄罗斯、北约和欧洲，逐步转向中国。这促使我不断阅读、研究与中国相关的议题，并最终意识到，要真正理解中国外交，就必须“到源头去”。于是我申请并被北京大学录取。

在中国的经历改变了我的人生。我在北京大学读了两年，后来又去了人民大学继续深造。那段时间让我真正爱上了这个国家——从文化、语言、美食到人与人的交往。同时，我对中国内政外交的学术兴趣也大大加深。学习之外，我还积极参与实践。2017年11月，我加入了上合组织青年联盟（SCOLAR Network），担任项目经理和协调员，负责包括模拟上合等项目，这让我更直观地理解了这一多边机制的运作。

离开中国后，我进入反恐领域工作了一段时间，随后赴美继续深造。在美国期间，我仍以中国研究为核心，重点拓展了对中美关系和中国对外军事政策的分析，研究案例涵盖中亚、东南亚和太平洋岛国。如今，我回到了最初的学术起点——世界经济与外交大学下属的国际问题高级研究所。这家研究机构隶属总统行政体系，是国家战略智库之一，我们的职责是为国家元首提供重要的外交决策建议。可以说，从乌兹别克斯坦到中国、再到美国，再回到本土，这一路的学术与实践历程，为我观察地区与全球事务提供了多维的视角。

奥迪尔·加法罗夫Odil Gafarov

中亚的外交艺术与战略

ESSRA：在西方以及部分中俄的相关讨论中，存在一种观点，即中亚国家常常被视为被动的角色，是中等大国博弈的“棋子”。你怎么看待这一定位？

奥迪尔·加法罗夫：这是一个关键问题，直指外界对我们地区的根本误解，在我看来并不正确。现实要复杂得多，我甚至认为中亚展现出相当高水平的战略主动性。换句话说，中亚国家正在积极管理中俄关系，并利用这种互动来推进自身的主权利益。

要理解这一点，需要回到历史背景。上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无疑是中亚的主导力量，无论在经济还是军事上。我们的经济高度依赖莫斯科，俄军在本地区保持着重要存在，例如驻扎在塔吉克斯坦的基地。但这种过度依赖并非新独立国家所能接受的长期选择。

值得注意的是，主动寻求转变的一方并不是中国，而是中亚国家。我们向中国释放了明确信号：“我们在这里，我们愿意合作，以平衡俄罗斯的巨大影响。”中国出于自身战略考量抓住了这一机会，双方逐渐培育出一种更均衡的关系。

这种“平衡术”一直在动态进行。随着中国影响力不断增强，中亚国家有时会觉得“中国含量”太高同样需要调整。于是，我们会重新拉近与俄罗斯的关系，这并不是回到依赖，而是一种再平衡。当我们发现俄罗斯的能力不足以独占主导地位时，我们又主动拓展与欧洲、美国、印度等多方合作，所以你可以看到西方的媒体和智库现在开始密切地报道中亚国家。由此可见，把我们描绘成软弱或被动，是对中亚外交的误读。我们位于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这一特性也让我们得以在大国之间周旋，这是其他地区难以复制的。

ESSRA：这个视角非常有趣，是否有一些经典案例可以分享一下呢？

奥迪尔·加法罗夫：当然可以。最近乌兹别克斯坦就有一个与中国在安全与发展领域合作的典型案例。中国支持我们内务部建设了一座非常先进的仿真训练中心，这是未来警务人员的高科技训练设施，对国家安全体系是重大贡献。

与此同时，为了使合作伙伴多元化，乌兹别克斯坦也会主动与其他国家接触，比如印度，出于某些地缘政治的考虑，印度也非常愿意提供支持，为我们出资建造了一座大型信息技术实验室。

这样一来，乌兹别克斯坦既获得了一座现代化警务训练设施，又得到了一个互补的信息技术实验室。这绝非偶然事件，而是一种有意识的战略设计。

能源领域也是如此，我们正计划推动核能发展。虽然俄罗斯在技术和出口经验上非常丰富，我们同样也会积极考察法国、中国、韩国等国家的核能方案。政府部门有专门的委员会研究这些技术和条款，他们会根据国家的需要，尽可能进行多样化的选择。

