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子南：七名候选人“连环死亡”引轰动，选择党距离上台更近了吗？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胡子南】

眼下，位于德国西部的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正处于政治风暴的中心。

在即将到来的地方选举前夕，该州接连有七名德国选择党（AfD）候选人相继去世，这一罕见而突兀的事件不仅令德国社会震惊，更引发了舆论场的激烈争论。

从警方的“自然死亡”结论，到社交媒体上的阴谋论发酵，再到媒体批评AfD借机“制造同情与动员”，候选人死亡事件迅速突破了单纯的个案范畴，成为选举氛围中的敏感神经。与此同时，AfD在北威州的支持率却在不断攀升，民调显示其已远超2020年地方选举的水平。作为德国人口最多、经济实力最强的州，北威州历来被视为全国政治的缩影和风向标，任何力量在此地的起落都可能对德国的整体政治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然而，制度性的“防火墙”依然稳固，跨党派联盟与两轮投票制使AfD即便在议会中获得更多席位，也难以顺利掌握地方权力。在这种扩张与围堵的张力中，AfD不仅在本地政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议题设定者，也与法国国民联盟、英国改革党一道，构成欧洲极右翼集体崛起的缩影。北威州的阴影因此不只是地方新闻，更是欧洲民主体系面临的深层挑战与时代写照。

震惊之下的隐忧：候选人连环离世的深层意义

该事件之所以引发高度关注，折射出德国社会在政治信任、舆论裂变与极右翼崛起背景下的深层焦虑，有以下三点理由：

一是政治时机与“统计学异常”的冲击力。七名去世者多为AfD的地方议员或市政候选人，其中包括有多年基层经验的布隆贝格候选人拉尔夫·朗格、在施韦特和莱茵贝格长期参与议会事务的资深人士沃尔夫冈·克林格和沃尔夫冈·塞茨，也有年仅59岁的斯特凡·贝伦德斯与帕特里克·蒂茨，他们此前被视为推动治安和移民议题的积极声音。这些人多数在本地拥有稳定的支持群体，能为AfD在中小城市和工业区赢得额外选票。

沃尔夫冈·塞茨等7名选择党在北威州的候选人近期相继去世 社交媒体

德国警方虽然多次强调死因与健康问题相关，并初步排除了谋杀可能，但在公众看来，短时间内连续失去多名熟悉的候选人，仍超越了“正常偶然”的心理阈值。再加上距离投票仅剩数日，使选民很自然地将死亡与选举氛围相互联系。使社会疑虑和不信任感迅速放大，并推动舆论突破地方范畴，在全国乃至国际范围内发酵。

二是极右翼势力崛起背景下的舆论放大效应。事件之所以引发国际社会关注，与选择党及其所代表的极右翼浪潮息息相关。近年来，AfD凭借反移民、反欧盟、强调本土优先等立场在德国不断扩张基层支持率，尤其在东部州份和传统工业区吸引大量“失落选民”。

在这种背景下，候选人离世并不只是个人悲剧，而容易被赋予政治化的解读。社交媒体在其中扮演了放大器角色，阴谋论、质疑声音与情绪化解读迅速扩散，使得事件从局部意外演变为“体制不公”或“黑幕政治”的象征。国际社会也因此关注到该事件，因为它揭示了极右翼势力如何通过悲剧事件强化“受害者叙事”，将公共事件转化为选举动员工具。这种舆论放大效应，既反映了当代政治传播的即时性与情绪化，也折射出欧洲社会对极右翼扩张的敏感神经。

三是欧洲极右翼同步崛起的制度性隐忧。北威州候选人离世事件被置于更大的欧洲政治背景下才显得尤为重要。2025年夏，AfD、法国国民联盟与英国改革党首次同时在各自国家的民调中领先，这意味着欧洲三大经济体正被极右翼浪潮同时撼动。在这一历史拐点，任何与极右翼相关的突发事件都会被放大为“体制稳定性”的测试。国际社会担忧的不仅是几名候选人的死亡，而是这种事件是否会削弱公众对民主制度与政治安全的信任，进一步助长极右翼“制度腐败论”与“国家危机叙事”。

更深层次的忧虑在于：一旦民众普遍相信政治制度无法保障公平与透明，极右翼便能借机强化对强权治理和排外政策的诉求。这使得北威州的地方悲剧迅速升级为欧洲层面的政治信号，成为观察未来欧洲民主制度能否抵御极右翼冲击的重要案例。

