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米丽·马特森：曾在留学中国的飞机上看《南京大屠杀》，悲不自胜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值此之际，观察者网推出系列专题——“14年抗战史不容歪曲和篡改”。

美国历史学家、乔治城大学教授艾米丽·马特森（Emily M. Matson），于今年年初在美国历史学会年会上发表专题论文《共谋与冷战政治：731部队在中美关系中的漫长阴影》，详细描述美国为了从日本手上获取实验数据从而掩盖日军731战争罪行的事实，并分析了这种美日共谋如何成为中美两国关系的长期阴影。

这是一个中国抗战历史真相被抹杀的典型案例，而揭露这一事实真相的，不止艾米丽·马特森教授一人。

观察者网近日远程连线艾米丽·马特森，请她讲述作为美国历史学家，在研究731部队历史真相时的感受，以及在当下中美关系紧张之际，如何正确看待中国14年抗战史，在捍卫历史真相的基础上维护和平。

观察者网连线美国东亚史专家艾米丽·马特森 视频截图

【对话/观察者网 高艳平】

“参观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我深感震撼”

观察者网：您关于731部队历史如何成为中美关系阴影的论文很有价值。我特别想了解，作为美国人，您最初是怎么知晓731部队这一在西方并不广为人知的历史史实的？当您发现日本军队对中国民众犯下如此暴行时，您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艾米丽·马特森 ：**这要从我读本科时说起。我本科主修东亚研究，学过好几门东亚历史课程，其中自然包括大量中国史内容，那时候我就知道了南京大屠杀和731部队的存在。

我最早接触到的是南京大屠杀。2010年8月我从华盛顿特区飞往北京、开启留学中国之旅的航班上，读了张纯如那本影响深远的著作《南京大屠杀》。在飞机上我哭得非常伤心，周围人可能都在纳闷：这姑娘怎么了？为什么哭得这么厉害？但对我来说，读到那些内容实在太痛心了，简直悲不自胜。

了解731部队则是在稍后一段时间。我在高中阶段，甚至更早的中小学时期，学过二战历史，但主要都是从西方视角——也就是美国和西欧的视角——来了解的。我们知道了纳粹在集中营犯下的恐怖暴行，也略微听说过比如太平洋战场和美菲俘虏被日军虐待的“巴丹死亡行军”的情况。但我们从未学过日本军队对中国民众及其他亚洲人民犯下的暴行。这让我非常震惊，因为我从小到大居然对此一无所知，我觉得自己很有必要深入了解这段历史。

观察者网：那么，是什么促使您深入研究731部队这个课题，并最终撰写了这篇去年发表的论文？

**艾米丽·马特森 ：**我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中国东北地区与抗战、伪满洲国相关的博物馆。

在做调研时，我去过位于哈尔滨的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正是在那里，我开始意识到，不仅是中国社会对731部队暴行的集体记忆，还包括战后盟军最高司令部（即美国占领军）对暴行的掩盖，以及部分731部队成员被苏联红军俘虏后在伯力审判中被轻判，甚至根本未在东京审判中受到起诉——因为美国与731部队队长石井四郎等人达成秘密交易，以获取实验数据为条件豁免了他们的战争罪责。

这些内容我之前略有耳闻，但在陈列馆里看到了相关展览（据说至今仍在展出），深感震撼。

群众在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参观

我意识到：在英美学术界，关于731部队的研究其实非常少。虽然在1980年代有记者揭露了部分真相并公之于众，1990年代也有所推进，但这仍不是美国社会广泛讨论的话题。

因此我认识到，深入研究这个课题非常重要——不仅是为了了解731部队本身，更是为了厘清它与美国的关系，以及这段历史如何可能影响至今中国人对美国的看法，尽管事件发生在1940年代末。这确实是个被忽视的重要议题，我由衷希望能深入探索。

