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旻：李在明上台后，韩国的史观之争何去何从？

【文/李旻】

韩国政治的“尹锡悦时代”已经落幕。在这个充满矛盾争议的时代，“新右派”一词备受瞩目。尹锡悦政府引起的数次历史认知之争均被认为与背后的“新右派”朝野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而李在明政府的上台并不意味着“新右派”退出历史舞台，长期困扰韩国的史观之争恐将延续。

2024年8月15日，韩国国会议长及多个团体拒绝参加光复会举行的纪念仪式。

“新右派”从何而来

1945年，随着日本无条件投降，其对朝鲜半岛长达35年的殖民统治宣告终结，美苏两国对半岛南北实施了短暂的分割统治，接收南部的美国军政府既不信任半岛内部自发形成的民主团体，也不信任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等海外独立运动团体，仍然大量任用日本殖民政府时期的旧朝鲜官僚协助统治。受此影响，1948年朝鲜半岛正式分裂后的韩国无论在人事上还是在观念上都没能完全清算“亲日”遗毒，美化日本侵略、矮化朝鲜半岛的“殖民史观”仍然根深蒂固。这种局面为韩国右派的存续提供了一定的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

此后数十年间，韩国历史学界掀起了消除“殖民史观”影响的运动。自1979年起，姜万吉、崔章集等进步学者历经十年编纂出版了《解放前后史的认识》，对韩国的历史叙事进行了重塑。在姜、崔等人主导的进步史观影响下，韩国近现代史被定义为“追求民族独立与统一的民族史”和“抵抗压迫、向往自由的民众史”，其斗争对象不仅包括日本帝国主义，也包括军事独裁者及其背后支持者美国。20世纪80年代以后，进步史观在韩国的历史叙事中赢得一定优势。

冷战时期，韩国右派的生存主要依赖“反共”口号和国家主导经济发展等主张。随着冷战的终结和韩国民主化运动的发展，右派的传统主张越来越不合时宜，进步史观的强势地位更是让右派背上“亲日卖国”罪名，右派亟须重构适应时代发展的学术工具和其所认同的历史“正义”。在此背景下，“殖民地现代化论”开始得到青睐，该理论也是“新右派”史观的内核。

“新右派”的思想源流可以追溯到安炳直、李荣薰等20世纪80年代发迹的经济学家以及1987年成立的落星台经济研究所。这批学者以“现代化论”重写殖民历史，以经济统计与实证研究为基础，试图论证日本殖民统治给韩国打下现代化基础，借机推翻以抗日独立运动、反独裁民主化运动和克服分裂的统一运动为轴心的民族史，然而此时的“殖民地现代化论”尚未形成气候，“新右派”的概念也还没有产生。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韩国政坛逐步形成进步和保守两大阵营分庭抗礼的局面，争夺历史正义的斗争更激烈。强调“民族”和“民众”的进步史观成为进步阵营的理论武器，金大中和卢武铉两代进步政权更是从政治、经济、司法层面加大了对“亲日派”的清算力度。政治和历史叙事上的被动局面激发了保守阵营对传统右派思想的反思，也促使“新右派”突破学术圈子登上政治舞台。2004年，号称“新右派推广者”的《东亚日报》政治部长李东官首次在文章中使用“新右派”一词，并且着力报道和宣传“新右派”思想，使得该群体正式概念化。

2004至2008年间，“自由主义连带”“时代精神”“新右派全国联合”等“新右派”组织相继诞生，并在2007年李明博当选总统的过程中发挥相当大的作用。此后，大量“新右派”人士进入政治圈，担任国会议员和政府要职。思想理论方面，“新右派”逐渐超越经济史研究范畴，建立起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完整体系。但在史观上，“新右派”仍以“殖民地现代化论”为基本底色。

2012年，朴槿惠在大选中获胜，韩国保守政权得以延续，但“新右派”反而迎来衰退期。一方面，朴槿惠与李明博在保守阵营中分属不同派系，与李明博团队过从甚密的“新右派”自然难获好感。另一方面，朴槿惠的思想观念更趋近于传统右派，很难与主打经济理论的“新右派”产生共鸣。在朴槿惠和文在寅执政期间，大多数“新右派”团体中止了活动。

2025年8月11日，韩国文化遗产厅长许敏在特别展览“承载光辉的抗日遗产”媒体发布会上查看抗日义兵相关文献。

尹锡悦执政期间的史观争议

高度强调理念和价值观的尹锡悦政府在2022年上台后积极争夺历史叙事话语权，试图给保守阵营赋予更多历史“正当性”，一度被淡忘的“新右派”重回公众视野。尽管对“新右派”的界定本身具有模糊性，而尹锡悦政府也一直否认同“新右派”存在任何关联，但在尹锡悦执政时期的诸多史观争论中仍可看到其影子。

