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利安·布卢姆：为迎合美政府，大批新兴智库塑造对华新论调？

编者按：自20世纪初以来，华盛顿智库一直是美国政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思想工厂”不仅为政府提供政策建议，更在政权更迭时充当人才库，为新政府输送专业人士。

然而，这套延续百年的智库模式如今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冲击。从伊拉克战争的集体误判到金融危机后民粹主义的兴起，公众对专家权威的信任日渐衰落。随着特朗普重返白宫，一场关乎华盛顿权力重新分配的深刻变革正在上演。

对此，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IFRI）于2025年6月发布了一篇研究报告，完整勾勒了这一变革的来龙去脉。作者朱利安·布卢姆（Julian Blum）曾任法国驻美大使馆特派专员，在任期间得以近距离接触并深入研究美国智库生态。其报告详细梳理了智库界从特朗普首任期的激烈博弈，到拜登时期的表面复苏，再到如今新兴力量彻底胜出的全过程。

为便于国内各界知己知彼、把握形势之变，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编译此文，观察者网转载，供读者阅读参考。

【文/朱利安·布卢姆，编译/山杉】

2010年，美国政治学家彼得·W·辛格（Peter W. Singer）对华盛顿主要智库的声望仍颇为满意，彼时这些智库正如日中天。他高度赞扬了这些权威机构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的核心作用，所提及的机构不乏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基金会、彼得森研究所、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哈德逊研究所以及兰德公司等业界翘楚。

这些智库大多云集于马萨诸塞大道（又称“智库街”），与白宫不过咫尺之遥，充分彰显了其在华盛顿权力中枢的核心地位。他们拥有令其欧洲同行望尘莫及的上亿甚至数十亿美元的庞大预算，也为数千名研究人员提供支持。

智库之所以拥有强大影响力，源于它们在华盛顿体系中发挥的两大核心功能：

首先，智库充当连接政治界与学术界的重要桥梁。智库成功地将自己定位为国家的专业智力服务提供者，以“超党派”的学术严谨态度和深度分析能力，处理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议题。它们通过发布研究报告和举行高层政策简报会来为决策者提供智力支持，部分智库还与联邦机构签订多年期合作协议。

其次，智库承担着人才储备库和政治精英孵化器的重要使命，为历届政府输送数百名专业管理人才。它们之所以能够发挥人才供应者的作用，得益于美国政治制度中独特的“政党分赃制”（spoils system）传统，每次政府换届都会有至少4000名人员进出政府部门。

对于专注外交政策的智库——如CSIS、布鲁金斯学会、哈德逊研究所、兰德公司或对外关系委员会（CFR）——与政府的密切关系使其成为外国政府眼中的重要沟通桥梁。各国政府普遍将这些智库视为通达美国决策层的重要渠道。在此背景下，智库经常在危机时期发挥非官方外交平台的作用。

布鲁金斯学会官网页面介绍

然而，报告认为，智库承担的“提供信息”与“施加影响”这两大使命之间存在根本性矛盾。在美国，智库凭借501c(3)（译者注：美国税法中的一个条款，专门为某些非营利组织提供免税待遇）非营利组织的法律身份，享有资金来源保密的特权。这种制度安排堪称讽刺：智库标榜服务公共利益，但在运作透明度方面，竟然比受到严格法律约束的游说集团更加神秘莫测。正是这种不透明性，助长了外界对智库沦为私人财团或外国势力代理人的质疑，严重损害了这些机构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

过去二十年来，专注于特定议题或主要为特定政治立场（如环保、社会正义、削减政府开支等）摇旗呐喊的智库大幅增加。目前美国拥有超过1800家智库，如今全美智库数量已逾1800家，但其中相当一部分早已偏离了彼得·辛格所推崇的经典智库模式。

外交与国防政策领域的智库此前似乎独善其身，虽未受碎片化和政治化浪潮冲击，但随着特朗普重返白宫，这一领域正遭遇史无前例的危机。作为华盛顿建制派的中流砥柱，外交政策智库难逃MAGA运动的猛烈冲击——在该运动眼中，智库与“深层政府”（Deep State）无异。

数十年来在政策制定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主要超党派战略智库，其存在价值正受到两大变化的根本性挑战：一是外交政策和国防议题的政治化使得提供“中立”的技术性专业建议变得几乎不可能；二是智库长期维护的国际主义政策共识正在瓦解。

因此，当前所面临的可能不是智库的消亡，而是华盛顿战略环境的深刻重塑——新兴力量的崛起威胁着传统智库的地位，曾经统一连贯的政策咨询领域正在走向分化。

一、“利益集团”：两党制的守护者

（一）美国智库的历史成因

华盛顿诸多重要智库的兴起，是美国20世纪两大政治变革潮流交汇的结果。智库现象既彰显了技术专家治国理念的深入人心，亦折射出国际主义思潮在美国统治精英中的蔓延。

20世纪初叶，“进步时代”的历史浪潮催生了第一批智库。它们诞生于改革派政治人物与工业巨擘（如安德鲁·卡内基和约翰·D·洛克菲勒）的联盟。这些早期机构秉承超党派专业知识的实证主义理想，致力于将社会科学的客观性引入国家决策过程。