观察者网：考虑到731部队部分罪行证据可能较难获取，您是如何一步步应对这些挑战的？

艾米丽·马特森：实际上美国在2010年代新解密了一批档案资料，我居住地附近华盛顿特区和马里兰州大学的学者能够获取其中与731部队相关的数据。

我知道冷战结束后，国际上（包括美国、俄罗斯、中国和日本）开放了更多档案，1990年代初期以来，国际学术合作也大幅增加，这让我得以利用这些资源。

虽然我未能亲自访问东北地区的当地档案馆，但我大量借助了中国学术数据库CNKI。由于我能说读中文，得以查阅过去数十年间众多关于731部队及战后美国掩盖行径的中国学术论文。我很幸运能在线获取这些中文资料。

此外，我曾在2017年实地参观过相关博物馆。我的文章属于历史与史学史范畴，因此一手资料既包括731部队历史本身，也涉及对这些历史如何被解读和研究的过程。这就是我的资料来源。

不同群体曾要求美国政府向受害者道歉

观察者网：美国政府为了交换数据而掩盖731罪行的历史事实，在中国民众中知晓度也不高。你曾在中国留学过，也认识了不少中国朋友，当发现自己国家的政府为获取研究数据而掩盖731部队罪行时，您有何感受？作为学者，这一发现是否给您带来内心冲突？

艾米丽·马特森 ：当然，我认为每个人都必须正视本国历史中的阴暗面。每个国家的百姓都必须面对这个问题，美国也不例外。这确实令我非常难过。我还了解到类似情况——战后美国通过“回形针行动”赦免纳粹科学家为美国所用。这让我十分痛心。

鼓舞我的是，有些勇敢的美国人为此谴责美国政府，甚至要求道歉——不仅向受难的中国人，还包括美军、英军、苏军战俘，以及我认为还有朝鲜平民和蒙古人等多群体受害者。许多不同群体都受到731部队的伤害。美国前战俘和英国战俘也曾发起行动，要求美政府道歉并伸张正义。

1990年代，美国历史学家谢尔登·哈里斯和史蒂文·恩迪科特等学者发表了大量关于731部队及其后续生物战指控的研究（我论文中引用的这个话题至今仍极具争议）。

美国历史学家谢尔登·哈里斯撰写的《死亡工厂》，披露大量731部队的历史事实。

简言之，这确实给我带来些许内心冲突。作为历史学者，这是我多年来必须面对的问题。我自认是个爱国者，但也敢于批评美国过去和现在可以改进之处。我承认这种张力确实存在，但真正的爱国意味着能持续指出国家的不足并推动改进——这个过程永无止境。这就是我的应对方式。

观察者网：你在论文中说，中国政府利用731部队历史事实强化民众的反美情绪，您用了“propaganda”这个词。中国人可能会对此提出异议，你似乎暗示了中国操控历史事实的一面，而非承认美国掩盖历史的行为。您想再解释一下这个问题的立场吗？

**艾米丽·马特森：**这个问题确实让我深思熟虑过。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英语中“propaganda”带有贬义，但中文的“宣传”更趋中性——我的论文里出现这个词时，采用的是中文语境的中性含义。我要澄清的是，中国揭露美国掩盖731部队罪行的做法完全正当，这是必要的历史正义。与其用“操纵”这种带有价值判断的词，我更倾向于中立的表述。

在地缘政治紧张时期，各国——不仅是中国，也包括美国、日本等国家——都会援引历史事件来强化立场。举个例子：在2012年钓鱼岛争端激化时，中国民众面对日方行动，很自然就会联想到20世纪日本对华的侵略历史。同理，当中美关系紧张时，中国民众追溯美国历史上的侵略行为——不仅是731部队问题，还包括朝鲜战争（抗美援朝战争）、1999年轰炸中国驻南联盟使馆等事件——这实际上是国际政治中的常态反应。

在我看来，中国强调美国掩盖731部队罪行的历史，在政治紧张时期更为突出，这本质上不是事实操纵，而是地缘政治互动中的自然现象。这些历史记忆本身都是真实的，只是在特定时期会被更频繁地唤起。

