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为《这就是中国》第300期：我们的战略预测比较准-张维为、范勇鹏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际局势风云变幻，中国如何以独到的视角和精准的判断，应对全球挑战？中国为何能在复杂国际格局中做出精准战略预测？如何在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下发挥国际影响力？青年一代如何培养战略思维与国家安全意识？

在东方卫视9月9日播出的《这就是中国》节目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与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的副院长范勇鹏教授围绕这一话题展开了对话。

[《这就是中国》第300期](https://【这就是中国：第299集 我们的战略预测比较准】 https://www.bilibili.com/bangumi/play/ep2134565/?share_source=copy_web)

张维为演讲

张维为：今天，《这就是中国》迎来了第300期节目。自2019年1月7日开播以来，这个节目已成为一个现象级的融媒体产品，影响了数亿人，有力推动了原创中国话语走向社会、走向世界。我们仅向所有参与、支持和关心这个节目的朋友们、同志们及一路相伴的忠实观众们，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在全球风云激荡的今天，确立中国人自己对中国和世界的主流叙事，对正在发生的天下大事做出经得起时间和历史检验的判断，这既是我们的使命，也是对我们的挑战。但这七年的实践证明：我们的战略预测比较准，这也是这个节目最出彩的地方。

B站上有人这样形容我们的节目：键政Up主一般是回望过去，时政Up主大都聚焦当下，而张维为和《这就是中国》开辟了一个“未来史学派”新赛道，对重大事件的走向做出预测，结论往往八九不离十。我们把这份来自Z世代的幽默当作一种鼓励，与大家共勉。

今年正值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成立十周年。中国研究院是国家高端智库，中央对国家高端智库有严格的要求，其中之一就是对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能拿出一锤定音的意见，可以说我们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当然，我们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我们节目是2019年1月正式开播的，但2018年12月中旬就开始录制，正赶上华为高管孟晚舟女士被加拿大非法扣留。这就涉及到如何给美国及其行为定性。

在《这就是中国》第一期节目中，我说了这么一段话：华为在世界竞争最激烈的5G领域，在核心技术领域，在确立中国标准方面，已经赶上了我们的对手，甚至在不少方面超越了我们的对手，这使他们感到害怕了。这种恐惧使他们采取了下三滥的绑票手段。好在我们的领导人经历过文革乱世，我们知道怎么对付流氓。实际上这也是一种资政建言：我们对美谈判也好，反击措施也好，要有对付流氓的意识，不能抱任何幻想。

5个月后，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者马丁·沃尔夫也公开撰文，称美国已经变成了一个“流氓超级大国”，与我们的判断高度吻合。也就是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在送别荣耀时说的：他们不是要纠正我们，而是要打死我们。过去这些年，美国在方方面面的拙劣表现，证明我们对美国的判断是准确的。

这些年每年都有大事发生：2018至2019年间，美国先后发动了对华“贸易战”“科技战”，我们则通过包括《这就是中国》在内的各种渠道，明确预测美国将输掉对华“贸易战”。我们说这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美国今天是将帅无能，累死三军，就这个决策水平，怎么好意思出来打仗。至于所谓“科技战”，我们明确预测美国将输得很惨，届时我们不要忘记给特朗普总统颁发特殊贡献奖。

2019年香港修例风波爆发，我们在节目中指出：香港需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否则将一路走衰；我们要出台标本兼治的整体方案，对港独势力实行稳准狠打击；我们特别提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香港基本法的范围内，我们有足够的空间出台这样的方案”。果然，一年后的2020年6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体现了14亿中国人民的坚定意志，釜底抽薪地解决所谓“港独”问题。

香港文汇报

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西方媒体像打了鸡血一样地激动起来，宣布这是中国的切尔诺贝利。我们则公开预测：这更可能是西方自己的切尔诺贝利时刻。果然，后来欧美国家的疫情防控荒腔走板、伤亡惨重，美国的人均预期寿命从2020年开始一直低于中国。2020年10月14日，《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撰文承认，本以为这场疫情是中国的切尔诺贝利，结果却成了西方的滑铁卢，我们的预测比他早8个月。

2021年初，拜登上台伊始，我们做了这样的预测：“拜登的执政很可能只是一个过渡阶段，四年后的美国可能还会回到‘特朗普时代’，或者叫‘没有特朗普的特朗普时代’”。从我们看到的信息，好像全世界就我们一家智库做出这样的预测并公开发表出来。