卡内基基金会（1910年）、布鲁金斯研究所（1916年）和对外关系委员会（1921年）的相继成立，标志着一种独具美国特色的智库模式正式登上历史舞台：政府体系之外，私人资本慷慨支持，技术官僚专业至上。这一时期，美国慈善事业走向制度化，巨额捐赠基金纷纷涌现，为智库在知识界的生根发芽提供了丰厚土壤。智库兴起这一现象，实则与美国现代行政国家的崛起以及新兴资本主义官僚阶层的形成密不可分。

报告分析，在外交政策领域，早期大型私人智库绝非政治中立。这些机构推崇“专家治国”理念，与国际关系中国际主义思潮的兴起息息相关。国际主义者认为，步入20世纪的美国理应发挥与其新兴实力相称的全球作用，肩负起推进自由民主的历史使命。这些智库机构毫不掩饰其精英主义色彩，公然挑战美国自华盛顿时代以来在欧亚大陆奉行的不干预传统。

《凡尔赛条约》签署之际，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与对外关系委员会（CFR）鼎力支持威尔逊总统的政治理念（威尔逊正是美国国际主义的倡导者）。历史学家斯蒂芬·韦特海姆（Stephen Wertheim）深入研究揭示，二战期间CFR举足轻重，实际上成为罗斯福总统的“第二国务院”。该机构专家们身处美国外交理念大转折的风口浪尖，推动国家从孤立主义走向全新的外交路线。这一路线主导美国对外政策长达半个多世纪，其核心要义可概括为：国际主义理念与军事超强实力相结合。

1945年后，智库在巩固这一新共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积极投身于“国家安全体制”（National Security State）的构建。所谓“国家安全体制”，是指冷战时期为维护美国霸权而精心打造的整套国家机器。

战后数十年间，第二波专注于国际和战略问题的重要智库应运而生。与早期智库不同，这些机构由联邦政府部门或实力雄厚的军工企业资助，包括兰德公司(1948年)、哈德逊研究所(1961年)、CSIS(1962年)。1979年传统基金会横空出世，这一具有浓厚共和党色彩的机构对国内政策领域的无党派智库传统发起冲击。然而，外交政策领域依然是技术官僚理想的最后堡垒。各大智库继续以二战后外交理念的守护者自居，地位不可撼动。

直至2010年代，华盛顿各智库都认同一个基本共识：美国理应运用实力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这一共识超越党派藩篱，不受各机构政治取向影响。纵观美国战略决策圈的知识精英，虽偶有分歧，但在以下核心议题上立场如一：维护欧亚联盟体系、强化北约机制、坚定支持以色列、推广民主人权理念、深入开展反恐战争。

（二）奥巴马—特朗普—拜登时期：“利益集团”奋起反抗

仅仅把二十世纪对技术专家的质疑归咎于MAGA运动，未免有失偏颇。早在特朗普横空出世之前，智库的影响力及其对外交政策的掌控就已经备受争议。尽管如此，历届政府并未将其束之高阁。2000年代初期，专家阶层对伊拉克战争的一边倒支持，为十年后人们指控这一圈子因循守旧、甚至贪腐变质埋下了伏笔。

奥巴马执政末期，其顾问团队旨在让美国外交政策回归某些基本原则，并公开表达了对建制派的不满。建制派对总统的政策倡议持敌视态度，在伊朗核问题上尤其如此。奥巴马因反对伊拉克战争而当选总统，致力于为美国外交政策开辟新的道路，推行更加温和的外交路线。具体而言，就是转向亚洲，并从中东泥潭中抽身而退。

奥巴马的顾问兼撰稿人本·罗兹（Ben Rhodes）一针见血地将智库世界比作“利益集团”（“blob”）。这个词源自1980年代的一部恐怖片，片中一种外星生物会吞噬所经之处的一切生命。对华盛顿精英集团及其专家阶层固步自封的不满情绪，后来成为部分民主党评论人士经常提及的话题。自此以后，“blob”和“blobaganda”（blob与propaganda的合成词）进入了政治话语体系，专门用来讽刺首都战略圈的思想僵化和抱团取暖。

特朗普首任期间，对维护既有秩序的华盛顿建制派的不信任情绪空前高涨。虽然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罗伯特·莱特希泽（obert Lighthizer）、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和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等少数心腹力推“美国优先”理念，竭力践行特朗普的颠覆性议程，但“利益集团”在捍卫美国外交政策根基方面却表现出了顽强的韧性。任期伊始，确实有声音认为智库社区危在旦夕，面临“生存危机”。然而，这些机构在政府技术部门的牢固根基，恰恰成为诸多重大议题得以存续的关键所在。

