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帕·辛哈：印度在半导体领域一度领先中韩，直到美国放了一把大火

面对美国以军事、政治、经济等多重手段控制全球南方数字基础设施，扼杀全球南方自主发展数字技术与AI创新潜力的现状，全球南方如何加强本土能力建设，同时通过多边合作提升自主发展能力？

8月初，由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传播研究院·全球南方学术论坛主办的“全球南方主权AI与数字主权研讨会”上，来自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加纳、马来西亚等全球南方的政策制定者、学者及技术专家围绕这些问题，共同探讨数字主权领域的核心议题，为构建全球南方数字治理新秩序提供实践路径。

本文为印度Virtunet Systems公司首席技术官巴帕·辛哈（Bappa Sinha）的发言内容。

【文/巴帕·辛哈】

在谈论数字主权之前，我想简单介绍一下印度自力更生之旅的历史背景，特别是工业自力更生，以及数字部分如何融入这个大局。

印度历史上有充满活力的自力更生构想和国家方向。在民族解放运动期间，人们认识到没有经济独立就不可能有政治独立。自力更生是民族解放运动的核心，当时印度组织了许多行动来抵制英国商品和使用本土产品。

1947年独立后，印度在1948年制定了新的工业政策，旨在建立独立经济。当时印度统治阶级非常清楚，在一个落后的、被殖民的国家建立独立的经济需要国家发挥强大的作用。这项政策的关键是我们需要快速实现工业化，国家必须通过计划发展在工业化中发挥主导作用，这在某种程度上借鉴了苏联。

我们像苏联一样制定了五年计划。尽管印度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它确实包含了这些方面。大多数的印度大资产阶级，如塔塔和比尔拉，都签署这个计划。1944-45年印度大资本签署的“孟买计划”其构想的实现是要国家发挥主导作用的。

1953年印度总理尼赫鲁在检查铁路展览上的一些展品 印度斯坦时报

一些产业被视为对国家的自力更生和经济至关重要。印度试图掌握这些产业——不仅仅是生产最终产品，而是掌握整个供应链。我们还认识到，为了支持这些产业，需要建立科技机构，以便能在本土进行研发。对于一个落后的殖民地国家，我们需要初始的技术知识。当西方拒绝提供时，印度便转向了苏联和东方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他们同意向印度转让技术。我们在苏联的支持下建立了大型钢铁厂和发电厂——苏联不仅给我们提供机械，还通过技术人员对我们培训。

这种情况在印度独立后持续了大约30年。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恰逢苏联解体，情况发生了变化。印度实施新自由主义改革，关键点在于取消了国家和国有部门所担任的角色。部分改革是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指示下进行的，但当时印度的资产阶级也表示，它已经发展出了足够的规模和技能，可以接管国有部门。当他们在独立时签署国家主导的发展计划时，他们没有能力接管重工业。但在随后的30-40年中，他们已发展壮大，所以他们认为国家不再是必要的。国有部门被私有化并移交给大资本。

自力更生的体制实际上被废除了。在世界银行的指示下，随着资产阶级接管了国家所需的大型新型公共事业单位——电力部门、电信部门、拥有专属市场和近乎垄断的重工业，他们认为当你以远低于本土开发成本的价格从国外进口技术时，就没有必要在自力更生了。他们认为，依靠外国市场，而外国市场始终对他们开放，无需大量投资就能产生超额利润。

自力更生出现了逆转。五年计划持续了一段时间，但不再被认真对待。印度独立时成立的计划委员会失去了权力。最后，来自极右政党的莫迪上台，在2014年正式关闭了计划委员会。

独立后的印度定位是不结盟国家，与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有着密切联系。但在自由化之后，我们看到印度越来越多地与美西方阵营结盟，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今天。在过去的20-25年里，印度在世界上的定位是向西方提供服务——IT服务、呼叫中心。印度领导人强烈鼓吹，我们不需要制造业，更别提发展和投资科学和技术；我们可以绕过工业化，直接进入后工业社会。