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后不久，我们的判断是乌克兰是俄乌冲突最大受害者，它的命运是从美国的“棋子”变成“弃子”，最终乌克兰可能被一分为三。欧洲则是仅次于乌克兰的第二大受害者。

2023年“亚太北约化”论调甚嚣尘上，我们在节目中预测这更可能是白日做梦。果真，日本、韩国、澳大利亚领导人今年都找借口缺席北约2025海牙峰会，会议的公报也删去了涉华和涉“印太”内容。

2024年，随着落实香港基本法23条的推进，西方主流机构和学者几乎都看衰香港经济，以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前主席斯蒂芬·罗奇的观点为代表，他2月在《金融时报》发文称“香港完了”。我们则反复强调：香港实现了由乱到治，现在是由治到兴，充满了机遇。果然，今年以来，香港经济强势反弹。不久前斯蒂芬·罗奇公开表示他当时的判断错了，他现在也看好香港经济。

2025年初，鉴于欧盟这些年跟着美国亦步亦趋，使自己陷入重重危机，我们专门做了一期《欧洲的“至暗时刻”》，指出欧洲已上了美国菜单，必将一败涂地。果真，7月27日软弱无力的欧盟不得不与美国签署一份充满屈辱且引起广泛民愤的贸易协议。其实，我们在七年前的第一期节目中就这样预测：中国就像飞驰而去的高铁，不等欧洲觉醒了，欧盟是否能生存到2035年都是个问题。

总之，过去这些年，我们的战略判断比较准，应该说比西方绝大多数智库和学者准确得多，背后是我们数十年如一日的原创研究和发自内心的中国自信，是长期致力解构西方话语、建构中国话语的不懈努力的结果。某种意义上，我自己的学术经历就是这种努力的一个缩影。

我从西方老是误判中国出发，进行中国模式研究，质疑西方主流理论，并切入中国理念与中国文化研究，最后进入中华文明的研究，最终于2010年提出“文明型国家”命题和理论框架。我还本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精神，实地走访了100多个国家考察调研。今天回头看，随着自己研究的深入，逐步踏上了尝试建构一个特定范围内相对完整的知识体系与话语体系的进程。

文明型国家认为中国首先是一个超大型现代国家，其源远流长的文明传承与现代性的有机结合使之与众不同。这使中国在许多方面实现了对西方模式的超越。比方说，文明型国家的“良政还是劣政”范式超越西方“民主还是专制”范式，“民心”和“民意”结合的模式超越西方仅依靠“民意”的模式，“整体利益党”模式超越西方“部分利益党”模式，“选拔+选举”模式超越西方单依靠选举的模式，“混合经济”模式超越西方新自由主义模式。

自2010年底开始的，阿拉伯世界的一次革命浪潮，被称为阿拉伯之春，从左上角顺时针方向起：在埃及首都开罗塔利尔广场聚集的示威者；在突尼斯首都突尼斯市聚集的示威者；在也门首都萨那聚集的示威者；巴林聚集的示威者。维基百科

这些体系化的研究成果使我们早在这个节目开播之前就对许多天下事做出了较准确的判断。我2006年就提出在发展中国家，美国模式将竞争不过中国模式。2008年提出世界进入“后美国时代”“后西方时代”。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发后，我预测“阿拉伯之春”不久将变成“阿拉伯之冬”；我提出美国政治制度是前工业革命时期的，需要进行实质性的政治改革，否则美国将一路走衰；我还在不同场合论述存有许多基因缺陷的西方民主模式，最终只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昙花一现。这种“去西方中心主义”的底层逻辑和知识体系建设使我们做《这就是中国》很有学术定力和政治定力。

我也借此机会向大家汇报一下做战略预测的心得体会，一家之言，仅供参考。

一是彻底的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成功的法宝，也是正确战略预测的保障。彻底的实事求是需要勇气。过去我们落后，承认落后是实事求是，今天我们在很多方面都比西方国家做的好，承认这一切也是实事求是。千万不要像某些中国公知那样，跪久了站不起来，时至今日连正视西方的勇气都没有。实事求是意味着要破除本本主义，坚持独立思考和原创研究，不人云亦云。对我们来说，真实的经济状况、生活水平、地缘政治和历史脉络一直是我们原创研究的重中之重。

