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睿：九三阅兵，是对中华民族历史创伤的精准治愈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王睿】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中国举行了隆重的阅兵活动，这一画面也展示了文明意义在于：中国人民经过世界上最早、最漫长的反法西斯斗争以来，如今已在全球范围内为中华民族争取到独立、自主、进步、尊严的位置。

这个位置，是历经抗战与反法西斯斗争的建国追求而来。如今九三阅兵所见阵容，则是对中华民族历史创伤的精准治愈。

近现代第二次中日战争的开端

1931年夏，在世界经济大萧条的背景下，全国蒙受数个月的强降雨，各大水系特别是江、淮流域暴涨成灾。直接间接因溺水、饥荒、霍乱而死亡的同胞达到200万人，农田被淹没7700万亩，灾民超过5000万，直接损失20亿银元，接近当时全国GDP的1/5。

面对滔天洪水，人若鱼虾，命同游丝。日本见猎心喜，国民党政府则忙于剿共军事，蒋介石先通电《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再于9月1日电告“天然灾授，非人力所能捍御””、“中正惟有一素志，全力剿赤，不计其他”——这与今夏台湾风灾水患时，民进党当局忙于军事演习而无心救灾，何其相似！

彼时民国政府的不作为，预示了中国人民在九一八事变自力抗日的历史。

九一八事变，侵入沈阳的日本侵略者

时年30、手握40万东北边防军的张学良正在北平养病。事变报告到梅兰芳的场子里，张学良匆匆返家的路上已经决定不抵抗——当时他不认为关东军想侵占东北，也不认为那是为父报仇的时机，何况关东军司令本庄繁还是他的老朋友。

至于国民党政府，则一派不作为地指示“相应处理”。直到19日下午，张学良仍对日本记者说：“我严命部下绝对不要抵抗，让日军为所欲为。”[1]

尽管如此，投笔从戎的沈阳公安局长黄显声仍率部抵抗侵略，以警察轻武器对抗日军的坦克与重砲，所部伤亡惨重，且战且走。败走后的黄显声部众不屈不挠，成立了各路抗日义勇军，转战白山黑水间。

整个东北军除第七旅620团王铁汉率部开枪突围外，只有马占山以黑龙江省代理主席的身分公开对日抗战，其余皆奉行不抵抗、不开枪，坐以待毙，坐失领土，……，震惊中外的近现代第二次中日战争就此开端。

与第一次中日战争的开端相似——抗日故事都有民间义勇。不同的是，1894年的晚清政府至少还曾对日宣战，因战败而失去台湾；可37年后的民国政府却是不作为、不抵抗而失去东北，失去30个台湾省那么大的东北。

开战与不抵抗的抉择：从1894到1931

追究起来，在1894年第一次中日战争时，中日综合国力指标的比较：[2]

1931年第二次中日战争时，双方综合国力指标的比较：[3]

与甲午战争时的晚清比起来，历经37年后，民国国力和日方国力的差距，在国民识字率与钢铁产量方面略有缩小，军费支出的差距也略为缩小；但中方军费的70%消耗于军阀内战，且财政收入和人均GDP的差距则更加扩大。

再着重比较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夕，中日双方的军工指标：

单从数据上看，中方在这两次战争都处于明显弱势。民国建立20年来，外患内忧加上天灾，面对日军侵略的开战条件还没比晚清甲午年那时好多少，呈现出近现代历史过渡阶段的无奈与悲哀，这似乎是民国政府对日“不作为”、“不抵抗”的现实理由。

然而日本自明治维新、脱亚入欧以来，其军国主义的首要目标就是侵吞中国，并以割据台湾地区首开纪录，这个目标直到80年前才在中国人民抗战胜利后被动停止。换句话说，“不作为”、“不抵抗”绝非正确的对日方针，关键在于抗日的方法与认识。

不过1894年晚清政府对日宣战，在主权名义、政治担当和东亚秩序上虽然都占理，却因工业代差、财政崩坏、军训不足等结构性缺陷，而损兵折将、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终究难逃历史罪责，遂走向改朝换代的结局。

戚其章说：“甲午之役，非器不如人，实因民心涣散，民气未扬，……。民众不知国家为何物，是为败因之本。”[4]在那个西风东渐，天下体系刚崩解，民族国家观念才要进场的时代，清王朝难以动员民心民气为国出力。结果就是速战速败，难以持久。即便1895年台湾官绅组织“台湾民主国”，独力抗日奉清，依然无济于事。[5]

