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为《这就是中国》第298期：从“十四五”到“十五五”-张维为、鄢一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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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年，明年则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未来5年，中国在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发展将呈现何种特色？我们个人又该如何在大局中找准自身发展的定位？
在东方卫视8月25日播出的《这就是中国》节目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与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鄢一龙教授就相关话题展开了探讨。
鄢一龙演讲
我今天实际上想对“十五五”规划做个前瞻性展望，将其概括为“十五五”规划的“四个新”。
我们说中国式现代化是百年大战略，这又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我们先用30年时间建成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再用40年，到2021年，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我们现在正处于第三个阶段，这又被分成上下两篇：上半篇是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下半篇是到本世纪中叶，也就是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而这上半篇15年又分成3个五年规划来实现，这就像我们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三部曲：“十四五”是开局，“十五五”是突破，“十六五”是攻坚。这其中关键的就是如何引领“四个新”。
第一个新，就是新周期。
近几年来，我们的经济增长面临很多挑战，很多人预言中国经济增长奇迹已经终结，西方媒体大肆炒作所谓的“中国经济见顶论”——当然，这些只不过是一轮又一轮的所谓“中国崩溃论”的又一个新版本。
事实上，中国的经济不是见顶了，而是进入了新周期。它重要的一个表现，就是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K型增长。K型增长中下降的那条线，实际上是旧周期里产业的下行；而上升的那条线则是新周期的生长点，三新经济，即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都接近两位数的高速增长，也是中国经济增长最突出的亮点。
怎么样理解新周期？
第一个例子是最近非常火热的、可能大家都关注到的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站的建设，总投资达到了1.2万亿元，规模相当于3座三峡水电站，堪称史诗级工程。我们说新周期中经济增长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有效需求不足，但我们的内需潜力巨大。通过加大超级工程建设、新基建、城市更新等，能够拉动我国的投资需求；同样，通过打造服务型消费新增长点、商品的以旧换新、打造更多的消费场景，也能够拉动我们的消费需求。
第二个例子是重庆荣昌区对新文旅的运营。他们先是用卤鹅哥蹭甲亢哥的流量出圈，开始只是讲荣昌卤鹅的故事，接着讲荣昌小吃的故事，然后是荣昌文旅的故事；同时也包括政府食堂开放的故事，以及最近政府官员带头下馆子、拉动餐饮消费的故事。这个故事实际上反映了我们的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注意力经济”时代，有关注才有购买，有流量才有销量。
总的来说，新周期中最关键的就是要扩大有效需求。我们需要采取各种措施来扩大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出口需求，以拉动经济增长。
第二个新，是新质生产力。
我们说“十五五”最关键的，在需求端就是要扩大有效需求，而在供给端最关键的就是新质生产力。
我们最近对一些大模型的企业进行调研，最深刻的感受就是：人工智能技术不但是赋能千行百业，也在再造千行百业。实际上在新一轮的数字革命面前，每一个行业都是传统行业。今天来看AI信贷、AI医院、AI教育等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它们比传统产业覆盖的用户规模大了好几个数量级，而且效率也是传统行业难以想象的。同时，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它们在质量可靠性等方面也开始超过传统行业。所以说所有的行业，实际上在这个时代都值得重新做一遍。
