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广程：很遗憾，我们对苏联解体的研究还不够

编者按：由三联书店主办的“走进苏联 走出苏联”——“苏联，苏联”系列图书发布活动于2025上海书展第五日，即8月17日举办。活动现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一级研究员、俄罗斯科学院院士邢广程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分享了苏联问题的研究心得。观察者网获其授权整理、刊载本次演讲，本文已经作者本人审阅。

【演讲/邢广程，整编/观察者网 李泠】

一

今天我们参加的这个活动，我认为非常重要。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我研究苏联问题、俄罗斯问题，而是因为苏联和现在的俄罗斯对我们中国非常重要。感谢杨成教授主持翻译“苏联，苏联”系列，感谢三联书店精心策划和出版这些译作，感谢施海杰、华盾和康佳三位年轻人翻译了这些作品。康佳是我的博士生，她没有对我说过参加翻译工作，只是译作出版后送给了我一本。

当前有一个现象值得我们注意，那就是，尽管中俄关系处于历史上少有的非常好的时期，但国内的俄罗斯研究成果——从论文到学术专著却很少。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总体上呈蒸蒸日上的态势，但俄罗斯研究却缺乏应有的活力。虽然苏联解体了，但俄罗斯还是中国最大的邻居，依然是世界上一个非常重要的“玩家”。美国没有忽视它，也不能忽视它，欧洲同样如此，中国学术界没有理由不好好地研究苏联、研究俄罗斯。

杨成老师主编的“苏联，苏联”系列图书，现在已翻译出版了三部作品。这三本书并非反映苏联的主流问题，而是反映了苏联的几个侧面，如外宾商店、伏尔加河上的水电站，以及增长率的背后这些问题。这为我们研究、观察、透视苏联提供了几个样本。

“苏联，苏联”系列已翻译出版的三本图书分别为：叶列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奥索金娜的《苏联的外宾商店：为了工业化所需的黄金》，布尔金·叶夫根尼·阿纳托利耶维奇、叶夫根尼·布尔金的《伏尔加河上的水电站：苏联水利建设的得与失》，以及罗伯特·C.艾伦的《增长率的背后：苏联发展速度探因》

二

刚才华盾将我归到了苏联研究队伍的“老年组”，事实也如此。我研究了大半辈子苏联和俄罗斯问题。太久远的时期我就不谈了，谈谈我对苏联末期的直接观感。

我本科在吉林大学读历史，受到历史系王家福、佟宝昌和傅树政等老师的影响，逐渐对俄国史和苏联问题感兴趣。1983年考到中国社科院苏联东欧研究所（现为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读硕士。我1986年硕士毕业后留在苏联东欧研究所工作，至今已经有39年的工作经历，其研究的主业依然是苏联问题，苏联解体后研究俄罗斯，可以说，本人是苏联剧变和解体以及俄罗斯转型的见证者、“解棋者”和研究者。虽然后来我因工作需要被调到中国边疆研究所工作，但苏联和俄罗斯问题仍然是我的研究核心领域。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苏关系还处于非常不正常的状态，当时市面上俄文书刊和资料非常少。但苏联东欧研究所里有很多关于苏联的资料。那时苏联东欧研究所有个与现在不太一样的习惯，年轻人进所后首先从收集资料做起，而不是直接写文章。一进所，所领导就让我搜集资料，具体任务，一是搜集苏联苏维埃体制方面的材料，另一个是搜集苏联党政关系方面材料。此外，所里还有一个当时算是挺先进的设备，能够通过卫星同步看到苏联的几个主要电视台。信息非常畅通。

我还有幸于1989年11月份随所长张文武先生率领的所学术代表团出国访问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我们从北京出发，坐了7天7夜的火车，经满洲里，抵达我们这些研究苏联问题工作者都十分向往的莫斯科。莫斯科地铁环线上有几个火车站，以不同方向的城市命名，其中就有基辅火车站。我们在莫斯科住了一晚后，又从基辅火车站出发，穿越整个乌克兰，到了保加利亚，随后是南斯拉夫的贝尔格莱德。那是我第一次去苏联，当时非常冷，莫斯科人都穿着厚厚的大衣。那时根本想不到苏联两年后就会解体，但今日回溯，当时苏联的政治烈度已非常大，正处巨变的高潮时期。

可以说，从戈尔巴乔夫上台的1985年一直到1991年这6年，苏联巨变、危机直至最后死亡的过程，我是一个见证者、观察者和研究者。

提到外宾商店，1989年我们去的时候，看到莫斯科的大小商店空空如也，很多商店都可以看到排队的现象。那时苏联居民的高素质也令我惊讶，排得很有秩序，表现得很有耐心。他们排队买什么？基本上是家常日用品。为什么一个普通的商品，还要排长队？这背后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苏联民众在商店门口排起长队

上世纪80年代匈牙利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奈（János Kornai）写了一本书，特别精准地反映了当时苏联东欧这些国家的这一经济情况，即《短缺经济》。一方面，我们说“强大的苏联”，物资却匮乏到这种程度；另一方面，商品价格十几年一贯制，标价很便宜。

