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之对话施洋、龚志伟：日本八纮一宇塔上的238块中国文物，应该还回来！-龚志伟、施洋、新之AKIRA

8月15日，是日本无条件投降纪念日。铭记历史，勿忘国耻，观察者网当天特别策划了《南京照相馆》线下观影活动，并围绕影片内容展开了深入交流与讨论。

活动现场，主持人新之、观察者网军事新闻主编施佬，以及上海交通大学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龚志伟，分别从不同角度分享了对电影的解读与思考。现场观众也积极参与，踊跃表达了各自的观影感受与见解。

8月15日，观察者网特别策划《南京照相馆》线下观影活动

中国的抗战是一个连贯的整体，中国人的命运也是紧紧相连的

新之：首先，衷心感谢各位观察者网的读者和观察员今天莅临现场。我相信有不少朋友已经不是第一次观看《南京照相馆》，当然也有一些朋友是首次接触这部影片。在此，请允许我热烈欢迎参与本次映后交流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观察者网主编、军事频道负责人施佬；另一位是我们的新朋友——龚志伟博士。他是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上海交通大学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龚博士的研究方向正是抗日战争史与东京审判，可以说与今天的话题高度契合。

接下来进入第一个环节，我们把话筒交给观众朋友们。影片刚刚放映结束，相信大家仍沉浸在鲜活的观影体验中，一定有许多感受希望分享。

观众1：大家好，我是在上海读书的学生，老家在安徽，但离南京非常近。今天我想分享一个可能有些冷门的知识点。电影中有一段童谣，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其中唱道：“城门城门几丈高，三十六丈高，骑花马，带把刀，从你家门前走一遭，问你吃橘子还是吃香蕉？”不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唱的调子和电影里的不太一样？影片中王骁演员用的是比较正统的老南京话发音。其实，南京大屠杀之前的南京话和之后的南京话是有区别的。

在大屠杀发生前，许多南京市民渡过长江向北逃难，逃到了我们俗称的“江北”，也就是长江对岸。因此，我们那一带的方言，比如我家乡安徽和县，反而更接近战前的南京口音。家里长辈曾告诉我：“你现在听到的南京话，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反而跟我们这边的方言更像。”如果找到当时的影像资料对比，确实能发现和县话更贴近原来的南京腔。

除此之外，我还想说的是，这场战争——以及这部电影——虽然聚焦于南京的一座照相馆、一座城市，但抗日战争从来不是孤立的事件，它是全民族共同的历史。我的家乡安徽也有一段悲壮的记忆：有一位名叫成本华的女烈士，她有一张非常著名的照片——站在朱元璋曾登临的城墙上，被日军捆绑着，却仍面带笑容。她的丈夫早已牺牲，而她自己也英勇就义。这张照片震撼了很多人。

抗日烈士成本华

所以我想说，从南京到安徽，从江南到江北，从江东到江西——中国的抗战是一个连贯的整体，中国人的命运也是紧紧相连的。小时候学校组织春游，我们常去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悼念。每一次站在那儿，我都更深刻地感受到，我们所有人的历史是连在一起的，我们的记忆也是相通的。这部电影让我重新想起这些，也让这份历史在我的心中变得更加清晰和真实。谢谢大家。

新之：非常感谢你的分享。这位同学提到的内容让我联想到一件事：电影上映后，不少在大陆读书的台湾学生看完后很惊讶地发现，原来“城门城门几丈高”这首童谣在台湾也有流传。很多40岁以上的台湾同胞其实都会唱，但随着时间和地域的变化，童谣也发生了一些流变。

比如在台湾，很多小朋友唱的时候会把词变成“城门城门鸡蛋糕”——大概因为听起来更像吃的，童趣之中也带点可爱的误读。这一点恰恰呼应了刚才这位同学所说的：我们中国人始终是连在一起的，历史记忆也在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延续。接下来，还有哪位朋友愿意分享？

观众2：谢谢，我是一名新南京人，今天特地从南京过来看这部电影，其实也是因为很喜欢施佬。这是我第二次看这部片子，里面有很多细节让我感触很深。比如可能不少人都知道，南京有一座“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请注意它的全称，并不仅仅是“大屠杀纪念馆”。除此之外，南京市内其实还有13处丛葬地。所谓丛葬地，就是大屠杀期间数以万计的遇难者被集体埋葬的地点。