“被遗忘的盟友”：与冷战时期地缘政治密切相关

观察者网：您这样解释，我们的读者会更容易接受。接下来一个问题，您可能对此也有很多独到的见解。很多中国网友认为，西方媒体更强调欧洲纳粹的暴行，而对亚洲尤其是日本侵华的暴行着墨较少，从而造成历史问责上的不平衡？

艾米丽·马特森 ：我完全同意这种批评意见。我认为这种不平衡其实源于历史记忆和冷战背景。

您可能听说过一位著名的英国中国史学者——拉纳·米特（Rana Mitter）。他写过一本非常有名的书，叫《被遗忘的盟友》（Forgotten Ally），我很喜欢这个说法。他在书中描述了中国是二战期间西方“被遗忘的盟友”。

大约在1940年代末到1950年代初冷战开始后，中国和美国很快从盟友变成了对手。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更倾向于淡化中国在二战中的贡献，同时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德国纳粹身上。这些前轴心国很快从美国的敌人变成了冷战中的盟友。这就给历史记忆带来了一些非常复杂的因素。

我认为，西方之所以更强调纳粹暴行，而不是日本的战争罪行，可能有几个原因。

首先，这与美国自身的历史记忆有关。我可以就此做很多批评。美国在二战期间一直奉行“欧洲优先”战略，亚洲战场的冲突被视为相对次要。所以，美国虽然在太平洋地区和中国战场也参与作战，但总体来说，美国的重点始终放在欧洲。当然，对于英国和法国的历史记忆而言，纳粹暴行主要发生在西欧大陆，这也是地理和记忆上更贴近他们的原因。

此外，顺便一提，美国和西欧其实也不太谈论苏联对抗纳粹德国的斗争。虽然这一点比日本侵华的讨论稍微多一点，但仍然有限。我认为，这也与冷战时期的地缘政治现实有很大关系。

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更深入地了解这些历史背景。我认为，二战在欧洲和亚洲的结束方式非常不同。比如我们刚刚在五月庆祝了“欧洲胜利日”， 纳粹德国（德意志第三帝国1933-1945）在1945年5月就崩溃了，随后分裂为两个国家——西德和东德。于是，德国从一个战时体制完全转变为两个全新的体制。战后，这两个新政府也完全不同。

然而，在日本，二战后却存在很多与战时时代的尴尬连续性。例如，昭和天皇裕仁在东京审判中并未被起诉。相比之下，美、苏、英、法四国组成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开始清算德国法西斯的滔天罪行，这场审判在历史上争议要小得多。而许多日本人至今仍认为东京审判是“胜利者的正义”，这种看法影响了日本国内对战争历史的记忆。裕仁天皇的“昭和”年号从1920年代一直持续到他1989年去世，也就是说，昭和时代从“九一八事变”之前一直延续到冷战几乎结束的时候。

受到审判的731部队细菌战战犯。还有多位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头子如石井四郎在美国的掩护下逃脱了罪行。

此外，在战后美国主导的盟军占领日本时期（即SCAP占领时期），还出现了一个叫“逆路线”（reverse course）的转变。如果您看日本1946年的宪法，它其实是非常自由主义的。但随着冷战升温，美国并没有继续推动日本的民主化与去军事化，反而希望重新武装日本，将其作为冷战中的盟友。

于是，许多前日本战犯被释放出狱，甚至重新担任政府或企业中的重要职位，为冷战做准备。这其中包括日本自民党（LDP）的重要人物——安倍晋三的外祖父岸信介，他因在伪满洲国的活动而被列为甲级战犯。

所以，这就是我对您问题的较长回答。我认为，从历史角度看，这些因素导致了西方在对待日本战争罪行和纳粹暴行时存在记忆和评价上的差异。

如果年轻一代对彼此国家知之甚少，又如何更好地处理双边关系

观察者网：您之前提到过，美国或者西方很多人对“七三一部队”并不了解，甚至可能只有少数人知道。那么，您作为高校教授，如何在中美两国，特别是面向年轻人，实事求是地讲授这样的历史，以建设性的方式回应这种历史评判中的不公？