例如，我们对拜登公布的就业数据做了分析，认为其作假成分太多。相比之下，特朗普几乎每次演讲都承认“美国是一个走向失败的国家”。此外，我们研究发现美国民众最关心的问题不是民主党炒作的性别或人权议题，而是通货膨胀和犯罪猖獗等问题。在此基础上，如果不是遇刺身亡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判断特朗普大概率将卷土重来。但我们也指出，特朗普为美国开出的药方解决不了美国积重难返的治理衰败问题。

二是聚焦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所有成功的战略判断都要抓住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而非各种变化因子的简单排列组合。比方说，我们研究毛泽东主席如何决定抗美援朝的。他反复询问从朝鲜战场回来的中国记者，在朝鲜战场上，究竟是美国空军造成的杀伤力大，还是陆军的杀伤力大，当他了解还是陆军的杀伤力更大时，他说“这就好办，因为我们没有空军，有的只是陆军”。毛主席对中国陆军充满信心，他们从红军时期一直打到解放战争，中国军事顾问团当时还在协助指挥越共部队开展抗法歼灭战，战绩可嘉。与此同理，在分析“中美贸易战”的时候，我们对美国GDP和中美贸易结构进行了深入分析，抓住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即美国经济对中国的依赖远超中国对美国的依赖，判断特朗普发动的“中美贸易战”“关税战”等都将以失败告终。

三是以中国观世界，特别是文明型国家的视角观世界，最后得出的结论往往八九不离十。我们判断“阿拉伯之春”会变成“阿拉伯之冬”的前提就是中国人所说的“水土不服”，“水”是文化浸润万物，阿拉伯世界的宗教文化深深扎根于百姓之中，西方制度无法改变。“土”指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土壤、经济土壤、社会土壤与西方社会完全不同，所以照搬西方政治制度必败无疑，更何况从我当时在阿拉伯国家的调研来看，他们的普遍问题是缺乏制造业，年轻人失业严重，社会堆满了干柴，随时可能被点燃，而一旦点燃必将覆水难收。我们还从“良政还是劣政”范式出发，分析美国基层治理困境，预测美国疫情防控溃败是不可避免的。同样，我们以政治力量、社会力量、资本力量之间的平衡是否有利于大多数人为出发点，提出香港需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否则将一路走衰。

四是具有历史纵深的分析框架。我们节目从不就事论事地点评时政，而是把正在发生的事件当作正在展开的历史进行分析。例如，我们结合文明型国家的研究，从历史视角对乌克兰冲突的来龙去脉和所谓的“亚太北约化”进行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综合分析，做出比较靠谱的判断。

五是强烈的问题意识和比较宽广的国际视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需要大刀阔斧的改革，需要从僵化的西方话语中解放出来，否则无法跟上国家发展和时代变化的需要，而直面千变万化的真实世界并做出比较正确的战略判断，可以是这种改革的一个突破口。这也有助于解决今天人文社科界广泛存在的中国自信匮乏、崇洋心态严重、形式主义泛滥等弊病。真实世界的挑战从来不是按学科划分的，唯有走向综合、跨学科、底层逻辑和知识体系构建；唯有坚持独立思考、原创研究、实地调研，才能锤炼判断力，做出真学问，解决真问题。

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作出一系列重要论断，为我们的研究和传播工作提供了战略指引。随着中国走到世界舞台的中央，全世界都想听到中国人对天下大事的判断和预测，中国学人应该当仁不让。这其实也是外部世界，特别是全球南方对中国知识界的期待。让我们一起努力，进一步解构西方话语，建构中国话语，推动真正高质量的中国话语体系走向社会、走向世界！

圆桌讨论

何婕：今天这期节目是《这就是中国》节目的第300期，6年8个月的时间，一路走来300个话题，对纷繁复杂的国际格局一一地进行剖析。当然我们也在读懂我们中国自己的方方面面，可以说是跟着大家共同来成长。节目第1期录制的背景，就是华为的孟晚舟女士被加拿大非法羁押。你看将近7年的时间，有没有感觉这7年左右的时间，跟以往的其它的历史时代相比，是不是整个国际格局变化比较大的7年？

张维为：习近平总书记讲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毫无疑问它背后是整个全球的结构性的变化，我们形象的说法叫“东升西降”。我经常引用欧盟原外交代表博雷利的话，就是在4个关键领域——经济、技术、军事、意识形态，非西方国家都找到了替代品。这个变化是不得了的，深层次。而且现在是互联网时代、移动互联网时代、社交媒体时代，这些变化好像都变得更快了，然后更为大家所熟悉，同时对我们的节目也提出更高的要求，做出判断不容易。