比如说我们去泰安的企业调研，他们切入的赛道是做数据标注，然后做中后台的工作。因为他们认识到新质生产力再发达，好多东西实际上还是离不开人工。数据标注是个例子，中后台工作是个例子，网络视频的质检也是个例子。这个企业利用泰安人力资源相对便宜，同时又有较多受教育水平不错的人才的优势，切入这么一个赛道，得到了很好的发展。
推进新质生产力整体性跃升，这意味着若干年后，我们能够与世界上许多国家形成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代差优势，同时也能够在中美大国竞争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我们在移动支付、高铁、新能源车等产业看到的这种领先优势，未来会在更多产业中看到。
第三个新，是新发展观。
我们可以看到人类今天面临的一大挑战，就是进入了物质中心主义的发展观，忘记了人本身才是目的。我们从西方社会看到的种种乱象，看到光是物质的富裕，很多社会问题实际上还是陷入了无解。
我们在“十五五”实际上要推进以提高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的新发展观。我们不但需要提高国民总产值，还要提高国民总福祉；我们不但要促进物质的发展，更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我们的发展要投资人民、发展人民、服务人民。
跨国调查表明，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之后，人民的幸福感和人均收入提高的关联性就在下降。所以说，对于人的幸福感而言，它不但取决于外部财富，更为重要的是人自身内在财富，包括身体健康、灵魂的健全，这是首位的。在职场上面，可能我们今天也不是在片面地去鼓励所谓的996了，我们职场也要反内卷。我们不但要成为生产大国，还要成为生活大国。我们要去保障劳动者休息休闲的权利，同样这也是我们解决生产与生活之间不平衡、去拉动内需的一个重要方式。
我们要加大产业工人队伍的技能培养，形成有作为的产业工人队伍，为产业工人干事创业提供各种平台；有保障有前途，完善产业工人的各方面保障，打通产业工人纵向横向的职业通道。
总之，“十五五”我们要投资人民：投资人民的生育、投资人民的就业、投资人民的健康、投资人民的教育、投资人民的养老，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高人民的真实福祉。
第四个新，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我们可以看到“十五五”发展还有一个很突出的特征，就是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我们把它称为“双源驱动”的阶段。我们要从国内国际两张地图来谋划中国的发展，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要深度地去考虑国内与国际这两大战略之间的匹配性。
大家知道，今年美国对我们发起了新一轮的贸易战，我们的外贸出口面临很大的压力和挑战。但是我们上半年出口还是实现了超预期的增长，原因就在于我们做到了西方不亮东方亮，北方不亮南方亮。我们上半年进出口贸易对美国下降了9.3%，但是对非洲增长了14.4%，对中亚增长了13.8%，对东盟增长了9.8%。同时我们利用国内内需巨大的优势，将一部分出口企业转内销。
我们确实已经进入了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加速期，全球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在进一步加剧。但是我们相信，我们能够通过我国超大规模的国内大循环这种优势，与新型全球化的国际大循环，两个循环之间相互促进的双循环，来有效地应对这些挑战。
我们去年7月份去徐工调研，令我们感到震撼的，不但是挖掘机排成一队队的钢铁洪流，同样震撼的是他们的产业互联网。他们不但参与了全球的许多重大工程，把挖掘机出口到世界各地，还通过产业互联网为这些挖掘机提供实时的数据服务。
这实际上是一种双循环的新模式：一方面我们通过国际项目的建设，拉动配套的制造业产品的输出，来实现建设项目与工程机械设备之间的循环；同时我们进一步带动现代服务业走出去，提高生产性服务业的全球服务能力和全球服务半径，来实现制造业走出去、服务业走出去的循环。
变内卷为外卷，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训练场。我们正迎来中国产品、中国服务、中国品牌的大出海时代。200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恩格尔曾经说过，当中国在为下一代制定五年规划的时候，美国只能规划下一次选举。我们坚定地用一个接着一个的五年规划来迈向未来，因为我们深信虽然路途遥远、挑战重重，但只要我们方向明确、步伐坚定，我们必将到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彼岸。
圆桌讨论
主持人：我记得之前我们节目也做过一个与五年规划有关的主题。我们可以看到，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的整个建设发展、改革开放一路走来，是以一个又一个的五年规划作为时间标点的。