华盛顿建制派毫不掩饰其对特朗普政策的反对，而是公开为自己的立场辩护。美国企业研究所的资深学者、政治学家哈尔·布兰兹（Hal Brands）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不仅力图洗刷这种污名，更呼吁要让“利益集团”复兴，并直言自己就是“利益集团”的一分子。布兰兹振振有词地写道：“跳出条条框框思考问题固然有其价值……但条条框框之所以存在，往往自有其道理。”

哈尔·布兰兹（Hal Brands）

拜登上台执政以及乌克兰战争的爆发，似乎让智库重新焕发生机，其所代表的国际主义路线也得以复苏。拜登政府仿佛要彻底翻过特朗普这一页，开始从华盛顿最具声望的智库中招揽核心外交和经济政策制定者：威廉·伯恩斯（William Burns，卡内基基金会主席）、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卡内基出身）、艾薇儿·海恩斯（Avril Haines，新美国安全中心）、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布鲁金斯学会）。

许多观察人士，如记者雅各布·海尔布伦（Jacob Heilbrunn），将此称为“利益集团”的“复活”，甚至是“复仇”——凭借其可靠专业知识的承诺，对抗特朗普的反建制冲击。媒体报道显示，俄罗斯发动侵略战争后，拜登政府每周都与布鲁金斯学会、大西洋理事会、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等知名智库保持通话。这一时期也见证了老牌大西洋主义倡导者重新获得影响力，如约翰·赫布斯特（John Herbst）和亚历山大·韦尔什博夫（Alexander Vershbow），二人均来自大西洋理事会。

各大智库意识到自身面临的信任危机，并在此期间积极寻求构建新的思想框架，力图让美国民众重新接受适应21世纪的国际主义政策。杰克·沙利文提出的纲领性概念“中产阶级外交政策”就是在卡内基基金会孕育而生的，这完全是华盛顿知识精英为适应国内政治形势而做出的产物。

在为反恐战争提供理论支撑之后，智库将关注焦点转向大国竞争的回归，尤其是对华竞争。正值拜登执政期间，部分智库甚至利用“轴心”（axis）概念，将俄罗斯、伊朗等国纳入其中，塑造对立阵营。这一理论框架着重强调全球战场的有机联系，为美军在欧亚大陆的长期驻扎和国防预算的大幅攀升提供了理论支撑。

新美国安全中心学者安德里亚·肯德尔-泰勒（Andrea Kendall-Taylor）提出的“动荡轴心”（axis of upheaval）概念更是深得两党青睐，在2023-2024年间广为流传。哈马斯10月7日袭击事件后，亲以反伊势力卷土重来，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民主防务基金会等机构重新活跃，新保守主义思潮再度抬头。

然而，特朗普的再次胜选将一切重新洗牌。

二、“美国优先”：另类生态系统的崛起

（一）“美国优先”的崛起

报告分析认为，拜登时代各大智库的表面复苏以及战略重新接触主义的回归，实际上掩盖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发展：一个致力于“美国优先”理念的另类生态系统正在崛起。

这个生态系统致力于为“美国优先”提供理论支撑，目标是将其打造成美国新的战略学说。MAGA运动的战略家们深信，特朗普首届政府之所以举步维艰，根源在于内部“深层政府”官僚的掣肘抵制。因此他们得出结论：必须彻底更换现有的政治精英，代之以忠诚可靠的新人。

从2021年国会山冲击事件到2024年11月大选胜利，智库俨然成为新美国右翼手中的制度化利器。这段政治过渡期见证了一个全新圈层的凝聚成型。

报告援引历史学家玛雅·坎德尔（Maya Kandel）的分析，认为所谓“国家保守主义”（national-conservative）运动正是以各类研究机构、政策论坛和理论刊物为纽带而构建的。诚如坎德尔所言，外交政策领域的“美国优先”路线表面上颇为模糊，既有偏向里根式“以实力求和平”理念的温和派，也有主张全面战略收缩的激进派。然而，无论立场如何迥异，他们在一个根本问题上却高度契合，即坚决摒弃20世纪的自由国际秩序。

2021年，传统基金会摇身一变，将自己定位为MAGA反建制专业主义的核心机构。这个在1980年代与里根主义密切相关的智库，在路易斯安那州历史学家凯文·罗伯茨（Kevin Roberts）的领导下，彻底实现了向特朗普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转向。在外交政策领域，罗伯茨大刀阔斧地将机构推向修正主义轨道，更加强调内政外交的有机结合。

根据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马伊达·鲁格（Majda Ruge）对共和党内部思想流派的分类，传统基金会从“霸权至上”（primacy）的堡垒转向“优先化”（prioritization）的立场，核心理念是将对华竞争置于首位，与埃尔布里奇·科尔比（Elbridge Colby）的理念日趋合拍。

