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政| 从雅尔塔到北京：逆流中的和平坚守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子政】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80年不算是很长的时间，但若要选择性遗忘历史或意向性曲解历史，这一个时间段却也足够了。

80年前的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之前，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一行曾在克里米亚半岛被一路上亲眼所见之兵灾的破坏深深震撼。一位代表团成员写道，“我们见到的战争创伤使我终生难忘”。在会议开始后，满心愤怒的罗斯福对斯大林说，“我比一年前更想痛击德国人。”

亲身经历和亲眼所见之后产生的心灵震动是真实而难忘的。几个月后生效的《联合国宪章》开篇即表达了“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的决心，并强调“力行容恕，彼此以善邻之道，和睦相处”的重要性。

1942年6月德军攻占塞瓦斯托波尔之后

80年后的今天，除了一小部分仍身陷兵灾战火之中的人们，世界上大多数人早已没有了1945年时人们的那种感同身受，以及当时的那种坚定决心和永志不忘的信念。今日世界大多数人明明知道未来将要发生的“惨不堪言之战祸”有可能会相较于二战的破坏力大出多少倍，但却在心里逐步接受了新的世界大战不久将会爆发的现实，而不再相信“力行容恕，彼此以善邻之道，和睦相处”的信条可以通行于世。

更值得警惕的是，另有一股势力一直在精心利用大多数人自然发生的记忆淡忘，越来越肆无忌惮地掩盖历史真相，篡改和曲解真实历史，用大量似是而非的说辞，瓦解人们“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努力，暗中为发动新的侵略战争铺平道路。

和平事业的逆流

80年前的人们，带着对战争创伤的感同身受，曾经真诚地希望找出战争频频发生的根本原因，并能够采取措施加以根除。1946年通过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织法》中曾提出：“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需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

基于这一理念，此后的几十年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直在试图通过推动世界上不同文化间的平等对话改变人类相互仇视的思想倾向。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首次以国际法形式确认了保护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性。198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宣布1988—1997年为“世界文化发展十年”，开始有意识、有步骤地推动文化间对话。

不能说这些旨在捍卫和平、消弭战争的共同事业没有取得效果，毕竟在80年时间里世界上几个大国之间的全面战争并未爆发。但是人们却也难以因此而乐观。自二战结束以来，大国针对中小国家的战争以及大国之间通过代理人进行的战争，始终未曾中断过。这足以说明，人类发动战争的思想根源远未消除，保卫和平的思想屏障远未筑起，而大国之间的脆弱和平之所以能勉强维持，与其说是对于各国和平共处的渴望，毋宁说是对于全球同归于尽的恐惧。

1945年6月26日，各国代表在旧金山退伍军人礼堂举行了《联合国宪章》签署仪式。中国是第一个在宪章上签字的国家。

对于联合国几十年来一以贯之的和平事业，事实上主导着国际事务的美西方大国却并未相向而行。一方面，是二战后美西方国家在“第三世界”国家中进行的战争从未停止，直接或间接造成的总伤亡人数甚至超过了两次世界大战；另一方面，美西方国家针对其他非西方大国的战争威胁从未解除，无论是核战争威胁还是常规战争威胁，近年来甚至有增无减。这两方面的行为，无一不凸显出西方文化特有的傲慢与偏见。在这种情况下，联合国推动的那些推动文化间对话、促进文化多样性的议程与行动不仅步履艰难，而且常常前功尽弃。

若从思想观念这个根源问题上看，情况更不乐观。虽然联合国早已将改变人们的思想当作推动和平事业的主要内容，但可以认为，二战结束80年来，人们在战争应该被阻止这一点上的信念其实是越来越弱的，与之相反，人们在战争不可避免这一点上的信念却越来越强。

思想逆流的出现，与当今世界风行一时的几大“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直接相关。几大理论流派之一是以约翰·米尔斯海默、艾利森·格利汉姆等人为代表的“国家主义理论”，认定所有大国都是天然地追求权力和地位的，相互之间没有和平共处的可能性，有的只是无法绕开的冲突陷阱。之二是以布热津斯基等人为代表的“地缘战略理论”，认定美国作为历史上唯一利用“离岸”优势影响欧亚大陆地缘政治的大国，可以通过操纵“棋手”和“棋子”国家在“棋局”上的冲突，使之符合美国的利益；之三是以塞缪尔·亨廷顿等人为代表的“文明冲突理论”，认定在当今世界不同文明板块之间的“断层线”上根源于深层“文明冲突”的战争无法避免。

