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宇舟：全球治理倡议，是中国在新时代的亮剑举旗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江宇舟】

今年的9月，中国又一次盛装亮相，上合峰会引领全球议题，九三阅兵震撼世界眼球，而两场活动之间，“全球治理倡议”横空出世，成了其中被提及最多的话题，赢得了与会各国的积极回应。

与此同时，在阅兵的喜悦中，一句“人类再次走到十字路口”让有心的朋友议论纷纷，更加关注新时代中国在世界舞台的作为。

如此的形势判断，更能证明“全球治理倡议”的意义，面对二战以后逐步累积的历史遗留问题，以及传统大国内生矛盾外溢的扰动，中国举起了自己的旗帜。

站在战后80周年的节点，在捍卫国际秩序的主干上开出新花，颇有“斗罢艰险又出发”的豪迈。

全球治理倡议的底蕴与契机

“全球治理倡议”并非凭空落下的概念，中国已为此做了十余年的积累。2013年，“人类命运共同体”登上历史舞台，呼吁国际社会树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意识。2014年开始强调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确定了“服务民族复兴、促进人类进步”的定位坐标。在亮剑南海短短一年之后，中央2017年提出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战略判断，对国内外形势的战略预判与格局设计有了根本归依。

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是中国方案的一次阶段性总结，明确提出了中国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至此。“全球治理”一词开始越来越多地见诸官方宣告。

也就在此前后，中国先后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这三大倡议都在过去几年不断细化：

全球发展倡议方面，到2024年，已有80多个国家加入“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搭建起30多个合作平台，开展1100多个项目，为发展中国家培训6万多名各类人才，并且成为贸易战大背景下的“最美逆行人”，给予所有同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100%税目产品零关税待遇。而我们最津津乐道的就是中国在基础设施和粮食安全领域让多少国家改天换地，并不断向着绿色、智能、可持续的方向演进。

全球安全倡议方面，2023年，中国发布《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明确了20个重点合作方向，中国近年来致力于积极推动热点问题和平解决，大家津津乐道的沙特和伊朗复交、斡旋缅甸冲突并打击缅北电诈、推动巴勒斯坦各派别和解，都是其中的典型案例，本次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的领导人更是齐聚天安门城楼参加“九三阅兵”。中国还积极开展安全领域交流对话，北京香山论坛、中非和平安全论坛、中东安全论坛等平台陆续搭建。

全球文明倡议提出至今不过两年，但已经搭建了不同国家、民族、政党、文化的多项对话机制，典型的如中拉文明对话论坛、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中国希腊文明交流互鉴对话会、中非文明对话大会、中国—东盟文明交流合作论坛、良渚论坛和中外文化年。近年来中国还正在由开放单方面免签发展到对等免签，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打破信息茧房，走近中国、了解中国。文化是最需要“润物无声”的领域，而我们实实在在能看到的就是近年来外网社交平台中，网民们能够自如讲解中国文化与政策，成了我们自然而然的宣传志愿者。

回顾过去十年，我们的治理方案与协同响应进入了点线面全方位发力。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老铁”关系日益紧密，而金砖合作、“一带一路”将它们连接成线，并逐渐辐射到整个南方国家。中非正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拉美与我国启动“五大工程”，我们正与阿拉伯国家谋篇“五大合作格局”，我们同太平洋岛国正在建设六大合作平台……

本次“九三阅兵”同样是个缩影，除了极少数都懂的，中国的绝大多数邻国都派出了国家级领导人出席，天安门城楼的合影，成为了东北亚、东南亚、中亚、南亚的地理板块罕见的“全家福”。

而在这张“全家福”的背后，是他们对“全球治理倡议”的热情响应。

参加上合峰会与九三阅兵各国对全球治理倡议及其他三大全球倡议的回应

与十年前相比，我们的战略纵深更稳了。

盛大阅兵对面的山雨欲来

对未来我们充满信心，但不意味着忽视挑战。不久前，笔者在专栏刚刚回顾了欧盟的倾颓，这背后其实是对立面正在集结的预兆。归根结底阅兵只是展示实力的“软输出”手段，还只是手段之一。我们面临的周边形势有些注定是“扫帚不到，灰尘不跑”。就在“九三阅兵”以后，我国台湾地区的某些部门依然在骚扰着大陆渔民，菲律宾依然在南海开着小船挑衅，而日本正在以受害者口吻乞讨盟国的军事强化，并刚刚选出了又一个更为抽象的右翼首相。