这种安排对控制印度并构成统治阶级的大寡头和大型商业机构非常有利，因为他们已经在电信和电力等领域获得了垄断地位。印度依靠IT服务来赚取外汇。我们可以在电信领域看到这样的例子，实际上在电信软件方面取得突破的本地公司被忽视和忽略。我们开始直接从西方进口设备，说这很好，因为你可以从西方获得廉价、先进的产品。但这基本上意味着我们在独立后30年内建立的自给自足的体系被摧毁。

莫迪政府大谈自力更生，但这与独立之初实践的自力更生有所不同。彼时，我们谈论的是“印度制造”（Made in India），而现在我们谈论的是“在印度制造”（Make in India），意图邀请外国资本在印度建立制造工厂，但没有技术转让。我们通过给予这些外国公司大量补贴、廉价土地、廉价劳动力，以及为他们的部分资本支出提供资金，来激励他们在印度建立工业。可印度本身并没有从这些努力中真正获益。

2014年莫迪在新德里揭幕 “Make in India” 运动标志 法新社

当西方开始谈论与中国脱钩时，印度曾抱有很大希望，认为西方会远离中国，将制造业转向印度，这就是“中国+ 1”战略。从2020年新冠大流行以来，他们一直在做尝试。然而，这一战略实际上已经失败。政府的经济顾问已经承认了这一点。每年的经济调查报告和2024年的调查也都表明这一战略已经失败。印度需要与中国的供应链建立联系，否则，我们在“中国+1”战略中将一事无成。

让我给你举几个关于数字经济的具体例子。首先是半导体，在早期阶段，当国家战略是自力更生时，我们在1984年建立了半导体综合有限公司（SCL）。这是在新自由主义改革实施之前。我们已经将微处理器确定为一项关键的基础技术，该项目耗资5000万美元，在当时，对于像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笔巨款。

我们的目标是成为领先的半导体生产商，并参与世界市场的竞争。我们从IIT、IISc和BEL招聘了顶尖人才，从美国和日本公司获得了初始技术，然后将这些知识与大学共享，建立了培训计划，并派人到美国接受半导体技术培训。

我们从罗克韦尔获得的5微米技术开始，到20世纪80年代末，大约10年的光景，我们已经发展到800纳米技术，该技术当时仅比英特尔等公司生产的先进半导体落后两年。在国家资金的支持下，我们在大约10年内即取得了显著进步。那个时候的印度无一例外地领先中国和韩国等国家，而今天，这些国家已成为半导体领域的重要参与者。

印度之所以曾一度领先是因为它在发展中的第三世界国家里具有先发优势。1989年，位于印度北部莫哈利的SCL工厂被烧毁。有种说法是这是美国人故意做的，每个人都心知肚明，从未对此进行过认真调查。在那之后，印度实施了新自由主义改革，政府彻底没了兴趣。从那时起，我们基本上没有再取得任何进展。今天，印度能生产的最好的芯片制程是180纳米，这确实落后于领先的半导体科技许多周期。

1989年位于印度莫哈利的SCL工厂被大火付之一炬

另一个例子是电信设备。C-DOT是印度政府在1984年成立的电信公司，比中国的华为早了3年，华为是在1987年成立的。三星电子大约在同一时间成立。所有这些公司都从生产农村交换机起步。如果你看时间线，C-DOT生产的第一批农村交换机比华为早了3-4年。在很短的时间内，大约5年，它们就取得了巨大进步。但同样的，在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由于印度国家政策的变化，政府失去了兴趣。流向C-DOT的资金枯竭了。当电信部门私有化时，私营公司游说允许使用外国设备。

如果拿印度与中国做比较，中国的服务提供商并没有被私有化。它们保留在国有部门之中，国家激励它们为国有部门生产。华为现在是全球电信领域的领先公司，印度本可以也那样做，但随着国家政策的改变，C-DOT一事无成，像SCL一样，在全球范围内没有竞争力。

在莫迪的领导下，已经有关于在各个领域恢复自力更生的重大声明，特别是在半导体领域的高科技和硬件，但这些声明和政策转变似乎并没有促进当地知识的发展，也没有积极尝试从国外获得技术转让。它们基本上是给外国公司大笔资金，让它们来印度——用廉价劳动力开设店铺，而不需要技术转让。

