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阳| 卡拉斯和她身后的爱沙尼亚：二战中的“投机者”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郭阳】

近期，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爱沙尼亚改革党主席、前总理卡亚·卡拉斯频频秀“智商下限”。

9月3日，在欧盟安全研究所的一次会议上，卡拉斯语出惊人地对“中国与俄罗斯赢得二战”这一铁铸的历史事实，公开表示质疑；并声称，中国在科技方面非常出色，但不擅长社会科学；俄罗斯不擅长科技，但在社会科学方面非常出色。

此言一出，舆论哗然。在任何一个对二十世纪史稍有常识的人听来，这不啻于宣称地球是方的、太阳从西边升起一般荒诞不经。苏联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主战场，付出了超过2700万人的巨大牺牲，以钢铁洪流般的气势从斯大林格勒一路反推至柏林，将纳粹德国的战争机器彻底碾碎，这是无可辩驳的史实。同样，中国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以长达十四年、伤亡超过3500万人的惨烈抗战，拖住并消灭了日本陆军主力，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

一个身居欧盟外交政策最高职位的政客，缘何会讲出如此无知、无智、无礼的“历史发明”？这仅仅是一次口不择言的“失言”吗？

不，将此归结为个人学识的浅薄，未免太过天真。要理解今天的卡拉斯，及其代表的一批东欧“政治新贵”，我们必须拨开当代西方媒体为他们涂上的“民主斗士”油彩，将历史的聚光灯，投向那片被他们刻意模糊和篡改的，充满了政治与军事投机的过往。卡拉斯的这番言论，正是这种投机基因在21世纪的必然回响。

历史的原罪：二战中“投机者”的真实面目

将波罗的海三国纯粹描绘成二战中“两大极权帝国夹缝下的无辜受害者”，其实是一种省事却不诚实的历史叙事。事实上，在二战的惊涛骇浪中，这三个国家内部相当一部分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并非被动的棋子，而是主动的赌徒。他们在历史的十字路口，进行了一场以民族未来为筹码的、灾难性政治和军事投机。

首先，必须明确的是，在二战爆发前，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并非西方想象或宣传的“民主样板”。自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来，三国的政治状态都完全符合西方人定义的所谓“威权统治”。比如，爱沙尼亚的康斯坦丁·佩茨（Konstantin Päts）、拉脱维亚的卡尔利斯·乌尔马尼斯（Kārlis Ulmanis）都通过政变上台，解散国会，压制反对派，建立了个人独裁。这种强人政治底色，本就与法西斯主义有着天然的亲和力，同时其国内普遍存在的极端民族主义和根深蒂固的反苏、反共情绪，为日后投靠纳粹德国埋下了深深的伏笔。

真正的“大戏”在1941年6月22日“巴巴罗萨计划”开始后上演。当纳粹德国的军队越过边境时，他们发现自己面对的远非坚决的抵抗，而是受到了“解放者”般的欢迎。大量在苏联占领时期潜伏下来的民族主义武装“森林兄弟”游击队立刻调转枪口，配合德军，疯狂攻击撤退的苏军、苏联地方党政干部以及他们眼中的“亲苏分子”。

反苏游击队“森林兄弟”在二战中站在了纳粹一边

比军事配合更令人发指的，是他们主动且残酷地掀起了针对犹太人的血腥屠杀，其残忍和效率有时甚至让初来乍到的纳粹“别动队”（Einsatzgruppen）都感到惊讶。

在立陶宛，德国人还未完全建立秩序之前，由“立陶宛活动家阵线”（LAF）领导的本地暴徒就在考纳斯等地发动了大规模的“反犹”集体迫害。其中，发生在“列图基斯车库”（Lietūkis garage）的屠杀最为典型：数十名犹太人被手持铁棍的立陶宛“爱国者”活活打死，而周围竟有男女老少组成的围观人群报以掌声。这并非纳粹的直接命令，而是本地极端分子借“反苏反共”之名，主动对犹太民族发起的一次“种族清洗”。