首先是人事任命方面的争议。

在尹锡悦政府核心要员当中，国家安保室第一次长金泰孝、统一部长金英浩、政务首席秘书韩五燮等人曾在“新右派”团体中任职或参与“新右派”活动。2024年起，“新右派”或疑似“新右派”的人士被任命为东北亚历史财团、国史编纂委员会、韩国学中央研究院等韩国政府下属的权威历史研究机构负责人。2024年8月，尹锡悦政府任命“亲日史观人士”金亨锡为独立纪念馆馆长，引发进步阵营的强烈不满，最终导致共同民主党等进步党派和一些抗日独立运动团体缺席政府主办的光复79周年纪念仪式。

其次是对日本的认知和政策。

尹锡悦执政期间极力淡化日本侵略朝鲜半岛的历史。在“3.1运动”纪念日和光复节纪念活动等本应痛斥日本侵略史的场合，尹锡悦反而强调日本是“共享自由民主主义和市场经济的价值观伙伴”。对日政策方面，尹锡悦积极修复文在寅时期跌入谷底的韩日关系，不惜违背民意做出重大让步。2023年3月，韩国政府提出解决强征劳工问题的“第三方代赔”方案，即由韩方设立公共赔偿基金，向韩国私人企业筹措资金，赔偿给被日本强征为劳工的韩国受害者。这种“自己赔自己”的方式引起韩国国内舆论哗然。进步阵营认为，尹锡悦的“媚日”政策是在政府内部的“新右派”影响下形成的。

最后是对部分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

2023年8月，韩国国防部试图将洪范图等五名独立运动名将的雕像从韩国陆军士官学校迁移出去，理由是洪范图等人曾“参加共产主义运动”。此举在韩国引发轰动，前总统文在寅对此进行谴责。除了以意识形态为由否定部分抗日独立运动人士外，保守阵营还积极拔高李承晚1948年建立大韩民国政府的“功绩”，试图以此降低金九领导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历史地位，继而削弱进步阵营的历史叙事“正统性”。重新评价历史人物的企图主要反映了传统右派的固有史观，但也融入了“新右派”的思想理念。

虽然韩国的史观之争由来已久，且一直与政治斗争密切关联，但尹锡悦确实把韩国的政治极化和史观分裂带到了新高度。在尹锡悦遭罢免、韩国提前进行大选的复杂局面下，共同民主党候选人李在明发出战胜“反历史势力”的呼吁，此举再次说明历史正义对于韩国政治的重要性。

韩国总统李在明

韩国的史观之争何去何从

李在明上台后，韩国的史观之争进入新阶段。随着进步阵营执政，“新右派”在政界、学术界和媒体的生存空间必然会受到挤压，但这并不意味着该群体会从此凋零。从卢武铉执政时期的经验来看，保守阵营在遇到危机时往往能够激发出有组织的反击，而思想上较传统右派更“与时俱进”的“新右派”有可能再次受到青睐，成为保守阵营的斗争利器。

令人担忧的是，在史观之争和政治博弈紧密结合的背景下，韩国社会对右翼思潮和历史修正主义的牵制力正在下降。随着国内政治撕裂加剧和“新冷战”叙事蔓延，不仅打着“科学实证”旗号的“新右派”影响力扩大，连“反智反理性”的极右思想也获得立足之地。此外，进步史观过去几十年来呈现出的“民族中心主义”和在个别问题上的偏激论述也引起了部分民众和青年一代的质疑和批判，使得右翼史观有可乘之机。近年来，《帝国的慰安妇：殖民地统治与记忆战争》《反日种族主义：韩国危机的根源》《恐怖分子金九》等颠覆主流历史叙事的论著陆续出版，其中很大一部分由“新右派”学者撰写。韩国社会对此观点的容忍度是20年前难以想象的。

另一方面，韩国国内的历史认知也出现积极转向。随着韩国国际地位提高，越来越多的韩国学者试图通过全球视角理解本国的抗日独立运动。他们认为，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韩国光复军、朝鲜义勇军、朝鲜人民革命军等抗日力量为抗击日本军国主义做出了重要贡献，理应被视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为凸显独立运动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关联性，韩国独立纪念馆在常设展览中专门设立了“与反法西斯同盟并肩作战的独立运动”展区。多数韩国学者认可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亚洲最重要的对日战场，主张其与韩国独立运动同脉共叙。当前韩国历史教科书中多使用“中日战争”一词，一些韩国学者认为这在道义层面模糊了侵略与反侵略的关系，应当改为“中国抗日战争”。

中国和韩国拥有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的光荣历史。加强抗日历史资料的共同发掘和展示，积极利用共同抗日题材增进中韩友谊，通过共同研究为两国学界和社会各阶层提供正确史观，是改善和发展两国关系可以抓住的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