埃尔布里奇·科尔比（Elbridge Colby）

科尔比是特朗普第一届政府时期的国防部前副部长，正成为共和党内这一路线的代表人物。科尔比凭借犀利的民粹主义言辞，通过在X平台上的日常发声以及其小型组织“马拉松倡议”（the Marathon Initiative），已然跃升为华盛顿“利益集团”的头号批判者。秉承对美国实力的冷峻现实主义判断，科尔比力主将国家资源倾囊投入对华生存竞争，即便这意味着要牺牲共和党外交政策的某些核心要素——无论是北约义务、对以色列的无条件支持，还是对伊朗协议的坚决抵制，统统都要为大国博弈让路。

报告认为，尽管传统基金会在海外备受关注，但实际上它只是一个更庞大的组织网络中的重要节点之一。因此，备受媒体热议的“2025计划”（Project 2025），与其说是单一机构的产物，不如说是这个正在形成的思想网络的集体表达。该项目的参与者涵盖了众多自2021年以来崛起或获得关注的小型智库组织，对特朗普忠心耿耿，并与其首任任期渊源颇深。

尽管同为非营利组织，这些新兴机构与马萨诸塞大道上的老牌智库几乎毫无相似之处。它们在资金来源方面缺乏透明度，研究质量乏善可陈，更谈不上开放辩论的学术风气，其政治影响力完全仰仗于与特朗普的密切关系。

典型代表包括：拉塞尔·沃特（Russell Vought）的“美国复兴中心”（Center for Renewing America），专攻行政体制改革；史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的“美国优先法律基金会”（America First Legal），聚焦移民政策；法学家奥伦·卡斯（Oren Cass）的“美国指南针”（American Compass），为民粹主义保护主义经济路线摇旗呐喊；索拉布·夏尔马（Saurabh Sharma）的“美国时刻”（American Moment），旨在培养新一代忠于特朗普主义的年轻骨干。

作为保守派哲学家利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思想在西海岸的传统据点，克莱蒙特研究所（Claremont Institute）长期以来都是一个精英主义色彩浓厚的机构。如今，它已成为引导这一新兴保守派政治阵营走向民族主义、对抗“深层政府”的重要推手。该研究所通过设立奖学金项目培养保守主义新秀，积极参与自2019年起举办的全国保守主义大会（NatCon），并在华盛顿设立分部，始终在保守主义阵营中占据重要地位。

选战期间，美国优先政策研究所（AFPI）常被视为“2025计划”联盟的劲敌，堪称为促进特朗普主义政治项目而临时创建的新型机构中最耀眼的一个。该机构由特朗普首届政府旧部创立——核心人物包括前顾问布鲁克·罗林斯（Brooke Rollins）和摔跤业巨头琳达·麦克马洪（Linda McMahon）——与传统“利益机构”机构截然不同，AFPI毫不掩饰地宣示对MAGA运动领袖的绝对忠诚。在外交政策领域，其纲领性文件《美国国家安全的美国优先路径》（An America First Approach to U.S. National Security）火力全开，痛斥民主共和两党构成的“单一政党霸权”，高调宣称要专一捍卫美国人民利益，尽管具体主张不乏模糊之处。

随着媒体、各国外交部门和国际社会逐渐认识到这个与MAGA阵营关联的政策网络的存在，他们在选举前的一年半时间里密切关注这些机构的政策产出，并积极寻求与其研究人员进行访谈。各方心知肚明：一旦特朗普重返白宫，这些人必将成为政策沟通的核心枢纽。

（二）胜券在握：另类政策生态圈问鼎权力核心

特朗普2025年1月重新入主白宫数月后，事实已经昭然若揭：这些新兴智库在去年11月的选举中大获全胜。《政治报》在就职典礼后不久发表文章，标题为“我们如今身处特朗普的华盛顿”，生动刻画了这些新兴机构对传统智库的全面碾压。

报告对比分析指出，首任期内，特朗普不得不向建制派低头，从华府老牌精英中选拔关键职位人选。而此番人事布局，则彻底宣告了MAGA“反精英集团”的华丽登场。经过四年蛰伏，在各路新兴机构的悉心孵化下，这股力量终于迎来了收获时刻。

论人事布局，AFPI可谓大获全胜，一举拿下十多个内阁部长或重要机构负责人职位。具体人选包括：约翰·拉特克利夫（John Ratcliffe）出任中央情报局（CIA）局长、帕姆·邦迪（Pam Bondi）担任司法部长、琳达·麦克马（Linda McMahon）洪执掌教育部、布鲁克·罗林斯（Brooke Rollins）主管农业部，以及基思·凯洛格（Keith Kellogg）出任乌克兰和平特使。

虽然在外交政策领域的直接影响力相对有限，“2025项目”网络同样在关键岗位上站稳了脚跟：汤姆·霍曼（Tom Homan）负责边境事务，拉塞尔·沃特（Russell Vought）执掌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卡拉·弗雷德（Kara Frederick）里克进驻白宫，布伦丹·卡尔（Brendan Carr）领导联邦通信委员会。