**艾米丽·马特森 ：**我认为，无论是在中国、美国还是其他国家，在全球视野的框架下来教授历史，都是非常重要的。国家历史往往被孤立地讲述，好像只是“我们国家的历史”，但实际上，我们生活在一个日益相互联系的世界里，如果不从更全球化的视角去理解，就很难真正理解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我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

学生应该学习世界历史，包括其中的善与恶，只有这样才能理解当今世界的复杂性。这种学习还应包括了解不同的视角。比如，中国的学生可以学习美国的独立战争、南北战争、民权运动；而美国的学生则可以学习中国在二战中的作用、邓小平的经济改革等等。我还可以举出很多其他例子。

坦率地说，我认为中美双方在彼此历史的学习上都存在一些问题和偏见。但目前来看，据我观察，在中国，普通中小学生对于美国历史的了解，可能比美国中小学生对中国历史的了解要多一些。因此，作为一名历史学者和教育工作者，我一直在思考，我们该如何改变这一现状？毕竟，很多人认为中美关系是21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但如果我们的年轻一代对彼此国家知之甚少，我们又如何能最好地处理这一关系呢？

所以我认为这是我们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从我对学生了解的情况来看，Z世代（即出生于1995至2010年）人群，可能比我们千禧一代（出生于1980至1994年）在学生时代学到的关于南京大屠杀、七三一部队等内容稍微多一些。而且，也有很多亚裔美国学生通过家族历史了解这些历史。但我认为，这方面仍有许多工作要做。

对未来中日关系持谨慎乐观态度，更看好民间交流

观察者网：我们回到“和解”的话题。您知道，德国在二战中的罪行在很大程度上已被欧洲国家原谅，而日本在亚洲所犯下的罪行，尤其是对中国，至今仍存在很多未解的创伤。对中国来说，关键因素包括日本的历史修正主义，比如否认战争罪行，同时强调自己是战争“受害者”；此外还有美国在战后对日本战争罪行的掩饰。而且，过去一二十年，日本政客屡次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这在中国引发了持久的愤怒。

作为一位海外历史学者，您如何评估这种二战创伤在中日关系中的持续影响？如果我们参考欧洲的和解模式，您认为中日之间是否有可能走上一条类似的和解之路？如果要实现这样的和解，又需要哪些必要条件？

艾米丽·马特森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但我会尽力回答。

首先，我认为历史记忆并不是静止不变的，它在每个国家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演变。以日本侵华的历史记忆为例，自二战结束以来，这种记忆一直存在，但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达方式。比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最初几十年里，这种记忆更多是地方性的。南京当地的学者、哈尔滨当地的学者做了很多重要的研究，他们通过幸存者的口述、搜集到的资料来还原这些暴行。但这段历史真正成为国家叙事中更重要的一部分，是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如果您感兴趣，我们可以再深入讨论促成这一变化的不同因素。

关于靖国神社，我稍后也会提到。日本的历史修正主义问题，在中国受到更多关注，尤其是在1980年代以后。其中一个因素是，1985年时任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首次以官方身份参拜靖国神社，这不仅引起了中国，也引起了韩国的强烈不满。

靖国神社其实从明治维新时期就已存在，但在二战后，特别是1970年代以后才变得极具争议性。因为那时，不仅乙级和丙级战犯，还有甲级战犯——我相信包括东条英机在内共有14名甲级战犯的“灵位”被放入了靖国神社这一神道教的神社中。因此，这引发了日本国内很多抗议，实际上很多日本民众对此也感到不满，原因各不相同：有的认为这违背了政教分离原则；有的是因为战争死难者的家属不满战犯与普通阵亡者被放在一起祭祀；当然还有很多其他原因。但国际上的抗议主要是在1980年代开始升温的。

日本，和中国、美国一样，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我必须说，日本社会中某些群体，尤其是政界的一些人，确实存在历史修正主义倾向。