范勇鹏：传播速度是一方面，但是客观上来讲确实是变化非常快。人类历史它不是匀速发展的，现在网上好多人爱说一个词叫历史的“垃圾时间”，但其实过去这些年是历史的“浓缩时间”。正常历史上可能十年、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发生的很多事情，一下压缩到几年之间。网上有句话说：我们被国家保护得太好了——很多事情都是在惊涛骇浪中发生的。

同时在国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像美国过去这些年经历的种种天灾人祸——包括美联储的政策波动、美国政府内部的动荡，甚至总统大选中出现的刺杀这样极其罕见的大事——很多都在历史上堪称重大，但我们却几乎来不及关注，它们就悄然过去了。开玩笑地说，回想这几年，我们很多事情真的发生得太快了，来不及庆祝、来不及高兴，就被新的消息覆盖了。西方很多事件也是一样，来不及反思、来不及哀悼，就迅速被下一波事件淹没了。

所以，从长周期来看，过去这六七年，真的是一段高度浓缩的历史。将来重新书写这段时期的时候，必定会成为非常辉煌壮丽的一章。

2024年7月13日，特朗普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举行的一次政治集会上耳朵中弹，美国方面将此次事件定性为“暗杀未遂”。

何婕：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果说在刚刚提出这个概念的时候，大家可能对这个概念、这个认知还有一个过程的话，现在每个人身处变局之中，可以说是有着最强烈的体会。什么叫做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因为这种转折、这种变化，它就是会来得非常地猛烈。

张维为：中国是这种变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推动者，中国一下子这样崛起，产生方方面面的影响，使我们的对手感到害怕，产生了许多过度的反应等。总之，有很多跌宕起伏，这个过程中如何对各种事件进行分析、把握、判断、预测，确实是不容易的。

何婕：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看问题比较深入，强调实事求是——事情本来是什么样，就该怎么看待。张老师之前在节目中也说过，中国确实强大了，就像个子已经长那么高，藏是藏不住的，那就应该大大方方讲出来、展示出来。但实事求是地说，我们也要看到还有很多不够强的地方。所以当大家产生质疑的时候，不妨听一听范老师的观点：我们该如何去进行交流？

范勇鹏：一方面，我们确实要看到中国这些年来发展得好；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中国自身也存在问题。其实这两者并不矛盾。

这符合事物发展的正常规律。刚才张老师提到，要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要实事求是地分析。你看，在中华民族最低谷的时候，存在两种思维方式：一种是像胡适那样，觉得我们百事不如人，干脆投降算了；另一种则如历史学家钱穆，今天读他的书，有时候确实很让人感动。他的很多思想我未必赞同，但在抗战最艰难的时期，他写下了《国史大纲》，书中强调要看到我们文明和民族中优秀的部分。他甚至带着一种悲情——万一真的有一天中华民族亡国灭种了，也要把这些宝贵的东西留下来。那是我们弱的时候该有的态度。而等到我们真正强大、甚至成为世界上最优秀最强大的国家时，反而应该更多反省自我，不应一味地烈火烹油、锦上添花，而要多做自我批评。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共产党一直具有非常强的辩证思维能力。比如在中国最黑暗、最低谷的时候，我们党就能提出非常高远的战略构想。就像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写的，陕北的红军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还在作战室里学习美国的航母、军舰，胸怀远大理想。同时，我们党三大优良作风中就有“批评与自我批评”。所以我们党一直具备这种能力。

回到您的问题，今天该怎么看待中国？正是在从弱到强的过程中，我们更应当运用辩证的方法：第一，实事求是地看到自己的优点；第二，通过国际比较看清自身的优势——这样才能真正凝聚力量。

张维为：关键就是对国家一定要有某种整体把握。《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是我的第6本书，我也没想到它会变成畅销书。我书中的第一章就是分析中国的问题，当时最尖锐的三个问题，即贫富差距、腐败问题、住房问题。我就把这三个问题做了个解构，进行了横向的国际比较。比较之后，我认为中国模式还是能够成立。

我老讲中国模式有自己的问题，甚至不足，但可以改进，而就现在这个水平，也可以和美国模式竞争，这是最关键的。因为它涉及到一个怎么定性的问题。第二，就是具体表述的时候，确实是有具体场合的考虑，你比方说，你到一个与中国非常友好的国家，看到很多的问题，你可能会讲得客气一点、婉转一点，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遇到碰到非常傲慢的国家或个人，你也可以比他更傲慢。这没有什么问题，但你要真的把事实把握住，形成某种整体把握，你就会非常有定力。我们有很多弱点缺点，但是就现在这个水平也经得起比较，关键是我们能够纠正这些问题。哪个国家没有问题？

