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捞被湮没的严州：海外游子杨斌40年后的回首

【文/观察者网 陶立烽】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两千年前严子陵（两汉之际）的高洁，让在他之后一千年后贬居睦州（后因方腊起义镇压改称严州，今属建德）的范仲淹，挥笔写下了《严先生祠堂记》。

又过了一千年，一位文人在这段穿越时空的风骨佳话上又续上了一笔。

浙江省杭州市建德市新安江风光。图为严州古城 IC photo

近日，浙江建德籍的历史学者、香港城市大学教授杨斌历时十余年创作的《江南以南：被湮没的严州府》出版。这部融合学术研究、个人记忆与田野调查的作品，聚焦浙西严州府的历史变迁与文化传承。

从13岁离开浙西南的小山村，19岁离开建德，而后35年辗转海外，杨斌以“游子回望”的视角，串联起水库建设导致的物理湮没、行政区划调整带来的记忆断裂，重述严子陵、范仲淹等历史人物的精神遗产。书中既书写了王侯将相的风骨，也打捞其底层女性的足迹，在微观叙事中展现地域文化的独特价值。

日前，观察者网与杨斌进行了一次文化回望，就本书的写作经历及书中内容作了对话。在本次对话中，杨斌详解创作初心，剖析严州府作为“江南以南、徽杭之间”的地缘意义，呼吁每个人都成为家庭（族）、家乡历史的记录者。

杨斌的讲述不仅是一段地方史的发掘，更是对历史公平性和人文关怀的深刻呼唤。

观察者网：杨老师您好，您的新书《江南以南：被湮没的严州府》近日引发关注，书中既有对严州府历史的系统梳理，也融入了您个人的故乡记忆。能否先谈谈，是什么契机让您决定花十余年时间研究家乡严州府？

杨斌：这本书的创作源于我个人的经历和对家乡的深厚情感。我今年53岁，人到中年，总是会不由自主地回忆童年、长辈和家乡。我13岁离开浙西南小山村，19岁赴北京求学，此后35年辗转美国、新加坡、澳门、香港等地。这期间，浙江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城镇化变迁，老家的小山村变成了小城镇，农民没了地、住上了楼房，但我的记忆还停留在80年代初。这种强烈的对比让我触动很深——作为历史学者，我觉得自己有责任研究家乡的历史，延续家族的记忆，写一本生动活泼的不一样的地方史。从2011年零星动笔，到2017年系统查阅建德地方文献，再到2023年交稿，前前后后近20年，这算是游子对故乡的一次漫长回望，我想通过历史书写留住那些逐渐被遗忘的山村、人物、景色和故事。

观察者网：书的副标题是“被湮没的严州府”，您提到“湮没”不仅是物理层面的，也包括历史记忆的遗忘。随着社会的发展变迁，这种现象在全国甚至整个人类社会都有类似情况，您如何看待这种“湮没”对年轻一代历史认同的影响？

杨斌：物理上的湮没很直观。1959年新安江水电站建成，千岛湖湮没了严州府六县中的遂安、淳安大部，30万居民迁移；1969年富春江水库又湮没建德北部，5万多人外迁。这两次移民占当时严州府人口的近一半，最繁华的县城、文化核心区都沉在了水底。更隐蔽的是文化湮没：遂安县被撤销、寿昌县并入建德，分水县并入桐庐，很多年轻人早已不知道这些旧地名；90年代“撤区并乡”进一步让许许多多的小山村消失，行政调整切断了历史传承。就像北京崇文门、杭州部分老城区的消失，很多记忆就这样被硬生生抹去。

虽然现代安置条件有所改善，但家园被淹、历史被割断的现象依然深刻。年轻一代对家乡历史的了解越来越少，蛰居城市的农二代于情于理对父母的家乡也缺乏情感联结与文化认同，这种遗忘令人痛心。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为什么在这里，我要去哪里，这些寻根性的问题，始终是每个人心底的需要和呼唤，虽然有时我们并没有清醒地意识到这些问题，提出这些问题。

观察者网：书中重点写了严子陵、范仲淹等历史人物，他们对严州府的文化底蕴有何影响？

杨斌：严子陵和范仲淹是严州的文化符号。严子陵是东汉隐士，拒绝光武帝征召，在富春江边隐居，后汉书有明确记载。他成了“高洁”也就是拒绝名利拒绝富贵的文化符号，甚至影响了徽商——他们惭愧作为“逐利之徒”无法面对先生的高洁，白天不敢过严子陵钓台，只能夜里穿行。这个心理，南宋李清照逃难时经过严子陵钓台就有过描述，她在诗中写道：“往来有愧先生德，特地通宵过钓台”。范仲淹更特殊，在严州只任职半年，却修西湖、建祠堂，写《严先生祠堂记》，以“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高度升华严子陵精神。他称赞严子陵“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而有功于名教，也就是不计名利做事做人，这和他后来在《岳阳楼记》中所说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是同一个意思。严子陵和范仲淹他们两位不仅是严州的文化符号，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遗产——“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品德，至今仍有意义。

