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年后她患癌，却被日本官方告知：与福岛核灾无关

【文/观察者网 柳白】

她是一名普通的日本年轻女性。但她的青春，却因那场核事故陷入泥淖。

十四年前，福岛第一核电站熔毁事故发生时，还是初中生的她因住在疏散区之外，继续过着正常生活，上学、骑车、购物。

四年后，一次筛查发现她颈部甲状腺出现恶性肿瘤。而甲状腺，恰是极易受放射性颗粒影响的部位。

诊断书上的“甲状腺恶性肿瘤”如同一道冰冷的判决，但更令她窒息的，是医生那句毫不犹豫的断言——“与核事故无关”。

她并不是孤例。

如今的她站在法庭外，和六名同样罹患癌症的受害者一起，向东京电力公司提起诉讼，等待一场注定漫长的答案追寻。

《纽约时报》9月3日发表长文，讲述了这位患者令人唏嘘的遭遇，更揭示了看似简单的癌症筛查背后，蕴藏着多少真相与利益的博弈。

2011年，福岛核泄漏事故发生时，这名女子还是一名中学生。 《纽约时报》配图

患癌人数是医生预期的25倍

在巨大的社会压力面前，这位二十多岁的癌症患者不敢暴露身份。当被确诊颈部甲状腺出现恶性肿瘤时，她只是不解：医生未做进一步检查，怎会如此断定？

核事故过去了十四年，她的疑问仍未得到解答。

几周前，福岛县筛查委员会再次重申结论：堆芯熔毁没有造成长期健康影响。许多医学专家，包括国际机构的专家，也持类似观点。

但显然，不少居民和部分医生并不相信，认为官方证据不足。

其实，质疑声早在数年前就已出现。

2016年6月，日本冈山大学研究生院教授津田敏秀指出，“福岛这四年发生了和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后同样的儿童甲状腺癌多发现象，而日本国内却对此没有任何准备。”

可迄今为止，日本政府并不承认甲状腺癌多发和核辐射之间的因果关系。

眼下，这位来自福岛的女性与另外六名癌症患者联合提起诉讼，向核电站运营商东京电力公司寻求赔偿。

但该公司坚称，尚无科学证据表明癌症与事故释放的放射性颗粒存在关联。下次听证会将于9月17日举行，而判决可能需等待数年。

争议的核心在很大程度上围绕甲状腺筛查项目展开。该项目是目前唯一一项大规模、系统性检测核灾难主要健康影响的举措。

筛查结果显示，当地癌症发病率远高于预期，但这一结果引发了激烈争论。

医学专家均认同：若在其他地区开展规模相当的对比筛查，或可判断这些癌症与核事故是否存在关联，但日本官方至今拒绝采取这一措施。

“没有基准研究，就无法确切断定这些癌症与辐射是否有关联。”任筛查监督委员会委员、2017年辞职的甲状腺外科医生清水和夫（Kazuo Shimizu）说。

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教训

福岛筛查项目始于事故发生七个月后，至今仍在进行，主要检查事故时是儿童的人群。这一做法源自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当时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儿童甲状腺癌大幅增加。

2015年公布首轮筛查结果时，发现了出乎意料的大量病例，而儿童本应极少患此癌。随着又进行五轮筛查，病例数持续上升。

根据上月最新数据，约30万人中发现357例甲状腺癌（其中1例后被判定为良性）。再加上单独诊断出的47例，总数达403例，是医生预期的25倍。

尽管负责该项目的医学专家也承认这一数字高得惊人，但他们表示，病例数多并非意味着癌症爆发，而是现代超声设备检测出了原本就存在、只是未被发现的肿瘤。

“我们的发现表明，甲状腺癌比我们此前认为的更为常见。”曾任放射病理学教授、现任筛查结果评估委员会主席的铃木玄（Gen Suzuki）说。

他还指出，多数癌症类型无需治疗，对健康无害，只是此前未被发现。

2023年8月24日，日本福岛县，航拍福岛第一核电站。 视觉中国

公众信任崩塌

虽然这种“过度筛查”的说法得到了日本政府及国际卫生组织的认可，但日本国内的质疑一直没有消失，公众对官方处理福岛核灾难的方式早已根深蒂固地不信任。

毕竟灾难发生初期，日本政府就曾隐瞒辐射释放量的真实规模。福岛县官员也因起初称筛查项目的目标是“缓解公众对辐射健康风险的担忧”而遭批评，这让人怀疑其结论早已预设。

医学界的批评者指出，对筛查结果的深入分析显示，癌症与辐射水平可能存在关联：在福岛第一核电站周边城镇，核事故时为儿童的群体癌症发病率，是居住在最远地区同龄人的三倍。铃木则辩称，这只是统计数据中的随机波动。

但这场争议暴露出一个问题：无法确定单个癌症病例的具体病因。多数研究者最多只能证明，辐射会增加患肿瘤的概率。

医学专家表示，若调查日本其他地区的甲状腺癌发病率，或核事故时已成年的福岛居民的发病率，就能判断当前筛查发现的病例数是否真的偏高。

日本另外三个县的医疗部门曾尝试开展此类调查，但在对约4400人进行检测、仅发现1例癌症后便中止了项目。日本环境省称，这一结果足以表明这些地区的癌症发病率与福岛大致相当，但医学专家认为，受检人数过少，无法构成具有统计学意义的有效对比。

“福岛的筛查规模几乎是这个调查的100倍。”清水和夫说。

“我不敢发声”

在从委员会离任前，清水曾批评委员会“癌症与核灾难无关”的结论过于草率。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缺乏对比研究是他持异议的主要原因。

他认同对比研究能给出确切答案。但他表示，仍有许多医生反对开展新的大规模筛查，因为这会检测出对健康无影响的肿瘤或肿块，进而可能导致不必要的切除手术。

一些健康领域专家认为，对比研究受阻存在政治原因。

在津田敏秀看来，核工业界向政府施压，阻止为这类调查提供资金。

“他们不想知道真相。”津田说。

另有观点提及切尔诺贝利事件：多年来，联合国核机构与卫生机构均否认苏联的这起核事故，与周边地区儿童后续出现的甲状腺癌存在关联。

直到十年后，对比研究显示苏联加盟共和国出现的这些癌症具有异常性，这些机构才改变了立场。

在福岛筛查中被诊断出癌症的人表示，当地居民反对任何额外调查，因为这会让辐射问题受到更多关注，进而损害旅游业和农业。

无论如何，这场在科学与政治、真相与利益之间拉扯的罗生门，最终将那名福岛女子乃至其他数百名患者的青春，牢牢困在了十四年前那个春天的阴影里。

尽管她已接受了甲状腺癌切除手术，但术后出现了健康问题，包括慢性感冒和腿部肿胀。一场肺炎发作让她不得不辞去在东京一家广告公司的工作。

但她最大的痛苦源于无法公开讲述自己的经历，只因担心自己和家人会遭到社交媒体的攻击。

她说，福岛的患病儿童至今仍不敢坦言自己身患癌症。

让受害者为其不幸噤声，或许是这场事故最深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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