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学者灵魂发问：同时开建，中国的都通车十多年了，美国呢？

【文/观察者网 阮佳琪】

2021年，加拿大籍华人科技分析师王旦（Dan Wang，音译）回到故土。这位出生于云南、7岁随父母移民加拿大的研究员，从贵阳骑行至重庆。

途中，王旦惊喜地看到，2020年已实现省内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的贵州，其基础设施水平竟远优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或纽约州，而后两者的富裕程度，明明比贵州要高出好几个数量级。

“在葱郁秀美的群山中，我历经五天艰难骑行，得以窥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真实面貌”，王旦如此感慨道。

这种中美间的反差，在两年后他回到美国后愈发明显。

2023年，王旦特地去耶鲁法学院待了一阵子，“这段日子让我强烈感受到，美国是一个律师社会。”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精英法学院都是雄心勃勃者跻身美国政府高层的最便捷路径。律师在精英阶层的主导地位，让美国沦为一个诉讼至上的否决制国家。无论你想推进什么事，反对者总能通过律师手段加以否决。”

他直言不讳，“如果美国执意维系这套主要服务于富人与权贵阶层的体系，它就不可能继续保持强国地位。”

基于这番强烈的中美对比，王旦撰写了新书《Breakneck: China’s Quest to Engineer the Future》（《极速前进：中国塑造未来的探索》）。在书中，他并未沿用西方政治语境中“自由派与保守派”“鹰派与鸽派”这类常见的分类标签，而是采用更贴合中国实际的视角解读中国。

他写道，“我提出的最直白的观点是：中国是一个‘工程型国家’（engineering state），它用‘大锤’（务实高效的行动力）来解决问题；而美国则是‘律师型社会’（lawyerly society），遇事动辄拿出‘法槌’，结果几乎会阻碍所有事情，无论其本身是好是坏。”

王旦认为，“工程型国家”和“律师型国家”这两个概念，虽然难以完全解释中美发展的差异，却足以说明近年的中美贸易战与科技战的情况，“美国依赖法律手段，比如征收关税和设计各种严苛的制裁机制；而中国则专注于用工程创造未来，比如建造更好的汽车、更美丽的城市以及更大规模的发电厂。”

作为一个生于中国，长在西方的研究人员，王旦坦言，选择这种视角分析，部分原因是为了梳理自己对中国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国家的认知。2017年至2023年在中国生活的经历，让他对中国发展有了更深切的体会。

“中国建立了一个资源丰富国家的良好运营模式。过去四十年里，它修建了多少英里的公路、建造了多少座新的核电站、生产了多少钢铁，写出来真的令人震惊，”他写道，“美国不必照搬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模式，但仍应借鉴中国的经验，中国在城市建设领域已取得诸多成功。”

王旦的新书即将于8月下旬开售，这本书以独特视角剖析中美发展差异，最近得到许多西方媒体关注。英国《金融时报》16日报道称，王旦的这本新书既深入探讨了中国的优势与短板，也尖锐批评了美国领导层如何因自我戕害式的决策，在与竞争对手的技术军备竞赛中陷入被动。

“往往是美国搭建了通往技术领先地位的阶梯，而中国却成为第一个登顶的国家，”王旦在个人网站介绍这本书时写道，“美国的太多地方，如今都像一座曾经辉煌的文明留下的、保存完好的废墟。美国人应该更清醒地审视那些通常被忽视、且屡遭轻视的工业成就。”

王旦及其新书封面。彭博社截图

“中国的工程建设令人着迷，所以我想回去看看”

据美媒彭博社介绍，王旦今年不到33岁，现在是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研究员，过去十多年来专注于研究中国的科技发展。

王旦出生于中国云南省，父亲是软件开发工程师，母亲曾为广播电视主持人。2000年，7岁的王旦随父母移居加拿大。由于数学成绩不好，他并未追随父亲的脚步投身工程领域，早期从事市场营销工作。

2015年移居美国旧金山湾区后，王旦很快有些后悔。在他看来，这里的氛围封闭且狭隘。

“人们总说旧金山是世界的中心，但我完全不这么觉得。”他回忆道，当地的交通系统与餐饮行业都让他失望，同龄人热衷的加密货币、虚拟现实、网络平台，也无法引起他的兴趣。

恰恰相反的是，中国正在推进的工程领域更令他着迷，例如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半导体产业与绿色能源发展。

于是一年后，王旦先移居到中国香港，加入了一家金融分析公司，为投资者解读中国的政治与经济动态。这份工作也让他开始以整体视角重新认识中国。2018年，王旦又前往中国内地，更近距离地观察中国制度的运作方式。

2023年回到美国后，王旦发现，他在耶鲁法学院接触到的学生虽有抱负，但缺乏主见。这让他联想到密歇根大学法学院教授、行政法专家尼古拉斯·巴格利（Nicholas Bagley）的观点，即“美国政府过于痴迷程序化”。这些思考相结合，构成了他新书的核心框架。