可以作为历史参照的就是十年前的“九三阅兵”，改变现代战争规则的武器已经初露峥嵘，但依然没阻止一意孤行、自娱自乐的所谓“仲裁”。非要艨艟上百云集南海的亮剑上膛，实实在在逼退强敌的航母战斗群后，才算迎来了区域形势的攻守易形。

局部性的对峙，至今仍是正在进行时

而如今的国际形势，在单边主义与保护主义的回潮下，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总需求不振成为全球困扰，甚至有可能新的经济危机正在酝酿的当口，实际上更为紧张。所以但凡我们认真回顾“九三阅兵”，就很容易发现前路并不是某些调调所谓的“大杀四方”，更像是正在乌云集结前夕的动员。

总书记的讲话再清楚不过，“今天，人类又面临和平还是战争、对话还是对抗、共赢还是零和的抉择”。待到分列式预备的时刻，解说词又一次强调了一遍：“80年后的今天，世界变乱交织，丛林法则抬头、战火硝烟频仍，人类再次走到历史的十字路口”。

历史抉择、十字路口，字里行间都透露着中央对时局的清醒判断：我们正身处山雨欲来。

“赤字化世界”步入激流险滩

山雨欲来的最直观体现，就是我们如今面对的“赤字化”的世界，在回顾九三意义的前文中，我们已经提到了二战胜利的最大遗憾。人类建立的国际秩序，依然没有摆脱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阴影，以联合国为代表的战后国际组织长期遭受少数大国操控，南方国家代表性不足，国际关系民主化并未实现。

而随着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发展陷入瓶颈，愈发倾向于“既要霸权主义的糖衣，又躲国际责任的义务”，从国内法长臂管辖，到SWIFT滥用制裁，再到少数国家自行协商就能拉起“小院高墙”，把国际法偷换成维京海盗与盎撒奴船那样的“家规”。从堵塞世贸上诉机制，到国际组织动辄“退群”，安理会决议都可以说抵制就抵制，将责任抛到九霄云外。

局部性的对峙，至今仍是正在进行时

此外，自20世纪后期出现的诸多新问题，如今回应也颇为乏力。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落实进展严重滞后，气候变化、数字鸿沟等问题日益突出，人工智能、网络空间、外空等新疆域治理缺位。连以往能够谈下来的多边合作机制如今都面临反复，就譬如我们都熟知的西方环保承诺，如今已经成了政客赖账与白左作秀的二次元“意难忘”不断现场直播。

由此导致二战后的国际秩序陷入到了老账未还、新债频添的状态，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信任赤字……汇聚成了大量全球治理赤字。在此背景下，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日益成为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重大命题。

可以说，二战以后建立的那个勉强凑合的秩序，如今都已是摇摇欲坠。

近期有个概念在西方正在被炒热——“G0 世界”。该观点认为，已经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国际组织同时具备能力和意愿，去推动全球议程并维护国际秩序，出现了大量权力真空地带。全球领导力不足正变得越来越危险。发生周期性危机甚至大规模战争的概率，比二战后这80年的任何时候都要高。更有甚者，原来作为维系全球秩序的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甚至都无法反映全球力量的基本平衡。国际关系的“萧条周期”正在向我们袭来。

在这种表面现象的背后，是西方国家几百年发展路线的结构性问题，正在酿成“老矛盾遇上新反动”。

妖雾重来的历史检索

大家都知道，最近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发表了一个贻笑大方的言论，公然质疑中国的二战历史贡献，并妄言国际秩序。对她文盲一般的言论，本文无意置评，前篇评论欧盟诸政客的迷惑行为时也从不涉及她。说白了，断脊无脑，咖位不够，看她一眼都是浪费自己的时间。

但是外交部的回应颇为耐人寻味：“欧洲作为二战策源地，本应更加深刻正视历史，汲取教训……”不是德意，而是欧洲。

这背后其实暗藏着一条长期被淡化的帝国主义战争逻辑，不只是二战。正如总书记在九三阅兵讲话时又一次重提了“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只有通过马列主义理论，我们才能把握这一历史逻辑的脉搏：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帝国主义，帝国主义的发展极致就是法西斯主义。

列宁早在上世纪初就对帝国主义作出了翔实剖析，它是垄断资本膨胀和金融资本控制下的产物，以瓜分世界市场为目标，但也必然带来分赃不均的矛盾。为了要消除生产力发展与资本积累，同金融资本对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瓜分之间不相适应的状况，帝国主义国家除了发动战争，别无他法。两次世界大战，肇因皆在于此。

