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凯桓：敢在特朗普头上动土，索罗斯危？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薛凯桓】

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自创社交平台“真相社交”上发文，公开呼吁起诉知名的民主党“金主”乔治·索罗斯及其儿子亚历山大·索罗斯，指控他们涉嫌违反《反敲诈勒索及腐败组织法》，并指责他们资助全美多地的“暴力抗议”等活动。

这一举动既在情理之内，又在意料之中。特朗普与索罗斯之间积怨已久，双方的意识形态取向更是南辕北辙，因此特朗普选择对索罗斯发难在情理之内。令人略感意外的是，特朗普在重返白宫半年多之后才对索罗斯发难，时间跨度非常大，这与他以往“有仇必报”的作风似乎有些出入。

有一个经典的笑话是：“美国为何从未发生‘颜色革命’？因为美国没有美国大使馆。”这句话其实并不完全正确，尽管美国不可能存在名义上的“美国大使馆”，但索罗斯所支持的大量非政府组织（NGO）却实际上扮演了类似角色，它们在美国国内推动政治议程，甚至在某些时刻与美国政府形成对抗，在选举期间频繁介入所谓“选举监督”，还被指煽动社会对立、制造舆论压力，甚至试图直接影响司法进程。2021年初发生的“国会山事件”就被不少美国保守派评论者视为民主党与索罗斯的NGO联手操纵的结果。

8月27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威胁对索罗斯及其子提起联邦敲诈勒索和组织犯罪指控 图自：“真相社交”

因此，美国并非没有“颜色革命”的推手，只是它们以内部分裂的形式存在。当特朗普这样的“非建制派”人物挑战美国的现有权力结构时，这些力量便会迅速动员，借“民主”“人权”之名实施政治打压，其激烈程度甚至不亚于美国在海外推动政权更迭时的操作。

可以说，美国本土的政治斗争早已超越传统的左右党派之争，演变为一场全球主义精英与本土民粹主义者之间的意识形态战争。索罗斯及其NGO网络正是前者的重要代表，他们通过资金渗透、媒体操控和街头运动，持续干预美国政治走向。而特朗普此次的公开发难，不仅是对索罗斯个人的反击，更是两种理念之间的又一次正面交锋。

内部敌人

从“占领华尔街”到“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索罗斯及其关联组织所助推的社会运动模式，与美国在境外策动“颜色革命”的手法如出一辙。不同的是，近年来，这类操作越来越多地在美国本土上演。

在深入分析之前，有必要先厘清两个背景。

首先，尽管索罗斯阵营和民主党常自诩为“左翼”或进步自由派，但其立场实际上经不起推敲。中国网友喜欢称他们为“白左”，这一称呼更能揭示其本质：他们虽然具备某些左翼政治的表象，例如强调身份政治下的平等观念，但在财富与权力分配等根本议题上，他们仍然是资本主义的坚定拥护者。在对外战略方面，他们支持帝国主义扩张，将美国视为现代的“罗马帝国”，并积极推动美国的霸权扩张。

其次，在美国，“左翼”的身份并不光彩。美国历来崇尚右翼所推崇的个人主义。“社会主义者”长期被污名化，是一个贬称。即便特朗普所代表的传统保守主义价值观正在式微，真正的左翼立场仍然难以被美国主流社会所接纳。

索罗斯NGO能力的第一次“集中展示”正是在2011年秋季美国发生的“占领华尔街”运动。

“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发生背景与奥巴马争取连任密切相关。作为民主党籍总统，奥巴马当时的选情告急。舆论普遍认为其“左翼”的形象拖累了支持率，尤其是他所推行的医疗改革政策备受争议。事实上，美国医疗体系长期遭西方盟友诟病，不仅在冷战时期被苏联指责，至今仍然经常被欧盟批评缺乏公平与效率。

始于2011年9月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日后从纽约蔓延至华盛顿特区、洛杉矶、芝加哥等全美多个城市

民主党为奥巴马胜选绞尽脑汁，最终选择向索罗斯求助。索罗斯则提出了一个简单的政治操控手段，名为“转移焦点策略”。这种策略的核心通常是：如果某一候选人存在负面丑闻，就用一个更严重的丑闻来转移公众对前者的关注。

“占领华尔街”运动于2011年9月17日启动，11月15日结束。从表面上看，它具备“左翼运动”的所有特征。运动的目标是反对“金融精英的罪行”。需要注意的是，“占领华尔街”运动从未提出过任何反对奥巴马的口号。从一开始，运动的矛头就在被有意引导，保证奥巴马的形象不受波及。