张维为：确实，我们整个五年规划的制定过程已形成一套非常成熟的体系，现在称之为“三级四类”规划体系：即中央、省、市县三级，涵盖发展规划、专项规划、区域规划、空间规划四类。这些规划中，有的周期为五年，有的则更长，尤其是空间规划，其规划周期更长。所以，这是一套非常成熟的体制，堪称中国模式中精彩的一笔。
更重要的是其落实机制，就像我们当时的专项扶贫规划一样，实行五级书记抓落实，这五级指的是省、市、县、乡、村。没有哪个国家能做到这样，而且投入人数达百万级，这种机制其他国家学不到，也模仿不了。所以我们很自豪，西方即便想学也做不到。毕竟他们四年或五年一次竞选，结果往往不是一届接着一届干，而是一届对着一届干。
鄢一龙：世界上能够连续制定并实施五年规划的国家极为罕见，如今我们马上就要制定“十五五”规划了。虽然五年规划并非我国首创，但能做得如此成功且能持续制定并实施，只此一家。
张老师前面谈到了俄罗斯，普京总统曾说过一句话，他认为中国之所以能达到今天的高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没有放弃规划。从普京总统的这句话中，我们能感受到其中深意。我们最初是向苏联学习制定规划，但苏联后来放弃了。而我国在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做到了“把脏水泼出去，把婴儿留下来”，这里的“婴儿”指的就是规划。之后我们不断转型，形成了新型的规划。
所以说，规划至少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重要优势，那就是让我们具备了发展的长期主义理念。我们以百年的战略定力推进现代化建设，其背后的落实，正是一个个五年规划接续推进、一代代人接续奋斗的结果，这是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
主持人：刚才鄢教授在介绍“十五五”规划展望时提到了几个“新”。您谈到了新周期，一提到新周期，大家可能就会想到新旧动能的转换。我也想请鄢教授再给我们详细讲讲，在新旧动能转换的过程中，往往需要整个社会重新适应。那么，这一轮的新旧动能转换是不是格外强烈？
鄢一龙：对，在当前新周期中，我们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主要在于上一轮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诸多因素都在减弱，比如加入WTO带来的有利国际环境、排浪式消费热潮以及快速城镇化进程等，这些因素如今都在逐渐弱化。与此同时，我们还叠加了几个方面的困难，包括房地产行业下行、地缘政治博弈加剧以及地方债务问题凸显等，这些因素同时作用，给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压力。
不过，我们也要看到，新周期的光明面其实已在向阳生长。有几个方面已很明显：一是经济正朝着创新方向增长，新质生产力发展十分迅速；二是面向新一代年轻人的新兴产业，如泡泡玛特、谷子经济（二次元文化及周边经济）等，目前发展势头迅猛。
张维为：坦率地说，如果仅仅是为了增加GDP，那其实很容易实现，采用粗放型增长方式即可。但当下，正如你所说，我们正在进行经济动能的转换，借助新质生产力，运用最新技术为传统行业赋能，如今呈现出的新面貌大家有目共睹。中国人对经济的信心比前两年增强了许多，就连股市都开始好一点了。
反观西方，尤其是美国，总是唱衰中国经济。就像这次在斯德哥尔摩，中美高层谈完关税问题后，美国财长依旧在唱衰中国经济。我觉得这种做法十分愚蠢。如今美国自身经济一团糟，却还对中国指手画脚。美国政治就是喜欢造势、表演，其特点是一切都追求听起来漂亮，然后便算完成任务。
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找到了新的增长点，而我们已经找到了，并且是质的提升。从量变到质变，新质生产力带来了质的飞跃，这时候就开始产生前面提到一种代差。你现在到欧洲或美国，会发现这种代差是有利于我们的，他们的许多技术已经落后我们一代。这是新质生产力带来的巨大变化，而且这种变化会扩展到越来越多的领域。
主持人：如果我们想要经济快速增长，按说可以继续沿用以往那种粗放式的发展模式，但这种粗放式发展必然会在房地产以及其他领域催生巨大的泡沫。我们非常负责地、较早地提出了以新质生产力为引领、推动新旧动能转换，这其实是对中国经济发展极为负责的做法。
说到新质生产力，前段时间上海举办了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是一年一度AI界的盛事。能明显感觉到，AI确实正在赋能千行百业。当然，赋能行业的不只是AI，还有其他新质生产力的领域。年轻人该如何在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抓住自身发展机会呢？
鄢一龙：我们所说的新质生产力，包含数字革命，它不仅会席卷各行各业，实际上也会对每个人产生深刻影响，每个年轻人可能都面临着如何转型的问题。年轻人会担忧，自己目前所学的专业，未来是否会被人工智能取代。但我们可以预见一个更有可能的前景，即每个个体都将实现我们所谓的“双重进化”：一方面，我们推动人工智能的进化；另一方面，反过来我们借助人工智能促进自身的智能进化。