大选尘埃落定后，传统基金会在其总部大楼醒目位置悬挂起那张经典照片——特朗普遇刺不倒、振臂高呼的瞬间。海报还配上了“恭喜总统先生”的字样，政治表态可谓一目了然。其中深意不言而喻：特朗普的胜利，亦即传统基金会及其掌门人凯文·罗伯茨押宝成功。罗伯茨坚定地选择与这位亿万富翁站在一边，凭借每年超过4000万美元的预算，传统基金会现已成为美国最具影响力的保守派智库。

2024年11月，华盛顿特区，传统基金会大楼上张贴的庆祝特朗普胜选的海报。 作者拍摄

直到最后关头，更多建制派评论人士仍抱有幻想，寄望特朗普会基于专业技能考量，网罗一批能够获得跨党派认同的温和派人士。然而，美国企业研究所、哈德逊研究所、大西洋理事会等传统新保守主义重镇，尽管在竞选期间极力示好特朗普阵营，最终仍在这届共和党政府中沦为边缘角色。

迈克·沃尔茨出任国家安全顾问，曾为这些干预主义机构带来一线生机。政府初期，国家安全顾问办公室一度成为哈德逊研究所、大西洋理事会等机构推销其亲乌政策主张的为数不多的发声平台。

然而好景不长。“信号门”（Signalgate）风波过后，沃尔茨及其副手亚历克斯·王（Alex Wong）在总统孤立主义支持者的施压下双双出局，这对华盛顿建制派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更令人玩味的是，那些长期被视为政府潜在人选的新保守主义学者，如马修·克勒尼格（Matthew Kroenig，大西洋理事会）、丽贝卡·海因里希斯（Rebecca Heinrichs，哈德逊研究所）和维多利亚·科茨（Victoria Coates，传统基金会），至今仍未获得重用。

然而报告分析指出，最近针对伊朗的系列军事行动表明，新保守主义阵营在公共舆论场仍有一席之地。虽然在政府内部影响力有限，但他们仍可依托媒体生态系统中的盟友发声，比如通过福克斯新闻和《国家评论》等平台，或者在国会中发挥作用，那里仍有不少共和党议员愿意听取哈德逊研究所或民主保卫基金会等机构的政策建议。

传统共和党智库阵营中，曼哈顿研究所是个值得关注的例外。这家总部位于纽约的研究机构专注于经济和城市政策研究，具有保守派乃至自由意志主义色彩。如今该机构通过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Scott Bessent）和白宫经济顾问斯蒂芬·米兰（Stephen Miran），在新政府内部获得了一定的话语权。

在外交政策和国防相关职位任命中，最终获得重用的是那些主张收缩外交政策的“约束派”人士（the restrainers），以及将对华防务作为优先要务的“优先派”人士（the prioritizers），埃尔布里奇·科尔比就是其中代表。科尔比出任国防部政治事务副部长后，其政策理念在五角大楼内部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力。在传统基金会的亚历克斯·维雷兹-格林（曾任共和党参议员乔什·霍利的顾问）的协助下，科尔比正在对军政人员进行大规模调整，以巩固其修正主义政策立场。

报告认为，克莱蒙特研究所的迈克尔·安东（Michael Anton）被任命为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司长，这一重要人事安排同样体现了政策转向：更倾向于支持美国战略收缩和带有MAGA意识形态色彩的外交政策。与J.D.万斯和马可·鲁比奥关系密切的美国指南针智库也在国务院占有一席之地，其保护主义政策主张正通过特朗普的关税大棒得以兑现。

这家由经济学家奥伦·卡斯（Oren Cass）领导的智库最近在华盛顿举办盛大庆典，既庆祝成立五周年，更彰显其政策理念在思想界的全面胜利。然而，2025年6月美国对伊朗军事干预引发的激烈争议表明，内部分歧依然暗流涌动。尽管主张政权更迭的声音在共和党联盟中已几乎销声匿迹，但许多特朗普主义人士仍带有强烈的亲以色列倾向。MAGA联盟内部这些根深蒂固的战略分歧正在浮出水面。

曾经长期处于边缘地位的MAGA媒体，如布莱巴特和NewsMax，如今已经翻身做主，获得了政府的全面准入权。这些非主流智库现在充分利用与全球最强大政府的密切关系获利。在商界、游说集团以及希望向美国政府传递信息的外国政府看来，这些机构已经成为与传统大型智库同样重要，甚至更具价值的沟通渠道。

不满足于当前的胜利，这些机构已经公开宣布要长期确立MAGA理念的地位。美国优先政策研究所在更换领导层后宣布，正在制定让特朗普主义延续“未来一百年”的规划。传统基金会同样致力于特朗普主义的制度化建设，近期收购了由总统女婿贾里德·库什纳和前美国驻以色列大使大卫·弗里德曼共同创立的亚伯拉罕协议研究所。

对于MAGA阵营中未能进入政府任职的专家学者，他们依托各自的智库平台抢占舆论阵地，为政府的争议性政策摇旗呐喊。美国指南针的奥伦·卡斯就是其中之一，他在媒体面前坚定地为特朗普的关税政策辩护。美国复兴中心的历史学家苏曼特拉·迈特拉（Sumantra Maitra）则在2024年提出“休眠北约”（dormant NATO）这一概念，为美国退出北约的计划提供理论支撑，如今又在努力将特朗普对格陵兰岛的执念包装成切实可行的政策方案。