王旦在书中的核心观点是，中国是一个以“工程思维”治理的国家，由具有工程背景的人士主导，擅长统筹建设；而美国已演变为一个“律师主导型社会”，凡事倾向于设置阻碍，联邦政府已沦为一个“由律师掌控、为律师服务、替律师发声的政府”（a government of the lawyers, by the lawyers and for the lawyers）。

他认为，这种差异导致的结果是，美国的“法律精英阶层”将程序置于结果之上，且其制度设计系统性地偏向富裕群体。他指出，1984年至2020年间，美国民主党所有总统及副总统候选人都有法学院就读经历。

两国治理模式的差异，在高铁建设上体现得尤为突出。

2008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选民通过拨款方案，计划修建一条连接旧金山与洛杉矶、全长800英里的高铁线路；几乎同一时期，中国启动了北京至上海的高铁建设，里程与加州项目相近。

三年后，中国高铁正式通车，总造价300多亿美元，运营的头十年累计运送旅客近14亿人次；而加州高铁的首段线路至今连影儿都没有，开通时间甚至再次延后到了2030年，造价飙升至1280亿美元。

4月25日，江苏苏州，飞驰的京沪高铁列车穿行在阳澄湖河段，夕阳映照成景，构成一幅美丽的夏日画卷。视觉中国

2024年，花了3年时间、耗资10亿美元，长1600英尺（约合488米）、距离地面25英尺（约合7.6米）高的加州弗雷斯诺河高架桥刚刚建成。

王旦在书中还列举了更多他所定义的“工程型国家”成就。英国《金融时报》评价称，在对中国过去几十年间非凡的经济与技术变革的描述中，王旦书中引用的一些数据，其冲击力堪比“一记重锤”（sledgehammer blows）。

比如，1990年中国汽车保有量仅为50万辆。到2024年，这一数字已增至4.35亿辆，其中不少还是电动汽车。目前中国每年的汽车产量超过6000万辆，而全球汽车市场的总销量为9000万辆。

此外，中国已成为无人机、精密制造、工业机器人、太阳能与风能领域的全球领先者，并且正在加速深化其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专业知识，大有赶超美国之势。在核电领域，中国目前有31座核电站在建，而美国仅有1座。

另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数据，到2030年，中国将占据全球工业产能的45%，而包括美国、欧洲、日本在内的所有其他高收入经济体的工业产能占比总和仅为38%。王旦补充道，与此同时，中国顶尖科技企业已具备挑战全球一流企业的实力。

“美国应该承认自己是个‘发展中国家’，‘发展中’明明是个值得自豪的标签”

王旦在书中表示，如果美国想在与中国的竞争中胜出，首先需要真正了解中国，而这意味着必须摒弃美国政府与硅谷所兜售的“传统叙事”。

“我认为所有关于中国的刻板叙事，自始至终都是错误的。”他提到，在某些领域里，“中国只会复制、不会创新”的观点仍被奉为圭臬，但在TikTok、DeepSeek、比亚迪已然崛起的当下，这种荒谬指控显然站不住脚。

王旦进一步指出，硅谷的惯性思维是执着于最新的突破性发明，比如新一代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但这种关注点存在误区。相反，他认为，“技术”更应被理解为构建制造能力所需的“人才储备与流程知识”。

他以美国苹果公司的iPhone手机为例。苹果发明了iPhone，但绝大多数设备由中国生产，这一过程也帮助深圳成为全球最具创新力的电子产业中心。

据彭博社报道，王旦希望借此劝告美国重拾对“建设”的热情，呼吁美国借鉴中国的做法，将硬核工程视为值得骄傲的事业重新拾起，去赞美“原子构成的实体世界，而非比特构建的虚拟世界”。

《金融时报》提到，这本书的结尾，王旦对美国现状提出了尖锐指责。他斥责道，美国已被“痴迷程序的左派”与“破坏性的右派”拖入泥潭，这个国家“不仅丧失了建设能力，在某种程度上也丧失了治理能力。”

他敦促美国将新成立的“政府效率部”（DOGE）的工作重心从“裁减人员”转向“精简官僚流程”，重塑“目标明确的政府治理模式”，摆脱律师“治国”的僵化束缚，并重建本国的工程技术实力。

王旦随之又提出了一个独特的观点：他认为，要实现这一切，美国必须首先承认自身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且有许多地方需要从中国这个“工程型国家”中吸取经验。

他在书中总结道：“‘发展中’这一称谓，本就应该是一个值得自豪的标签。”

彭博社对此持更悲观态度。报道认为，鉴于美国目前正与王旦提出的建议背道而驰，他的这本新书读来更像是一则“警示”。

“书名中的“极速”（Breakneck）看似指的是中国的快速发展，但或许这个词同样适用于美国：毕竟，当一个国家“失足滑落”时，其衰败速度也可能同样快到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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