运动自称坚持“非暴力”的形式。但熟悉“颜色革命”操作的人不难看出，这场运动与之前在格鲁吉亚、乌克兰等地发生的、被西方媒体美化为“民主运动”的颠覆行动手法相似。不同的是，在美国国内，这场运动被伪装成一场所谓的“真正的左翼运动”：现场出现马克思画像与苏联旗帜等符号，仿佛美国真的正在经历一场左翼理念的洗礼。

在一片貌似“左翼暴动”的喧闹声中，奥巴马原本被指责的“社会主义倾向”反而显得温和了许多。通过民主党的资金支持和索罗斯的组织运作，一场原本指向经济分配不公的社会运动，被转化成为一场激烈却空洞的符号式“左翼”表演。

这正是“转移焦点”计划的精妙所在：通过污名化的手段，成功将公众，尤其是中间选民和保守群体的注意力，从奥巴马争议性的国内政策，转向那些被刻画成“极端左翼”的街头抗议者。他们通过包装、渲染运动中的极端元素，实现了“用一个更危险的话题覆盖另一个不利话题”的目标。

结果奥巴马在2012年的大选中以51.1%的得票率成功连任。尽管共和党方面质疑选举公正，甚至部分保守派声称实际获胜的应是罗姆尼，但结果已不可更改。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奥巴马的副总统、后来当选总统的拜登也在类似叙事中扮演了角色。2020年5月，弗洛伊德被跪压而死一事引发全美爆发抗议示威活动，而此时的总统是共和党人特朗普，他同样处于竞选连任期。许多抗议示威活动将矛头指向他。自由派媒体更宣称弗洛伊德之死是特朗普所煽动的“分裂氛围”的恶果。

2020年5月的黑人男子弗洛伊德遭警察“跪压”致死事件，在美国引发全国性抗议，也影响到特朗普的选情

索罗斯一派对政治操控手段的运用相当娴熟：如果“黑人的命也是命”（BLM）运动直接针对特朗普本人发起“人身攻击”，反而会让他的核心选民群体更加团结。但如果国家因此陷入混乱，则会大大影响特朗普在美国右翼爱国人群中的形象，也会瓦解这部分选民的凝聚力。

索罗斯本人此次并未直接露面，但多个其旗下的非政府组织直接参与了骚动的协调工作。有意思的是，为这场运动定名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运动，早在2013年就已成立。虽说不一定是“早有预谋”，但这时间点未免过于巧合。

“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严重影响了特朗普的选民基本盘，最终助力打碎了特朗普的连任梦。2020年11月3日，本来在数次民调中都落后的拜登当选为美国总统。他的优势同样微弱，得票率仅为51.3%。

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特朗普将索罗斯的在美机构视为眼中钉。它们实则是用暴力推进政治议程的“颜色革命”组织。之所以还没有再次在美国国内直接发起颠覆操作，只是因为条件不允许，而不是意愿不足。

软实力失效？

特朗普近日公开呼吁对索罗斯及其相关组织采取行动，指责他们有意引发美国国内的不稳定。这一举动表明，美国长期以来推行的“软实力”策略在实际操作中正面临严重困难。其受挫的程度，可以与1941年纳粹德国闪击苏联、导致苏军一度陷入被动的战况相比。正如那场进攻为苏联后来的艰难防御埋下伏笔一样，当前“软实力”策略的受阻也可能带来更长远的影响。

当时苏联的失利，并非国家战略存在根本问题，更多是由于指挥失误和战场突发情况共同导致。同样，索罗斯及其团队目前所面临的局面，也不能简单归因于“软实力”本身无效。他们既有自身决策的错误，也受到外部环境变化的限制。但与当时遭遇闪击的苏联不同，索罗斯拥有更多时间、更广泛的资源以及更大的行动自由，因此他的错误可能会对美国造成更严重、更持久的负面影响。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海外推动“软实力”受挫之后，索罗斯一派为了维持其在美国国内政治中的影响力，转而将原本用于国际竞争的“软实力”策略用于内部斗争。

美媒“政客”认为：特朗普2025年6月迅速向洛杉矶调兵应对骚乱，是为了扭转五年前对弗洛伊德事件处置不力的形象，避免重蹈覆辙 视觉中国

“软实力”并非一直无效，事实上，它曾经非常成功。但就像所有战略工具一样，它的效果高度依赖于具体环境和资源支持，也有其明确的适用限度。

索罗斯一派的兴起处于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当时的情况有些像19世纪末欧洲殖民国家凭借技术、组织和军事优势对传统社会形成的压倒性态势。在意识形态方面，索罗斯也一度占据无人匹敌的高地。特别是在苏联解体后的十五年里，西方几乎主导了全球的意识形态领域，为许多正处于转型中的社会提供了一套看似不可替代的发展愿景。

