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茂松:今天重读《论持久战》,领会“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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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谢茂松】
九三阅兵,空中护旗梯队悬挂着“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的旗帜,从天安门城楼上空飞过。这十二个字,也为此次阅兵做了方向性指引。
而这句话的真正分量,在于是谁说出的,又是在怎样的场合说出的。
十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正是以“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作为结语。
十年后,在纪念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阅兵式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受阅将士铿锵有力地喊出“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的口号。
中国国家最高领导人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士,在抗战胜利70周年、80周年的重大历史时刻说出“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这句话才重如千钧。三个“必胜”表达的既是实然,也是应然,是实然与应然的高度统一,也就是中国文明传统强调的“理势合一”,如此,这句话也才重如千钧。

今天是9月9日,是毛泽东主席逝世49周年纪念日。而在九三阅兵之前,天安门城楼就提早换上了新画的毛主席画像。九三阅兵时,毛主席画像注目经过天安门城楼下受阅的东风-61导弹的照片,也在网上广为流传。
“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这篇大文章的谋篇者,正是毛泽东。要全面、深刻理解这三个必胜,首先要去阅读全面抗战爆发一年之后,毛泽东在1938年写下的《论持久战》。
1.正义必胜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比较中日敌我双方,一方面分析中国不能速胜,另一方面又强调了中国战争的进步性,他说:
“我们依然是一个弱国,我们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各方面都显得不如敌人。战争之不可避免和中国之不能速胜,又在这个方面有其基础。然而第二,中国近百年的解放运动积累到了今日,已经不同于任何历史时期。各种内外反对力量虽给了解放运动以严重挫折,同时却锻炼了中国人民。今日中国的军事、经济、政治、文化虽不如日本之强,但在中国自己比较起来,却有了比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更为进步的因素。”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就是这种进步因素的代表,所以“中国今天的解放战争,就是在这种进步的基础上得到了持久战和最后胜利的可能性”。毛泽东充满自信地说,中国是“如日方升的国家”,这同“日本帝国主义的没落状态恰”是相反的对照。
毛泽东由此精辟地一层层分析指出,
“中国的战争是进步的,从这种进步性,就产生了中国战争的正义性。因为这个战争是正义的,就能唤起全国的团结,激起敌国人民的同情,争取世界多数国家的援助”。
毛泽东又分析了中国作为大国这个条件足以支撑持久战:“中国又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这同日本又是一个相反的对比,其人力、物力不充足。
毛泽东归纳总结中日比较,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强的,但其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小国、人力、物力又不充足,国际形势还处于不利地位。中国则相反,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比较弱,然而“正处于进步的时代,其战争是进步的和正义的”,又有大国这个条件足以支持持久战,世界的多数国家是会要援助中国的。
毛泽东进而指出,这些就是“中日战争互相矛盾着的基本特点”,正是这些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双方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毛泽东强调指出,这些特点是“事实上存在的,不是虚造骗人的”,“是战争的全部基本要素,不是残缺不全的片段;是贯彻于双方一切大小问题和一切作战阶段之中的”。
毛泽东对于持久战以及抗战三阶段的精准战略预见,在于他是一位大政治家作与大战略家。他在《论持久战》中强调政治的作用,“国内政治的改进,是和抗战的坚持不能分离的。政治越改进,抗战越能坚持;抗战越坚持,政治就越能改进。但是基本上依赖于坚持抗战”。
而革命战争是一种抗毒素,它不但将排除敌人的毒焰,也将清洗自己的污浊。毛泽东预言抗战将改造旧中国,将把旧中国化为新中国,他说:
“凡属正义的革命的战争,其力量是很大的,它能改造很多事物,或为改造事物开辟道路。中日战争将改造中日两国;只要中国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就一定能把旧日本化为新日本,把旧中国化为新中国,中日两国的人和物都将在这次战争中和战争后获得改造。”
将旧中国化为新中国,意味着毛泽东是将抗战和建国联系起来看。