靖国神社中的“游就馆”（Yūshūkan Museum）可能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之一。这里祭祀着战殁者和殉国者，作为靖国神社的设施，收藏并展示着战殁者和军事相关的资料。

我去年12月去日本时其实很想去参观这个博物馆。因为我听说它非常有争议，出于好奇我特别想去看看。但很遗憾，当时它因整修而关闭了。靖国神社本身是一个非常宁静的地方，除非你了解它的历史背景，否则你不会意识到它为什么那么有争议。

这里我可以分享一个我常在课堂上用来说明历史记忆重要性的小故事：

加拿大流行歌手贾斯汀·比伯（Justin Bieber）在2014年曾参访过靖国神社，但他参观时并不知道这个地方存在这么大的争议。参观完之后他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张照片，并写道：“哇，这真是一个宁静的地方。”结果中国和韩国粉丝非常愤怒，他后来不得不删帖并道歉，说“我爱我所有的韩国和中国粉丝”。一些韩国和中国政府官员也对此发表了批评。

这说明，即使是那些并不太参与政治的公众人物，比如流行明星，也应该接受相关历史教育，因为他们的影响力很大，可能会造成深远影响。

回到靖国神社。它确实是一个非常复杂且具争议性的话题，尤其是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每当自民党的政客参拜时，就会引发争议。

不过我也想提到，其他一些日本政治家，尤其是在1990年代，对于正视历史表现得更好。例如，在1990年代初，日本社会党曾与自民党组成联合政府。在1995年二战结束50周年之际，时任首相村山富市发表了著名的“村山谈话”，明确为日本的战争罪行道歉。而在此之前，1993年，时任内阁官房长官河野洋平也发表了“河野谈话”，为所谓的“慰安妇”问题道歉，并明确承认日本军队确实做过很糟糕的事情。

此外，一些日本学者和记者也为揭露日军暴行的真相做了很多工作。比如，吉见义明（Yoshimi Yoshiaki）在挖掘“慰安妇”制度相关证据方面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记者本多胜一（Honda Katsuichi）早在1970年代就在《朝日新闻》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日军暴行的文章，题为《中国之旅》，他还写了一本非常有名的书，叫《南京大屠杀：日本记者面对国家的耻辱》。

日本学者吉见义明

我本人也研究日本历史，所以我知道，日本的情况其实非常复杂。媒体更多聚焦的是日本的历史修正主义，但实际上，日本社会中也存在很多草根行动，甚至一些政治人物也在积极努力揭露这段可怕历史的真相。

再回到您问题的第二部分，关于欧洲式和解模式的讨论。

欧洲的和解模式，我认为，与冷战背景有很大关系。战后，比如北约（NATO）成立后，昔日的敌人——西德和法国——成为了盟友，并紧密合作。后来，这种合作也体现在欧盟中，法国和德国都是欧盟的重要成员国。因此，欧洲有很多多边区域机制，让昔日的敌对国家——轴心国和同盟国之间能够合作。

相比之下，二战后的亚洲采取的是国际关系学者所称的“轮辐模式”（The Hub and Spokes Model）。也就是说，美国作为中心，与不同国家分别建立双边同盟关系，比如美国与韩国结盟，美国与日本结盟，但日本和韩国彼此之间在冷战时期并不是盟友，尽管它们在1965年实现了邦交正常化。冷战期间也曾试图建立一个类似亚洲版北约的组织，叫“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但这个组织于1977年解散，并不成功。

当然，现在亚洲有东盟（ASEAN），但在东北亚地区，并没有像欧洲那样的北约或欧盟这样的区域合作机制。因此，就目前而言，我并不确定中日之间是否真的能走上一条类似欧洲的和解之路，因为缺乏这些已经存在数十年的区域合作框架。