1991年苏联解体使苏联体制和社会主义理念受到重大冲击。索罗斯一派趁机不仅向后苏联地区，也向所有陷入思想真空的后社会主义国家民众提供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理论。它不再局限于冷战末期一些西方改革派提出的“市场社会主义”那种技术性的混合模式，而是试图结合左翼思想与自由主义成分，形成一种更复杂、更具包装性的价值体系。

实际上，索罗斯宣扬的是一种看似新颖但流于表面的“社会正义”理念。他公开批评原始资本主义的弊端，包括寡头垄断导致的腐败和社会责任缺失，也鼓励那些在社会转型中受挫的群体争取权益。他甚至推出了一套号称科学实则粗糙，简化自社会主义国家施政策略的所谓“革命理论”。

总体而言，索罗斯的主张在那些尚未完全摆脱旧有经济体系同时又面临新的社会不公的地区产生了一定共鸣。他的成功，与其说是宣传技巧高明，不如说是恰好符合了那些后社会主义国家特殊的社会心态。美国投入的“软实力”资金，与其说是直接收买支持者，不如说是在向社会暗示其理念的“正确性”：“只要按照索罗斯的方案行动，繁荣就会实现”。

因此，索罗斯旗下的组织往往追求短期效果，重“速度”而非可持续性，遗留了很多问题。它们很少严格约束受助者的行为，甚至默许某些违规操作，因为这可以传递“追随索罗斯就能快速成功”的信号。一些原本普通的记者、社会活动者，几乎一夜之间变得衣着光鲜，频繁出入“高端场所”。他们的背景和能力与大众没有明显差别，却如此快速获得成功，这自然吸引了许多人效仿。

可以说，索罗斯的成功九成取决于时代机遇，仅有一成可归功于其体系设计。但像许多一度成功的社会推动者一样，索罗斯误将时机带来的红利视为自己创造的普遍真理。然而世界上从来不存在真正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亚历山大·索罗斯及其父乔治·索罗斯

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人看清了索罗斯一派的本来面目。索罗斯培养的社会团体也逐渐意识到：自己并非反抗寡头的正义力量，而只是一个更大、更具跨国性的“寡头体系”的代言人，其真正目标是颠覆一个国家，并无节制地攫取这个国家的社会资源。

一旦人们不再相信索罗斯所推销的那套理念，他的“软实力”便会迅速瓦解。正因如此，他未能在已经走出“迷茫期”、正在探索新意识形态路径的俄罗斯成功推动“颜色革命”。索罗斯甚至在自己的祖国匈牙利也遭遇失败，因为匈牙利社会广泛接受了欧尔班民族保守主义的价值观。

随着左翼自由主义在西方整体退潮，后社会主义地区对右翼保守理念的需求上升，索罗斯那套“软实力”战略终于彻底失效。进退两难之下，他只能将兴起的右翼保守运动一律标签为“法西斯主义”。

这是一种经典的语言腐败。传统的法西斯主义的确曾借用保守主义与民族主义的部分外壳，但这些思想本身并不等同于法西斯主义。它们完全可以在理性框架内存续与发展。而真正屡屡试图以政权更迭等激烈手段颠覆现有秩序的，往往正是索罗斯所代表的极端意识形态力量。

若要将健康的保守主义扭曲为“法西斯”，就必须引入更具煽动性的意识形态元素，即通过激化社会对立，从而合理化对本土意识的全面压制。因此，真正的法西斯运动必然混杂索罗斯式的极端成分，唯有如此，才能为那种号称“民主”、实则由少数人垄断定义的颠覆行为提供依据。

索罗斯一派的意识形态演变路径清晰可见：从最初主张“人民有权自决”，逐渐堕落为自以为“被选中者有权控制不屈从者”，最终陷入“民主由我定义，我说你不民主，你就不民主”的语言腐败。

回到当前。尽管特朗普对索罗斯的发难很大程度上出于个人恩怨，意在打击与索罗斯体系联系密切的政治对手（如拜登、奥巴马、希拉里等），但如果他能坚持推进并最终成功，这可能成为瓦解索罗斯主义的重要第一步。其意义远大于特朗普自我宣扬的“国际和平推手”形象。

如果特朗普真的行动到底并取得成功，美国与欧盟的政治经济格局必将迎来震荡。到那时，索罗斯主义的信徒或许会选择抛弃索罗斯本人，他终究只是一位“被雇来干脏活的富翁”，筹码已几乎用尽。而“软实力”也需寻找新的意识形态支点，但这绝不意味着西方所构建的观念体系会轻易倒塌。清算索罗斯主义只是开始，随后出现的，将是更加顽固的深层势力，而真正的较量，那时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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