1938年,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等著作。图为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写作。
2.和平必胜
战争与和平是辩证的关系,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和平。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指出,中国抗日战争的持久性同争取中国和世界的永久和平,是不能分离的,“没有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像今天一样,战争是接近于永久和平的”。
毛泽东精辟地分析目前这场战争,“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已开始的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发展的基础上发生的,由于这种总危机,逼使各资本主义国家走入新的战争,首先逼使各法西斯国家从事于新战争的冒险。”毛泽东预见这次战争的结果,将不是资本主义的获救,而是它的走向崩溃。
这次战争,将比二十年前的战争更大,更残酷,“一切民族将无可避免地卷入进去”,战争时间将拖得很长,人类将遭受很大的痛苦。但是“由于苏联的存在和世界人民觉悟程度的提高,这次战争中无疑将出现伟大的革命战争,用以反对一切反革命战争,而使这次战争带着为永久和平而战的性质。即使尔后尚有一个战争时期,但是已离世界的永久和平不远了”。
毛泽东极为敏锐地指出战争与资本主义的深层关系:“人类一经消灭了资本主义,便到达永久和平的时代,那时候便再也不要战争了”。
毛泽东将历史上的战争分为两类,一类是正义的,一类是非正义的。而一切进步的战争都是正义的,一切阻碍进步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毛泽东强调,“我们共产党人反对一切阻碍进步的非正义的战争,但是不反对进步的正义的战争。对于后一类战争,我们共产党人不但不反对,而且积极地参加”,要“用战争反对战争,用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
毫无疑问,日本的战争是阻碍进步的非正义的战争,所以全世界人民包括日本人民在内,“都应该反对,也正在反对”。我们中国,则从人民到政府,从共产党到国民党,“一律举起了义旗”,进行了反侵略的民族革命战争。
毛泽东以求神圣正义的战争求永久和平、永久光明的新世界,来激励大家决一死战:
“我们的战争是神圣的、正义的,是进步的、求和平的。不但求一国的和平,而且求世界的和平,不但求一时的和平,而且求永久的和平。欲达此目的,便须决一死战,便须准备着一切牺牲,坚持到底,不达目的,决不停止。牺牲虽大,时间虽长,但是永久和平和永久光明的新世界,已经鲜明地摆在我们的前面。我们从事战争的信念,便建立在这个争取永久和平和永久光明的新中国和新世界的上面。”
毛泽东还比较了两种战争观,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要把战争延长到无尽期”,而我们则要“把战争在一个不很久远的将来给以结束”。如此,我们则能深刻理解并相信“和平必胜”。“和平必胜”不是和平主义、中立主义,而是要用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才能达到持久和平,所以和平是要争取的,还要坚定维护的。近代西方列强的入侵,使得中国战乱频仍,中国人民尤其珍视和平,尤其明白和平是要用斗争奋斗争取的,还要加以坚定维护,才不会得而复失。
3.人民必胜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通过中日比较,全面分析说明了为什么是持久战和为什么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大体上都是说的“是什么”和“不是什么”。接下来,毛泽东的分析则转到研究“怎样做”和“不怎样做”的问题上,即怎样进行持久战和怎样争取最后胜利?
毛泽东客观分析了“中日战争互相矛盾着的基本特点”,他反对主观地看问题,因为一个人的思想如果不根据和不符合于客观事实,那就是空想,就是假道理,如果照了做去,就要失败,故须反对它。但是“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持久战和最后胜利没有人做就不会出现”。
毛泽东批判所谓“唯武器论”,是战争问题中的机械论,是“主观地和片面地看问题的意见”。毛泽东强调“我们不但看到武器,而且看到人力。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
“如果中国人的大多数、日本人的大多数、世界各国人的大多数是站在抗日战争方面的话,那末,日本少数人强制地掌握着的军力和经济力,还能算是优势吗?它不是优势,那末,掌握比较劣势的军力和经济力的中国,不就成了优势吗?没有疑义,中国只要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其军力和经济力是能够逐渐地加强的。而我们的敌人,经过长期战争和内外矛盾的削弱,其军力和经济力又必然要起相反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难道中国也不能变成优势吗?”
毛泽东强调,抗日战争是要赶走帝国主义,变旧中国为新中国,必须动员全中国人民,统统发扬其抗日的自觉的能动性,才能达到目的。“坐着不动,只有被灭亡,没有持久战,也没有最后胜利”。
那么什么是政治动员呢?首先是把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军队和人民,“必须使每个士兵每个人民都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必须把这个目的告诉一切军民人等,方能造成抗日的热潮,使几万万人齐心一致,贡献一切给战争。
其次,单单说明目的还不够,还要说明达到此目的的步骤和政策,就是说,要有一个政治纲领,这就是《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与《抗战建国纲领》,毛泽东要求应把它们普及于军队和人民,并动员所有的军队和人民实行起来。没有一个明确的具体的政治纲领,是不能动员全军全民抗日到底的。

毛泽东接着详细提出怎样去动员。要“靠口说,靠传单布告,靠报纸书册,靠戏剧电影,靠学校,靠民众团体,靠干部人员”。其次,不是一次动员就够了,抗日战争的政治动员是经常的。毛泽东强调“不是将政治纲领背诵给老百姓听,这样的背诵是没有人听的”,而是要联系战争发展的情况,“联系士兵和老百姓的生活”,把战争的政治动员,变成经常的运动。毛泽东强调这是一件“绝大的事,战争首先要靠它取得胜利”。抗战是民族精神的锻造。
毛泽东提出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毛泽东打了生动的譬喻,如果克服了中国民众的无组织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
我们抗战的军队须有源源不绝的补充,毛泽东批评现在下面胡干的“捉兵法”、“买兵法”亟须禁止,要改为广泛的热烈的政治动员,这样,要几百万人当兵都是容易的。至于抗日的财源十分困难,如果动员了民众,则财政也不成问题,“岂有如此广土众民的国家而患财穷之理?”毛泽东要求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个把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够打的”。
对于很多人对于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弄不好,以为是方法不对,毛泽东总告诉他们是根本态度(或根本宗旨)问题,这态度就是尊重士兵和尊重人民。从这态度出发,于是有各种的政策、方法、方式。离了这态度,政策、方法、方式也一定是错的,官兵之间、军民之间的关系便决然弄不好。由此,我们则能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广大军民为何能创造出地道战、地雷战等各种灵活战术。如此,我们就能深刻理解何以“人民必胜”。
“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在于正义性、进步性,中国共产党就是正义性、进步性的代表,“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的根本保证在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中国共产党。如此我们才能理解空中护旗梯队悬挂的另三幅旗帜,即党旗、国旗、军旗。正是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正是中国共产党缔造的人民军队——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从而建立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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