当然，这些理论都起源于美国，准确地反映了美国特有的世界观和看待他国的方式。这几大理论的流行明白无误地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

当一个国家被美国认为像美国一样正在追求权力和地位时，或者像美国一样正在左右地缘政治“棋局”时，或者像美国一样正在成为一个主要文明的核心国家时；无论这个国家是一个怎样的国家，有着怎样的思想文化传统，秉持怎样的国际政治理念，这个国家就被美国单方面地认定为正在成为美国的竞争对手，必欲与之对抗。

被这种思维定式所决定，美国几十年来的所作所为，事实上与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完全南辕北辙。而作为在国家安全上深度依赖于美国的国家，那些美国的“盟国”也完全无法摆脱这种思维定式，要么相信“相邻的大国之间必有一战”，要么相信“地缘政治棋局中不当棋手就成棋子”，要么相信“不同文明之间冲突不可避免”，总之是要跟随美国与其他大国对抗。

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日本这个极不正常的国家。该国历史上长期处在中华文明的全面影响之下，本质上是一个“汉文化国家”，在受到近现代西方文明的冲击之后，决然“脱亚入欧”转身成为“西方集团”成员，并学会了一套残忍对待他者文明的野蛮手段，在对亚洲邻国的屡次战争中犯下累累罪行。这样一个至今仍背负着深重的历史罪孽、并未真正认罪悔罪的国家，却也在美国特有的世界观影响之下，跃跃欲试又要重走穷兵黩武、与邻国进行对抗的老路。

和平事业的主流不可阻挡

令人欣慰的是，联合国的和平事业并未被逆流所阻挡，始终在坚定不移地向前发展着。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三十一届大会通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该宣言特别强调：“文化多样性对于人类就如同生物多样性对于自然界一样必不可少”。同年发生的“9·11”事件使国际社会更加认识到文明对话的紧迫性，促使联合国加速推进相关工作：

2005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全球议程对话》决议，首次将不同文明间对话提升至联大层面讨论。

200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国际文化多样性日》决议，将每年5月21日定为文化多样性日，旨在提高公众对文化多样性重要性的认识。

201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为各国开展文化合作提供了法律框架。

2013年，联大通过第68/126号决议《促进宗教间和文化间对话、理解与合作以促进和平》，进一步将宗教对话纳入跨文化对话框架。

201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三十八届大会通过《关于历史记忆与和平文化的宣言》，强调通过客观认识历史来促进不同文化的和解与对话。

201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促进国际间相互尊重、宗教和文化理解以及全球公民意识》决议，特别关注青年在全球对话中的作用。

所有这些努力，逐渐汇聚成了非常积极的局面，一个强调平等、包容和相互尊重的价值取向正在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凝聚起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总干事博科娃表示说：“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冲突’，就可以实现文明和谐。”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23年3月，习近平主席代表中国政府首次提出了《全球文明倡议》，倡议中强调要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共同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这是近十几年来中国特有“文明观”的一个集中表达，直接回答了不同文明如何相处、人类文明向何处去等重大问题。

在思想层面上，这一“文明观”与联合国成立80年来一直倡导和推动的文化多样性和文化间对话重要性的宗旨是高度一致的；而在实践层面上，《全球文明倡议》的提出，则进一步推动了联合国工作的具体落实。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称该倡议“对增进理解和信任至关重要”，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则认为该倡议是“全球生存的关键”。

2024年6月，第七十八届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决议，决定将每年6月10日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这一决议明确“所有文明成就都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财富”，突出强调文明对话对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增进人类福祉、实现共同进步”的重要作用。

至此，联合国系统已有包括“世界文化多样性促进对话和发展日”（5月21日）、“国际和平日”（9月21日）、“国际宽容日”（11月16日）等多个相关的国际日。这些国际日通过全球统一的主题活动，集中宣传文明对话的理念和实践。

文明对话虽然只是不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条约和系统的遵约机制，主要依靠成员国自愿实施，而联合国文明联盟等专门机构也资源有限，难以全面协调全球行动。但是，这个机制化、系统化的全球行动毕竟代表了世界和平事业的主流，也是唯一正在抗衡那些破坏和平努力的黑暗逆流的有生力量。而在中国政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引下，通过中国政府的积极参与和推动，这个行动必将成为世界和平事业的一个有力保障。

今年9月3日在北京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大会和阅兵式，也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隆重举行的。“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的口号再次通过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前强大的武装力量传递给全世界。无论是来自何方的逆流，都阻挡不了世界和平发展滚滚向前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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