增长与掣肘：北威州选举中的选择党前景

AfD在北威州的选举前景虽然展现出席位扩张与议题推动的潜力，但在结盟受阻与执政壁垒面前仍受限重重。

一是基本盘扩张，但执政潜力有限。目前，AfD在北威州的支持率呈现稳步上升趋势，鲁尔工业带四市（杜伊斯堡、米尔海姆、奥伯豪森、格尔森基兴）民调达22–25%，全州投票意向18%，较2020年增10个百分点，基本盘确在扩张。AfD的地方议题胜任度11%，仍落后基民盟CDU（23%）一倍；AfD支持者当中，18–34岁的选民群体在老工业城市已与CDU处于误差范围内接近（19% vs 21%），但在大学城的优势并不明显。

受德国政治“防火墙”约束，AfD赢得州级执政权几乎无望；在县级层面虽可获议会委员会副主席的职位，却难拿下行政首长职位。因此，AfD的支持率增长更多体现在“影响力提升”而非“执政权更替”，短期内尚难在全州范围内取代基民盟的主导地位，更多将以搅动舆论与政策议程为主，同时借助媒体与社会议题塑造其存在感，以扩大长期政治资本。

二是结盟受阻，治理前景受限。尽管AfD在地方层面的组织建设日益活跃，但在候选人阵容和政治合作上仍然受制约。一方面，其部分候选人因程序或法律问题被排除在选举之外，组织完整性受到影响；另一方面，CDU、社民党SPD和绿党等主要政党维持着对AfD的不合作封锁线，即便有个别地方性协作案例，也多属争议性例外，难以形成规模化趋势。

选择党北威州代表、联邦议院议员凯·戈特沙尔克否认相关候选人的死亡涉及谋杀

在这种情况下，即便AfD在多个城市和县份获得显著席位增长，也更可能以最大反对派或关键少数身份存在。它能够通过治安、住房和移民等议题牵动公共政策和预算安排，但难以直接获得市政主导权。这一现实制约决定了AfD在北威州的影响更多体现为议题推动，而非治理转型，其政治空间虽在扩大，但仍受制度与联盟格局的硬性约束。

三是舆情风暴与选民现实关切的错位。七名候选人接连离世的消息在选举前夕引发舆论轰动，阴谋论与质疑声不绝于耳。然而警方和官方调查均明确排除了谋杀可能。从操作层面看，虽然事件导致部分选票重印和程序调整，但并未对整体选举秩序造成实质性冲击。

更值得注意的是，选民的首要关切依旧集中在住房租金、基础设施、治安以及公共交通等具体议题上，而非候选人死亡背后的政治化叙事。对于AfD而言，这一事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其核心支持者的受害者情绪，却同样可能引起中间选民反感。整体来看，此类舆情的边际效应有限，难以动摇基民盟在“治理能力”上的认知优势，也不足以改变各大政党对AfD结盟隔离格局，更可能沦为短期炒作而非长期政治资本的积累。

多重防火墙：德国体制内遏制极右翼的机制性限制

德国在社会舆论、法律制度与政党格局三方面建立起多重“防火墙”，共同限制极右翼势力掌权的可能性。

一是社会共识与舆论环境的“防火墙”。德国社会在战后形成了对极右翼思潮的高度警惕与普遍排斥，这一历史记忆深刻嵌入了公众认知和政治文化之中。纳粹主义的灾难成为德国社会的“集体记忆”，无论是主流政党、工会、媒体还是学界，普遍对任何带有极右翼色彩的政治言论保持强烈批评态度。媒体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舆论守门人的角色，对极右翼政党的政治宣传往往保持审视与揭批的姿态；教育体系则通过历史教育不断强化对民主、宪政和多元文化的认同。

这种社会层面的“防火墙”并不必然阻止极右翼政党进入议会，但能够在关键时刻压制其议程扩张的合法性，防止其轻易突破社会主流价值共识。这也是为何即便AfD支持率有所上升，其在德国社会始终面临强烈争议与孤立的原因之一。

二是法律制度与宪法框架的制度性约束。德国基本法明确设立了对“反宪政”力量的限制机制——若政党被判定违宪并威胁民主秩序，联邦宪法法院有权将其取缔。2021年联邦法院已针对AfD已允许开启取缔预审，但至今未进入正式审理；换言之，“认定违宪”尚未发生，目前仍处嫌疑阶段。同时，《刑法典》第130（煽动仇恨）、第86a（使用违宪组织标志）、§220a（种族灭绝否认）条款高频适用于极右翼，每年数百起定罪。

此外，德国宪法保卫局在2023年就把AfD东部支部（“Der Flügel”）列为“已确证极端主义企图”，2024年又将AfD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整支部划入“嫌疑”名单，从而对AfD保持长期监控，并在舆论和法律上加以限制。此类法律与宪政机制有效设下红线，确保极右翼难以借助制度漏洞而完全掌握权力。