倒是台湾的民间义勇，在唐景崧、丘逢甲、刘永福等官方人物败走内地之后，继续组织抗日战斗，牺牲无算。丘逢甲之子丘念台评价台民义勇军：

台湾义军在日军登陆初期，已展开轰轰烈烈的抗战，而全岛遭受控制之后，又不顾生死成败，奋起从事反抗运动。这前后亘及一年的大小多次战斗，虽然最后归于失败，但其不屈不挠的无畏精神，却已奠定了绵续二十多年的台湾民族斗争运动，和五十年后卒能光复台湾的基础。[6]

已故台湾史学者王晓波著有《台湾抗日五十年》一书，认为没有对日抗战胜利，就没有台湾光复。而距今130年前的马关割台之际，正是改良派与革命派等中国民族自救运动登上历史舞台之时，所以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原点”，其实在台湾：

李鸿章说得不错，“中日将为世仇”，五十年中日两民族的侵略与反侵略的斗争，最后的胜利属于中国，而抗战胜利的“原点”就在台湾。[7]

近代日本侵华，始于台湾。自台湾沦陷日本殖民统治算起，直到中国人民对日抗战胜利光复台湾，是50年（1895年-1945年）。

书不尽日本侵华半世纪

中国对日抗战50年，也就是日本侵华50年的历史！自鸦片战争后185年以来，中华民族因应外患侵略而启动文明转型升级，表现在政权上是由晚清而民国而共和国，由崩解而再造而复兴。改朝换代纵能改变某些人的主观记忆，也改变不了近代日本侵华50年的客观事实。

从台湾沦陷到九一八事变的36年间，日本军国主义连续性地无缝侵华，其荦荦大者有：

1898年，日本强行将福建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企图垄断该地资源和贸易。

1900年，日本出兵逾两万人侵华，占八国联军总兵力的38%，除分赃三千多万两白银，还取得华北驻军权。

1901年，日本在上海成立东亚同文书院，培养大量特务，为日军侵华提供情报支持。

1905年，日本借日俄战争在旅顺屠城，夺取辽东半岛租借权和南满铁路控制权，其后以“南满铁路株式会社”垄断东北铁路、矿产及工业，并取得旅顺、大连和满铁沿线驻军权。

1914年，日本借口对德宣战，出兵占领山东胶济铁路全线及青岛。

1915年，日本逼迫袁世凯政府接受出卖政治、经济、军事主权的“二十一条”。

1918年，日本迫使段祺瑞政府签订军事密约，获驻兵吉林、黑龙江及指挥中国军队之权。

1925年，日本制造“五卅惨案”，镇压上海示威群众。

1926年，日军炮击大沽口，北平学生群起抗议，引发“三·一八惨案”。

1928年，日本制造“济南惨案”，屠杀中国军民六千多人，占领济南；阻挠张学良“东北易帜”，以利日本控制。

……

从晚清到民国的改朝换代，从内战分裂到名义统一的变化，不但没有稍减日本军国主义的野心，反而加速加剧日本侵华的步伐，其侵略网络涵盖军事占领、政治分裂、经济榨取和文化渗透等全方位领域。单以1931年作为“九一八事变前奏”的万宝山事件为例：

日方先教唆殖民地朝鲜农民配合日军强占中方农民耕地，再诬陷中方“暴力排日”，而向中国农民开枪。同时，日资《盛京时报》以头版渲染“中国暴民虐杀朝农”；朝鲜的日资报纸煽动排华，华侨百多人被杀；日本国内媒体则鼓动“满蒙生命线受威胁”，为九一八事变造势。

基于日本军国主义自1894年以来连续性、全方位的侵华“成果”，到1931年时，日本本土形成以“钢-煤-电力-机械”为核心的工业体系，并可从中国东北获得铁矿、煤炭与大豆等原料和市场——南满铁路把资源、运输、港口与金融合一，成为在东北的“公司-警务-行政”准殖民枢纽。

日俄战争后，日方设立满铁与关东军政机构。通过《二十一条》，日方强化在华治外法权、路矿与企业控制，又通过“西原借款”操纵北洋系军阀。即使1922年在华盛顿体系下“归还”山东，日方仍在该地留存大量铁路与商业利益。这形成了一套长链条、可叠代的政治经济渗透结构。

