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华：从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看毛泽东的精心考量和布局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为纪念这个伟大胜利，我们在观察者网开设专题视频节目——宝塔山下的制胜法宝，一起学习抗战时期的毛泽东军事思想。

【文/王立华】

第二部分：应对日军战略进攻的军事思想

二、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八路军

这一节，主要讲淞沪抗战开打后，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的情况。

1936年底，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答应联红抗日被放回南京后，就开始了国共之间的谈判，一直到七七事变、平津失陷后还是没有结果。

蒋介石目的很明确，就是想用谈判的办法，达到战场上不能实现的目的，把红军收编化解掉。甚至提出：只准编两个4团制的师，一共保留15000人；改编后不设统一的军事指挥机关，直属蒋介石的行营指挥；各师参谋长和各级副职，自副师长至副排长都要派；要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出洋，各边区武装的首脑也要离开；闭口不提共产党的合法地位等。这是投降条件不是合作条件，我们不可能答应。

平津已经被占领了还不松口，直到1937年8月13日，日寇突然发动对上海的大规模进攻，战火烧到南京政府统治的心脏地区，中日战争已经无法避免，蒋介石急着要红军开赴前线与日寇作战时，谈判态度才有变化，僵持已久的诸多问题才得到解决。

8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给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关于与国民党谈判的十项条件的训令，指出：“两党合作须建立在一定原则上，目前最重要的问题，须使党与红军放在合法地位。因此要求国民党迅即实现下列各项，以便红军早日开赴前线杀敌。”要求实现的各项是：（一）发表我党宣言，同时蒋介石发表谈话；（二）发表边区组织；（三）发表指挥部；（四）发给平等待遇之经费；（五）发给平等待遇之补充器物；（六）红军充任战略的游击支队；（七）在总的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发挥红军特长；（八）为适应游击战原则，须依情况出兵与使用兵力；（九）不分割使用；（十）第一批出动红军的使用区域，在平汉线以西、平绥线以南地区，并受阎百川（阎锡山）节制。

就在这一天，经过艰苦的谈判终于达成协议，蒋介石基本同意了中共中央最后提出的十条。同意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下辖第一一五师、一二О师、一二九师3个师，划归阎锡山第二战区序列。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布《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蒋介石同时发表谈话，事实上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

但在蒋介石的委员长令中，[1]依然在措辞上耍流氓、玩把戏。把他被迫联共抗日，说成国家正在用人之际对共产党“既往不咎”，把红军主力说成“陕北流窜土匪残部”，把红军改编为八路军说成“收编”等，但他不得不同意改编，这是最大的改变，国民党已经开始抗战也是最大的进步。因为抗日大前提已经实现，共产党、毛主席以抗日救国为重，以博大宽广的胸怀宽容了蒋介石那些小动作。

1937年8月25日，朱德、彭德怀通电就职。中国共产党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周恩来发布红军改编命令。[2]

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红军前总指挥部改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以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

总政治部改为第八路军总政治部，以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此前曾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兼宣传部部长）。

八路军下属的3个师分别是：第一一五师，第一二О师，第一二九师。全军共46000人。[3]这3个师的编制，是经过半年多谈判争取来的，最初我们提出的方案是12个师，但蒋介石不答应，最后在日寇开打上海的逼迫下，总算答应了八路军编3个师。后来还有其他的改编。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主要有4部分：一是八路军；二是南方8省游击队改编的新四军；三是从1932年组建，到1937年发展到11个军数万人的东北抗日联军；四是由东江纵队、琼崖纵队、珠江纵队、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中区纵队、韩江纵队组成的华南游击队等。

为了更好地理解中革军委、毛主席在红军改编中的基本思想，下面把八路军各师的情况介绍一下。

第一一五师：共15500人。[4]

师长林彪（原红一军团军团长，红军东征后任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校长），副师长聂荣臻（原红一军团政委，两个月后恢复红军传统政治工作制度任一一五师师政委），参谋长周昆（曾任红八军团军团长、红一方面军参谋长，改编八路军半年后在山西携款失踪，下落不明），政训处主任罗荣桓（此前任一军团政治部主任，两个月后任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副主任萧华（此前任红一方面军二师政委）。