要想自如应对这些复杂的格局，就必须极其聪明和专业。这也是为什么中亚各国政府高度重视自身能力建设，积极引进顶尖人才，以确保能够在这场复杂的地缘博弈中持续有效地发挥主动性。

2025年4月3日至4日在撒马尔罕举行首次中亚-欧盟峰会。中亚时报

“从未间断”的精英传承

ESSRA：你刚才提到执行这种外交战略的官员与外交官的专业性，这就引出一个核心问题：精英阶层本身。中亚国家是如何培养并留住这些精英人才？他们的治国基础是什么？为什么像你这样受过西方教育的人，会选择回国而不是留在国外？

奥迪尔·加法罗夫：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中亚国家能够有效治理，显然不是独立后几十年的偶发现象。我们的精英群体具备稳定性与延续性，主要受益于三大支柱：悠久的治国传统、强烈的文化身份认同，以及独特的教育遗产。

首先是历史上强大的治国传统。以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为例，这片土地上有超过三千年的连续治国历史。和中国五千年的传统类似，我们有一种深植于文化中的信念：强有力的中央政权是维持秩序与稳定的必要条件。这不仅是理论，而是现实的地缘政治需求。要在周边大国的夹缝中生存并保持独立，就必须建立强大而精细的治理体系。在不同历史阶段，这种延续性也能够一直保持。即便在19世纪被俄罗斯帝国征服，中亚仍然保留了一定的自治和强大的地方治理结构。苏联时期，国家形式被改造，但在体制内成长起来的地方领导人，本身依然是有力的行政管理者。

正因如此，纪律与秩序的政治文化一直延续下来，成为现代治理的基础。仅从人力资源来看，凡是强国家体制必然伴随庞大的官僚体系（不管你是否喜欢），他们往往不随着最高统治者的变化而变化。官僚精英群体也是中亚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个支柱是文化与归属感。这更个人化，却解释了为什么许多像我一样在海外受教育的人最终会选择回国。我在美国待了几年，完全有机会留下，但我还是回来了。我尊重西方，但那里有一些与我们文化身份格格不入的地方。比如，安全感。在许多西方大城市，夜晚外出并不总是安全；而在中亚，国家的存在确保了高度的公共安全。从更深层次来说，是一种文化归属感——在这里我真正属于这个社会，而在别处永远是“外来者”，这种差异很难被替代。

第三个支柱，也是最关键的，是独特的教育基础。我们在苏联遗产中受益良多。尽管那个体制有意识形态的局限，但它在科学与人文学科上建立了非常扎实而严格的学术传统，而这一传统本身深受欧洲教育体系影响。二战期间，大量学术机构和科研设施从莫斯科迁往塔什干，这极大地推动了本地区的西式教育发展。

我的老师那一代人几乎全部出自苏联最顶尖的大学。我自己的导师就曾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学习，并在哈佛执教，把西方的视角带入中亚。今天，这一教育体系进一步演进。我们这一代精英不仅在后苏联体系和西方接受过教育，也有在中国、日本和韩国学习的经历。这种经历让我们拥有多元而强大的知识储备。通过对比东西方不同体系的优劣，为本国挑选出最适合的治理经验与做法。

正因为如此，我们的政府治理能力正在不断提升。国家正在积极吸纳新一代全球化专业人才——无论他们在西方、中国、俄罗斯，还是其他地方受过教育。这些年轻人被任命在各部委以及总统行政体系的关键岗位，形成了坚实的智力基础，为国家制定深思熟虑、行之有效的政策提供支持。

乌兹别克斯坦青年卫星网

中亚对中国的外交艺术

ESSRA：我们来聊一下中亚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发展。你曾把中亚与中国的关系描述为一种战略上的必然，是否可以展开谈谈，这种必然时刻何时建立，对中亚国家有哪些发展机遇？