更重要的是国家体制。日本军国主义形成的官僚-军事国家，配合财阀提供的融资与产业链整合，使“军-产-官”能高效协调；同时，日本军部在宪政体制内享有相对独立的决策空间，国家对外政策易被军事扩张绑架，比如关东军能“先斩后奏”。这种制度配置，让日本能快速对外采取行动并相互支撑。

反观中方，相较于日方法西斯化的高效国家机器，中方虽有200万军队，却分属数十个大小军阀派系，连政府都分裂成宁粤两造；还有赓续晚清对外的不平等条约，束缚民国政府仅能动用35%的税源；更别提像“满铁调查部”那样的现代情报机构，如何能对日方进行有效的反侵略？

当中方还不明白关东军的企图时，日方已精确掌握从蒋介石到张学良“不作为”、“不抵抗”的决策链——典型前现代国家vs军国主义机器的写照。

更令人怄气的是，九一八事变后，民国政府还是得按月向日本支付前朝庚子事变的赔款，甚至还有对日商品的关税特惠；而中央军自蒋介石、何应钦以下的高阶将领，多为留学日本军事教育，知彼知己，不战不殆。这样的政府，这样的将帅，如何抵抗日本侵略？

当蒋介石下野，宁粤政府重新统一后，孙科新政府下令张学良死守锦州，却没有任何将领愿意增援那方原属张学良的地盘。张学良只好不战而撤退关内，留守平、津附近的最后地盘。孙科这才真正见识到民国的军阀思维与地盘意识，也明白了行动抗日比口头抗日的艰难，转头又把烂摊子丢给蒋、汪。

这样的政府，这样的将帅，如何抵抗日本侵略？

超越安内攘外的政权尺度

南京政府所谓“黄金十年”（1927-1937），其实在军事、财政、税收和经济方面的整体表现，仍然属于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其军政大员多是前现代思维与意识形态，难以应对法西斯化的日本。

然而国家机器抗战不灵或难以启动抗战的结果，就是人民群众自力救济。从“台湾民主国”失败后的民间义勇，到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义勇军，即便沦为殖民地，即便成为伪满州国，中华民族也未曾休止抗日斗争。

1895年和1931年的故事证明：当中央政权缺乏足够应对外敌的能力时，民间义勇和地方军警就成为抵抗入侵的主体，但同时也挑战现有国家体制的正当性——晚清和民国都是明白的历史警钟。换句话说，在国将不国、主权受挫之际，人民会被迫寻找更有效、更可信的替代秩序。

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通过对日抗战50年，中国人民的中华民族意识与认同愈发坚强，而晚清和民国却只能作为历史过渡，俱成往事。

中华民族抗击日寇逾半世纪，对人类、对文明的奉献牺牲无算：

与舰共沉的邓世昌

饮鸩威海的刘步蟾

孤岛血战的抗日三猛

死难八卦山的抗倭义士

赤手抗虏的义和拳民

大湖英烈罗福星

府城就义余清芳

莫那鲁道壮如山

江桥首义马占山

十九路军的滕久寿

血盟救国的孙铭武

守关不倒的安德馨

恨不抗日死的吉鸿昌

南满游击战的李红光

林海雪殇赵一曼

南苑死节佟麟阁

卢沟染血赵登禹

宝山碎骨姚子青

长空鹰啸高志航

壮士出川饶国华

忻口成仁郝梦龄

滕县断墙的王铭章

沂蒙铸魂的范筑先

乌斯浑河的八女英魂

台北狱殇的翁泽生

上海遇刺的茅丽瑛

碧血丹心的张自忠

雪原孤胆的杨靖宇

冀南烈士马振华

盐城生死马玉仁

中条浴血唐淮源

滇军英雄寸性奇

异域殉国戴安澜

芒砀山间鲁雨亭

十字岭上有左权

蓝天坠落是林恒

石门裂眦的彭士量

许昌裂城的吕公良

衡阳焦土第十军

中原断刃李家钰

桂林殉节的阚维雍

千里赴义的南洋机工团

捐躯松山的孤贫娃娃兵

赤脚运国脉的三峡纤夫

徒手铺国道的滇西民工

……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

大好河山，寸土不让！

从晚清到民国、从台湾到大陆逾半世纪舍生取义的抗日故事，为中华民族串起一段悲惨与悲壮的历史长问：何时不再“以命换命”的悲哀？

那50年里每一个不苟生、不避死的人格形象，无不怀抱一个简单又不易的“悲愿”：成为一个现代化强国——国家如愿，一死何悲！

壮烈，不仅是对外的宣示，也是对内的警钟：“大好河山，寸土不让！”要不，屠杀徐锡麟和秋瑾的政权怎就倒了？刺杀黄显声与杨虎城的政权怎被唾弃了？凡不抵抗外寇入侵，或在同胞军民自主抗敌时窃窃签下停战协定与卖国条款的政权，注定要被人民群众实践历史正义。