一一五师是以红一方面军为主体，由一方面军的第一军团、第十五军团和陕南第七十四师合编而成。一军团是党中央毛主席长征带到陕北的部队，由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合编而成。十五军团是徐海东领导的红二十五军，刘志丹领导的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合编而成。此前东征期间，红二十七军归方面军直辖，后编入八路军第一二О师。七十四师是红二十五军长征途中离开陕南后，以陈先瑞为师长在留下部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第一一五师下属两个旅：三四三旅，三四四旅。

红一军团改编为三四三旅，旅长陈光（此前为红四师师长，林彪到抗大当校长后，他代军团长），政治委员萧华（此前为红二师政治委员）；红十五军团改编为三四四旅，旅长徐海东（此前为红二十五军军长、红十五军团军团长），政治委员黄克诚（此前为红四师政治委员）。

陕南七十四师改编为第一一五师留守处，后编到西北留守兵团，承担保卫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的重要任务。一一五师实际出征14400余人。

按照毛主席的部署，一一五师是红军的抗日先遣队。8月22日，由陈光和罗荣桓率领的第一批部队，率先从陕西三原出发，东渡黄河进入山西。[5]

第一二О师：共14000人。[6]

师长贺龙（原红二方面军总指挥兼红二军团军团长），副师长萧克（原红六军团军团长，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后任四方面军31军军长），参谋长周士第（曾任南昌起义部队第25师师长，到陕北后任红十五军团参谋长），政训处主任关向应（原红二方面军副政委，恢复红军政治工作制度后任一二О师政委），副主任甘泗淇（原红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

一二О师是以红二方面军为主体，有红二军团、红六军团，还有二、四方面军会师后，编入二方面军的原中央红军红九军团改编的红32军，还有陕北红军中贺晋年领导的红二十七军、刘志丹领导的红二十八军（此时刘志丹已经牺牲，宋任穷任军长），还有独立第一师、独立第二师、赤水警卫营、前总直属的一部。

一二О师下属两个旅：三五八旅，三五九旅。三五八旅是由红二军团和红二十八军合编而成，旅长张宗逊（秋收起义是连长，此前是军委一局局长），政治委员李井泉（此前是红二方面军四师政治委员）；三五九旅是由红六军团和红三十二军等部合编而成，旅长陈伯钧（此前任红五军团参谋长、红六军团军团长），政治委员王震（此前任红六军团政治委员）。

改编时，贺龙主动提出二方面军留下一部分部队保卫党中央，所以40%的兵力留在了陕甘宁边区。包括三五九旅属下的七一八团，还有陕北红军改编的师部直属的4个独立营都留下了。[7]

一二О师实际出征人数为8400余人。

第一二九师：共13000人。[8]

师长刘伯承（曾任南昌起义参谋长，红军总参谋长兼中央纵队司令，西路军遇挫后任援西军司令），副师长徐向前（此前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西路军总指挥），参谋长倪志亮（曾任红四方面军参谋长、后勤部部长），政训处主任张浩（此前是共产国际代表，援西军政委，恢复红军政治工作制度后任一二九师政委），副主任宋任穷（秋收起义上井冈山的连党代表，红军学校政委，到陕北后任红二十八军政委、军长，援西军政治部主任）

第一二九师主体，是四方面军没有过河的四军、三十一军，陕北红军第二十九军、三十军，陕甘宁独立第一、二、三、四团和红十五军团的骑兵团等部改编而成。

一二九师下属两个旅：三八五旅，三八六旅。三八五旅是四军改编而成，旅长为王宏坤（曾任红四军军长、政治委员）、副旅长为王维舟（曾是川东游击司令员，四方面军到川陕后改编为红三十三军，他任军长，后被张国焘撤职，到陕北后任军委四局局长，负责教育训练和军事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但改编后三八五旅旅部留在了陕北。部队到前线后，1938年6月，在太行区又组建了新的旅部，旅长陈锡联（原三八五旅下属的七六九团团长），政委谢富治（三八六旅下属的七七二团政训处主任），一二九师编制中有两个三八五旅：一个以陈锡联为旅长，在前线，一个以王宏坤为旅长，在后方；三八六旅是第三十一军改编，旅长陈赓（曾任红四方面军第十二师师长，到陕北后任红一军团第一师师长），副旅长陈再道（此前是红四军军长）。