这个也确实是涉及到一些方法论，我自己采用的方法，一个是我相信什么东西都要自己去看一看，这个是知行合一的重要一环。看跟不看完全不一样。我当年有幸给小平同志做翻译，他就讲过，听过枪声跟没有听过枪声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一定要听过枪声。你回头，特别在西方受教育、留学，有时候学了西方所谓方法论，但很多方法论靠不住。我自己在日内瓦大学做博士，我当时就觉得很多西方所谓的“社会科学知识”实际上伪科学。他们希望把社会科学变成跟数学物理一样的，实际上距离还非常遥远，甚至整个路径都可能错了。

相反你看我们中国共产党，我们领导人判断问题采用的一些方法，如毛主席到湖南，做了一个月的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最后写了调查报告。谁都不怀疑，毛泽东主席是对中国农民问题最了解的，这是公认的。我觉得实地调研非常重要。

1927年3月，毛泽东的经典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问世

另外就是指标体系，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专门做过一期，我跟勇鹏一起做的，就是破除对西方指标体系的迷信，建立中国自己的指标体系。然后我就讲了中国跟美国比，我说很简单，我说不用你的指标体系，我用一些国际公认的指标，比方说5个两国人民都十分关注的指标：人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家庭中位净资产、基础设施、社会治安。我整体把握，纽约跟上海比，这两个城市都是各自国家的发达板块；新疆和密西西比州比，这是两个国家欠发达板块。用这5个指标比出来之后，中国总体上胜出，这就可以说明很多问题。

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事实：中国是一个超大型的国家，这样的国家读懂不容易的。所以我就分成板块，发达板块、新兴经济板块，然后看板块之间的互动。很多人用的是机械论，有某个地方比较落后，所以整个中国就落后，这是不智的。你要看发达板块和欠发达板块怎么互动的，一旦良性互动关系形成后，你会发现这不但不是我们的劣势，而更可能是我们的优势，两个板块的互动就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

何婕：所以我在想，我们节目有那么多年轻观众，他们在这里不仅看到事实、听到分析，更重要的，其实也是一种方法论的分享。

范勇鹏：最近我去了河南一些非常基层的地方看了看，解开了我不少困惑。比如现在国际上有很多人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以及中外贸易不平衡的问题。根本问题在哪儿？在于我们的生产力确实提升了，但目前很多需求仍依赖于对外贸易。这其实是一个无奈的现实：在我们过去崛起和发展的过程中，始终处于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中，我们不得不在这个体系里成长，但到了一定阶段，这个体系已经容纳不了我们的发展规模，所以我们必须做出调整。实际上，回顾中央的政策，很多年前就已经开始布局调整了。但只有真正深入基层、走到现实中去，你才会发现，对中国来说，这根本不是一个问题。

举个具体例子：走到中国中西部的乡村，离国道或省道一两公里内的小村庄是什么样子，再到三四公里外的村子，情况完全不同。比如离公路近一点的，城市化程度稍高，不少已经用上抽水马桶；而离国道四五公里的地方，还保留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土房子，厕所也还是旱厕。从这一点就能看出，我们在基础设施和民生方面的需求空间非常巨大。之前我和几位经济学家朋友讨论，有位讲得特别到位：不存在什么“过剩产能”，只有还没被投放到正确地方的产能。

何婕：就像我们前几天做“两山理论”特别节目，请到余村的村支书来分享时所说的，美丽乡村现在展现的是新的发展图景。对当地来说，这不只是环境变好了，更是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这些东西只有亲自去看、去学习才能真正明白。而这种理解，恰恰来自于我们刚刚所说的土地的力量、实地调研的力量、观察的力量，以及长期跟踪研究的力量。

范勇鹏：我觉得必须承认，现在有不少人对世界、对中国的认识还缺乏客观性。这其中也有客观原因——比如，一个普通老百姓，要如何提升自己的认知水平？其实很简单。第一，要“从上到下”地看。我们平时接触的信息源，比如刷短视频、看自媒体文章，其实很多都属于“私媒体”，而不是公共媒体。自媒体本质上是私人表达的载体，往往为了流量、盈利，甚至情绪而发声。所以我觉得普通人可以适当关注一些宏观信息，把握大局，而不是被短视频带节奏——今天被牵引到这儿，明天又被带偏到那儿。