帝国主义本就是法西斯的温床。在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疯狂烧杀抢掠、强推崇拜、剥夺民主、压榨民生，每一记皮鞭、每一捧火把，都在培育着法西斯的基因。仅以一个三线列强比利时殖民刚果为例，在利奥波德二世殖民的区区23年里，居然就造成了不少于数百万人的死亡，最高估算的死亡人数高达1500万，是德国纳粹屠杀犹太人的两倍有余。

比利时移除的利奥波德二世雕像已被喷溅满了象征鲜血的颜料

法西斯分子只是将母国的帝国殖民行径加诸到了本国人民头上，强化了对本土的高度集权与神话崇拜，进而形成对内极端压榨、对外不扩张会死的“究极版本”，形成政治上的集权主义，经济上的统治主义，文化上的极端主义。看似与所谓的“西方民主国家”截然不同，实则都是殖民帝国套路的集大成，是资产阶级为最高效整合要素发展出的最为不择手段的形态。

希特勒就曾叫嚣，只有“当一国（种族上最优秀的那一国）取得了完全而无可争辩的霸权时”，和平才会到来。与此同时，东方的日本遥相呼应，“九一八事变”的元凶板垣征四郎将征服中国称之为“真正掌握东洋和平之关键”。历史的讽刺也正在于此，这些一口一个反共的法西斯分子，不经意间却致敬了列宁的理论，展现出帝国主义到法西斯主义，对领土和市场不变的渴望。

在20世纪30年代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又出现了两种不同形态的演化，而不管哪一种都强化了法西斯的力量。

一种是在无产阶级革命条件相对较好的区域，叠加上“大萧条”的冲击，资产阶级最终“不能用议会民主的办法进行统治了，它便走上法西斯主义的道路”。典型案例正如西班牙内战与中东欧若干国家加入轴心国。

另一种类型则是尚可超额剥削殖民地来贴补本国的英法老牌帝国主义。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那样，“为保守已得利益”，打着和平的名义，却“至今不愿用实力制裁侵略者”，“实际上援助了侵略者，便利其侵略各中间国家。” 甚至还指望“祸水东引”。最终也如他所预测的那样，“势将引导法西斯各国进行更大规模的冒险战争”。

所以，出现了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那就是非德意的欧美列强，其实本身既自带法西斯的基因，又带有绥靖和怂恿法西斯的原罪。由此带来的结论就是：它们不仅在回顾历史时，不该有任何道德优越感。并且在现实层面，我们还要警惕它们死灰复燃。

是的，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和强权政治，正是帝国主义和法西斯的招魂幡。

还不止于此，当前全球经济形势，也与二战爆发前有着相似之处。这就不得不提一段早已提出的历史预言。

那是在1948年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00周年的时候，斯大林对未来美欧关系的预判：如果从美国“输往欧洲的不是机器设备和重要的工业原料，而是成品。这些进口产品将构成一种威胁，会扼杀西欧国家的重要工业部门，使工人阶级处于长期的失业状态”。如此反复操作的后果就是激化西方各国争夺市场的斗争，以及“它们想把自己的竞争者淹死的愿望”。

当年对“马歇尔计划”的误判，如今却俨然成了正在实现的预言，不久前对欧盟被和平演变80年的回顾，已经详细分析了欧洲是如何经济上被劫持、政治上被夺舍，黯淡了经济动能，错过了技术革命，放眼望全是代理，独立性渐渐稀释，最终呈现给世人的是在贸易战、俄乌冲突与“小院高墙”中一轮轮嘴硬心怂的连环自残，配上四分五裂的滑稽戏，真就应了斯大林所说的被美国倾销失业和危机。

如今的美国，正沿着霸权与单边主义不断加大兴奋剂的剂量，虽然它很难在短期内具备当年德国纳粹与日本军国主义那样的个人崇拜和国家动员机制，但对世界市场和超额收益不择手段的攫取欲望确实异曲同工。“我生病、你吃药”的叙事尽头将是极端的排外主义，对盟友的劫持、夺舍与勒索，以及鼓吹防御的进攻也一如当年的“轴心”。它们内部正在酝酿新的危机，而它们对内生矛盾的转嫁，也就是将危机正在向全球转嫁。

“淹死那个竞争者”，正在成为它们的头号抉择。

站在这个角度，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不只是欧洲，而是整个欧美，其实都是当年战争的策源地，也是未来纷争的策源地。