改编后，三八五旅旅部和下属的第七七О团，还有陕北红军改编的特务营、工兵营、炮兵营、辎重营等，都留守边区归留守处建制。

一二九师实际出征人数为9160余人。[9]

为什么要设置留守处，而且留下一定数量的部队？

本来毛主席提出红军改编为12个师，反复谈判不成，又提出底线是编4个师，其中3个师赴抗日前线，1个师留守延安，但蒋介石断然拒绝。最后达成妥协，延安可以设一个留守处。[10]

因为，陕甘宁边区东临黄河，河对岸就是日军大兵压境的山西省，日军进攻很快就向河防逼迫，一旦河防失守，不仅边区不得安宁，中央与出征部队的联系也会被切断，所以，保卫河防是留守部队的第一任务。另外，蒋介石一面要红军主力全部出动，一面却在陕甘一带部署了10个师的兵力，这是很不正常的，[11]如果没有预防准备，极有可能发生不测，总不能把后方根据地和首脑机关让人端掉吧。还有，边区内部有较大的土匪团伙40多股4000多人，烧杀抢劫，很不安宁。[12]

当时，也有党内同志提出，陕北地瘠民贫，不宜做抗日大本营，以主力走后根据地守不住，主张党中央随主力走。毛主席对此却有不同的认识，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始，他就不同意走州过府，认为那是单纯军事观念和流寇主义，对已经建立的革命根据地从不主张放弃，而是想方设法地保卫巩固和发展，一点一点地积攒革命的家业。部队改编时他提出三点意见：

“（一）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是十年内战留下的革命根据地，是我们出征抗日的依托，党中央要在这里扎根。（二）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有它的优势，从地理条件上说，它交通不便，又有黄河阻隔，是敌人进攻的薄弱环节，它距离华北前线不远，指挥比较便利。（三）由于大革命的影响，当地群众有较高的觉悟，我们又有了两年的工作基础。主力开赴前线，对敌人是很大的威胁和钳制。我们再留下一支部队，党中央在西北立足是完全可能的。”[13]

基于这样的考虑，在下达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命令的同时，毛主席又下达了《关于陕北红军各独立军师改编的电令》，[14]把陕北红军基本留在了边区，还有二、四方面军的部分部队。其中：

原陕南七十四师，改为一一五师辎炮两营，驻防富县、甘泉一带；

原独二师王兆湘部，改为一二О师工兵营，驻防神府；

原独一师及陕北独立团，改为一二О师特务营，拟驻防靖边、横山一带；

原二十七军，改为一二О师辎炮两营，拟驻防安边、宁条梁以南地区；

原三十军，改为一二九师炮兵营，驻防庆阳、镇原一带；

原陕甘宁第三团二三连和关中警卫营，合编为一二九师辎重营，驻防宁县一带；

原陕甘宁一、二、四团，改为一二九师工兵营，驻防环县、合水一带；

原二十九军，改为一二九师特务营，驻防定边和盐池；

此外，一二九师留下一团驻防同官或洛川，留下一团驻防淳化、旬邑、正宁一线。这是红四方面军的部队。

整个陕甘宁边区划分为东西两个部分。以神府、靖边、安定、志丹、肤施、甘泉、富县、洛川等县为东地区，留守处以陈伯钧为主任，陈先瑞为副主任；以定边、盐池、环县、庆合、正宁、淳化、旬邑等县为西地区，留守处以王宏坤为主任，王维舟为副主任。

改编的八路军一共46000人，开赴前线的部队约32000人，[15]留守处留下的部队约14000人。八路军3个师每师编制两个旅，留守部队分为东西两个地区，也相当于两个旅。留守部队统受中央军委参谋长萧劲光指挥。

留守处主任命令下发后，毛主席对萧劲光说：“蒋介石给你个主任，我给你个司令员，叫起来也好气派些！”他还亲自参加了留守处成立的军事干部大会，并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讲到最后拍着萧劲光的肩膀说：同志们，我的延安，就靠这位老兄吃饭，靠你们留守部队吃饭啊！还看着萧劲光说：萧劲光啊，我准备死在延安，埋在清凉山，你也得做这个准备哟！[16]