第二种方法，是“从下而上”。我遇到过很多人，他们对中国的认识非常准确，虽然没有系统研究或专业知识基础，但他们靠什么？比如，有人深耕一个很小的领域或行业，他知道自己做的技术世界上没人能做到，自己的行业占全球产值的60%、70%——这种实实在在的成就，自然就带来一种自信。这种自信投射到宏观社会问题上，就形成了比较准确的认知基础。

2011年，张维为与佛朗西斯·福山的辩论网络截图

第三种情况是，确实有一部分人因为现实困难而产生错误观念。世界在变化、时代在转型，这个过程肯定是不均衡的，有些行业、有些领域可能会受损，甚至陷入非常困难的境地。尤其很多企业家朋友一聊起来就满腹牢骚。但我常跟他们讲：你抱怨的是不是只局限于你自己这个领域？换个领域看看呢？打个比方：开车遇到暴雨，你是紧盯着挡风玻璃上那些水珠抱怨不停，还是努力看清前方的路？他们一听就明白了——越是这种时候，越要把目光放长远。所以第三个建议，就是跳出自身立场的局限。个人的得失、眼前的困难，不应成为阻挡你看清未来方向的障碍。

何婕：说得对。我们刚才谈到，一方面要把问题看深、坚持实事求是，另一方面也要拓宽视野，把问题看得更全面、更透彻。其实我们这个节目，我一直说它是一个重要的窗口和桥梁。三百期话题以来，我们带着观众看世界，同时也向世界打开一扇读懂中国的窗。

还记得节目刚开播的时候，很多年轻人是带着困惑来的。他们说：我们想说中国好，但不知道如何与人辩论——因为那个时候抹黑中国、扭曲事实的声音还很多。而现在，我能明显感觉到年轻人越来越自信、越来越成熟，大家的认知水平也在不断提升。

张维为：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做时政节目，这也是我们的尝试，它不局限于点评具体发生了什么，用了什么武器，而是给你一个历史的纵深感，给你一个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的背景，这样你反而能够做出更准确的判断。

现在每天一个人收到的信息太多了，五花八门，所以如果你脑子没有某种整体把握，你会每天都生活在混乱之中。而一旦有了某种整体把握，你会思路非常清楚。比方说，你会知道这个问题是暂时的，那个问题不那么重要，这些现象很快就会过去等等，而另外一些变化是根本性的、历史性的。对问题孰轻孰重的把握太重要了。

观众提问

观众：两位老师好，主持人好。我叫张宇峰，来自安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的准研究生。我的问题是：中美俄英法等国都是成熟的政治行为体，都设有国家智库等机构来支撑战略预测，但为什么只有中国能够实现精准而务实的战略预测呢？谢谢！

张维为：“只有中国才能做出精准的战略预测”，这恐怕有一点点不太精准，不够精准。因为你回头看，有些国家的智库还是做得相当不错的。比较美国的智库，它有一些很好的研究人员，比方我们刚刚接待的杰弗里·萨克斯，但美国政府不听他的。

美国智库也存在高度党派化、政治化，比方说卡内基或者布鲁金斯学会等等，这是亲民主党的，传统基金会，亲共和党的。假设他们是一半对一半，那么共和党上台，另外一半亲民主党的智库就废了，政府没有人听他们的。如果民主党的上台，另一半的共和党的智库又没人听他们的。

比方说我们最近跟俄罗斯接触的比较多，它有一些新的智库，像瓦尔代会议。另外我们最近接触过，俄罗斯科学院下的东方学研究所，1818年就开始运作了。它有长期的历史积淀，有些东西有相当的厚度。比方说，它对阿拉伯国家的每个国家的国别研究比较精准，在莫斯科这个所就有600多人，在圣彼得堡还有研究队伍，它在许多国家都有人脉。如果普京说要找哪个派别什么人，他就可以联系到。这是不容易的。因为智库它不光是学术研究，大量研究政策研究，但背后要有学术功底，需要有广泛的人脉，这都需要做大量的工作，需要长期的积累。

俄罗斯瓦尔代会议俄罗斯卫星通信社

范勇鹏：我认为决策质量的高低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就是决策者必须大公无私，甚至要达到一种“无我”的状态。无论是受个人思维习惯、知识结构或智力局限的影响，还是出于私人利益的考量，一旦带有某种私心，就可能导致判断出现偏差，进而影响决策的正确性。