三是政府结构与政党格局的联合执政壁垒。德国实行两院制+多党比例代表制（两票制、5%门槛），联邦议院从未出现过一党过半，必须组建联合政府。自2013年AfD成立以来，CDU/CSU、SPD、绿党、FDP、左翼党均在联邦层面公开承诺“不合作、不谈判、不倚靠”的防火墙原则，2025年2月大选后AfD拿到20.8%选票、152席，仍被所有主流政党排除在执政联盟之外。

虽然在少数东部州出现“关键少数”合作，如图林根州2024年地方议会选举后，CDU基层与AfD在选区划界、预算修正等议题达成事实性投票联盟，但远谈不上形成稳定的内阁联盟，AfD仍难主导治理。换言之，即便极右翼政党通过民调或选举获得一定支持，制度性结盟壁垒仍能在关键时刻阻断其掌权路径，从而维持民主秩序的整体稳健。

从边缘到中心：欧洲极右翼崛起的政治冲击

未来，欧洲民主的关键挑战不是极右翼能否执政，而是制度与社会能否抵御其对价值共识与政策方向的深层冲击。

一是民调领先与议题设定权的转移。近年来，极右翼政党在欧洲三大经济体——德国、法国和英国——的支持率均显著上升，甚至在民调中位居首位。这一趋势标志着极右翼已从边缘政治力量转变为可以主导公共议题的“议程设定者”。在德国，AfD凭借移民、治安和经济焦虑等议题攀升至26%的支持率，首次超过基民盟；法国国民联盟在2027年总统大选前保持领先；英国改革党则自2024年起与工党交替领先。

德国统计局最新数据，德国今年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环比下降0.3%，跌幅超预期。总理默茨表示：德国经济面临结构性危机

虽然它们尚不足以单独执政，但其话语权已迫使传统左右翼政党调整政策立场，例如在移民与治安政策上日益右转。这种“议题绑架”现象意味着极右翼的崛起已不仅是选票层面的成功，而是正在改变欧洲政治的优先议程和政策重心，推动整个政治光谱朝民族主义与排外主义方向偏移。

二是社会结构裂痕的政治化利用。极右翼势力的崛起并非偶然，而是深植于欧洲社会的长期结构性矛盾。经济困顿、难民危机、新冠疫情与俄乌冲突等事件，使公共财政紧缩、社会不平等加剧与文化焦虑叠加。极右翼政党敏锐地将这些问题转化为政治动员的工具：它们在传统工业区、农村和后工业化城市中，以“被遗忘者”的身份政治赢得支持，将移民和全球化塑造成民众不满的替罪羊。

例如，AfD在德国东部和鲁尔区吸引失业工人，法国国民联盟把“黄背心”提出的购买力与反精英议题收入纲领，英国改革党借“脱欧承诺未兑现”的情绪扩张。这些政党通过强化“我们与他们”的二元叙事，将社会分裂转化为政治资本，动员基层愤怒进入选举体系，从而逐步改变社会力量的均衡。这种以结构性裂痕为依托的政治操作，使其影响具有持续性和深远性。

三是制度防火墙与“正常化风险”的并存。尽管极右翼在欧洲各国崛起，但其在英、法、德的执政路径依旧受制于制度防火墙。比例代表制和联合执政传统，使其在缺乏合作伙伴的情况下难以掌握多数议会席位。主流政党普遍维持“防火墙政策”，拒绝与极右翼结盟，从而限制其直接进入政府。然而与此同时，极右翼的持续增长也带来“正常化风险”——当其选票份额达到20%至30%时，即便无法独立执政，也足以长期左右公共议题，并迫使传统政党向其靠拢。

这种“制度内化”的过程，使极右翼逐渐获得合法性，仇恨言论与排外政策在公共话语中频频出现，甚至成为政策妥协的一部分。换言之，极右翼的影响力并非取决于是否入阁，而在于其能否持续改变欧洲民主的运行逻辑，使民族主义与排外主义从边缘叙事滑向政治中心。

综上所述，北威州的风波只是欧洲极右翼浪潮的一个缩影。接下来值得关注的是2025年秋季的波兰议会选举与奥地利总统大选，这两个选举将进一步检验极右翼的动员力；2026年初法国地方选举将成为国民联盟冲击2027年总统大选的重要前哨；而2029年德国与英国的大选更将是决定性节点。如果经济低迷与移民压力持续，而主流政党无法重建社会信任，极右翼势力不仅会在民调中长期领跑，更可能在制度“防火墙”松动时撬动欧洲的政治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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