1937年12月，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后改为留守兵团，萧劲光任留守兵团司令员，留守部队改为8个警备团和一个骑兵团。留守兵团下属的武装力量还有：以高岗为司令员的保安司令部，下属关中、庆怀、三边、神府4个军分区；以陈奇涵为司令员的绥德警备司令部等。[17]从而构成对中央首脑机关和陕甘宁边区的后方守卫力量。

萧劲光（1903-1989）

萧劲光与毛泽东

八路军改编出征后，9月11日国民政府军政委员会又来电令，将八路军改称第十八集团军，任朱德、彭德怀为总司令和副总司令。但八路军出师已经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所以除正式公文外，一般情况下，人们仍称八路军。[18]从此，八路军就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的代名词，一直到解放战争初期，人们还叫解放军为八路。甚至在蒋介石跑到台湾之初，还在忌惮八路。台湾基隆市的街道，从爱一路到爱九路，独缺“爱八路”；从义一路到义九路，也不见“义八路”。[19]

从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的情况来看，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基本按照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改编。八路军下属3个师，每个师定员15000人，共45000人。因为要设置三个师以上的指挥机关，编46000人。后方守卫力量存在于各师编制中，以各师留守部队名义存在，这种安排合情合理合法。

第二，基本以三大红军主力为基础改编各师。一一五师以一方面军为主，一二О师以二方面军为主，一二九师以四方面军为主，按陕北红军的数量可以编成一个师，但蒋介石只给3个师的编制，陕北红军只好分散配置在各师中。但实际上他们还是一个整体，在改编时就考虑让他们充当各师留守部队，在后方接受留守兵团的统一指挥。

第三，基本以原来领导体系配备领导干部。一一五师林彪、聂荣臻，第一二О师贺龙、萧克、关向应，一二九师刘伯承、徐向前、张浩等。四方面军到西北后主要领导和部队过河成为西路军，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失败后部队大部损失，没有过河的两个军组成援西军，刘伯承和张浩分别是司令员和政治委员，改编时徐向前已经回到延安，陈昌浩没有回到延安，还有一批将领没有赶回来，此时刘伯承、徐向前、张浩作为师长、副师长和政委也顺理成章。三十一军军长萧克到一二О师当副师长，早期曾在四方面军当过师长的陈赓，到三十一军改编的三八六旅当旅长，也是合情合理。

第四，守卫中央首脑机关和陕甘宁边区的任务，主要由陕北红军和二、四方面军一部组成，这是一种政治上的高度信任，也是对陕北红军本土优势的科学安排。还有，原红一方面军编成的一一五师，作为抗日先遣队率先出动到向东发展的抗日前线，安排在战场上发挥作用，没有留在后方。不像国民党军那样分嫡系部队和非嫡系部队，把非嫡系部队放在前面消耗，保存嫡系部队的力量。

第五，改编为八路军后领导干部基本都是“降职”的。由方面军总指挥、政委当八路军的师长、副师长和师政委，由军团长当旅长副旅长，由军长当营长等，下降了五六个级别，这在当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但在这支抗日军队中并没有成为主要问题，没有影响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积极性，也没有影响他们积极性的发挥，反而到前线很快发展起来，靠自己的实际能力做大了。1937年8月下旬改编，到年底就由46000人迅速发展到80000人，到抗战胜利时八路军发展到近103万人。[20]

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一是如何保证中国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从国共谈判开始，与蒋介石争的就是对枪杆子的领导权，这也是我们绝不会放弃的。

出征前，先是根据红军改编的情况成立了新的中央军委，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林彪、贺龙、刘伯承、张浩、徐向前等11人组成，毛泽东为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主席。

中央还决定，在师以上及独立行动部队组织军政委员会，这是党的秘密组织，不向下级宣布，它指导全部的军事和政治及党的工作，并向上级军政委员会或中央负责，由该部首长及其副者和政治部主任等5人组织之（其余2人由上级指定），其名单和书记均由上级军政委员会或中央指定与批准。军政委员会是集体领导，单一首长对军政委员会的决定不同意时，则由上级军政委员会或中央解决之，但在未解决前仍须执行军政委员会的决定。师团两级及总部和师的直属队组织党的委员会，领导党的一切工作，保证党在部队中的绝对领导。连队党的支部是党在部队中的基本组织。[21]

