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华：阶级分析的战略价值是什么？毛泽东说得很清楚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为纪念这个伟大胜利，我们在观察者网开设专题视频节目——宝塔山下的制胜法宝，一起学习抗战时期的毛泽东军事思想。

【文/王立华】

第一部分：驱动历史转变的车轮

二十五、学习《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这一节，主要讲引领历史转变、走向全国抗战的思想灵魂，一起学习毛主席《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这篇雄文。

学习毛主席军事思想不能不学理论著作。我们此前所讲，主要是那个惊心动魄的历史转变过程，是从毛主席的军事政治实践中，领略令人叹为观止的军事思想精妙。但总有一些疑惑不解：为什么他能如此远见卓识？为什么他能如此料事如神？为什么他能如此坚定自信？为什么他那些看似难以理喻的思想和号召，却能领导党和红军胜利达到目的？学习毛主席著作，就是从根本理论和认识方法上找到问题的答案。

毛主席《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是开启历史转变的纲领性文献。尽管在毛主席亲自带领编撰的毛选四卷中，这篇文章编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但讲的却是新政治路线，是党的策略方针转变，是如何由阶级战争转向民族革命战争。它的地位，相当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开篇之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开篇之作《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因为从此之后，党和红军的行动都是遵循这一策略进行的。

先讲一下这篇文章的背景和缘起。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在瓦窑堡会议上，确定党的策略方针是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军事战略方针是：把国内战争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

会议结束后第二天，在瓦窑堡一座基督教礼拜堂，张闻天主持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毛主席作报告，讲的就是这个《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就是党员干部和群众的工作推进会，可根据形势需要随时召开，具有组织灵活、议题多样、参会人员身份广泛等特点。

1935年，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

下面，我们一起学习《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2]

这篇文章一共讲了4个问题：一是目前政治形势的特点；二是民族统一战线；三是人民共和国；四是国际援助。

这个结构很讲究。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为指导的，这就决定了正确的认识不是头脑里固有的，更不是神的旨意，而是来源于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对客观形势的分析。所以这篇文章第一部分，讲的是当时面临的政治形势特点，在这个基础上提出党的策略方针，也就是第二部分讲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党的策略方针的转变，又决定了政权性质和外部关系等重大问题，文章第三、第四部分就是讲这些重大问题。

古人写文章讲究“两句破题，三句承题，摇头摆尾，便道是圣门高第。”毛主席不只是伟大的战略家、思想家，伟大的导师和领袖，也是一个伟大的文章家，他的文章十分讲究法度，而又变化万千。

毛主席是怎样分析当时形势的呢？

他一上来就说：“同志们！目前的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根据这种变化的形势，我们的党已经规定了自己的任务。”

开头就这两句话，简明扼要，明确主题，让大家期待下面的内容。

那么，1935年底形势的很大变化是怎样呢？毛主席用一句话概括：“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

一句话就把形势特点说清楚了，就是亡国危机来了。为什么这样定性呢？我们看毛主席是如何论证的。这里只讲主要观点和主要逻辑脉络，更多内容可以直接看文章。

毛主席从近代历史说起，而这些历史现在也有很多人陌生。

差不多100年以来（1840年至讲话时的1936年），中国是好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半殖民地的国家。由于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和帝国主义国家相互间的斗争，中国还保存了一种半独立的地位。

第一次世界大战曾经在一个时期内，给了日本帝国主义以独霸中国的机会。但是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以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干涉，使得卖国头子袁世凯签了字的对日屈服投降的条约二十一条，不得不宣告无效。

1915年5月25日，袁世凯政府与日方签订《中日民四条约》，正式确认了“二十一条”中的大部分内容

1922年，由美国政府发起，包括美、英、法、意、日、葡、比、荷和中国在华盛顿开会，根据美国提出的在华“各国商务、实业机会均等”和“中国门户开放”的侵略原则，签订了一个9国公约，又使中国回复到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

但是没有很久，这种情况又起了变化。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了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阶段。只是日本侵略的范围暂时还限于东北四省，就使人们觉得似乎日本帝国主义者不一定再前进了的样子。

毛主席说：今天不同了，现在是日本帝国主义要把整个中国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有份的半殖民地状态，改变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状态。

为什么这样说呢？毛主席说，刚刚发生的两件事说明了这个方向：

一件是冀东事变。1935年11月25日，日本人嗾使国民党河北政府官员殷汝耕，在河北省东部22个县成立傀儡政权“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这些汉奸以“防共”名义脱离了南京政府控制，投靠了日本。[3]