随后，这种“主动投靠”迅速实现了组织化。在德军扶植下，波罗的海三国迅速成立了各种“自卫警察营”（Schutzmannschaften）。这些由本地人组成的武装，成了纳粹执行种族灭绝和恐怖统治的得力助手。例如，臭名昭著的拉脱维亚“阿拉斯突击队”（Arajs Kommando），其双手沾满了数万名犹太人和共产党人的鲜血。这些军警武装不仅在本土作恶，还被派往白俄罗斯、乌克兰等地，协助德军镇压游击队、屠杀平民，成为纳粹战争机器上毫无人性的冰冷齿轮。

当战争进入后期，纳粹兵员枯竭时，波罗的海地区更是成了党卫军（Waffen-SS）的重要兵源地。超过十五万名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志愿者”，穿上了带有双闪电标志的制服，组成了纳粹党卫军第15、19“拉脱维亚”掷弹兵师和第20“爱沙尼亚”掷弹兵师。他们为希特勒的“生存空间”而战，在东线与苏联红军死磕，并参与了对列宁格勒的封锁和在普斯科夫地区等地的“焦土作战”。

这一切史实都指向一个无法回避的结论：在二战中，波罗的海三国的相当一部分政治与军事精英，做出了明确的“政治投机”。他们赌纳粹德国会赢得战争，从而帮助他们摆脱苏联的影响，实现所谓的“民族独立”。

2016年3月16日，拉脱维亚里加，一名身着二战前拉脱维亚军装的男子向拉脱维亚军团老兵及其同情者致敬；拉脱维亚军团是二战期间由德国纳粹党卫队指挥的部队 以色列时报

为了这个目标，他们不惜与人类历史上最邪恶、最灭绝人性的政治组织和武装力量深度捆绑，主动参与其战争罪行和种族灭绝的行动。这种将反共/反苏置于反法西斯之上，为了“站队”成功不惜押上一切的赌徒心态，正是理解今日波罗的海政客行为逻辑的历史根源。

“皈依者狂热”：一场席卷东欧的政治瘟疫

这种深植于历史的，以地缘投机为核心的政治基因，并未随着第三帝国的覆灭而消失。它只是在冷战的坚冰下暂时蛰伏，等待着新一轮地缘变局的到来。当苏联解体、华约崩溃，历史的钟摆再次摆动时，这股投机主义的幽灵便迅速复活，并以一种更加狂热的形态，附着在了东欧“政治新贵”们的身上。

在这个全新的时代，卡亚·卡拉斯这类人物的崛起，便成了这种投机传统的完美现代回响。关于其家族如何实现从“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工人阶级的优秀代表”和苏联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到后来的“民族主义者”、“独立先驱”，再到如今反俄急先锋的“华丽转身”，先前网上已有不少作者进行了深入挖掘和探讨，笔者不再赘述。

我们只需观察她本人的政治轨迹，就能清晰地看到这种投机术的炉火纯青，那就是精准地识别并狂热地拥抱新的“政治正确”，并将其作为个人政治晋升的终极杠杆。这种现象，也较为符合“皈依者狂热”的相关特征。

所谓“皈依者狂热”，指的是新加入某个宗教或意识形态团体的人，为了证明自己的虔诚、洗刷自己“异教徒”的过去，往往会比团体中的老成员表现得更加原教旨、更加激进、更加狂热。

对于波兰、捷克、波罗的海三国等前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冷战后加入欧盟和北约，就如同一次集体性的“改换门庭”。这些国家的政治新贵们，很多都和卡拉斯家族一样，与过去体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为了向华盛顿和布鲁塞尔纳下最彻底的“投名状”，他们必须在行动上和言语上，对自己以及自己国家和民族“不光彩的过去”进行最猛烈的切割和攻击。其中的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

2016年3月16日，拉脱维亚军团（二战期间由德国纳粹党卫队指挥的部队）老兵及其同情者手持鲜花，前往拉脱维亚里加的自由纪念碑 法新社

在历史叙事上，大搞“修正主义”和“虚无主义”。 他们系统性地重塑国家记忆，将苏联在二战中解放其领土、帮助其建立工业体系的历史，歪曲为“一场占领取代另一场占领”。他们推倒数以千计的苏联红军纪念碑，却为那些曾在二战中与纳粹合作的所谓“民族英雄”树碑立传。卡拉斯质疑中俄“二战胜利国”地位，正是这一波历史修正主义浪潮最新、也最荒谬的产物。