行文至此，正值9月9日，让我们再用一句诗纪念一下我们的导师，感受他的前瞻：“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中国与世界同站的十字路口

虽然是十字路口，但是管控全面战争的可能性依旧在两可之间，世界这盘大棋局控场的权力，正在历史性地向着东方转移。

对此，笔者已经在“2025，西方已经集齐了火山、回旋镖和乌托邦”一文中系统比较了西方国家在物价、收入、就业、技术、产出等方面如何相对衰落。其中几百年来首次“科创东移”已在前面多文中提及，兹不赘述。这里再提一下生产和出口同样历史性地转移。

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所提供的数据，已经实现工业化的高收入国家，其制造业增加值在1990年占全球份额高达74%，到2000年仍有72%，却在本世纪加速收缩，到2022年仅有49%。在制造业出口中的份额由2000年的75%收缩至2022年的56%，即将跌破一半份额。这在西方工业革命和殖民全球以来，还是破天荒的头一次。

不同收入水平国家制造业增加值（左）和出口份额占比变化 图表来源：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但我们要看到，这种转移存在着两面性。一方面，固然是工业革命以来破天荒的第一次，广大发展中国家有了一定的工业化基础。但另一方面，我们要看到，列宁当年提到的垄断魅影，其实已经阴魂重临，无论是高新技术、终端品牌乃至配套的服务行业、文娱传媒，事实上都在向资本主义最为强大的美国集中，甚至如上文所述，连欧盟都成了被剥削的一方。

而美国的财富分配，同样在向着金字塔集中，除却头部的1%，其他阶层的占有比例，在过去半个世纪里都在逐步下滑。

疫情以来美国家庭净资产（左）和不同层级的家庭财富占比（右），最富有的1%家庭（深红色线）财富占比仍在增长，而其他都在下滑。 图片来源：东北证券、路透社

身处新时代看浪奔浪流，却看到了那张熟悉的旧船票：资本主义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剥削、金融资本对产业资本的剥削、头部资本家对举国民众的剥削……垄断资本大大强化了剥削的深度、广度、烈度，最终形成了一个血贡堆成的金字塔循环系统。

更为恶劣的在于资本的惰性与堕落，黑板经济学所谓的利润导向带动技术革新、产业升级、组织优化其实并非必然，一旦垄断成为一种习惯，PPT画图就能来钱、股市上做波段割韭菜就能套现、对少数关键节点的赎买分肥就能赚取“血税”，利润依旧保持，资本家还能躺平。再发上几斤大麻，批发“快乐教育”的放养，以似是而非的白左价值观让基层群众从性别开始就能无限可分……垄断的资本对上原子化的基层，国安民乐，岂不美哉？

至于何处有怨，何处不平，一切不过取决于喇叭报与不报而已。

全球化1.0版本最终导致如此大的怨声载道、贸易保护主义如此反噬，原因概莫能外。待到特朗普上台，才让人惊觉，这巨大的剪刀差，让红利享受最多的美国也罩不住、摆不平了。

所以笔者早在多年前就提出过一个命题：不只是社会主义会发生“复辟”，当今的资本主义也并非是坚如磐石，资本的惰性与堕落会极大地破坏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和价值产出，造成资本主义向着封建乃至奴隶社会退化。高楼大厦只是表象，生产关系才是实质。

当文明返祖遭遇帝国主义，再叠加一个核武器，这不是“丛林法则”的问题，而是让整个地球要不要回归丛林时代，乃至还更凄惨，也许那时候还有没有丛林。

所以当前中国模式已经远不仅仅是推动中国发展的意义。人类大航海、世界大市场发展了500年，第一次出现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技术、生产和军事领域有望从赶超迈向引领，优势从局部扩展向全面，并开始提出自己的发展理念与治理方案。终究要有国家能够站出来，不只是简单地打破“国强必霸”，更是在生产关系上打破垄断怪圈、理顺国家与资本的关系，进而将技术革命与生产力发展推向新的阶段，开启下一段星辰大海。

但这也必然会导致中国接下来将面临严峻挑战，中国越是引领，越会与帝国主义及其构建庞大剪刀差的仆从们产生结构性矛盾。中国带动的共同体越是协同发展，越会挤兑帝国主义赖以赚取超额利润的全球市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越是要带动国际关系民主化，越是要代表广大南方国家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越会稀释欧美国家约定俗成的一家独大。