已经宣布的大笔预算——300亿美元用于建立电子工业，2021年最初宣布100亿美元用于半导体，2024年又增加了150亿美元。这一举措旨在是吸引先进企业在印度建立半导体工厂。像台积电和三星这样的公司可获得高达项目成本50%的财政支持，此外地方政府将提供另外20%，因此基本上政府将补贴这些企业建厂费用的70%。

政府没有意识到的是，如果没有本地市场，即使有这种捐赠，当建厂需要100-150亿美元，即使政府提供70%的资金也不会有外国企业或领先的半导体公司前来。这个项目已经实施了4年，唯一同意的外国公司是美光，它建立了一个工厂，却不是半导体工厂。它不生产任何芯片，更像在测试和组装元件，这在技术阶梯上比生产芯片要低。

多年来有许多消息——富士康和韦丹塔、塔塔和力机电——但这些都失败了，因为这些公司看不到印度市场来证明即使是高度补贴的投资也是合理的。没有太多举措来资助大学进行研发或技术转让，所以这个项目没有真正起飞。

现有的制造业激励计划主要体现在更大的电子领域的制造——绩效挂钩激励计划，政府为建立与实现目标相关的工厂提供了大部分资金。最大的受益者是手机制造商。但我们看到的是，零部件在中国、中国台湾和东南亚国家生产，最终组装在印度完成，企业以此获得相关激励，然后再对外出口。随着这些激励计划到期——它们有5年的期限——人们开始质疑，一旦取消激励，在印度进行这些最终组装操作是否具有成本效益。在越南等国家这样做可能更具成本效益，因为这些国家与中国供应链的整合更加紧密。所以莫迪政府在印度建立工厂以重振半导体和电子制造而不进行技术转让的整个努力，似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在印度班加罗尔的 Zetwerk 电子公司，工人们正在组装电路板 纽约时报

有一些没有登上头条的较小的研究，它们更多的是实验室规模，而不是工业规模。IIT马德拉斯为ISRO的项目生产了基于开源RISC-V的Shakti芯片，有18纳米和22纳米两种设计。印度可以设计芯片，但不能制造芯片——它在美国制造。还有BOSS操作系统，实际上它是一个Linux发行版，还有BharOS移动操作系统。这些成为过头条新闻，但这些都算不上真正的科技前沿。它们在商业上不具有可行性。如果你开发了一个移动操作系统，但除了最终组装之外不生产手机，那么这就是毫无意义的。

我想告诉你的一个亮点是开源战略。左翼和共产党执政的喀拉拉邦，一直处于尝试转向开源技术并避免使用来自微软等西方公司的专有解决方案。早在2001年，喀拉拉邦成为印度第一个正式采用免费和开源软件的邦。因此，在过去20-25年里，喀拉拉邦的治理系统一直在转向开源。学校教育系统使用开源——喀拉拉邦约14,000所学校使用开源。喀拉拉邦政府建立了各种机构来，为政府部门推广免费和开源软件，培训人员，并帮助各政府系统采用开源软件。

喀拉拉邦是一个小邦，但它采取了这些非常进步的立场。在国家层面，我们是落后的。2015年，大约10年前，国家政府发布了一个框架，宣称他们应该在政府系统中采用开源软件。尽管这在纸面上看起来很好，实际上并没有付诸实施。绝大多数政府系统仍然使用来自微软、谷歌等公司的专有软件。即使我们有这项在政府系统中采用开源软件的政策，实际上并没有执行。

下面，让我谈谈我们对数字基础设施依赖。在硬件领域，印度几乎完全依赖于外国公司。个人电脑市场由美国、中国和中国台湾的公司主导。服务器市场也是如此。电信设备领域被外国公司占领——爱立信、诺基亚。华为曾经拥有很大的市场份额，但由于与中国的紧张关系，这一份额正在下降。在手机市场，印度65%的手机是中国品牌，三星和苹果远远落后。

在软件和平台领域，我们也几乎完全依赖西方。移动平台——95%是安卓，5% 是iOS。浏览器——90%是谷歌浏览器。搜索引擎——97%是谷歌。电子商务——沃尔玛的Flipkart占38%，亚马逊占35%。网约车——优步市占率接近50%。我们确实有一个本地运营商Ola，约占网约车领域的30-40%，这是印度为数不多的成功案例之一。