一件是外交谈判。1935年10月，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对中国驻日大使提出“对华三原则”：一是中国取缔一切抗日运动，放弃依赖英美的政策；二是中国承认伪“满州国”，树立中日“满”经济合作；三是中日共同防共。之后日本与南京政府多次谈判。不久，广田在日本议会说：中国政府业已承认帝国所提出之三原则。国民党政府则声明说：国民政府既非全部承认三原则，亦非全然不承认。既非全部承认什么意思？就是不愿意只卖给日本一个国家，因为其他主子不同意，除了这点都可以。南京政府是以“共同防共”名义丧权辱国，对日投降。[4]

毛主席用这两件事说明，日本已经不满足于占领东北4省了，而是通过实际行动蚕食中原地带，要进一步吞并全中国了。

在国家危亡的形势面前，中国人怎么办？

毛主席说：“这种情形，就给中国一切阶级和一切政治派别提出了‘怎么办’的问题。反抗呢？还是投降呢？或者游移于两者之间呢？”

现在，我们面对国家和民族根本利益受到重大损害时，往往想当然地认为，应当只有同样的声音，但实际上却是众说纷纭，甚至截然相反，有些非常离谱的声音还非常大，你搞不清为他们什么会那样。其实，从根本利益关系的不同来分析，也就是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就会迎刃而解。

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写作

我们看看毛主席的方法。他是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告诉大家中国各个阶级对这个问题的根本态度：

第一，“中国的工人和农民都是要求反抗的。”毛主席讲大革命以来的历史，“九·一八”以来的反日浪潮，事实证明，这是中国革命的最坚决的力量。

第二，“中国的小资产阶级也是要反抗的。”包括青年学生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他们为什么要反抗？因为他们和中国的农民一样，有同帝国主义势不两立的小生产经济地位，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势力，曾经给了他们以重大的损害，使他们中的很多人陷于失业、破产或半破产的境地。现在他们眼看就要当亡国奴了，除了反抗，再没有出路。

下层老百姓要抗日，上层是什么状况呢？当问题摆在民族资产阶级、买办阶级和地主阶级面前，摆在国民党面前，是怎样的呢？

毛主席先分析那些大土豪、大劣绅、大军阀、大官僚、大买办们。这些人主意早就打定了，他们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在说：“革命（不论什么革命）总比帝国主义坏。他们组成了一个卖国贼营垒，在他们面前没有什么当不当亡国奴的问题，他们已经撤去了民族的界线。”

他们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态度？因为，他们的利益同帝国主义的利益是不可分离的，是利益决定的。实际也充分证明，假如没有这一群卖国贼，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可能放肆到这步田地的。如果不是一再对日妥协投降，日本人能占领东北后又占华北，甚至要占领全中国吗？这说明他们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他们的总头子就是蒋介石。

上层的另一部分是民族资产阶级，毛主席做了重点分析。

首先，民族资产阶级同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不是同一的东西，他们之间是有分别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地主阶级那样多的封建性，没有买办阶级那样多的买办性。”既然如此，他们也可以反帝反封建。

第二，对民族资产阶级再细分：“他们内部有同外国资本和本国土地关系较多的一部分人，这一部分人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右翼。”右翼就是反动保守的部分，与地主买办比较接近，更多维护地主阶级和帝国主义利益。对这些右翼，我们暂且不去估计他们的变化的可能性。

第三，重点来了，民族资产阶级中，与帝国主义势力和封建地主阶级“没有那些关系或者关系较少的那些部分。我们认为，在殖民地化威胁的新环境之下，民族资产阶级的这些部分的态度可能发生变化。这个变化的特点就是他们的动摇。他们一方面不喜欢帝国主义，一方面又怕革命的彻底性，他们在这二者之间动摇着。”

这种分析正确吗？毛主席举例说明：

一个是蔡廷锴等人。他们代表的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乡村的富农和小地主。他们同红军打过死仗，后来又同红军订立了抗日反蒋同盟，到了上海又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到福建便同红军妥协，向蒋介石开起火来。“九·一八”事变以后的环境，能够使国民党营垒分裂出这样一部分人，为什么今天的环境反倒不能造成国民党的分裂呢？

蔡廷锴（1892-1968）

蔡廷锴等并不是孤例，毛主席还列举以下事实：

1926年和1927年，革命军打到武汉、河南的时候，唐生智、冯玉祥参加革命；

1933年，冯玉祥在察哈尔和共产党一度合作，建立抗日同盟军；

1931年12月，第二十六路军在宁都起义变成红军，领导者赵博生、董振堂等人成了坚决革命的同志；

还有马占山在东三省抗日等。

马占山（1885-1950）

由此得出结论：“在日本炸弹的威力圈及于全中国的时候，在斗争改变常态而突然以汹涌的阵势向前推进的时候，敌人的营垒是会发生破裂的。”这种破裂我们认识到了，民族资产阶级是可以争取的。