不过，我认为两国仍可以在联合国等国际机构，甚至像东盟与中日韩（10+3）这样的平台上继续合作。

我对未来中日外交关系持谨慎乐观态度，但我其实更看好的是民间交流。我认为，如果历史学者、普通民众，包括中国、日本和美国的老百姓，能够更多地了解彼此，并促进积极的民间交流，这种基础非常重要，那么最终可能促成更高层次的外交和解。

正如我们之前讨论过的，两国的教育体系可以发挥很大作用，与此同时，鼓励民间多元观点的公开表达，这也非常重要。

当前中美局势令人忧虑，但矛盾升级并非不可避免

观察者网：正如您之前提到的，中美关系是21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但中美之间存在很多误解，美国从未经历过被侵略或被占领的惨痛经历，您认为他们是否真正理解中国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坚定决心？同时，中美之间有过“黑暗的篇章”——比如我们提到的美国帮助日本掩盖“731”暴行真相相关历史，也有“光明的篇章”（比如二战时并肩作战，以及1972年到2018年间两国关系良好发展的时期）。您如何评估当前中美之间高度紧张的关系？今天我们纪念二战胜利，是为了缅怀英烈，保卫二战胜利果实，那么中美双方应该采取哪些步骤来来促进世界和平，避免掉入第三次世界大战深渊？

**艾米丽·马特森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首先，我想指出，美国虽然也经历过被侵略的情况，但那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上一次美国本土（即美国大陆）被入侵，是在1812年的战争期间。那是美国独立战争后仅仅几十年，当时英国再次入侵，并且还攻入了华盛顿特区，烧毁了白宫。我们的国歌《星条旗永不落》其实就是关于1812年战争以及抵抗英国入侵的故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与中国国歌非常相似，因为中国国歌也是关于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如果比较两首歌词，你会发现它们都充满战斗精神，都是关于保卫家园等内容，这点非常有意思。

但尽管如此，1812年的战争与中国的抗日战争完全不能相提并论。1812年战争的规模要小得多，而且发生在更久远的过去，因此它在美国的历史记忆中并没有像中国的抗日战争那样占据重要地位。自那以后，美国大陆就再也没有经历过直接的入侵或攻击，不过夏威夷和阿拉斯加在二战期间确实曾遭受过袭击。所以地方记忆可能会有很大不同。

我曾经有个来自阿拉斯加的学生，当我在课堂上说“美国自1812年以来就没有被入侵过”时，她立刻纠正我说：“不好意思，我来自阿拉斯加，我们的一些岛屿在二战期间曾被日本占领。”我当时就说：“哦，原来是这样。”

当然，这只是个例外情况，不是普遍现象。

您问到，美国人是否真的能理解中国人民抵抗殖民主义、反抗侵略的坚定决心？我认为，美国人是有潜力去理解的，因为美国本身就是一个移民国家，非常多元。大多数美国人要么自己就是移民，要么祖辈是从其他国家移民过来的，而这些国家很多都曾饱受战乱之苦。他们来到美国，是为了寻找和平、自由和发展的机会。我认为，这其实也是美国最美好的象征之一，比如纽约的自由女神像，就代表着这一点。

所以我认为，有很多美国人确实珍视和平，也理解生活在战乱国家是什么感受，或者有家人亲戚曾生活在战乱之中。而且，正如我之前在采访中提到的，美国的亚裔群体越来越多，他们的父母或祖父母可能就亲历过战争和侵略，比如华裔美国人、韩裔美国人、日裔美国人，还有来自印度、巴基斯坦、越南、印尼、菲律宾等国家的移民。所以，如果我们把美国看作是由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组成的多元化国家，那么我们就能够通过彼此的经历互相学习。因此，我认为很多美国人确实有潜力去理解这种反侵略、追求和平的坚定意志。

当然，教育体系仍需改进，尤其是在如何讲述历史的黑暗篇章与光明篇章方面，以及如何应对当前的双边紧张局势。

回到您的问题：我如何评估当前的中美紧张关系？我确实对此感到担忧。我注意到，来自中美两国的媒体，尤其是来自北京和华盛顿的报道，都使用了非常强硬甚至好战的措辞。我认为每个国家都需要关注的一点是：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之间的交织影响。