因为人工智能在很多场景中能为我们赋能。比如，有些事情我们很擅长，但人工智能并不了解，这时我们可以把它当作助手，教它如何做，让它更高效地协助我们；而有些事情，我们不懂但人工智能很擅长，那它就成为我们的导师，我们可以不断向它学习，提升自身效率；还有些事情，我们和人工智能都不懂，那我们就成为共同探索的伙伴。所以，我们要设想这样一个场景，即如何与人工智能共同进化。
张维为：所谓对人工智能的担忧，主要在于它可能会消灭很多职业。但我一直认为，如果目标是构建更好的社会，那么必要劳动时间减少一些是件好事。同时我还想说，当下文科生面临的挑战非常大，大家都认为文科岗位会减少，应该去学理工科、学人工智能。实际上，关键在于要把文科做好、做精、做出特色，使其对社会真正有用。
主持人：您刚才提到了文理科的话题，这最近也是一个十分热门的讨论点。似乎现在愿意选择理科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但事实上，在AI时代，文科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就拿我这次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的采访经历来说，很多科技公司的朋友都告诉我们，一个产品最终能否让用户有良好的使用体验、界面具有亲和力，甚至达到相当高的审美水准，这还得依靠从事文科、创意和设计工作的朋友来完成。
所以我认为，文科和理科从来都不是对立的，它们本就是一个完整的整体。我们既需要理科朋友提供的基础支撑，同时也需要文科中有创意的人在这个基础上，为我们带来出色的设计以及富有审美高度的创意。这么来看，其实大家都拥有广阔的未来发展空间。
张维为：英文叫做“golden touch”，黄金般地触碰一下。
鄢一龙：因为尽管当前人工智能可能会替代很多事物，但有一个东西它是无法替代的，那就是人的主体性。人能够拥有独特的体验，具备审美能力，还能坚守道德准则。
主持人：还要有温度。我这次采访了宇树科技的王兴兴先生，他提到现在一些初级代码都让人工智能来写，这样自己就能解放出来，腾出时间去做更多的事。所以我在想，人工智能必定会对我们传统的工作模式构成挑战。在这个过程中，需要社会上的众多部门携手合作，帮助大家共同度过这一挑战期。这也是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必然会引发的动荡与震荡。
另外，刚才谈到了几个“新”，也提及了新的发展理念，那就是一定要坚持以人为中心。现在很多人都感觉太累了，虽然发展速度很快，但工作压力巨大，内卷现象十分严重。那么，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未来我们不用这么累，却依然能保持发展，而且每个人的获得感都能比现在好一点？
张维为：我觉得这要学一点哲学，因为到一定程度，事情是由哲学观决定的。总体上我觉得，如果你做的工作是你真正十分喜欢的，这是最理想的。这时候，累会变得不那么累，甚至很有意义。我想这是一种哲学态度，得琢磨怎么调整一下。
我上次碰到年轻人问我，现在年轻人就业挑战比较大。我说恐怕不完全是这个问题，实际上工作机会是有的，只是你想做的工作不容易找到。我说能不能换个思路，只要这份工作你觉得有一定的吸引力，就把它作为生活经历的一部分，去做一段时间，比如签个合同做一年或者两年，这种人生经历是很宝贵的。我觉得，如果你改变不了世界，就改变一点自己。
主持人：张老师总是主张从人的内心去寻找力量，希望每个人都能拥有内动力。然而，毕竟并非每个人都能具备很强的自驱力和内动力，因此很多人会感觉当下压力很大。所以，在这个时候，对他们而言，理解未来新的五年规划以及产业经济发展中的一些特点，并让自己的长处与这些特点产生共鸣，进而从中寻找新机会，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
鄢一龙：一方面，我们要如张老师所讲，从内在做出改变；另一方面，从外部条件来看，我们当前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打破内卷。内卷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实是需求不足，而供给端却千方百计地“卷”。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得扩大需求，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还要思考资源配置的方式。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长期形成了一种观念，认为什么东西都需要竞争，进而形成了优胜劣汰的发展模式。竞争在一定阶段是有意义的，但过了这个阶段，就会演变成无意义的内卷式竞争。比如现在让小孩去竞争所谓的“一分一操场”，这种竞争实际上毫无意义。所以，我们要考虑一种新的、更具社会主义特色、更强调共同体的资源分配方式。
西部歌王王洛宾曾讲过一个故事，他说自己创作《在那遥远的地方》并非凭空想象，歌中主人公叫卓玛，他跟着卓玛去放羊，学会了卓玛的放羊哲学。他说，如果一直往前赶羊，就会发现前面的羊总是能吃到草，中间的羊只能吃到一些草根，后面的羊则什么都没得吃。那卓玛是怎么放羊的呢？她先把羊往前赶一段，然后换个方向再赶一段，接着再换个方向，这样每一行的羊都能吃到草。