1937年8月29日，在主力开赴抗战前线情况下，中央决定前方设党的军委分会，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张浩、林彪、聂荣臻、贺龙、刘伯承、关向应等9人组成，以朱德为书记、彭德怀为副书记，负责八路军出师抗日前线后的领导工作，受中央军委会统辖。各师成立军政委员会，第一一五师是林彪、聂荣臻、罗荣桓、周昆、萧华，以林彪为书记；第一二О师是贺龙、关向应、萧克、甘泗淇、王震，以贺龙为书记；第一二九师是刘伯承、张浩、徐向前、陈赓、王宏坤，以刘伯承为书记。各师军政委员会均受军委分会统辖。[22]

严密的组织领导体系，保证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这也是八路军在敌后抗日战场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二是部队的思想转变工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消息刚一传开，就引发了一股怨恨、困惑、沮丧、委屈的情绪，相当一部分红军干部战士从感情上接受不了。多年与国民党军殊死作战，有多少战友和亲人倒在国民党的屠刀和枪炮下？天天打白狗子，自己成了白狗子，对改编想不通。有的拒不换装，有的扔掉青天白日帽徽，有的甚至留条他去。有的干部甚至说：我宁可回家当农民，也不穿国民党的军装，戴青天白日帽子。

思想政治建设必须摆在首位，在这个重大转折时期，主要领导带头深入部队做思想工作，用真理真情统一认识，凝聚人心。

刘伯承对大家说：我也不愿穿国民党的军装，但是，大敌当前，我们必须齐心协力抗日。不把日本侵略者赶走，我们就不能生存。要懂得民族解放就是阶级解放。都闹回家，谁去抗日？革命多年，应当有起码的觉悟。要识大局，不能因个人的好恶，而置国家、民族的利益于不顾。[23]

贺龙对大家说：我贺龙不愿红军改名的喽！红军不改名，蒋介石就不肯抗日。红军是名改心不改，一颗红心为人民嘛。红军改了名，还是党中央、毛主席、朱总指挥领导。红军改名，是党中央的决策，全体红军战士、共产党员，必须无条件服从。我，贺龙，就无条件服从。[24]

朱总司令在誓师大会上说：同志们，你们思想不通，党中央知道，毛主席也知道。我是受党中央毛主席的委托，来做你们的工作的。现在国共合作了，我们工农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为了消除各阶层的疑虑，我们可以穿统一的服装戴青天白日帽徽。同志们思想不通，甚至有的高级干部思想也不通，这个心情我们理解。毛主席说了，红军改编，统一番号是可以的，但是，有一条不能变，就是要在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25]

不只要解决部队的思想问题，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仗究竟怎么打？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方针？遵循什么样的抗战政策？完成什么样的基本任务？如何处理统一战线中的关系？要防止什么样的政治倾向等，都需要进一步明确，统一思想，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啊！

下一节重点讲这个内容。

[1]郝雪廷著：《八路军改编纪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54-255页。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84-485页。

[3]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第四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0页。

[4]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第四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0页。

[5]《聂荣臻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95页。

[6]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第四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0页。

[7]《贺龙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第130页。

[8]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第四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0页。

[9]《刘伯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第90页。

[10]吴殿卿著：《在毛泽东关怀下成长起来的萧劲光大将》，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2页。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60页。

[12]吴殿卿著：《在毛泽东关怀下成长起来的萧劲光大将》，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3页。

[13]张迪杰主编：《毛泽东全集》第9卷，润东出版社2013年版，第106页。

[14]《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9页。

[15]《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98页。

[16]吴殿卿著：《在毛泽东关怀下成长起来的萧劲光大将》，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2页。

[17]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八路军•表册》，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20页。

[18]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传（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488页。

[19]《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5年11月20日 第 07 版）。

[20]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八路军•表册》，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

[2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19-421页。

[2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90页。

[23]《刘伯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第90页。

[24]《贺龙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第133页。

[25]《贺龙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第1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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