还有，中国最反革命的地主买办阶级是铁板一块吗？也不是。

为什么他们不是铁板一块？毛主席认为，这是半殖民地的环境，即许多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环境所造成的。

当斗争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美国以至英国的走狗们是有可能遵照其主人的叱声的轻重，同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争的。即便被蒋介石禁闭过的国民党政客胡汉民，不久以前也在我们提出的抗日救国六大纲领上签名了，胡汉民所依托的两广军阀，也在“收复失地”和“抗日剿匪”并重的口号下同蒋介石对立。

地主买办阶级营垒的这种分裂奇怪吗？毛主席说：“并不奇怪，这不过是大狗小狗饱狗饿狗之间的一点特别有趣的争斗，一个不大不小的缺口，一种又痒又痛的矛盾。但是这点争斗，这个缺口，这种矛盾，对于革命的人民却是有用的。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在此，我们看到毛主席的分析方法和策略原则，即使最对立的营垒也不放过争取的可能。这个讲话半年后两广事变爆发，蒋介石的拜把兄弟李宗仁等也举起了抗日反蒋的旗帜。

由此毛主席得出结论：“在日本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本部来了这一个基本的变化上面，变化了中国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扩大了民族革命营垒的势力，减弱了民族反革命营垒的势力。”

在进一步分析民族革命营垒势力不断扩大的态势后，毛主席明确指出，1935年底的中国，处在“大变动的前夜”。

大变动就是人心变了，分析政治形势关键是看人心，人心变就是大变。

党和红军如何应对这个大变动呢？当革命的形势已经改变时，革命的策略和领导方式也必须跟着改变。毛主席指出：“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

这是一个重大政治转变，刚刚还在战场上拼得你死我活，现在成为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对象，敌人成为友党友军，转这个弯子不容易。需要深入解决理论和思想上的问题，大家才能自觉地为着共同目标奋斗。

用事实和真理教育大家，而不是只讲政治要求，对内才能凝聚共识团结一心，对外才能最大限度地争取同情和拥护。

毛主席告诉大家，形势改变决定了两个截然对立的任务：一个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任务，是变中国为殖民地；一个是我们的任务，是变中国为独立、自由和领土完整的国家。

时局特点也决定我们的策略方针有两个特点：一是新的民族革命高潮的到来，中国处在新的全国大革命的前夜，这是现时革命形势的特点；但帝国主义还是一个严重的力量，革命力量的不平衡状态是一个严重的缺点，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这是现时革命形势的又一个特点。

这两种特点对我们提出了什么要求呢？就是勇敢地抛弃关门主义，采取广泛的统一战线，就是要招收广大的人马，把一切抗日力量都团结过来，好把敌人包围而消灭之。

毛主席重点批评了党内存在着的关门主义。

他说，那种认为革命的力量是要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是要笔直又笔直。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全部永世反革命了。如果同蔡廷锴握手的话，必须在握手的瞬间骂他一句反革命。哪有猫儿不吃油，哪有军阀不是反革命？知识分子只有三天的革命性，招收他们是危险的。那就是一套幼稚病。

批评关门主义并不是无的放矢。刚刚开过的瓦窑堡会议上，博古就曾引经据典地论证“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反对联合民族资产阶级抗日，说这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

当时毛主席发言指出：半殖民地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它具有两重性，在亡国灭种关头有参加抗日的可能，甚至连大资产阶级营垒也有分化的可能。他还激愤地说：“难道这样做，就是对祖宗不忠？对祖宗不孝吗？”博古哑口无言，往床上一躺不说了。张闻天等多数人赞成毛主席的主张，最后统一了认识。[5]

博古后来曾检讨说：福建事变十九路军成立反蒋的人民政府，我们和它订立协定之后，还认为它是最危险的反革命派别而反对它，拒绝给予应有援助；在瓦窑堡会议上，反对民族统一战线，教条告诉我，资产阶级是永远反革命的，绝没有可能再来参加革命，参加抗战。[6]

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1933年11月22日—1934年1月13日 ），李济深任主席

在这里，毛主席纠正了党内很长一个时期把民族资产阶级混同于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错误，批评了党内那种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中产阶级不可能和中国工农大众联合抗日的错误观点。

时任陕甘边区苏维埃主席习仲勋曾聆听这个报告，他说：“我凝神谛听毛主席的报告，觉得他讲得完全合乎实际，路线完全正确。我感到迷雾顿散，信心倍增。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毛主席的讲话，心里高兴极了。”[7]