我们这次出国进行学术交流，花了两个月时间，坐了25天火车。除南斯拉夫和匈牙利外，其他国家都属于短缺经济，保加利亚、波兰商品并不丰富，其中罗马尼亚最惨，火车站货架上只有两种小面包，其他什么商品都没有。几个售货员守着这两种小面包，呆呆地看着过往行人。

再举个例子，因为我们来自中国社科院，所以由苏联科学院负责接待我们。在他们的招待所有一台黑白电视机，我怎么调也调不出画面，就找来管理员，他过来后拍了几下电视，屏幕里就有影像了。当时我们在苏联看到的所有东西几乎都是苏联生产的，满大街奔跑的都是拉达和伏尔加轿车。

1989年12月，我们从莫斯科雅罗斯拉夫车站乘国际列车——莫斯科-北京这趟车回国。车站的景象十分壮观，商人、老师、外交官等等所有人，每个人都带着大大小小的包裹往车上挤，最后的结果是大家累得出了一身臭汗，但谁也进不了包厢，因为都被所购买的商品给占满了——那时苏联的东西真的太便宜了。在此后的几天里苏联海关人员就在列车上查来查去，我亲眼看到他们没收了蒙古国旅客所携带的不少很好看的纯毛毯。

我1993年3月去俄罗斯进修一年，这时期的情况全变了，苏联已经解体，俄罗斯成为独立国家。走进莫斯科的商店，商品琳琅满目，但是价格高得惊人。苏联时期老百姓兜里有钱，但没货；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商店是什么都有了，然而老百姓却只有“观光”的份了。

所以，苏联经济增长的背后有很多东西，有些大问题直观上就能看出。

三

苏联解体了，全世界都在探究其解体的原因。

随着国际风云的变换，乌克兰、波罗的海三国，对苏联历史有其自己的解读。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原属苏联阵营而现在加入北约和欧盟的“东欧国家”更是对过去的对苏关系进行了重新解读，很多纪念二战法西斯战争的苏军纪念碑被推倒了。美西方对苏联的认识依然受其主流意识形态所左右。

而俄罗斯国内，对苏联问题很关注，出版了各种各样的文章和专著，但对苏联历史作用的评价，仁者见仁，不同观点针锋相对。随着俄乌冲突的持续，苏联问题越来越成为关注的话题，比如，这次俄美阿拉斯加会晤，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故意穿了一件印着“CCCP”（苏联）字样的毛衣。我认为这绝非偶然。

8月15日，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抵达阿拉斯加时，身着印有“CCCP”的毛衣。

我6月份参加圣彼得堡经济论坛的一个分论坛，该论坛是讨论文明互鉴的，当时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就坐在我旁边，她讲的主题是世界需要和平，她用很长时间来叙述一位年长的女作者所写的她家在列宁格勒被德军围困900天期间的经历。扎哈罗娃当着作者和大家的面在朗读作品时流下了眼泪。今年正好是苏联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俄罗斯人对这场战争的代价是有深刻认识的。

四

我们国内有一些专业队伍在研究苏联问题，但无论是从宏观还是中微观来看，都有许多需要我们反思的地方。比如，我们经常在主流的报刊上看到或从一些学者的讲演中听到“前苏联”这个词。这表述其实是不对的：苏联就是苏联，就像不能说罗马帝国是“前罗马帝国”一样。后来我研究过这个问题，“前苏联”这词，最早是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人自己创造出来的，我们的媒体把它翻译过来，并沿用至今。

再回到“苏联，苏联”系列译著的讨论上来，这三本书从三个不同的层面反映了苏联的变化情况。《增长率的背后：苏联发展速度探因》的作者认为俄国具有“缺失的先决条件”，“沙皇并没有为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奠定基础。要不是共产主义革命和五年计划，俄国会像拉丁美洲或南亚的大部分地区那样贫穷落后”，“如果没有共产主义革命和五年计划，俄国的命运将介于印度和阿根廷之间”。从1928年到1970年左右，苏联经济实现快速增长。但1970年以后，苏联经济增长率急剧下降，主要外部原因是冷战，苏联将大量研发资源和民用创新转移到军事领域。“苏联社会主义的优势在于，高层的指令可以带来巨大的变化……实现了投资和消费的快速增长”，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方向并不正确”，经济停止了增长，“苏联体制早期的优势变成了它的巨大弱点”。作者试图从增长率的视角以大量数据来揭示苏联演变的历史进程。

最后我想再说一件事。英国有一个外交家，他在搞外交的时候就觉得苏联是个非常值得研究的对象，这在西方是很难得的。他离开外交界后，出版了《苏俄史》。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E·H·卡尔。他在《历史是什么？》专著中说：“历史是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连续不断的、互为作用的过程，就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这“不是一场抽象的、孤立的个人之间的对话，而是今日社会与昨日社会之间的对话”。我们今天研究苏联历史，也要意识到苏联历史学家需要与苏联历史事实进行不间断的、互为作用的对话，历史学家在队伍中的位置就决定了他看待过去所采取的视角。

苏联问题，不仅需要学术研究，更需要我国社会各界都加以关注。苏联解体了，但苏联所留下来的教训，却是中国的一笔巨大外在财富。我们越理智越深刻地汲取苏联教训，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会越顺利。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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