这种放羊方式对我们社会资源分配同样具有启示意义，我们要开放多样化的赛道，不能搞赢家通吃。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推进共同富裕等一系列举措的原因。
主持人：对，一方面要开辟不同的人生赛道，另一方面，人生走得迂回一点也不要紧。因为迂回前行时，你会发现之前没吃到的“草”，兜回来又能吃到了。不过，大家可能也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要消费就得有钱，可现在收入还没涨上去，没钱就没法消费，也就无法拉动消费。这似乎形成了一个结，那么这个结该怎么解开呢？
鄢一龙：扩大内需，实际上需要有相应的支撑。
第一个支撑是必须坚持就业优先，我们前面已经谈到过这一点。也就是说，在考虑生产效率与就业的关系时，要把就业放在优先位置来考量，因为只有有了就业，人们才会有收入。
第二个支撑在于解开当前制约消费的结，这要求我们在“十五五”期间加强民生方面的建设。一方面，这些民生建设、对人民的投资，本身就能拉动经济；另一方面，解决好老百姓的后顾之忧后，大家就能放心地去消费。
第三个支撑是，我们现在需要修复资产负债表。当前，很多人不敢消费，地方政府也面临地方债问题。因此，“十五五”期间要想办法采取更积极的措施来修复资产负债表，让大家有更多能力去消费。
当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就是要做好收入分配工作。中低收入群体有很强的消费需求，但缺乏购买力。所以有句话说得好，分好蛋糕本身就是做大蛋糕。
主持人：对，大家说“我没钱消费”。其实，增加手里的钱不光靠涨收入，这只是其中一部分方式。比如，公共支出部分成本降低、越来越便宜了，这也是一部分；我套在楼市、股市里的钱能取出来，同样也是一部分。我们应该通过多种方式让大家手里的钱多起来，这样我们才能拉动消费，而消费才能够刺激生产，进而让经济循环起来。
张维为：最近有个案例我觉得挺有意思。当前，出生人口降低是一个重大危机，因为按照人口正常替代水平，生育率应达到2.1，而我国目前只有1.09。不过，最近有个成功范例——湖北天门。这是一个县级市。它曾连续6年出生率下降，但去年出生率比前年增加了17%。这是因为当地政府拿出真金白银，并制定了一整套政策安排，涵盖从生育补贴、托儿所建设，到小学教育、中学教育等各个方面。
据我看到的报道，成百上千个不同地方都前往天门取经。中国模式的特点就是各地进行试验试点，一旦某个地方成功了，大家就会纷纷学习借鉴。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你所讲的新发展观的一部分体现。
主持人：但总和生育率低，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大家可能感觉压力大、生育小孩成本较高，从而望而生畏之外，还受很多复杂因素的影响。
其中有一条我特别想呼吁：年轻的朋友们一定要走出去交友。很多生活体验本应由线下生活中的朋友共同完成。但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在线上交友，沉迷于游戏等虚拟世界。然而，虚拟世界带来的温度并非真实的。只有线下交友，才是你能真切感受到、实实在在触碰到的。
所以，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一方面要获得思想上的解放，另一方面也要找到一种新的方式回归传统。我所说的传统，并非教条式的传统，而是回归到人本源的一些东西。
刚才鄢教授提到的几个“新”当中，还包括内外循环。当然，内外循环并非新提法，多年来中国一直在推进相关工作。不过，在“十五五”规划中，我们是否会对内外循环提出新的诉求与期待，力求让内外循环更好地结合呢？
鄢一龙：对，“十五五”期间，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确实更具不确定性。与此同时，中国已成为全球的内生变量，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再仅仅专注于做好自己的事情，也需积极参与并办好世界的事。因此，在“十五五”规划中，我们要进一步推动内外循环：一方面，通过内循环来应对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借助外循环为中国的产品开拓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同时，这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提升产业技术，因为在更大范围内参与竞争与合作，能让产业得到更好的锻炼。我认为这一个大框架已经基本确立。
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补齐薄弱环节，比如解决“卡脖子”的问题。近年来，我们实际上一直在努力做这件事，以确保在外部市场受限的情况下，能够通过内循环支撑起自身的制造业和产业技术发展。在这方面，我们仍有很多需要补课的地方。