一句话：我们成了“血贡”循环最大的障碍。

全球治理倡议亟待时代的填空

如何利用这错综复杂的局面实现自我的发展、削弱霸权顽敌，尽可能把转嫁的矛盾推回始作俑者的内部，这个问题已经不是闷头发展所能解决的了。而这，也正是全球治理倡议提出的意义。

伴随着这份倡议，意味着中国开始正视自己在全球治理中应尽的大国义务，开始系统提出自己的发展理念和治理方案，这就是在“树大旗”，号召志同道合者共同捍卫人间正道、冲破荆棘藩篱。

值得强调的是，与某些人永远跳不出自己认知的阴阳所不同，中国的治理方案并没有主动赋予自己“盟主”的角色，我们全球治理观的底色就是共商、共建、共享。

也正因此，中国在管控热战的同时，反而要对帝国主义阴魂不散更为积极有为、主动出击，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的方法论，用海量的场景实践去跑通“全球治理倡议”这款大模型。

从宏观战略上，我们如何把握住转折点已至的历史机遇期，处理好敌我友关系，形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今年开年在论述时代转折点时，笔者将之总结为“四问”，分别对应了协调发展中国家生存发展权的“丁仲礼之问”，捍卫伙伴国遭遇外部干涉时的“袁文才之问”、管控自己周边冲突并能借力打力形成反威慑的“贾队长之问”，以及在合规性要求日益提升的当前如何保持并提升内部积极性的“大水牛之问”。这是我们必须要回答的大局之问。

在当前形势下，我们又如何应对如今对我们发展构成深度威胁的非关税制裁。可以想见，在九三阅兵的装备展现“武斗”的难度后，敌人反而更将加大“文斗”的力度。伴随着欧盟、日本进一步被劫持和夺舍，短期内西方阵营或掀起新一轮反华狂潮。甚至都不用点中国的名字，只要用子虚乌有的“接济制裁对象”、“强迫劳动”乃至“原产地查验”，就能轻松对我发动经济攻势。

在对方已经不讲市场规则的情况下，我们不能指望我们的产业还能用市场手段解决这个问题。如何建立一个跨机构协同机制，用好我们的反制裁工具，像上一阶段打掉关税战进攻那样，对盘踞在我们头上十余年的一系列非关税制裁发动反攻，不仅攸关我们的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也事关全球治理倡议的威信。

九三阅兵的“满屏真理”展现了如今中国武器的批判，但也因此更要提防宵小批判的武器

而敌人的“文斗”还不只是经济攻势，意识形态领域进攻必然会加强。煽动历史虚无主义、挑动性别与族群对立、压制中国声音，这些都不是境外宣传机器给我们的“特供”，相当程度上都已经实现了本土自产自销。

事实已经证明，在舆论战线上，长期只讲接轨不讲引领，含蓄谦虚而不愿理直气壮，到头来吃亏的就是自己。不仅要讲主张，还要事实讲得通、逻辑能闭环、引得进走得出，我们能否给足正能量应有的土壤？

在要素整合上，之前回顾过全球市场的广阔，“产能过剩”论调在这样的浩瀚面前是那么无力，但要占据这样的份额不能仅仅依靠产能自己。我们又如何将现有的优势发扬光大、有机整合，形成涵盖产能、基建、资金、运营、标准的一揽子输出，将内外循环充分联动起来。

这一过程中同样不能只依赖产业的单打独斗，我们的战略投送能力又如何加速完善，找到“丁仲礼之问”已经提到的内外平衡，成为“仗剑行商”的真正保障。在此两手都硬的情况下，又如何搭建涉及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系列机制，为全球提供更多新的公共物品。

以上种种，都是我们要为全球治理倡议所做的提供。

总之，在世界反法西斯色彩胜利80周年的时刻，中国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不仅是一次总结，更是一次出发，是坚持面对夹带法西斯色彩的霸权主义肆虐的新抗战，是统一战线的又一次构建，是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我们的手要和全世界追求进步的手联合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当此之时，我又不禁回想起伟大导师列宁，在中国辛亥革命失败后的死气沉沉中，只有他依然热情讴歌了这场甚至不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并对遥远的东方寄予极大的期望：

“但整个年轻的亚洲，即亚洲数亿劳动者，却有着一切文明国家里的无产阶级做他们的可靠的同盟者。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无产阶级的胜利，而这一胜利一定能把欧洲各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都解放出来。”

110多年后，在这片土地上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是一次不忘初心，同时向着历史纵深和未来潮流，吹响了新时代的集结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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