从这个角度来看，再次以美国为例，其决策阶层背后往往存在大量的私利。比方说，佩洛西在国会推动立法时，心里可能想着如何炒股获利；特朗普在做决策时，可能考虑的是推广自己的比特币或销售金卡。一旦私利介入，决策必然会出问题。

第二，决策必须做到“知己知彼”，这两者缺一不可。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在1960年代之前——大致从二战结束到1960年代——确实有一段时期决策质量相对较高。那时智库中涌现了许多杰出人物，比如亨廷顿、布热津斯基等，他们对世界和自身都有非常清醒的认识

。这背后反映了一个国家像人一样的心理成长过程，其中同时交织着两个层面：一是认识他人，二是认识自己。而如今美国在战略决策和研究上的失败，正是由于丧失了这种知己知彼的能力，被傲慢蒙蔽了双眼。

我们从事区域研究的人，对中国自身的研究缺乏主体性，责任并不完全在于研究者，而在于整个中国人文社科界——我们尚未对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及精神形成成熟、理性、科学的表达体系。因此，在观察世界时，我们常常缺乏一个坚实的主体立场，这是下一步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

观众：两位老师好，主持人好。我是一名来自化工行业的猎头，叫雍可欣。我的问题是：中国对国际局势的预判一向非常准确，但因为我们始终坚持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我想知道，在恪守这一原则的前提下，中国如何能在国际关系中真正发挥影响力？谢谢！

张维为：准，还是非常有用的。准的话，至少是政府决策时候，知道这个东西分量怎么拿捏、这个问题怎么处理效果更好。实际上我们到现在一直坚持不干涉内政的原则，这也是《联合国宪章》里面的原则，这是个好原则。

但我们在原则的理解上，实际上也在与时俱进。比方说，我们去塞尔维亚，他们非常感激中国，他们购买了中国的导弹防御体系，这就是一种很大的支持。如果当初塞尔维亚有这个体系，就不会出现北约轰炸南斯拉夫这种情况，这一个体系足够威慑他们的对手了。

范勇鹏：不干涉他国内政，其核心在于我们尊重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的人民自主选择制度、道路和生活方式的权力。这一原则毫无疑问必须坚持，从长远看，也是对我們最有利的原则。前几天萨克斯教授来我们学院讲座时提到，美国曾推行近70次所谓的“政权更迭”，这种做法实际上非常愚蠢和笨拙。

但客观来说，这位观众的问题非常重要。我们确实面临一个现实：随着中国大量资产海外投资、企业和人员走向世界各地，如何有效维护我们的权益、保护我们的海外资产？当前我们推动全方位开放，不论政府、外交、企业，官方还是民间，乃至留学生，与世界各国交往日益密切，未来将是一个全面开放的时代。在这种共商共建共享的过程中，中外双方将形成一种“互嵌式”的发展格局。这种互嵌式发展，恰恰是稳定双边和多边关系的重要压舱石。因此，我们实际上拥有足够的杠杆去施加影响。

更为关键的是，我们正在推动构建一套新的世界秩序与制度。例如，我们发起国际调解院，并将逐步建立更多国际组织，形成新的国际机制、国际法和多边制度。我们与各个地区不仅开展双边合作，还借助多边合作框架，形成一种同心圆式的多元结构。这种结构最终将对各国国内事务产生强大的影响力——这是一种建设性的、对双方都有益的影响。

因此，我们需要超越“干涉”与“不干涉”内政的二元思维，在这中间存在大量可用的工具与可能性。

观众：两位老师好，主持人好。我是一名来自上海交通大学的硕士研究生。作为一名青年观众，我从《这就是中国》中获益良多，但我身边很多同龄人并没有太多机会接触国家战略层面的思维训练。因此想请教两位老师，我们应当如何构建更加系统的战略通识教育，让年轻人掌握必要的国家安全知识并提升判断力？谢谢！

张维为：从总书记提出国家总体安全观一来，我们有国家安全日等各种类型教育活动，这些活动有的进大学、有的进中学。我们的思政课，包括学马列、学毛泽东思想、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里面都涉及战略思维，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很重要的方面。有时候我在想，比方说教毛泽东思想这样的课程的时候，是否可以聚焦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加上大量案例，这对学生会非常有意义。