观察者网：除了大人物，您还写了一位民间的寡妇的故事，为何要聚焦这样的小人物？

杨斌：汪吴氏是乾隆嘉兴年间的一位寡妇。她的故事是我在查阅清末和民国两部建德县志时发现的，短短二三百字，却提到她来自“坌柏村”——那是我外公的家乡，汪姓是当地大姓。顺着这条线索，我挖掘出她和侄媳妇汪胡氏抵制父权、坚忍智慧的一生。历史往往只记精英，二十四史里多是帝王将相，相比严州两位杨太后这样影响南宋政治的精英人物，底层百姓的故事绝少看到，因为史料稀缺。但正是这些小人物，让历史更加鲜活和有人文关怀。如果这些小人物的故事不在书中留下痕迹，可能就永远消失了。作为历史学者，我相信历史应该是公正的、民主的，每个人无论地位多么卑微都应该有他/她的一笔。

观察者网：您认为严州府在地域文化中最独特的价值是什么？

杨斌：严州府位于“江南以南”，是长三角边缘的丘陵地带，七山二水一分田，与鱼米之乡的杭嘉湖形成鲜明对比。它的独特价值在于地理位置：地处徽（州）杭（州）之间，贯穿严州府六县的新安江是连接两地的黄金水道。徽商通过严州进入江南，木材、木炭等资源也从严州山区运往杭州，支撑了南宋以来杭州的繁华。严州不仅是徽杭之间的交通枢纽，也是东南地区的物资与文化中转站。这种“江南以南，徽杭之间”的定位，使严州在区域文化中独具特色。这也就是本书的一个终极目的：写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史，尝试地方史书写的新范式。

观察者网：创作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您如何克服？

杨斌：史料太稀缺了，从而使得本书的结构设计绞尽脑汁。太平天国时期，严州成为战场，大量文献被毁；水库移民时，据当地人回忆，连黄花梨家具都带不走，地方文书保存极少。近年来徽州文书是研究热点，但严州的文书寥寥无几，我只能靠地方志、口述与田野。我在建德北部乾潭镇长大，对当地的风土人情有深刻记忆，家族长辈的口述提供了宝贵线索——也是我最初写家乡史的渊源与灵感。过去十几年，我多次回乡走访，考察了子胥岭、西山桥、梅城、吴家祠堂等古迹，同时与老人交流等等。这些田野资料与地方志结合，使本书不仅是历史研究，还融入了人类学和微观史的视角，内容更丰富、生动。本书的另外一个精彩之处就是，我利用自己的专长，找到了宋元以来海外文献（包括非汉文文献）中关于严州的记录，这是地方史研究中很少注意到的角度，使得严州在世界中的地位也得到了相应的书写，这是我自己非常自豪的一点贡献。

观察者网：您希望读者从书中获得什么？

杨斌：我想让大家知道，历史不在博物馆里，不在官修史书中，而在每个人的个人、家庭、家乡和记忆中。严州的故事不是个例，每个地方、每个人都值得被记录——无论是王侯将相还是山村寡妇，他们的故事都是人文之根。历史不应被官方或学者垄断，普通人也需要也可以书写或者讲述自己的故事。

我希望读者能感受到历史的公平性、民主性和自主性。我在书中记录了严州的微观历史，从村庄到小人物，甚至不厌其烦地意义记录了汪吴氏捐出的41块田的名称（总共不过40亩），就是要强调“野百合也有春天”小人物也有历史，希望激发读者对家乡的兴趣，唤起“思古之幽情”。尤其对从农村走向城市的“农二代”，我想让他们重新认识父母的故乡，找到文化根源。地方史无论多么微小，都是独一无二的，都值得记忆记录。

我在书的最后说，希望和我一样从农村走向城市的人，都能回望家乡，哪怕只是记录一点微小的记忆，也是对历史的延续。

观察者网：最后，对想了解严州府的读者，您有什么建议？

杨斌：我建议读者实地探访严州的古迹。梅城古镇虽然新修了不少，但历史格局还在；新安江两岸的明代古塔是一级文保，能看到孟浩然“宿建德江”的三江口；乾潭的南宋西山桥是建德最早的国保单位，它和和建德南部的青云桥、南浦桥以及其他一些明清时代的石桥一样，都藏着古道记忆。

如果想读文献，宋代的《严陵集》收录了从汉代到宋代有关严州的诗文，对照南朝文人吴均的《与朱元思书》，你会发现“奇山异水，天下独绝”的意境至今未变。希望大家通过我的书，走进严州，感受它古今之变，感受它的可爱与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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