奥迪尔·加法罗夫：中亚与中国关系的转变机遇发生在2021、2022年之后。在此之前，我们并没有全面拓展和中国的关系，即便有上合组织等平台，大家更多聚焦于具体事务。一个有趣的事实是，疫情期间，中亚的主要境外病例输入来源是欧洲，而非我们的中俄邻居。疫情带来的中断，以及一系列国际局势的变化，导致了各国战略的巨大转变，中亚也抓住了发展机遇。

从现实层面看，中国是我们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假如你是中亚的领导人，就会清楚这一点：我们在地理上高度封闭，比如乌兹别克斯坦是“双重内陆国”，远离全球海洋贸易的主干道，经济发展的选择非常有限。长期以来我们与俄罗斯合作，但俄罗斯经济体量较小，缺乏我们所需的那种变革性资本。西方国家虽然资金雄厚，但距离太远，而且合作往往带有条件性。

相比之下，中国就在我们身边，而且拥有几乎难以想象的资本储备，就像一条“黄金之河”流淌在边界之外。明智的人都会选择与中国合作，这对造福民众和国家发展必不可少。更何况，中国还能以极具竞争力的价格，提供我们迫切需要的先进技术，比如可再生能源。出于这些原因，与中国合作在经济上是必然选择。作为学者，我总体上对中亚与中国合作的潜力保持乐观。

但过去几十年，我们从对俄罗斯的依赖中吸取了深刻的经验教训，因此我们也必须要多元化发展。因此，在与其他国家合作时，我们都会保持一定的战略自主。

在社会层面，各国政府同样需要应对民众的担忧。比如在哈萨克斯坦，人口相对较少，就存在一种不成文但普遍的担心：如果外国资本和人员大量进入，本国人可能在经济和社会上被“淹没”，甚至成为少数群体。在人口接近4000万的乌兹别克斯坦，这种担忧较弱，但他们仍然有对强邻过度依赖的警惕感，这在整个地区都是共同的情绪。

其核心原因在于彼此之间在文化上仍然有种陌生感。就学术领域而言，中国的学术圈对中亚的观察还有更深入的空间，而中亚学者对中国的运作逻辑同样陌生。这种“知识缺口”是当前最大障碍。若想建立长期稳固的关系，就必须弥合这一差距，因此民间交流与对话平台的重要性不可替代。

比如俄罗斯企业在中亚开展业务相对顺畅，因为我们有共同的历史背景，共同的语言俄语，文化上有天然的亲缘性，因此沟通起来会更顺畅一些。

相比之下，中国企业在中亚开展业务要相对困难些。过去中国与中亚交集不多，很少有懂得当地语言的中国商人，即使依靠翻译，短时间内也难以彼此信任。我们没有一个稳定的交流机制，也不知道该如何互动，担心产生误解乃至“欺骗”，我们也不知道该如何更好地获得中国的资源和支持。双方缺少一套约定俗成的“游戏规则”。这种不确定性阻碍了更深层次的经贸融合。

更复杂的问题是，在外语学习领域，中国的绝大多数人通常学习英语，把职业重心放在美国和英国；少部分人学德语或法语等“小语种”，与欧洲互动；极少数人可能转向俄罗斯或中东，学习俄语或阿拉伯语。那么中亚研究处在什么位置？可能和研究非洲地区的人一样，少之又少，也就无法向官方机构和大型企业输出足够的人才，难以实现有效沟通。据我们观察，中国对中亚的重视程度可能依旧相对靠后。

中国有非常出色的中亚问题学者，但面对巨大的合作前景，数量可能还不够。相比之下，尽管欧美对中亚的实际资源投入有限，但了解该地区历史、地理和文化禀赋的西方政商精英大有人在，并长期和中亚精英保持着交流沟通，美国人甚至在这里建立了几所大学或校区。

所以，让我感到非常高兴的是，这两年中国与中亚国家都注意到人文教育领域合作的重大意义，北京语言大学在去年宣布要建立哈萨克斯坦分校，正是双方战略互动的诚意之举。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情况已有很大改变。中国带来的贸易和投资显著提升，有更多利益自然也就吸引到更多关注。我们的国家元首积极支持并协调大型项目或标杆试点，但日常运营总归回到琐碎，这就依赖双方一线办事人员提高主观能动性并融入当地。