Ola是一家印度运输公司，提供叫车服务，并运营其他垂直业务，如金融服务和云厨房。该公司总部位于班加罗尔，在印度 250 多个城市开展业务 今日印度

数字金融交易是我们做得对的一个领域。政府建立了数字支付基础设施——UPI——这是一个相当不错且被广泛使用的基础设施。UPI的骨干由印度国家支付研究所（NPCI）开发。这是印度开发了本土数字基础设施的一个领域。但即使在这里，访问UPI的终端用户应用程序也由美国公司主导——PhonePe（沃尔玛拥有多数股权）和Google Pay。

在社交媒体方面，美国公司实现了完全主导。在社交媒体领域，没有一家印度公司。WhatsApp在印度有8.53亿用户——几乎印度每个能上网的人都在使用WhatsApp。Facebook有约5亿用户，Instagram约4.13亿，YouTube约4.91亿。整个社交媒体领域被美国人垄断。谷歌和Meta占据了印度数字广告收入市场的95%。云计算由亚马逊、谷歌和Azure主导。现在，在特朗普的压力下，我们允许星链在印度运营——这是首次向外国公司开放电信提供商领域，对国家安全影响巨大，正如我们在乌克兰所看到的那样。

印度意识到了数据主权的问题。2019年，斯里克里希纳法官起草了一项数据主权法案，该法案基于最高法院的一项判决，将隐私权视为基本权利，但该法案被后续出台的其他法案淡化了。2023年颁布的最终法案实际上在隐私方面做的相当糟糕。最终，该法案没有维护互联网用户的隐私，而是基本上实现了国家监控。

数据本地化方面也被淡化。美国公司对此进行了激烈游说。从所有印度数据必须存储在印度的立场开始——即使谷歌或Facebook正在挖掘印度数据，它也必须保存在印度的服务器上——所有这些规定都被删除了。现在数据可以保存在世界任何地方，包括美国。

这产生了重大影响。例如，如果你是印度的Facebook用户，你的数据可能保存在美国，并受美国法律监管，而不是印度法律。根据美国法律，数据受到保护，但该保护只适用于美国公民，而不适用于外国人。所以印度用户根本得不到任何保护。这就是我们实际立法的内容。我们的数据保护法律极其薄弱。

除了这些薄弱的数据保护和本地化法律之外，在印度在特朗普威胁下匆忙签署的双边协议中，我们看到这些保护进一步受到破坏。印度与英国签署协议，基本上撤回了印度政府在世贸组织坚持了25年的长期立场。即使在新自由主义体制下，印度也坚持政府合同（包括数字合同）的不能向外国人开放。而在最近与英国的协议中，我们放弃了这一立场——英国公司现在可以竞标印度政府合同，包括IT领域的合同。

今年 2 月，特朗普在白宫接待了莫迪 路透社

我们还放弃了在购买被认为敏感的产品时检查软件的主权权利。例如，如果购买战斗机或武器投送系统，印度以前有权检查软件。在与英国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中，我们放弃了这一权利。印度政府的数据必须提供给英国——我们的数据主权正在被放弃。我们怀疑与美国签署的双边条约也会发生类似的情况。更令人担忧的是，有一项条款规定，即使我们不放弃本条约中的权利，如果将来我们放弃了与另外一个国家的权利，那么英国也将享有同样的特权。

现在让我们谈谈人工智能，情况同样令人沮丧。直到DeepSeek问世之前，我们大型行业领导者的立场是，我们不需要开发基础技术。正如Infosys董事长在Meta AI峰会上所说：“我们的目标不应该是再建立一个LLM。让硅谷的大公司去做吧，花费数十亿美元。我们将用它来创建合成数据，快速构建小型语言模型。“TCS首席执行官也说了类似的话：“我不认为建立自己的LLM会带来巨大的增量优势。我们作为系统集成商会有更有优势。“像Infosys和TCS这样的公司在过去30年里一直扮演这个角色——向美国和欧洲公司提供软件外包服务。这就是他们的构想——他们不认为自己在开发核心技术。