举个例子，在美国，很多政客可能对中国采取鹰派立场，因为这样在国内眼里显得他们很强硬；同样地，在中国，也可能有类似的情况，即为了展现对外的强硬姿态，外交上采取较为对抗的言辞。因此，这里存在一种张力——既要处理好国际关系，又要顾及国内民众的观感，希望在他们眼中显得强大或负责任。

所以，我对当前的双边紧张局势感到忧虑。但中美紧张关系进一步升级并不是不可避免的。现实地说，中美之间会继续存在战略竞争，但在许多领域仍然有很大的合作空间。例如，在全球很多战争和冲突地区，如中东、非洲，甚至在俄乌战争问题上，中美都可以合作；在气候变化这个全球性重大议题上，中美未来必须携手应对；在人工智能技术不断发展的背景下，我们也需要共同探讨如何进行监管；甚至在探索太空等新领域时，目前还没有一个良好的国际规则体系来管理外太空交通等问题，中美也必须合作。

因此，我认为我们真的需要强调这些我们不仅应该合作、而且未来将不得不合作的领域，以此来促进和平。我们应该继续寻找共同点，比如我之前提到的那些领域。

此外，我之前提到了教育交流的重要性，除了政府间的外交联系，我们还应特别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无论是教育交流、文化交流还是民间往来。一位前美国大使——虽然他不是驻华大使，但曾代表美国国务院在中国工作，并在1972年尼克松和基辛格访华时也在中国——他曾说，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中美关系的“肌腱”。正如人体有骨骼和肌肉，肌腱是将它们连接在一起的重要部分。所以我认为，我们绝不能低估这些民间交流的重要性。

除了政府间的直接对话以及军队之间保持沟通渠道畅通之外，我们还需要在地方层面加强交流，比如通过“姐妹城市”关系，或者美国某些州和城市与中国相应地区之间的次国家层级交流。举个例子，我知道习近平主席年轻时曾在爱荷华州生活过，因此他与当地农民之间有一种特别的联系，这种地方层面的友好关系也很有趣。

以史为鉴，就是要正视历史真相

观察者网：今年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日。有两部电影——我想您可能听说过——《七三一》和《南京照相馆》，前者将在9月18日放映，后者已经放映，唤起了公众的悲痛与愤怒。在抗战胜利纪念的时候，作为历史学家，您最想对中国的读者或者观众说些什么，关于这段历史创伤？

艾米丽·马特森 ：是的，我听说过这两部电影。我的一位中国朋友告诉我，新一部关于“七三一部队”的电影将于九月上映，我们正计划一起去看，我肯定到时候会控住不住情绪，甚至会流泪。

中国有个非常著名的成语，叫“以史为鉴”。我非常喜欢这个说法，我认为它非常重要。要“以史为鉴”，其中一个方式就是正视历史真相，并通过不同视角互相学习——比如通过国际学术会议、研讨会，以及各国历史学家和其他学者之间的合作，我认为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中国观众，我想表达我的哀悼与共情。中国人民在过去几百年间经历了太多苦难——战争、饥荒、流离失所。作为一名历史学者，也作为一个普通美国人，我非常感激今年夏天能有机会重新回到中国，看到一个百姓生活祥和、经济与社会取得巨大进步的国家。这不仅对中国来说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对世界来说也是如此。我相信很多美国人也会认同这一观点，他们也为中国人民生活越来越好而感到高兴。

我想分享一个小故事。我在中国时，和我一位来自俄罗斯的朋友一起逛街（她很多年前曾和我一起在北京留学）。当时有位摊贩问我们来自哪里，回答完后他指着我们俩说：“两个大国”。我赶快指着他和我们俩回答：“三个大国”。

当我们谈到中美关系时，我想说，美国和中国是两个伟大的国家。最后，我想真诚地祝愿这两个伟大的国家能拥有和平与繁荣，并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共同建设更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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