从这个角度看，比亚迪是一家优秀企业，与外界渲染的“倾销者”不同，他们注意到中亚巨大的人口和经济增长潜力，颇具战略眼光地选择在乌兹别克斯坦投资建厂，采取了相对本土化的经营策略，并保持着同当地的企业和官员产生了良性的互动。尽管早期见效不明显，但我相信这些本土网络都是企业未来区域扩张的重要基础。

比亚迪乌兹别克斯坦工厂比亚迪官网

中亚对其他国家的外交战略

ESSRA：你之前提到，与俄罗斯的互动相对容易，尽管存在历史包袱。你用了“可预期”这个词。能否具体谈谈这种可预期性在实践中意味着什么？它又如何塑造你们与莫斯科的关系？同时，这种关系又如何融入你提到的“多元外交”战略？

奥迪尔·加法罗夫：我们与俄罗斯的关系建立在长期而深厚的历史基础上。这并不意味着关系总是积极的，但至少是熟悉的。中亚人了解俄罗斯人，理解他们的思维方式、商业习惯和政治动机。我们知道他们的长处和短板，也清楚他们可能在哪些地方会“设局”，同样知道如何在谈判中取得主动。这些互动遵循着一套不成文的规则。

我举个直白的例子。在与俄罗斯伙伴达成交易时，往往需要一个社交环节，特别是在谈判桌上一起喝酒。建立个人关系是他们文化中的重要一环。可以说，一次成功的谈判，可能需要至少干掉四瓶伏特加。这样大家都满意，在他们的文化语境里信任得以建立，协议也就能签下来。听起来或许简单，但这是现实的商业文化。而与中国同行则完全不同，因为文化差距太大，这些“默契”的规则根本不存在。这种可预期性和熟悉感，让俄罗斯在某些方面成为一个更容易打交道的伙伴，即使我们同时努力降低对它的战略依赖。

换个角度来看，中亚也可以帮助中国提升影响力。我们非常熟悉俄罗斯的诉求和内情，有着类似的资源禀赋，随着基础设施的完善，可能量价更优。更重要的是，我们作为历史上欧亚大陆的“十字路口”，外交定位和文化传统更加多元，能成为即将到来的“陆权时代”的枢纽，当美国和亚太风险增强时，无论中国想通往南亚、中东还是欧洲，中亚凭借与各个利益相关方长期维持着良好的关系，都能提供切实的帮助。

俄罗斯和中国构成了我们外交战略的核心，但这并不是全部。我们的整体战略有一个明确的称呼——“多向外交”（Multi-vector Diplomacy）。中亚五国都在坚持这一原则，这使我们的地区外交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致性。核心理念是必须与所有大国保持友好，避免对任何单一力量过度依赖。

这意味着，即便俄罗斯受到制裁，我们仍会与之保持合作；同时，我们也会积极与中国、美国和欧盟交往。但多元外交并不止于大国之间的平衡。我们还主动拓展与中等强国的关系，因为它们同样能带来投资和机遇。例如土耳其、阿联酋、卡塔尔、韩国、日本，甚至包括马来西亚和越南这样的东南亚国家。我们保持一种开放的姿态，不受僵化的意识形态束缚。对于身处欧亚大陆核心地带的国家来说，这种平衡、务实、多元化的路径不仅是一种政策选择，更是生存和繁荣的必要前提。

ESSRA：在这种多元外交的框架下，你们是否发展出一个共同平台来与外部伙伴互动？比如东盟国家有“东盟机制”。中亚的“C5+1”是否有类似的效力？

奥迪尔·加法罗夫：“C5+1”确实是我们目前主要采用的机制，也就是由中亚五国加上一位外部伙伴共同参与。但坦率地说，我个人对它的整体效率持保留态度。最早提出这一形式的其实是日本。一位日本驻乌兹别克斯坦的大使建议举办会议，让五国外长与日本外长共同会晤。

自那以后，这种形式被广泛复制。美国有自己的“C5+1”，俄罗斯、中国、韩国也都有。甚至一些较小的国家也想效仿。例如，越南国家元首近期访问哈萨克斯坦时，就提出建立“中亚+越南”的模式。