（三）两党制约派运动的兴起

报告认为，除了MAGA阵营之外，近年来华盛顿在战略问题上的观点呈现出更为广泛的多元化趋势，两党制约派和进步派组织在推动非干预主义政策方面声势渐起，影响力与日俱增。政治学家因德吉特·帕马尔（Inderjeet Pamar）指出，科赫兄弟的资金支持在这一进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科赫家族是美国共和党的大金主之一。图为科赫兄弟

这对兄弟是著名的慈善家，秉持自由主义理念，坚决反对美国的对外干预政策。直到五年前，由科赫家族长期资助的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还是华盛顿唯一一个致力于削减美国在全球军事部署的主要智库机构。时至今日，贾斯汀·洛根（译者注：Justin Logan，卡托研究所国防和外交政策研究主任）已成为制约派阵营中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人物，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认可。

此后，一系列新兴机构相继成立，其中包括昆西国家事务研究所（Quincy Institute for Responsible Statecraft）。该所的诞生令人称奇——科赫兄弟与进步派的索罗斯基金会，竟因重塑美国外交政策的共同关切而携手合作。自2019年成立以来，昆西国家事务研究所汇聚了来自左右两翼的修正主义学者，为左翼的特里塔·帕尔西（Trita Parsi）和右翼的安德鲁·巴切维奇（Andrew Bacevich）等人提供了重要的学术阵地。

昆西研究所还致力于挑战传统智库的主导地位。该所设立了外交政策民主化中心，由本·弗里曼（Ben Freeman）主持，专门揭露国防工业与研究机构之间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同样秉承反干预理念的还有国防优先组织（Defense Priorities），这家小型智库目前通过研究员迈克尔·迪米诺（Michael DiMino）与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思（Pete Hegseth）的团队保持着微妙联系。

报告认为，外部事件的冲击，在反干预主义思潮的兴起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催化作用，有时甚至起到了激进化的效果。冲突的不断增多虽然让新保守主义的“轴心”论调重新抬头，但同时也推动了一些研究人员转向克制派立场。

2022年，史汀生中心（Henry L. Stimson Center）——这个素来偏左的智库，迎来了一批从大西洋理事会出走的学者。他们因反对华盛顿对基辅的无条件支持而愤然离去。这个“重新想象美国大战略”团队同样获得了科赫基金会的资助，成员包括艾玛·阿什福德（Emma Ashford）和克里斯托弗·普雷布尔（Christopher Preble），此后影响力不断扩大。

在卡内基基金会，克里斯·奇维斯（Chris Chivvis）和斯蒂芬·韦特海姆（Stephen Wertheim）所在的美国治国之道项目，也越来越频繁地批评美国能力的过度扩张。2024年夏天华盛顿北约峰会期间，这些来自左右两翼的智库学者形成了统一战线，共同签署请愿书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

在左翼阵营，加沙战争的冲击尤为深远，使批评美国支持以色列政策的声音获得了空前关注，而华盛顿建制派历来与特拉维夫关系密切。

国际政策中心（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在这场辩论中表现尤为活跃，该中心由埃及人权活动家南希·奥凯尔（Nancy Okail）领导，成员包括前伯尼·桑德斯顾问马特·杜斯（Matt Duss），他们痛斥拜登政府的双重标准——支持乌克兰，却对加沙的暴行视若无睹。

在昆西研究所，特里塔·帕尔西（Trita Parsi）这位推动美伊关系缓和的知名倡导者，正在牵头批评美国的对以政策。2024年夏天，昆西研究所还招募了安内尔·谢林（Annelle Sheline），其因反对民主党加沙政策而从拜登政府辞职。

尽管这些反干预主义机构的研究人员很少进入政府任职，但他们对特朗普的某些国际政策颇为认同。特别是马特·杜斯（Matt Duss）和斯蒂芬·韦特海姆（Stephen Wertheim）等左翼专家，公开支持任命埃尔布里奇·科尔比等修正主义共和党人。在2025年初夏美国是否应与以色列联合干预伊朗的问题上，韦特海姆、帕尔西、杜斯、阿什福德等左翼学者，竟与塔克·卡尔森、史蒂夫·班农、柯特·米尔斯等右翼人士站在了同一战壕，反映了当今华盛顿在某些议题上意识形态界限的模糊化。

三、无党派智库走向末路

（一）特朗普政府剑指传统智库

2024年11月5日大选落幕次日，素有“智库街”之称的华盛顿马萨诸塞大道愁云惨淡。特朗普重返白宫，不仅令华盛顿政策圈专家们在政治和心理层面备受冲击，更让众多研究机构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要知道，这些机构中不少研究人员此前已获承诺，将在哈里斯政府中身居要职。