那一整串知名与不知名的烈士，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是远远超越政权尺度的文明求索：什么是有效维护中华民族与文明的现代国家体制？回顾当年林徽因哭三弟的诗：

啊，弟弟不要伤心，

你已做到你们所能做的，

别说是谁误了你，是时代无法衡量，

中国还要上前，黑夜在等天亮。

……

你已给了你所有的，同你去的弟兄

也是一样，献出你们的生命；

已有的年轻一切；将来还有的机会，

可能的壮年工作，老年的智慧。

可能的情爱，家庭，儿女，及那所有

生的权利，喜悦；及生的纠纷！

你们给的真多，都为了谁？你相信

今后中国多少人的幸福要在

你的前头，比自己要紧；那不朽

中国的历史，还需要在世上永久。[8]

再看看今年长安街上的九三阅兵，便会明白什么是对这种文明求索与历史长问的回应。

无人侦察机，逆转满铁间谍的测绘优势；“打击范围覆盖全球”的核导弹方队，终结国土沦丧的悲痛；战区数据链实时互联的全域作战指挥系统，破解军阀割据指挥失灵的落后；智能化后勤保障，杜绝抗战粮饷被克扣的腐败；北斗全球服务系统，取代《盛京时报》的舆论操控。

日本军国主义赖以侵华的脆弱性，早已被工业全链自主、国家动员革新和文明自信重建的新三位一体彻底碾碎。当东风导弹车驶过人民英雄纪念碑时，它宣告中华民族启动的文明转型升级，是以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新时代风貌，远远超越苦难的历史三峡。

还有振奋人心的歼-35。当年霍克-3起飞迎敌时的孤勇，已熔入歼-35隐身战机的龙吟——笕桥上空未竟的缠斗，已化作超视距打击的雷霆审判。乌斯浑河八女挽臂的浪花，激荡在装甲车的履带下——当年阻敌的寒江，已是钢铁洪流任意驰骋的通途。勒入肩骨的三尺纤绳，已编织为北斗卫星的导航链——当年血肉拖拽的国脉，正被天眼精准导引向星辰大海。

中国的历史，还需要在世上永久

抚今追昔，才懂得爱国侨商陈嘉庚在1940年说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也才懂得九旬老将萨镇冰在1951年说：“五十七载犹如梦，举国沦亡缘汉城。龙游浅水勿自弃，终有扬眉吐气天。”萨老亲身经历晚清、民国、共和国，自甲午之败以来，一生赤诚追求海权与国权复兴之道。他在近现代中国转型期间的去留进退，就是远远超越政权尺度的历史典范和文明典型，也是中华民族复兴工程的精神前驱。

注释：

[1]臼井胜美《张学良与日本》初版，译者：陈鹏仁，台北：联经出版社，1994年，第114页。

[2]清朝GDP总量虽然领先，但以农业为主（农业占GDP 90%），工业占比不足0.5%；日本工业占比超30%。

[3]中方70%军费消耗于军阀内战，沈阳兵工厂年产步枪仅6万支；日方军费主要用于装备研发（如89式坦克量产）。

[4]戚其章《甲午战争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28页。

[5]台湾官绅曾联名电奏朝廷：“臣桑梓之地，义与存亡，愿与辅臣誓死守御。”清廷却电复“台抗京危”四个字，并急诏守台官兵早日撤回——见丘念台《岭海微飙》，台北：中华日报社，1962年12月初版，1976年12月再版，第29页。

[6]丘念台《岭海微飙》，台北：中华日报社，1962年12月初版，1976年12月再版，第45-46页。

[7]王晓波《台湾抗日五十年》，台北：正中书局，1997年7月初版，第490-491页。

[8]林徽因《哭三弟恒》，原载1948年5月《文学杂志》二卷十二期。林恒，1916年生，空军官校第10期毕业，1941年3月14日在成都上空迎战来犯日机，壮烈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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