在对俄政策上，扮演“加码内卷”的急先锋。在欧盟内部讨论对俄制裁时，冲在最前面、要求最严厉的，永远是这些国家。在北约内部讨论军费开支和前沿部署时，表现最积极、姿态最好战的，也永远是他们。他们仿佛在进行一场“谁比我更反俄”的竞赛，以此来博取美利坚的垂青和北约的安全承诺。

在对华议题上，甘当“反华小丑”。以立陶宛为例，这个在世界地图上几乎找不到的国家，却敢于在台湾问题上公然挑战“一个中国”原则，其背后逻辑与反俄如出一辙：通过在地缘政治热点问题上制造摩擦，向美国展示自己作为“马前卒”的利用价值。

这种“由反俄而反苏，由反苏而反共，由反共而反华”的狂热政治链条的背后，是深刻的身份焦虑和极端的不安全感。他们既害怕被“旧领导”俄罗斯清算，又担心不被“新主子”美西方真正接纳。因此，他们只能通过不断升级的极端言行，来刷存在感、表忠心，换取一点可怜的地缘安全感和政治红利。

狐假虎威的末路：投机者的最终归宿

然而，这些东欧政客们“挟洋自重”的算盘，真的能打得响吗？他们所倚靠的“老虎”——欧盟和北约，真的还是那只威风八面、说一不二的“百兽之王”吗？现实恐怕并不乐观。

今日的欧盟，正深陷经济增长乏力、能源危机、难民问题和内部分裂的泥潭。德法作为经济“发动机”频频熄火，南欧国家债务缠身，英国脱欧的离心效应仍在发酵。而大西洋对岸的美国，其国内政治的极化和“美国优先”思潮的回归，使得其对欧洲的安全承诺变得越来越不确定。特朗普若在关税和军费问题上继续“得寸进尺”，北约这只“老虎”甚至可能被直接拔掉牙齿。

在这样一个自身难保、前途未卜的“老虎”身上，押上自己国家的全部身家性命，无疑是一场豪赌。东欧政客中的卡拉斯之流，看似通过激化与俄罗斯的矛盾，提升了自身在地缘棋盘上的“战略价值”，但实际上，他们是将自己的国家彻底工具化、棋子化，变成了大国博弈的角力场和牺牲品。他们为个人攫取的政治资本，无疑是以牺牲本国长远的和平、稳定与发展为代价的。

2024年9月12日，美国与波罗的海国家外交部在维尔纽斯举行了首次关于印太地区的高层磋商

当历史的潮水转向，当世界多极化的格局日益清晰，当美国无力也无心再为欧洲的“小兄弟”们无限“埋单”时，这些只会靠煽动仇恨、歪曲历史、充当代理人来换取关注的政治投机者，将会发现自己是多么的无足轻重。

此次卡拉斯对二战历史的随口“发明”，是对所有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献出生命的英烈的亵渎，更是对历史正义的公然挑战。她试图抹去苏联的功绩，无非是想漂白那段投机、骑墙，甚至与法西斯为伍的“原罪”，为自己今天极端亲西方的立场找到虚假的“合法性”。

然而，墨写的谎言，永远掩盖不了血写的事实。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也是由人民书写的。靠政治投机和“皈依者狂热”上位的政客，或许能在一时之间呼风唤雨、风光无限，但他们终究无法改变历史的浩荡进程。当大国博弈的棋局发生变化，当他们失去被利用的价值时，他们也必将被他们曾经取悦的“主子”和被他们绑架的人民所共同抛弃。

到那时，人们会发现，这些在历史的天空中划过的所谓“政治新星”，不过是一群追逐着衰落帝国腐朽之味的蝇虫，其短暂的嗡鸣，终将湮没在历史的尘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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