随着DeepSeek的问世，印度受到了巨大冲击。当西方公司开发出这些产品时，我们接受他们将成为我们的主人。但当另一个全球南方国家中国开发出这些产品时，它震惊了统治阶级。人工智能研发的资金投入从2024年的2000万美元增加到DeepSeek宣布后的2.35亿美元，增加了10倍。但与国家人工智能战略所需的资金相比，2.35亿美元仍然是个小钱。

如你浏览MeitY网站上关于印度人工智能使命的内容，就会发现印度在人工智能的技术、能力和政策方面都是顶尖国家之一。但如果你再仔细阅读，就会发现这并不是关于开发基础模型或进行人工智能基础研究的问题，而是我们有能力围绕人工智能构建应用程序。这就是印度政府和投资者构想的极限。在托管开源模型方面，MeitY做了一些工作——他们正在构建计算基础设施，并托管3个来自Llama的开源模型。但与DeepSeek的成果相比，这些工作并不出色。我们的人工智能战略并不是真正的战略，就像我们在软件和硬件方面的战略一样。

所以这就是全貌，现在让我用亮点和可能改变的事情来结束今天的演讲。特朗普的所作所为正在动摇印度的统治阶层。一直以来，他们都认为中国是对手，而西方是我们可以获取技术的可靠盟友。如今，随着特朗普的回归，这种神话已经被严重削弱。主流媒体上出现了大篇幅的文章，执政党和业内人士开始注意到，印度工业正受到来自美国的严重威胁。

特朗普威胁要征收25%的关税。我们原本希望获得10%的优惠待遇，比中国和东亚国家被征收的关税要好得多。顺理成章的，制造业就会转移到印度。但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有威胁要对进口俄罗斯石油征收非常高的关税。

除了关税，还有针对印度和印度公司的行动。在过去的1-2个月里，我们看到了首批技术剥夺的实例。纳亚拉能源公司(Na-yaraEnergy)，这家在俄罗斯拥有重要股份的第二大炼油厂，其使用微软作为其系统的数据访问权限被阻止。尽管他们已经支付了许可费，但访问自己数据的权限还是被切断了。就在上周，六家印度公司因伊朗石油贸易受到制裁。

我们左翼希望所有这些都是对我们统治阶级的警钟，让他们从过去30年一直存在的幻想中醒悟过来——即我们可以依靠西方，只需要成为服务提供商。不论这是否会发生，我们将在接下来的1-2个月内看到当权者将如何应对。

我们确实有做的好的地方，就是独立后建成的世界级研究机构——IIT、IISc、IISER。根据最近发布的ASPI排名，印度在关键技术方面超过了英国。我们在64项关键技术中的45项排名前5。可见，在技术研究方面，真实的情况并不那么令人沮丧。但这些研究需要转化为实际建立产业和大规模市场采用，而目前这些还不存在。但如果政府的构想因美国的警钟而改变，我们至少有一定的基础。

“可能是世界上最难进大学”的印度理工，多年来一直饱受媒体批评，认为它鼓励人才外流 今日印度

我们对技术自力更生和合作的构想是什么？我们认为当前的战略已经失败，且对国家的独立和主权构成严重威胁。我们需要回到独立后几年的政策，当时我们建立了基于本土技术的产业，特别是在数字领域，考虑到它在现代经济中的重要性。美国正在利用其主导地位来管控相关技术，并拒绝其他国家获取使用权限。全球南方国家——例如金砖国家——需要团结起来，参与到技术开发和合作联盟之中。

在印度本地，我们需要重新开发本土技术。我们现在不需要在技术上成为第一，因为我们已经落后太多，但如果能快速赶上其他水平相近的国家开发的技术，当第二也是值得的。我们需要投资科技研发。目前，印度有相当多的工程师在位于印度的欧美跨国公司工作。

我们有一个庞大的人才库，他们在软件、硬件和半导体方面接受过培训。如果我们有一个国家战略作为保障，在本土进行技术开发，我们的研究机构和人才库就能实现这一目标。国家意志是不可或缺的。一旦我们开发了其中的一些技术，我们就可以与我们的全球南方伙伴交换技术——我们开发一些，他们开发另一些，通过与全球南方伙伴的协作技术开发项目，我们可以摆脱这种依赖。

这就是左翼对技术主权的构想。非常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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