我家住在南京河西，离我家不到两公里的江边就有一处上新河丛葬地。那个地方风景其实很美，现在算是南京房价很高的区域，江边还专门修建了很棒的自行车道。我常骑车经过，两边都是漂亮的公园，唯独丛葬地那一块格外安静、肃穆。这样的地方，南京一共有13处。就像电影中日本人骑车穿梭的镜头一样，现实中你骑遍南京，这13个地方每一处都埋葬着几千、几万同胞。

这部电影让我想起从1997年看《七七事变》到现在，我也快四十岁了，从小到大，这类题材的影片总是非常沉重。我们在回顾历史时，当然要铭记苦难，但或许也不应永远停留在受害者的视角。我们更应该思考的是如何真正站起来，面对历史、面向未来。

新之：感谢您的分享，我相信电影中出现的许多地名和场景，都是嵌套在各位南京朋友的日常生活里的，一定格外有感触。电影的最后一幕让我特别感慨，它将现在的城市景象与当年的历史照片并置对比。

我们常说“山河犹在，国泰民安”，这种跨越时空的对照，更让人深刻感受到一种沧海桑田、却仍站在同一片土地上的历史延续感。刚才这位朋友提到“我们不应只作为受害者”，其实另一方面，作为中国人，我还有一种深切的“幸运感”。

我们经历了百年来的巨大变迁，所以在2025年的今天回望那段悲惨历史，才会有不一样的感受——至少我们已经从深重的灾难中走了出来，民族正在复兴。而世界上有些民族即便经历了同等惨痛的历史，却仍难以像我们这样有底气地回望和叙述，他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好，接下来哪位朋友想分享？

观众3：各位老师好，大家好。我是一名新上海人，我的爷爷是山东烟台的老八路军战士，在战场上被鬼子击中腿部，因伤致残。可惜我没能见过他，他在我出生前就去世了。

看完这部电影，我有两点感想：第一，战争不仅包括军事行动，也包括非军事战争行为。像片中日军记者在南京进行的所谓“照片取样”，其实是一场宣传战，而随之实施的“不许可”审查制度，都属于非军事战争手段。如今日本部分政权势力甚至主导者仍在否认、掩饰侵略历史，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对当年“不许可”行为的延续，本质上仍属于非军事政治行为。但从我们的立场看，这样的行为毫无意义，也不可能得逞。

《南京照相馆》中的翻译官角色王广海

第二点源于我以前带高中生辩论时认识的一位塞尔维亚朋友菲利蒲。他告诉我，在塞尔维亚有一首歌叫做《假如我们像中国人一样强大》。正如新之老师所说，二战后的世界历史上，从遥远的南斯拉夫到眼下仍在发生的加沙冲突，世界上还存在许多非正义的战争、违背人道的暴行，并未得到应有的、公正的审判——甚至连南京大屠杀，也并未迎来完全彻底的审判。

这部电影让我产生一个很深的矛盾感：透过翻译官王广海的视角，我们看到的是自甲午战败、八国联军侵华以来不断挫败的中国。在1937年的时间节点，当时的中国人根本看不到未来。但我们作为后人，知道历史是如何发展的。不论是从当年平民挣扎求生的视角带我们回到过去，还是在今天中国已然强大的背景下让我们重新回望，这部电影都具有非常深刻的教育意义。

东京审判对南京暴行极为重视

新之：说得非常有触动。您刚才提到战争可以分为军事行为与非军事行为，这让我想到电影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反派角色伊藤秀夫有一句台词是：“真好啊，战争结束之后我也想去拍电影。”关注这部电影的朋友可能知道，这句台词其实是有历史原型的——日本有一位非常著名的导演，在成为导演之前，就曾是侵华日军中的一员。

所以我们作为普通人，未必需要每个人都扛起枪，也不必幻想穿越回那个年代才能为正义贡献力量。实际上，在我们日常的每一个细节中，包括所从事的文化工作、参与的舆论活动，都可以为这样的正义事业作出贡献。