主持人：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可能就是芯片了。这些年芯片产业链越来越完整，取得了很明显的发展。
张维为：我个人觉得，中国实际上自我要求特别高。要是跟其他国家相比，我们做得真的相当不错。你看许多产业生态，往往只有中国具备，比如自动驾驶、电动汽车领域，现在甚至国内自主生产芯片也是如此。
为什么我们不太担心微软或者苹果将制造环节搬回美国呢？因为美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不可能形成这样的产业生态——在方圆100公里范围内，就能集齐上万种零部件，无论是生产汽车还是手机都能如此便捷，这就是统一市场。这种产业生态得益于几十年的整合，只有中国拥有，其他国家缺乏如此大的规模。
观众互动
观众：“十五五”是中国的第15个五年计划。中国的五年计划具有高质量和连续性，请问老师，为什么当今世界只有我们中国能做到这一点？
张维为：五年规划这一形式是我们从苏联学来的，但我一直秉持这样一个观点：社会主义能被中国接受，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们传统文化中蕴含着很多社会主义基因，它与中国的国情十分契合。
中国人的农业文明源远流长、一以贯之。比如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一年四季都有其规律。中国人认为既然事物发展有规律，那就要掌握规律并加以规划，像明年春播春种时该播什么、种什么，都要提前谋划。我们有很多相关成语、俗语，如“一年之计在于春”“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等。我们有这种土壤和传统基因。
另外，我们还有现代实践的支撑。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当时叫五年计划），我们就尝到了甜头，第一个五年计划相当成功。此后我们持续推进，期间虽经历了一些挫折，但改革开放后又把它理顺，所以我们现在又尝到这个甜头。就像前面提到的，如何制定规划呢？它有一整套科学方法，通过民主集中制形成。一个五年规划的制定，要咨询成百上千的专家学者和智库，最终拿出的规划成果是高品质、高质量且具备可执行性的。
1956年7月13日，第一批解放牌汽车试制成功。
所以我觉得，传统基因与现代实践相结合，大概就能解释为何五年规划在中国能取得成功。
鄢一龙：实际上，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中国人确实有“凡事预则立，不预则不立”的传统。这其实体现了中国规划所具备的一种制度优势。从这一制度优势来看，主要有这么几点：
第一点，它促进了我们发展的自觉性。我们的现代化进程是通过一个个规划设计并加以实施推进的，并非自发、盲目的过程。
第二点，中国发展的长期主义，让中国成为一个言必行、行必果的国家。我们对五年规划其实也做过评估，大部分目标都实现了，平均下来大概有65.5%；那些没有完全实现的目标，也完成了相当一部分。
而且，中国实际上形成了一套实现目标的机制，我们称之为目标治理。西方企业能够开展目标管理，而中国在国家体制层面能够进行目标治理。目标治理并非单纯的指令，首先，它要求大家对未来目标达成共识。大家形成目标共识后，各自做好本职工作，实际上就促进了国家目标的实现。其二，我们有一套目标责任制，会对目标进行分解，明确分工负责，并进行监测、评估和跟踪。监委、审计等部门会监督目标的实现情况，还会进行考核。此外，我们还有一套人财物保障机制来确保目标得以实现。所以，中国能够实现既定目标。
反观美国，它提出了很多目标，但事后评估发现很多都是放空炮，比如建高铁、应对气候变化等，而我们是认认真真地在推进这些事情。
观众：经济在发展，GDP增长5.3%，超过了很多人的预期，但是作为老百姓，大家普遍的体感却不是很好。我想问一下是什么原因？
主持人：我觉得刚才这位朋友其实是在替大家提出这个问题。当前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阶段，在传统产业中从业的朋友，会尤其明显地感受到当下压力巨大。客观来讲，在许多新质生产力领域，其实有不少朋友自我感觉日子过得不错，只是他们可能不会大声宣扬。这一现象，一方面有网络上“幸存者偏差”的因素，另一方面也和行业特点有关，毕竟传统领域面临的挑战确实更大。
鄢一龙：所以说，一方面我们讲，在新周期里是K型增长，在下行周期中的人的体验确实非常非常不好。另一方面，我觉得这个问题实际上与我们前面谈的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也有关系。因为现代社会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如您前面所说，很多人生活在虚拟空间，追求虚拟化满足，将虚拟当作麻醉剂，而非真实的满足；二是我们过于抽象化，发展表现为抽象的数据，但这些只是统计数据，并非具体人的真实感受，所以这中间存在很大的落差和距离。因此，我们强调以人为中心，就是要真正回归到人的真实福祉和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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