很快，他们也切身感受到了政府效率部（DOGE）掀起的整顿风暴，以及新政府对华盛顿建制派发起的全面攻势。按照MAGA意识形态的划分，凡属“深层政府”范畴的机构——无论是非政府组织、媒体还是高等院校——无一例外，各大智库自然也在劫难逃，纷纷卷入这场激烈的意识形态较量。

联邦政府断然冻结对民间社会的资助，首当其冲的便是那些在外交政策领域秉承国际主义理念的老牌机构。美国和平研究所（USIP）和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包括其专门研究俄罗斯问题的著名凯南中心——这两个由国会资助的重要机构已经遭到DOGE的重创，被迫关门，其间不乏戏剧性场面。据媒体报道，DOGE人员突击检查USIP办公场所，在私人安保公司的帮助下破门而入，将内部工作人员尽数逐出。

CNN相关报道截图

虽暂未面临关闭危机，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大西洋理事会、布鲁金斯学会等重量级智库亦纷纷遭受资金削减重创。具体而言，CSIS欧洲中心等专门项目与国务院、国防部的合作协议被一纸废止，相关研究工作戛然而止。更耐人寻味的是，这些削减措施明显具有选择性，集中打击特定研究领域，其政治动机昭然若揭。显而易见，这些举措绝非单纯为了提升政府“效率”。

凡与“多元化、公平和包容”（DEI）理念沾边的项目，概遭封杀，无一幸免。反虚假信息这一高敏感领域更是成为政府断供行动的重点目标，迫使大西洋理事会数字取证实验室等核心机构不得不忍痛割爱，裁减部分顶尖研究人员。

气候变化与发展研究同样也未能幸免。这种严峻形势让不少机构陷入财政紧缩困境，不得不四处寻求新的资金来源。报告认为，此举势必带来始料未及的负面效应：外国势力的渗透活动恐将趁机抬头，那些意图左右华盛顿政策走向的境外资金必将蠢蠢欲动，伺机而入。

（二）无党派智库模式身陷困境

报告分析指出，长远来看，传统智库正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这些主要依靠私人资助维持运营的机构，几乎被完全排挤出政府决策圈。昔日为历届政府源源不断输送专业人才的智库，如今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影响力被彻底切断。它们不得不与党派色彩更为浓厚的智库群体以及Palantir、Anduril等科技公司展开激烈角逐，而这些新兴势力正大举进军政府部门，抢占要职。

失去昔日的政府准入优势后，这些老牌智库忧心忡忡，担心自己会在捐助者和合作伙伴眼中失去价值。众多无党派机构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战略抉择：要么坚守非政治立场，即便新政府的政策与其核心理念背道而驰；要么倒向民主党阵营，但这势必要背叛其恪守已久的中立传统。

在政府加强管控主要高校的大背景下，华盛顿各大研究机构内部正在激烈辩论，阵营分化日趋明显。索罗斯家族旗下的开放社会基金会（Open Society Foundation）正在力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充当政府的学术制衡力量，但该机构管理层断然拒绝，既担心遭到政府报复，又希望维护机构的学术传统。

眼下，外交关系委员会（CFR）、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和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等最知名的智库都选择明哲保身，采取审慎策略，专注于技术性议题研究。虽然私下里有谴责声音，但公开发表的文章主要聚焦于对华竞争、与海湾国家的伙伴关系等议题，并刻意回避气候变化等敏感话题。

然而，从长远视角来看，当前危机似乎只是进一步暴露了无党派智库模式的内在脆弱性，使其更加依赖赞助人的意志。

面对错综复杂的政治雷区，研究独立性与现实影响力之间的平衡术愈发举步维艰。智库正在加速蜕变，印证了社会学家托马斯·梅德韦茨（Thomas Medvetz）早在2012年就发出的警告。他当时分析了“倡导型模式”（advocacy model）的兴起——这类智库更专注于为金主和政治赞助人摇旗呐喊，而非潜心学术，以优质研究推动公共议题的深入辩论。

E.J.法根（E. J. Fagan）与梅德韦茨观点不谋而合，他近期进一步剖析了美国智库如何既是政治极化的必然产物，又是这一进程的推手。除了资金来源日趋枯竭迫使智库加大对私营部门的依赖外，信息传播的碎片化和去中心化趋势也在倒逼那些希望保持公众影响力的研究机构调整传播策略。作为“专家治国”理念的中坚力量，尤其在外交政策这一传统优势领域，老牌智库还面临着公众对专业权威日益加深的质疑。新冠疫情和乌克兰战争更是将这种不信任推向了新的高度。

那么，这一战略性行业在未来数年将何去何从？

彼得·辛格在2010年曾以“思想工厂”（idea factories）为喻，思考智库在重大政治变局后可能出现的“去工业化”现象：“智库行业是否会重蹈美国制造业的覆辙？”毫无疑问，知识精英群体面临的危机，特别是外交政策领域的智库危机，目前已达到可能难以逆转的临界点。