这也是包括我在内的许多观众看这部电影时的深刻感受。尤其我们作为文化工作者、作为媒体人，看到申奥导演在路演中的表达，确实能感受到他们这一代85后导演的不同之处——他们敢于鲜明地提出“舆论战”这一概念。这部电影的优秀，不仅在于艺术表现，更在于这一代新锐导演所展现出的文艺思想与文化自觉，令人敬佩。

接下来，我们想请两位老师从专业角度做一些解读。首先想请教龚老师，您专门研究东京审判。我们从历史上知道，从1946年到1948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进行了漫长而细致的审判。请问在东京审判中，南京大屠杀是如何被定性的？另外，电影结尾部分呈现的战犯审判并不是在东京，而是在中国国内进行的。当时国民政府也组织了审判，对部分首要战犯进行了惩处，但同时也有许多人被轻判甚至逃脱了惩罚。能否请您也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Wikipedia

龚志伟：各位晚上好。我本人的研究最初是从东京审判开始的，可以说采取了一种“倒叙”的视角——从日本侵略战争的结束，返回到1931至1945年战争本身的过程。在东京审判中，南京大屠杀案件的证据组织实际上是由中美两国检察官合作完成的，他们共同在中国开展了取证工作。

大约在1946年三四月份，中国检察官陪同美国的首席检察官——东京审判由11个国家派出检察官组成团队，其中美国担任唯一首席，其余均为副检察官——来到中国，主要在长江流域进行实地调查。最后，他们带走了十几位南京暴行的亲历者或受害者，前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出庭作证。

到了1946年7月，当时法庭开庭才两个多月。原本南京暴行并非那么早进入审理阶段，但由于这些证人滞留东京期间生活出现困难、急需回国，流程被提前了，中美检察官于是在法庭上进行了举证。可以说，东京审判对南京暴行是极为重视的。

最终，28名被告中有三人未获判决：一人被鉴定为精神病——是否属实仍有疑问，另两人则在长达两年半（共30个月）的审判过程中死亡。其余25名被告中，有7人被判处绞刑，其中包括松井石根——电影中演员的形象与他本人略有差异，但片中那张坐在沙发上的照片，确实有真实原型。

松井石根当时是中支那方面军司令官，该部队是在八一三淞沪抗战后由派往上海的日军编成，最初称上海派遣军，后改称中支那方面军，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华中方面军。不过当时“中支那”主要指上海、南京一带的核心区域，并非现在湖南、湖北等华中的广义概念。松井最终被判死刑。

南京大屠杀元凶、甲级战犯松井石根

另一位是因南京大屠杀被判处死刑的重要人物，是近卫文麿内阁的外务大臣广田弘毅——电影中有一个坐在汽车内、面对西方抗议者的角色，从形象上看很像近卫文麿，不确定是否以他为原型。广田是七名死刑犯中唯一的文官，也是整个审判中争议最大的一人：他没有军队背景，却被判死刑，主要原因就在于他身为外务大臣，对南京发生的情况知情却未采取任何行动，也未在内阁中予以制止。最终判决是以6比5的微弱票数决定对其执行死刑。

所以回过头看，不管东京审判是否由美国主导，它对南京大屠杀的认定是非常严肃的。电影中还呈现了1947年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南京审判）的场景，这是战后国民政府设立的十个审判法庭中规格最高的一个，因其位于首都。片中出现的“百人斩”竞赛参与者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电影中只称其姓氏——是中下级军官，战败回国后一度隐匿，后来是中国检察官秘书高文彬先生——中国最后一位东京审判亲历者，2020年9月去世，当年仅20多岁——在报纸中发现相关报道，最终两人被引渡至中国，在南京审判后被枪决。

影片中使用的正是南京法庭的庭审场景。东京法庭与南京法庭是战后同盟国处理南京大屠杀案的两个最重要司法机构。南京法庭判定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为30万人，指的是平民与被俘士兵——不包括交战中的军人；而东京审判认定的数字是20万人。我们如今常用的30万这一数字，正是源自国防部南京法庭的判决。

南京大屠杀在日本并非无人知晓的小众话题

新之：您刚才详细介绍了两个法庭对战犯的审判细节。我们知道，随着冷战很快开始，国际局势发生了巨大转变，日本与欧美国家从二战时的敌对方变成了冷战中的盟友。在此后几十年里，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否认南京大屠杀，其中也包括不少右翼学者。