问题在于，不可能和世界上每个国家都套用同样的形式，否则它会被稀释，失去意义。它并不是一个真正高效的平台，无法承载深入、实质性的合作。它的外交作用更多体现在高层会晤，但具体细节性的工作，仍然主要通过双边关系来完成。所以说，虽然“C5+1”存在并被使用，但我们依然在寻找更有效的协调方式。目前而言，它只是一个暂时的选择。

经济“腾飞”的前夜：技术、能源与产业政策

ESSRA：我们把话题转向国内发展。当今全球最具颠覆性的两股力量是数字革命（包括人工智能和互联网经济），以及绿色能源转型。中亚国家如何看待这些革命性技术？在信息技术、可再生能源和电力基础设施等领域，你认为主要的潜力和限制是什么？

奥迪尔·加法罗夫：总体而言，中亚国家对技术非常开放，也抱有乐观态度。我们把它视为经济发展的关键路径。一些富裕和发达的国家有余裕对人工智能等颠覆性技术保持谨慎甚至恐惧，因为它们已进入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而我们没有这种奢侈。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必须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实现跨越式发展，而技术是最重要的动力。我们无意去批评或抵触它，而是要尽快应用、利用，并让它为我们所用。以乌兹别克斯坦为例，总统府内部最近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负责推动人工智能在政府服务和各类机构中的应用。

我们认为市场力量是创新主体。现在中亚已经涌现了很多互联网的“超级应用”，他们都是民营企业，并且激烈地相互竞争。这也带来风险，因为如Ozon、Wildberries等俄罗斯互联网巨头可以很快地进入中亚市场，如果不加适当监管，他们可能很快就会吞并这些本土企业。虽然阿里巴巴等中国的头部企业也在该市场竞争，但遗憾的是，中国巨头往往比较保守，还没有发挥出其在技术、商业模式和资本上的优势。如何与本土和国际企业加强对话沟通，努力创造并维持一个不断创新的环境，这是中亚政府当前密切研究的课题。

可再生能源更是紧迫的优先事项。我们在能源安全方面面临重大问题。虽然本地区有一定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但它们都是有限的，总有一天会枯竭。因此，向可再生能源过渡并非选择，而是必然。中国在这一领域是显而易见的合作伙伴，它能以最具竞争力的价格提供最先进的绿色技术。

但真正落地并不容易。以风能为例，我去过新疆，看到那里成片的风力发电机，那是因为新疆有稳定而强劲的风力。但中亚大部分地区并没有这样的条件。除了像乌兹别克斯坦的卡拉卡尔帕克斯坦这样的少数风口地带，大规模推广风电并不可行。对于像哈萨克斯坦这样本就拥有丰富而廉价石油和天然气的国家来说，市场更缺乏动力在风电上投入巨资。

相比之下，太阳能看起来更有前景。我们这里阳光充足，一年里有超过九成的日子是晴天。但问题在于成本，尤其是维护成本。我们可以买来并安装太阳能板，但在尘土飞扬的环境里保持清洁和高效运转需要大量资源和投入。长期算下来，维护费用可能让太阳能比传统的油气更昂贵，这对经济上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图源：欧亚开发银行

ESSRA：在风能和太阳能都存在局限的情况下，还有哪些备选方案？另外，电力基础设施本身大多还是苏联时期遗留的系统，这方面又该如何应对？

奥迪尔·加法罗夫：没错。风能和太阳能的局限让我们得出一个务实但也颇具争议的结论：必须发展核能。这是确保长期稳定能源供应最可靠的方式。当然，大规模核电站一旦出事，会造成严重的生态灾难。所以乌兹别克斯坦政府采取了更谨慎的策略——不是建一座巨型核电站，而是计划建设六座小型模块化核电站。

但这套方案也带来新的地缘政治和技术难题。目前，唯一拥有成熟且经过检验的小型模块化反应堆（SMR）技术的国家是俄罗斯。法国和美国也在研发，但还没有经过同等程度的测试。俄罗斯的技术是可靠的，但它源自核潜艇系统，本质上并非为民用的开放环境设计。这就形成新的依赖困境。我们绝不能把能源独立性交到任何一个大国手里，无论是俄罗斯还是美国，保持平衡依旧是核心战略。