何婕：一方面可以引入军事领域的案例，另一方面也可以结合现实发展中的实例——这些案例的成功往往也正是运用了军事思想的结果。我认为这对大学生来说，可能具有更大的教育意义。

范勇鹏：“战略通识教育”这个提法我觉得特别好，确实是未来值得加强的一个方向。我们中国研究院如果开设这样一门课，其实这件事并不神秘。我们中国的历史文化，本身就是全人类最大的一座战略智慧和思想宝库，几乎“人均战略家”。所以，虽然我并没有系统深入地研究过，但我初步设想，开展战略通识教育大致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第一是历史文化，尤其是中国历史中的案例教学，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比如我以前给学生上课时用过这样一种方式：一起读某段历史，比如《资治通鉴》——当然太熟悉的内容就不适用了，选一些相对冷门的情节——让学生在某个决策节点停下来，设身处地思考：“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等每个人做出自己的判断之后，再继续看历史上实际发生了什么。结果往往发现，“我可能已经失败了”甚至“我可能就没命了”。这种对比和冲击，其实就是最好的战略教育。

第二是科学教育。科学本身不是战略，但它为战略提供了最重要的思维方法。具备较高的科学素养，在做战略决策时就不会违背常识、陷入愚昧，也不会被枝节问题带偏方向，而能够运用正确的思维方式进行分析。试想，如果很多中国人还相信“地球是平的”或者“神创论”，那怎么可能形成良好的战略思维？

第三，就像张维为老师提到的，历史唯物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形成的知识体系也极为重要。它为我们提供了一套认识世界、分析世界的有效思维方式，并且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经受了全面检验和不断发展。这套知识体系本身，就是一种战略能力的培养。

总之，在教学方法上，我们完全可以不断创新，开发出更多元、更贴近现实的教学方式，让战略思维真正成为年轻人可感、可学、可用的能力。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结合

观众：我是一名电气工程专业的学生。借此机会，我想请教一个比较接地气的问题：虽然我是工科背景，但我一直非常热爱政治学、经济学和马列哲学。想请问两位老师，系统而完整的文科思维、哲学思维，对我们学习、认知世界、理解历史乃至展望未来，能够发挥哪些重要作用？谢谢！

范勇鹏：哲学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早期，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水平有限，哲学承担了为世界提供一种整体解释的功能。那个时代的哲学虽然能够引领人类的思想和行为，但尚未形成科学的思维方式。以西方为例，在启蒙运动之前，基本上只有哲学，而缺乏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思维。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许多原本属于哲学的领域逐渐被科学接管，哲学的空间看似越来越小。

然而，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后，出现了一种新的哲学——它本质上是一种科学认识世界的方法，比如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所以我认为，这种讲求科学方法的哲学，对于我们今天理解世界是非常有效的工具。

当今世界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哲学思潮，对于我们年轻人——包括理工科同学——来说，关键是要培养思辨能力。有些哲学是真正有用、具有科学性的；有些则更偏向审美甚至带有神秘主义色彩。大家可以适当阅读了解，但不必过度深陷其中，保持理性判断非常重要。

张维为：我就补充一点，就是我们中国研究院提倡就是，无论是人文社会科学，我们都特别提倡要有一定的工程师的思维。工程师思维方式是非常实事求是的，问题在哪里，找出原因一二三，然后一个个加以解决。

观众：我的问题也很简单。今天是第300期节目，我也是最后一个提问的，想请您做一个总结。张老师，在这300期节目中，您对哪一期的内容印象最深刻？或者有没有哪一个您提出的论点，是您自己特别难忘的？

张维为：其实我们每一百期都是一个重要节点，比如第100期、第200期，还有今天的第300期，都是我们重点策划的节目。在第200期《中国像是一个恒星》中，我们探讨了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差异，那一期做得非常用心。今天第300期《我们的战略预测比较准》也是重点节目之一。如果非要选“最深刻”的一期，其实很难只选一个。回过头看，可以说我们绝大多数判断和预测都是站得住脚的。

何婕：其实我们整个节目就像用300期话题、一砖一瓦垒起来的一座大厦，它不是靠某一期或者某一个话题撑起来的，而是一个持续建设、逐渐完整的工程。

张维为：另外，第1期节目其实也非常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何婕：非常感谢大家的提问。今天是我们《这就是中国》的第300期，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时刻。衷心感谢大家近七年来的陪伴，我们一起读懂中国、也一起理解世界。未来的路，让我们继续并肩前行。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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