同时，中国对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史料的搜集整理，以及国际社会——特别是欧美国家——对这场暴行的认知和了解，也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能否请您从学者的角度谈一谈，过去几十年里，中日的学术界，尤其是与日本右翼学者之间，是如何围绕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进行交锋的？

龚志伟：谢谢主持人。实际上除了交锋之外，中日学界之间也有不少相互借鉴和学习的地方，这一点我们也应当客观看待。南京大屠杀在当时其实是掩盖不住的。就像电影中所呈现的，日军当时确实试图封锁消息，还下令要求回国官兵严格保密，但事实上并没能封锁住。很多报道在当时就已经流传出来，也正因如此，战争一结束，审判程序才得以迅速启动。

中国学界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大约始于60多年前，也就是上世纪60年代。当时南京大学高兴祖教授等人组织开展调查与研究，出版了一本内部发行的著作，一般图书馆可能已经找不到。几乎同一时期，日本学界也开始了相关研究。战后日本文科领域，尤其是在80年代之前，基本上是以左翼学者——其中很多是马克思主义学者——为主流。从洞富雄先生开始，日本在60年代出版了题为《南京大虐杀》的著作，开启了本国的相关研究。此后六十年间，中日两国学者不断推进该课题。对中国大陆学界而言，90年代以后，南京大屠杀研究进入了一个高峰。

日本历史学家洞富雄日本经济新闻

日本的学界大致可分为左、中、右三派。左翼学者早期使用“南京大虐杀”或“南京大屠杀”这样的名称，与中方一致，但后来逐渐转向使用较为中性的“南京事件”。单从名称上看，这种转变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战争的残暴性和非法性，但并不是所有使用这一称谓的日本学者都属于右翼。反过来看，所谓的右翼学者其实也并不代表日本学界的主流。许多右翼论述发表在《诸君》这类非学术性刊物上，内容往往缺乏理性，也不值得认真看待。

另一方面，南京大屠杀在日本并非无人知晓的小众话题。事实上，大多数日本民众是知道这件事的，但普遍心态是“知道却不愿多提”。包括对于侵华战争与太平洋战争的性质，很多普通日本人也清楚侵华战争无疑具有侵略属性——无论左右翼，这一点基本是共识，而太平洋战争则存在更多不同解释。所以并不是日本人完全不知道，只是不愿主动触及。在当今日本政界，南京大屠杀仍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

比如日本首相石破茂在815昭和天皇所谓“玉音放送”纪念日提到战争创伤，但并未明确承认战争责任。近年来日本政界——这里主要指内阁和天皇——出现一种策略性变化，即刻意强调战争带来的伤痛、表达哀悼，借此回避了战争责任的追究。

他们不谈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创伤，不提为什么原子弹会落下——去年原爆纪念馆还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但从不追问导致原子弹爆炸的原因。这是一种话术策略，因为作为官方，若直接否认南京大屠杀或731部队的暴行是不可能的，所以石破茂只说“某些证据不一定真实”，而不敢说“事实不存在”。这种迂回和含蓄，也非常符合日本民族的整体性格。

八纮一宇塔如今成了和平的象征，这太讽刺了

新之：非常感谢龚老师的分享，让我们从学术视角了解了日本国内多年来对这段历史的真实态度。您刚才提到，日本常常高调纪念原子弹爆炸，反复强调“和平”、反对战争，将自身塑造为战争中的受害者。这让我联想到电影中的一个细节，也是接下来想请施佬为我们解读的——不知道大家是否注意到，片中日军在开车时提到了“八纮一宇”这个词？

电影中，日军在中国各地搜集所谓“战利品”，比如北京的汉白玉、苏州河堤的石块，甚至南京明城墙的城砖，用来修建一座塔。据说这座塔至今仍然存在，只是改换了名称。想请施佬为我们讲一讲，“八纮一宇”到底指的是什么？在日本当下语境中，他们又是如何描述这座源自侵华战争和军国主义时期的建筑的？

施佬：八纮一宇塔，如今又叫“和平之塔”，确实非常离谱。更离谱的是，它的整体结构几乎与初建时一模一样。这座塔修建于日本皇纪2600年，也就是公元1940年——熟悉军事史的朋友可能知道，那一年日本海军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以纪念这个所谓的重要节点。

