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仲麟：原来，我也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后代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张仲麟】

尽管已经二刷《南京照相馆》了，但对我来说，始终是以第三者这样的旁观者角度来看待南京大屠杀，把它当作一个需要每一个中国人铭记的历史事件。我想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也是如此，南京大屠杀是一个群体记忆，而非个人记忆。

直到前几天，母亲告诉了我一件事情，让我更加无法置身事外。

家族往事

这是一个普通的日子，我开着刚修好的车子回家，手机上跳出一条消息提醒。瞥了眼，是母亲发来的消息。这是一篇文章的链接，想必也不会是什么急事，也不用第一时间处理。我把车停好后点开了母亲发来的链接，是一篇关于1937年南京大屠杀幸存儿童的文章。我快速浏览着文章，很快，一个熟悉的名字出现在了我的面前，让我呆住了。

这个名字，和我外公的一模一样。

报道中，这位与我外公同名的人，在南京大屠杀发生之际，正就读于南京的一所小学。并且大屠杀期间一直住在魏特琳女士建立的难民营之中，幸运地渡过了那段中国历史上最血腥和黑暗的日子。而且从后面的工作经历、子女数量、家庭情况等信息来看，和我外公的信息完全对上了。

但是在我的记忆中，外公生于上海、长于上海、工作于上海，最后在上海入土为安。这样一位地道的上海老高级工程师，居然与南京大屠杀有关联？或者说外公就是文中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在我粗粗扫过文章还没来得及消化这巨大的信息量时，母亲的信息又跳了出来：文中的人就是你的外公。

这短短几个字，给了我巨大的冲击。

在我的记忆中，外公家是石库门小楼，透过窗户可以看到路边的梧桐树。在夏日的午后，外公拿着刚买的油赞子给我们几个外孙吃，看着我们吵吵闹闹地在电视机前打游戏机。慈眉善目的外公有很多旧书，包罗万象什么都有。外公也给我们讲故事，讲过很多故事，但我从没听他讲过他在南京的事，更没听他讲述过作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故事。

在最初的震撼之后，我从头仔细看了这篇对我外公的采访，也让我第一次了解到外公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经历。这篇采访是南京大屠杀70周年时对当时幸存儿童的采访，我外公也是其中之一。当时外公已经十岁了，因此相比年幼的孩子，对南京大屠杀记忆很清晰，也得以让我从外公的角度重新看待南京大屠杀。

外公的南京记忆

外公确实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但很巧（或者说很不巧）的是，在1937年下半年到1938年他在南京呆了一年半的时间。当时，我的太外公得到了南京国民政府某个工业委员会的职位，于是带着一家短暂迁徙到了南京。外公在1937年的下半年办理了南京小学的入学，但很快战争爆发，没上几天学就停课了。随后南京危在旦夕，太外公因为要搬迁工厂到重庆离开了南京，就将外公几兄弟托付给了留在南京的朋友。最终外公几兄弟被托付给了金陵女子学院的程太太（魏特琳女士的中国助手，程瑞芳），在11月底住进了女子学院的职工宿舍。

第一排左四魏特琳、左五程瑞芳

相比在南京的其他孩子，外公一家无疑是幸运的，他们所处的金陵女子学院被划入了安全区中。也因此，他成为了魏特琳家庭手工学校的五名学生之一，在11月底风雨飘荡的南京城中躲过一劫。

尽管如此，在1937年12月堪称人间地狱的南京，不代表外公没有目睹过当时的惨剧。在文章里，外公回忆道，一开始学校里甚至还有室内乒乓球可以玩，但随着难民的大量涌入，琉璃瓦的图书馆、教学楼全都住满了人，最紧张时连露天的空地都住人了（事后从史料来看，最高峰约有8000人）。无奈之下，魏特琳对女子学院的难民进行了分流，只有妇女儿童能进来，男性以及10岁以上的孩子都要分流到金陵大学。而外公恰好十岁，留在了女子学院。

虽然名为“安全区”，但并非彻底安全。由于金陵女子学院处在国际安全区边缘，可以说紧邻着人间地狱。在12月，每天晚上都能听到惨叫和哭声，还有妇女从中华门走过来时被日军轮奸，所幸最终到达了金陵女子学院。根据外公回忆，大人们围着圈挡起来，让略懂医术的华小姐（魏特琳）在里面给这位被轮奸的妇女进行急救处理。

金陵女子学院作为国际安全区，在四周铺满红十字旗，并在学校最高的图书馆塔顶升起美国国旗来表明身份。但这也不能完全阻止日军的骚扰，日军就曾经冲入学校扯下美国国旗试图撤销安全区，但被华小姐（魏特琳）赶了出去。日军碍于国际安全区以及魏特琳的身份不敢在金陵女子学院里乱来，但无时不刻在试图挑事。我外公就亲眼目睹有人因为将头伸出学校栅栏（安全区边界）被日军杀死。

由于女子学院里基本全是妇女儿童，在安全区各个难民营中属于物质供应相对充足的。根据外公回忆，在女子学院时每天都能供应上两顿大锅饭，而且是很厚的粥。外公兄弟几个由于是大孩子了，也帮忙干点力所能及的活，比如在开饭时四处摇铃通知大家吃饭之类的。

