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晓峰等|从边缘到核心：女性在村庄治理中的崛起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黄河流域乡村振兴研究与评估中心课题组于2022—2024年间展开了一系列乡野调研及返乡观察活动，并获取了大量一手调研资料，为《大国村治：当代农民的思与盼》一书的撰写提供了案例和数据来源（9省84村田野调查+840份深度问卷+19个治理样本）。本文节选自该书下编。

【文/ 赵晓峰 等】

笔者在浙北等地调研发现，当前农村地区村干部群体中出现了不少女性身影，甚至不少村庄的主职正书记也由女性担任。

这与之前国家明确要求村干部配备中必须有一名女性不同，当前江浙等地基层社会中女性自发自觉地成为村干部队伍的主力。以笔者调研的某一乡镇为例，该镇10个行政村中，有4个行政村目前的村书记为女性。

图为河南省鹤壁市造出“彩虹村”的“97”村支书张桂芳 资料图

这不同于以往女性只是居于次位的情况：

首先，从角色来看，不同于以往的“好婆婆”“好儿媳”“巾帼队伍”等组建形式，当前村庄治理和村庄政治中女性的参与度发生了质的变化，体现为不是简单地提高了村干部中女性的任职比例，而是女性成为村庄治理的“一把手”，处于核心和领导地位。

其次，从功能来看，女性担任村书记意味着农村女性不仅仅可以在乡风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生活治理等领域发挥作用，还可以在村庄政务工作和村务工作中发挥主导作用。

以工村的张书记为例，她早年在隔壁乡镇的丝绸厂里工作。1995年，丝绸厂将其发展入党。入党以后张某并没有从事政务或党务工作，而是到市区开了一家门店做生意。1997年，工村要求村支部委员会必须有一名女性成员，而当时该村符合条件的党员只有张某一人，因此她顺利进入了村支委。当时村干部没有固定工资，村里需要她做的工作也不多。因此，她在村里开党员大会和乡里开大会的时候才会回村，平时都在外面开店做生意，也不需要经常回村。

2013年，张某的公公在山上打山核桃时不幸去世，张某的婆婆一人在家生活难以为继，因此希望她能够回村照顾家庭。2015年，张某的丈夫辞去外面的工作，回村常住，张某也随之回村。2017年，前任村书记通过公务员考试前往乡政府工作，张某因此正式担任村书记一职。在村庄工作期间，张某既可以照顾家庭，又可以获得一定的收入。

类似张某这样的女书记不在少数，当前农村女书记现象的兴起与以下几个因素有关。

第一，与当前的乡村治理内容转型有很大关系。

当前农村的政务和村务工作主要有两类，分别是案牍类工作和服务类工作。案牍类工作主要是指在系统平台上进行各项政务信息的填报和搜集，因此村干部每天的工作内容中有大量的“指尖工作”。服务类工作主要是向村民提供各种政府服务、发放各种福利，例如走访农村高龄老人，通知宣传社保、医保费用缴纳，通知残障人士、困难群体领取相关补助等。以上工作更加注重对乡村基层社会信息统计、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生活服务等相关政务的处理。这部分工作是近年来基层政府工作内容产生服务化转型的重要表现，占用了乡村干部一半以上的工作精力。

相比于这些，村民的矛盾纠纷等问题也逐渐减少。随着江浙地带整体财政实力的增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完备，尤其是经历了“五水共治”“三改一拆”等大型乡村环境整治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浙江地区，更是如此。浙北地区的乡村治理内容已经从汲取资源、筹工筹劳转为向农村分配资源和服务农民，在此背景下，女性的亲和、细致、耐心等性别优势更加适应当前的村庄治理内容。

第二，村庄内部利益空间有限，男性精英介入村庄治理的动力不足。

据笔者统计，截至2023年，张书记所在乡镇总面积128平方千米，常住人口仅1000多人。人口密度过低，居住分散使村民之间的往来不再那么频繁，大部分村民进城工作，乡村成为留守型阵地。再加上村庄内部利益斗争空间压缩，引发的村庄派性斗争减少，村庄政治秩序相对平稳。因此，在村庄政治竞争中，并不需要很强的斗争能力和强大的资金实力以获得村民的支持。

近年来，村庄内部政治不再像之前那样围绕外来资源的输入而展开。随着各项财务审计制度和纪律监察制度的完善，直接从乡村内部谋取利益的空间被极大地压缩。2016年之后，当地全面推行了组财村管与村财乡管制度，进一步规范了乡村财务收支。村庄治理已经从政治斗争转向了平稳的政务服务。

第三，村干部职业化的影响。

2016年之前，浙北村干部没有固定工资，只拿误工补贴，即这个月干了多少天就发多少天的补贴。2016年之后，村干部职业化程度加深，村干部不再是一份兼职工作。村书记工资每年一共7万多元，其他村干部每年工资2万～4万元。而当地一个普通男性劳动力采摘加工山林农产品、打零工一年也可以挣得7万～10万元。加之当前农民生活成本和养育成本提高，年轻男性单单依靠村干部一职的工资难以担负起一个家庭的重担。

而且，村庄行政化事务和材料性工作不断增多，尤其是数字工作不断增多，在小程序、App以及各种系统平台上操作的工作增多，这对于村干部的年龄、学历、工作时长等要求较高，而女性在这些方面更占优势。

女性在做全职村干部的同时，也可以兼顾照料老人、照顾小孩的家庭责任，在村庄内部实现了家庭和工作的兼顾。

某乡镇领导谈道，女性对于上级政府下达的各项政务和材料工作会更容易接受，而男性则容易产生其他想法，因为女性对于家庭的经济责任和压力相比于男性较低。在家庭经济收入分工中，男性负责闯荡市场，女性回村大多为了照顾老人和孩子，她们更倾向于将村干部看作一份主职工作，一份能够在村庄获得体面收入的工作，男性村干部则有更强的经济发展和村庄发展的动力与思想准备。

第四，“书记组阁”制度减少了女性村干部的工作压力和阻力。

浙江实施“一肩挑”政策以来，乡镇政府为了支持村书记的工作，实行“书记组阁”制度，规定村书记拥有对村支委班子成员的决定权。这样一来就减弱了村委班子成员间的制衡效果，就可以减轻女性村干部工作中的阻力和压力。

第五，总体来看，村书记女性化现象的兴起是伴随着整个乡村治理结构的转型而发生的。在留守型农村中，村级治理内容行政化和服务化为女性参与村级治理释放了可能性。

经历了脱贫攻坚和正在进行乡村振兴战略的农村社会，基础设施建设与公共社会服务已经非常完善，浙江地区尤其如此。当前村级治理中的工作主要是服务性而非动员性，工作内容更加细微琐碎，例如询问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上报村庄基础信息等，这些工作完全可以由女性统筹把握。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亮点村”打造的村庄，其工程建造密度大、项目落地数额多、涉及利益交往密集，这类村庄的主职干部仍然以男性居多。因为在外做大生意的老板中男性居多，他们比女性拥有更多的经济实力和社会资源来应对村庄建设中的各种复杂情况。

《大国村治：当代农民的思与盼》，赵晓峰 等 著，东方出版社2025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