再来说说电网。现在的电力基础设施依然是苏联时期遗留下来的老系统，将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以及部分塔吉克斯坦连在一起。系统老旧，而我们自身没有足够的资金来彻底现代化。这同样是一个重大的安全隐患。如果有别国可以“断你的电”，这就是一种极度的脆弱性。理想状态下，应该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区域电网以提高效率，但同时每个国家必须有足够强大的备用系统，确保在区域电网瘫痪或被干扰时，仍能依靠自身供电。

吸引外资升级电网极其困难，因为每个大国都有自己的叙事。俄罗斯人会说：“不要相信美国人，他们只在乎赚钱，迟早会走。我们是你们的朋友，会永远留下来。”而中国人则说：“我们会建得更好更便宜，然后适时离开。”在这些竞争性叙事之间为最关键的基础设施寻找出路，是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关于经济发展的国际合作，我觉得一定要从本国真实需求出发。我曾参加了北大国发院傅军教授组织的一次讲座，当时埃塞俄比亚前总统发言表示，“作为国家精英，我们必须了解自己的发展阶段，并寻求相应的外部帮助”，所以他们明确向中国提出需要更先进和全面的农业科技指导，包括卫星遥感等敏感技术，并在不懈努力下获得了中方支持。这个模式同样适用于中亚国家，我们首先要加强本国产业政策设计，然后再针对性地做招商引资。

“恐怖主义”叙事还存在么？

ESSRA：多年来，外界对中亚安全威胁的印象往往集中在恐怖主义、极端主义，以及来自阿富汗的动荡外溢。如今这仍然是地区的首要安全关切吗？还是说焦点已经转向了你所谓的“非传统威胁”？

奥迪尔·加法罗夫：对恐怖主义的执念已经过时了。它不再是中亚面临的最大安全问题，不应该过度聚焦于此了。伊斯兰国作为一个“疆域政权”已经被基本消灭。来自中亚的外国战斗人员数量显著下降，尽管仍然存在一些激进化的零星现象，但各国都在积极而有效地加以控制。

真正的安全威胁是非传统领域：水资源安全、气候变化、能源与电力体系韧性，以及经济稳定。这些因素才会决定我们国家的长远可持续性与繁荣。恐怖主义是可控的问题，但如果电网系统性崩溃，或者出现灾难性缺水，那就是关乎生死存亡的威胁。

外界对恐怖主义的持续强调，更多是一种叙事，而非中亚的现实。往往存在两个派系的权力博弈。一方面，是外交官和战略学者的阵营，代表人物如一些高级外交官员，他们主张与中亚国家政府合作，共同推动发展与稳定。另一方面，则是强硬的安全部门，他们强调中亚的“不稳定、不可依赖”，从而论证降低对外国政府的信任和依靠，因为这些政府“脆弱，可能随时失败”。这种叙事也有利于他们争取更大的预算与海外存在提供了。这两股力量都在竞争资源、权力，以及高层的注意力。

作为中亚国家，我们对别国内部的权力博弈无能为力。但我们能做的是通过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是可靠的伙伴。我们坚持为中国的投资与人员提供有力的安全保障，确保在我们国家的中国商人感到安全、他们的资产受到保护。通过展示这种能力与可信度，我们才能逐步建立信任，把焦点从过时的恐怖主义恐惧，转向那些真正关乎未来的共同挑战。

6月16日，“中国-中亚”第二届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

水资源外交：生存挑战与合作机遇

ESSRA：中亚国家在水资源和气候受到的挑战有多严重？有没有行之有效的应对措施？

奥迪尔·加法罗夫：气候变化和水资源短缺问题已经成为中亚安全领域日益重视的议题，或将成为该地区真正的生存威胁。中亚地区的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多，这导致冰川正在以不可持续的速度融化，这是该地区数百万人的主要淡水来源。有数据显示，在哈萨克斯坦，近1400个村庄中超过50万人无法获得清洁饮用水。气候变化还会造成大量移民问题，例如，农民被迫迁移以寻找工作。