与魏特琳在一起的日子

作为金陵女子学院的守护神，明尼·魏特琳女士在这人间地狱中挺身而出，撑起了这一块避难所，前后庇护了上万中国人，包括我外公一家。她的恩情中国人民没齿难忘，南京人民也永远铭记她。电影《南京照相馆》中，在医院里挺身而出阻挡日军带走病人的美国老太太就是以魏特琳为原型的代表人物，也是南京大屠杀期间保护中国人的国际友人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作为在金陵女子学院呆得最久的孩子，外公对于魏特琳女士有着深刻的记忆。大家都称呼她华小姐，因为魏特琳女士的中文名字叫华群。有意思的是，外公当年喊的一直是发音接近的“黄小姐”而不是“华小姐”，一直到来采访的记者证实后才确定是“华小姐”。

魏特琳女士

在外公的回忆中，魏特琳女士只有三十多岁，有着微卷的黑发，穿着黑衣黑裙。当然，实际上当时魏特琳已经有五十几了，只不过保养得当，在当时中国的环境下显得年轻。魏特琳对孩子很热情，在遇到外公时还会特地摸摸他的头。也正是与魏特琳女士非常熟悉，外公对南京师范大学里的魏特琳女士雕像颇有不满，表示完全就不像魏特琳本人，其他当年见过魏特琳的老人也纷纷同意这一点。

整个金陵女子学院大小事务全都由魏特琳负责，从吃喝拉撒到应付日军搜查，全都由她一手操办。根据外公的回忆，魏特琳每天都与助手程太太巡视校园，早晚各一次。外公不止一次看到日军来学校里搜索军人时，魏特琳与程太太带着红十字袖标寸步不离的陪同，防止日军撒野挑事。她以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和高度的责任心，守护着满是避难妇孺的金陵女子学院，在日军百般刁难之下坚持到最后。

1938年5月之后，南京局势稳定了下来。金陵女子学院作为避难所结束了其历史使命，而外公一家也离开了魏特琳所打造的避难所，回到了南京的住所中。1938年底，外公一家离开了南京，结束了这段短暂但又终生难忘的南京经历。

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官网上展出的与魏特琳相关的史料照片中，就有女子学院难民营关闭前的大合影。据母亲说外公就在合影之中，只不过由于年代久远加上受限于当年的照相条件，无法分辨具体哪位是我外公。

金陵女子学院里妇女儿童们的大合影，外公也在其中

家族记忆的传承

在了解完外公在南京的经历后，我久久没有缓过劲来。自记事以来，我一直认为自己和南京大屠杀没有关系，结果现在告诉我，我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后代？而且我的外公还与人尽皆知的历史人物有如此多的交集，甚至本身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电影《南京照相馆》里一幕幕残酷的场景，竟是我祖辈所亲身经历的。这一冲击性的事实对刚二刷电影的我来说，劲儿未免有些太大了，尤其想到外公当时和电影里出现的孩子们是差不多年纪，就更让我破防了。

在看《南京照相馆》时，可没想到外公也是南京的孩子

但有一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我心头，那就是为何我从未知道这一家族历史？一开始我以为外公和其他大屠杀幸存者一样，对于那段惨痛的经历闭口不谈以至于家人从不知晓，但事情并非如此。

我询问过一同长大的几个表兄弟是否知道外公这事，比我大几岁的表哥显然知道的比我多一些：“去年外公托梦给我，我把那篇采访打印出来后在墓前烧给他了。小时候外公好像和我讲过几次，但我都在打游戏机没有仔细听，感觉他还是挺在乎这事的。”

从母亲那边，我也得到了差不多的说法：“你外公这事你表弟知道的，他在上学时有一次还就外公这事写了篇作文呢。这次看你写了《南京照相馆》想起你外公这事，就发给你了。当时记者还是到你外公家里来采访呢。”

这下我更失落了，合着就我不知道外公当年的事。外公对于家人虽然说了南京的故事，但显然只是零零碎碎的讲了些。而在南京大屠杀70周年之际，记者寻访到他这位幸存者时，外公才完整地讲述了当年的经历，一些当时的细节子女们也是看了采访才知晓的。

对我来说，这么晚才知道这件事多少有些遗憾，如果早十几年知道，那一定得找机会详细和外公聊聊当年的经历并将其记录下来。毕竟记者最终登报的采访是删减并编辑后的，在这过程中有大量的历史细节与当事人第一手记忆流失，而这些不论对家庭还是对历史都是一个遗憾。

但正所谓亡羊补牢犹未晚矣。外公虽然去世，但他留下的采访还在，包括我母亲在内几个姨妈都把这份采访报道精心收藏作为纪念。我知道这个家族故事时已然太晚，但我会在我孩子知道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后，将这段家族历史也一并告诉他，让他知道南京大屠杀并不是一个发生在离他很远的过去的事，而是与他的血脉紧密相连。

而我的孩子无疑是幸运的。他不用像外公当年那样在乱世之中漂泊，也不用担惊受怕日寇白晃晃的刺刀顶在面前，更不会像南京无数倒在血泊中的孩子一样得不到长大的机会。他生活在一个和平的时代，可以无忧无虑的健康成长，这是无数先烈用鲜血换来的。他也不需要魏特琳们的庇护，他的守护天使将于9月3日在天安门接受全国人民的检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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