“八纮一宇”这个词，本质上是日本自己生造出来的，被包装成所谓“四海一家、统归于一”的理念，实则服务于其侵略扩张的意识形态。建塔所用的石材主要来自三个地区：早已沦为殖民地的中国台湾、完全被吞并的朝鲜半岛，以及当时日军占领的中国大陆地区。塔基部分使用的是日本宫崎县的本地石头——因为据说天皇祖籍与此有关。外部的装饰石材则从各地掠夺而来，比如南京的中华门旁的麒麟石刻，被砌进塔中。

塔身正面刻有“八纮一宇”四个大字，周围还设有代表神道教信仰的四种魂像，其中一座象征武士的“荒御魂”尤其具有军国主义色彩。整座塔仅用半年就建成，在1940年11月落成，成为当时日本宣扬国威的政治象征。

战后，日本对这段历史的记载变得模糊不清。没人清楚“八纮一宇”的字样是何时被铲去的，武士像又是何时被砸毁的。日方将其定义为军国主义用语，甚至在2015年有国会议员提及该词时，首相当场表现出极为敏感的态度。

然而讽刺的是，这座塔却在战后被完整保留下来。在美国占领期间，它竟未受任何处理，仿佛只是一座普通石塔。到了1960年代，被拆除的部分竟逐渐修复，“八纮一宇”的字样也重新出现。1964年东京奥运会后，该塔被更名为“和平纪念碑”，但结构与战时几乎完全一致。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2015年中国代表团曾在抗战胜利70周年时赴日，要求归还塔上来自中国的石头。日方竟回应称：“这些石头是用于纪念战争的残酷、反思侵略的历史，不宜归还。”——一边打着“和平”旗号，一边拒绝返还掠夺的实物，其态度之伪善，可见一斑。

所以这座塔的存在及其现状，恰恰印证了龚老师所说的：很多事日本人心知肚明，却选择含糊其辞、回避实质。他们不再提“八纮一宇”，却仍以“和平”之名保留着历史的伤疤——至于观者如何理解，只能留给每个人自己判断了。

八纮一宇塔

新之：就像您之前在评论中也提到，许多侵华日军士兵在中国犯下暴行后，彼此间形成了一种默契——回国后绝口不提这些事。

施佬：对，最早一批回国的人被要求“不要给皇军抹黑”。什么叫“不要抹黑”？其实就是自己干的那些事回去不准说。大家心照不宣地保持沉默，所以和国外相比，日本国内民众对南京大屠杀的认知反而相对滞后。

一旦再有人煽动，历史仍可能重演

新之：是的。作为影评人，我认为这正是《南京照相馆》做得非常出色的一点。这部电影蕴含的信息密度很高，比如借助剧情引出“八纮一宇”这样的细节，让很多观众第一次了解到这段历史。影片中还嵌入了真实的历史照片，还原了军官的言论和军队内部状况，看得出创作者在剧本阶段是真正下功夫钻研过史实的。不像某些被调侃为“文青式”创作的影片，塞进了太多自我想象的内容，真正懂历史的人看了只会觉得不伦不类。

刚才施佬也谈到了日本目前的状况，这也引出了我今天想讨论的最后一个问题。看完这部电影，我们无不为这段历史感到沉重和悲痛，但很多人——不论在中国还是日本——都会注意到一种现象：我们在抗日题材作品或历史记载中看到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形象，与今天我们实际接触到的日本人，感官上差异非常大。现在我们去日本旅行，遇到的日本人往往被形容为“食草系”，待人温和、与世无争，对政治普遍冷淡，和抗日剧中那种打了鸡血般的“太君”形象相去甚远。

这种反差不禁让人发问：是不是战后日本经历了彻底的国民性改造，已完全告别军国主义时代？包括日本自卫队，一方面我们常在新闻中听到“右翼思想抬头”“军国主义复燃”之类的警示，另一方面也有人指出，他们更像是一群“公务员”，和旧日本军队已经截然不同。我们应当如何看待这种认知上的割裂？又该如何理解很多人对日本所抱有的这种违和感？

施佬：坦白说，我自己就时常有这种割裂感。半个月前，我在上海看了音乐剧《千与千寻》，它巧妙地将宫崎骏的电影和久石让的音乐还原到舞台上，表现形式非常棒，我看得特别开心。为了这张票，我甚至加了一倍价钱，但依然觉得值。