水资源问题的形成，部分与苏联时期的历史遗产相关。当时，莫斯科将中亚打造为大型棉花种植园，并建造了规模庞大但效率相对低下的灌溉系统，从阿姆河与锡尔河这两条主要河流中引走大量水资源。这直接导致了咸海干涸——这一被称为 “世界最大生态灾难之一” 的事件，最终使咸海水量减少90%以上。

新独立的中亚各国在水资源分配上始终存在不公。数十年来，各国的应对措施很分散，且多以维护本国利益为核心，这曾引发危险的紧张局势，甚至在局部地区爆发因水资源争夺而起的暴力冲突，尤其是在费尔干纳谷地的吉尔吉斯斯坦与塔吉克斯坦之间。尽管已设立跨国水资源协调委员会（ICWC）等区域水资源管理机构，但这些机构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始终缺乏强制执行力。

咸海盆地的水资源分布

ESSRA：如今，阿富汗正在修建的喀什塔帕运河，会对中亚地区的水资源使用造成影响么？中亚国家是否会考虑引入经验丰富的国家来帮助改善水资源困境，比如寻求中国的帮助？

奥迪尔·加法罗夫：喀什塔帕运河无疑是一个重大且即时的不稳定因素。阿富汗政府正以惊人速度推进这一项目，其目标是引走阿姆河高达三分之一的水量，以振兴阿富汗的农业。阿富汗固然有权使用源自其境内的水资源，但这一项目也带来了两方面的问题：首先，该项目完全缺乏区域协调，且未遵守现有的（尽管是非正式的）水资源共享规范；其次，据报道，他们采用的是过时且低效的施工方法，在沙质土壤中建造无衬里运河，这将导致大量水资源因渗漏而流失。该项目直接威胁到下游乌兹别克斯坦与土库曼斯坦的水资源供应。

随着国家能力的提升，中亚各国政府已能够通过外交手段实现内部协调。其中一个里程碑式的成果，便是近期一系列边界划定协议的达成，尤其是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之间的三方协议——这对化解长期以来常加剧水资源纠纷的紧张局势至关重要。

此外，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于本月签署了一系列协议，以规范水-电平衡：截至2026年，冬季由下游的乌兹别克斯坦向位于上游的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部分区域）提供电力，以此换取上游国家在夏季通过托克托古尔水库为下游灌溉释放有保障的水量。（编者注：托克托古尔水电站位于锡尔河主要支流纳伦河上，是吉尔吉斯斯坦最大的发电厂，发电量约占该国总发电量的40%。它兼具双重功能：提供国内能源，并调节下游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灌溉所需的水量。冬季，吉尔吉斯斯坦通常会增加托克托古尔水电站的发电量以满足供暖需求，但这会显著降低水库水位，危及来年春季的灌溉供水。新协议旨在通过使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能够在冬季用电高峰期供电，从而降低这一风险，使吉尔吉斯斯坦节约用水。）

中国的确能为我们的水资源和气候安全问题带来积极影响，技术和投资是其最主要的参与形式。资金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中国能提供先进的节水灌溉技术，以取代目前用于棉花等作物的高耗水方法，同时提供绿色能源技术帮助我们实现产业转型。然而，基于很多不确定因素，不知中方的投资意愿是否会受到限制。

此外，联合国“和平森林倡议”等项目旨在通过恢复生态系统来稳定费尔干纳谷地和高海拔流域等关键跨界区域，例如重新造林和控制水土流失。中国在荒漠化综合防治与生态修复领域的成熟经验，以及对“绿色技术”的重视，在此过程中可能具有宝贵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中亚各国对阿富汗在喀什塔帕运河问题上的影响力十分有限，但中国的影响力则大得多。如果中国愿意，我们十分期望中国可以借助其政治与经济影响力，说服喀布尔采取更具合作性、透明度的做法。这或许包括提供技术援助，帮助阿富汗采用现代化、节水的方法建造运河——既能惠及阿富汗，又不会对其邻国造成灾难性影响。期待这一天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