毛主席说：革命和反革命的阵线可能变动，也同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可能变动一样。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打垮，这是有目共见的真理。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

他还说：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彩。我们一定不要关门主义，我们要的是制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死命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

毛主席并没有止步于此。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为实现共产主义信仰而奋斗的，由阶级革命变为民族革命，需要从党的根本理论上进一步给大家讲清问题。

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红色革命政权，开始叫工农民主政府，后来在瑞金叫苏维埃工农共和国；军队开始叫工农革命军，后来叫工农红军。最基本的特点是工人农民性质，代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苦大众。而瓦窑堡会议决定，把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8]还有一系列相应的改变。

这个改变的内涵是什么？就是说，我们过去的政府是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联盟的政府，此后改变为除了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外，还要加上一切其他阶级中愿意参加民族革命的分子。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中国，不但那些只对民族革命有兴趣而对土地革命没有兴趣的人可以参加，那些同欧美帝国主义有关系，不能反对欧美帝国主义，却可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人们，只要他们愿意也可以参加。通过这一改变，更充分地表明，我们的政府不但是代表工农的，而且是代表民族的。

问题是，原先就不代表民族吗？那也不是。毛主席阐释说：民族这个意义，是在工农民主共和国的口号里原来就包括了的，因为工人、农民占了全民族人口的百分之八十至九十。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改名呢？毛主席说，是因为日本侵略的情况变动了中国的阶级关系，不但小资产阶级，而且民族资产阶级，有了参加抗日斗争的可能性。

既然如此，共产党还能代表工农利益吗？毛主席说：中国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人口是工人和农民，所以人民共和国应当首先代表工人和农民的利益。人民共和国去掉帝国主义的压迫，使中国自由独立，去掉地主的压迫，使中国离开半封建制度，这些事情就不但使工农得了利益，也使其他人民得了利益。

毛主席是从两个维度讲的，一是从占比80%-90%讲，工农利益就是民族利益；一是讲反帝反封建推动社会进步，工农与民族资产阶级都得到利益。

其实，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革命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是反帝反封建为主要任务的革命，不同在于，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以社会主义为前途的。

毛主席说，在这个革命过程中，并不废除非帝国主义的、非封建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没收民族资产阶级的工商业，而且还鼓励这些工商业的发展。任何民族资本家，只要他不赞助帝国主义和中国卖国贼，我们就要保护他。人民共和国的劳动法保护工人的利益，却并不反对民族资本家发财，并不反对民族工商业的发展。

为什么？因为这种发展不利于帝国主义，而有利于中国人民。

这样，毛主席就从理论上透彻地说清楚了。而不是策略方针转变就全盘否定党的基本理论，甚至否定过去的历史，导致党和红军政治思想混乱。

毛主席最后讲的是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相互关系。

他说，自从帝国主义这个怪物出世之后，世界的事情就联成一气了，要想割开也不可能了。我们的抗日战争需要国际人民的援助，首先是苏联人民的援助，他们也一定会援助我们，因为我们和他们是休戚相关的。

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后，把世界一体化了，无产阶级革命是世界革命，帝国主义战争也成了世界战争。所以，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主要战场之一，相互援助，特别是苏联的援助是必然的。当时这也是给大家提振信心的一个重要因素。

这篇文章让我们看到了什么？

一是正确的政治路线是根本。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路线对了，就能不断走向胜利；路线错了，就会不断挫折和失败。在局势“大变动前夜”清晰的理论思维和策略方针，是实践中走向胜利的保证。

二是掌握阶级分析的观点。就是从根本利益得失，来分析不同利益群体的政治态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方法。不否认有例外，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从整体看必然是根本利益决定根本立场。日寇侵略导致普通老百姓家破人亡，所以他们抗日最坚决；汉奸买办能得到更多利益，所以他们主张妥协投降；其他各阶级因为利益得失不同，也决定了立场和态度的差别和不同。国家也是如此，受到日本北进威胁的苏联，是中国抗战初期最坚定的支持者；被受到日本攻击后，美国才结束脚踏两只船的政策。抛开根本利益得失就说不清楚。

三是以共同利益为基础的统一战线。形势变化引起利益关系变化，过去没有共同利益的不同阶级就有了共同利益。国家危亡之时，把所有受到亡国灭种威胁的各阶级团结起来，建立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最大利益，顺应了天下人心，所以最后取得成功。

[1]《在历史的激流中——刘英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94页。

[2]《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第142-169页。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注释校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85页。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注释校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85-86页。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77-378页。

[6]中共中央党史研究馆、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版，第371-372页。

[7]《习仲勋传》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17页。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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