然而，走出剧场时，我的心情却很复杂——那距离我看完《南京照相馆》才不过一周。这两种感受在我心里拧巴地共存着，可它们指向的其实是同一个民族。

在我看来，日本至今仍未真正吸取战争的教训。正如今天龚老师提到石破茂和天皇的讲话，其实传递的是同一种叙事：强调战后日本的苦难，呼吁珍视和平，却始终回避是谁、为何带来了这些苦难。他们反思的是“战败”而非“战争”，是“受害”而非“加害”。这种心态导致一个根本问题：日本民众并未真正认识到“发动侵略战争本身就是错的，且必会自食其果”。在这样的认知真空中，一旦再有人煽动，历史仍可能重演。

现在的日本自卫队和旧日本军队看似毫无关系，体制、理念完全不同。但关键在于，日本社会始终缺乏对侵略历史的彻底反省。他们反思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甚至窄化为“太平洋战争”，而不是自1894年甲午战争起长达半个世纪对亚洲的侵略。我们中国人习惯把这五十年串成一条线——从伊藤博文到三位天皇，从台湾到东北，再到全面侵华——但在日本的主流叙事里，这些或被美化、或被切割、或根本沉默。

比如，靖国神社问题，我们最敏感的是其中供奉着甲级战犯，但日本人几乎不提的是，那里同样合祀着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乃至殖民时期的阵亡者。他们不是反思“侵略有罪”，而是哀悼“战争失败”。《坂上之云》那样的大河剧，拍得热血昂扬，把小国的崛起讲述得令人振奋，却对背后的殖民与压迫轻描淡写。

日剧《坂上之云》

所以说，这种割裂感是真实存在的，也几乎是必然的——因为他们的历史认知本身就是断裂的、选择性的。而可怕之处也正在于此：如果有一天又有人用“国家荣耀”之类的话术包装野心，谁能保证，现在的这些“食草系”日本人，不会再一次被推上那条道路？

新之：最后这个问题我也想请教一下龚老师。您刚才提到，日本的一些所谓右翼学者其实在学术界登不上台面，算不上主流。我们有时在网上看到一些极端右翼分子，就像施佬所说的，有些人会cosplay成旧日本军人的模样，还有一些人开着类似黑社会的宣传车，上面涂满军国主义符号。常有日本人解释说，“我们普通日本人根本不理他们，觉得这些人就像疯子，只是极少数”。从学者的角度看，您如何评价这群显眼、令人反感、但似乎又不属于主流的边缘群体？

龚志伟：确实，战后日本在美国主导下进行了宪政体制改革，如今的日本与1945年以前的“日本帝国”在制度上已有本质区别。从文化精神层面看，那些穿着旧日军服在靖国神社外活动的老年人，如果是当年的侵华日军，至少也95岁以上了，这一代人已经老去。

日本社会存在形形色色的言论，这类极端右翼的确不能代表主流，但很多人可能心态上是“虽不公开赞同，但也不强烈反感”。另一方面，日本也有很多进步的左翼学者，他们常年自发甚至自费调查日本的战争罪证，包括南京大屠杀和生物化学战。不少来自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等顶尖高校医学部的教授和医生也参与其中，有些人出身优渥，仍坚持从事这类实证研究。

所以说，日本1亿多人口中各种声音都存在。主流民意虽未必有非常明确的主张，但对右翼言论大多也并非深恶痛绝。在战争反省问题上，我记得2015年时，当时的平成天皇曾在新年感言中简短提道：“希望日本人能铭记自‘满洲事变’以来的一系列战争。”这可以看作他以个人身份表达了对日本自1931年起所谓“十五年战争”或“亚太战争”的反思意愿——尽管天皇在日本宪政中不具官方政治职能。

总而言之，日本社会是多元复杂的。对于我们中国人而言，正如电影最后所强调的八个字：“铭记历史，自强不息”。做好这一点，才是最根本的。

新之：龚老师总结得非常好。相信今晚的观影结束后，在座每位观众心中都会留下这八个字。铭记历史，更要通过我们当下的行动去践行——在各目的岗位和能力范围内，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再次感谢今天所有朋友的到来，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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