（三）智库日益沦为政治庇护的工具

外交政策类智库并非走向消亡，而是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智库与政治游说集团的界限将日趋模糊，碎片化和极化现象愈发严重，外交政策领域也不例外。然而，这种变化是以牺牲研究品质和学术辩论为代价的。

可以预见，未来几年各类新智库将如雨后春笋般涌现。2021-2024年期间，MAGA阵营战略性地利用智库为重新夺权做准备，这充分证明了美国政治体系将继续对这些本质上具有双重性质的机构保持浓厚兴趣。这些机构善于伪装，表面上是中立的专业知识平台，实则暗中为党派利益摇旗呐喊，手法更加隐蔽灵活。对于那些试图左右公共辩论的政治企业家而言，智库身份相比游说集团具有天然优势——缺乏透明度。

州级党派智库的激增，恰恰印证了这种做法日益普遍。这些小型智库目标明确，结构灵活，与媒体和非政府组织形成利益共同体。背后的金主往往是同一批人，他们通过资金纽带，力图将特定议题推上政策前台。以地方共和党智库“州政策网络”为例，该组织在未来几年势必继续壮大，其民主党对应机构“州优先伙伴关系”亦是如此。

也可以预见，智库将成为民主党未来几年政治和思想重整的核心力量。拜登政府落幕后，多位核心人物纷纷转战智库，意图影响党内路线。例如，前国内政策顾问尼拉·坦登（Neera Tanden）现已执掌美国进步中心这一民主党重要智库。中间派、市场导向的尼斯卡宁中心（Niskanen Center）目前代表着民主党内更加自由化、技术官僚化的路线。该机构将自己定位为民主党内新兴派系的先锋，主张通过国家干预推动新型生产主义，以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挑战。

另一边，罗斯福研究所（the Roosevelt Institute）则高举左翼大旗，秉承沃伦-桑德斯路线，继续推进反垄断斗争。这一斗争的标志性人物当属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莉娜·汗（Lina Khan），汗的幕僚长伊丽莎白·威尔金斯（Elizabeth Wilkins）现已接任该研究所负责人。这两大智库所代表的不同路线已经开始公开交锋。

报告认为，在外交政策领域，民主党左翼将采取何种路线，哪些机构或人物将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目前还难以明确判断。国际政策中心、昆西研究所以及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必将发挥重要作用。传统智库已经吸纳了拜登政府的众多外交政策核心人物：哈里斯的国安顾问菲尔·戈登（Phil Gordon）现身布鲁金斯学会，中东事务主管布雷特·麦格克（Brett McGurk）转战贝尔弗中心，前国安会战略主任丽贝卡·利斯纳（Rebecca Lissner）投奔外交关系委员会。至于前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他成为哈佛肯尼迪学院首任基辛格治国方略与世界秩序实践讲席教授。

然而，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前国防部负责印太事务的助理部长埃利·拉特纳（Ely Ratner）加入了科尔比创立的马拉松倡议智库。这一人事流动或许预示着外交政策阵营的传统界限正在悄然松动。未来几年，这些不同派系和思潮的力量对比将逐渐明朗，特别是在中期选举期间。届时，民粹主义与中间路线、国际主义与战略收缩之间的辩论仍将持续发酵。

四、时代终结的预警信号

特朗普就职典礼当日，传统基金会总部举办盛大观礼活动，敞开大门迎接来自四面八方的数千名共和党支持者共庆胜利。华盛顿政治精英圈外的普通民众排队数小时，只为进入这座已成为美国保守主义象征的机构。此景此情，在布鲁金斯学会或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等传统智库简直难以想象。

这表明，自20世纪初以来一直处于华盛顿政治体系核心地位的智库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传统基金会所代表的新模式——党派色彩鲜明、意识形态立场坚定，全面拥抱政治民粹主义转向，资金来源直指共和党选民——如今已然取代了卡内基基金会在一个多世纪前所开创的技术专家治理理念。

在外交政策领域，华盛顿智库圈呈现的思想多元化格局或许值得肯定。新兴研究机构和学者群体提出了迥然不同的政策主张。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思想供给对民意需求的必要回应——民调数据早已表明，美国民众对冷战遗留的干预主义政策深感厌倦。

然而，这种观点分化是以专业领域日益加剧的极化为代价的，智库日益沦为政治赞助的工具。研究质量每况愈下，学术独立性荡然无存，思辨交锋失去活力，这些都成为变革的牺牲品。事实上，智库被政治活动家工具化已成为常态，当前态势显示这一趋势短期内难以扭转。

更为严重的是，特朗普政府同时对高等学府发起攻击，这意味着在美国的学术界，能够独立从事政治学或国际关系研究、不受政治干预的机构正变得越来越少。这种变化的冲击波早已越出美国国界：这些顶尖学术机构素来享誉全球，其专家学者的观点仍然备受关注，影响力有增无减。如今这些机构江河日下，研究水准每况愈下，势必让全球的研究人员和决策者痛失一座重要的智慧宝库。

特朗普 资料图：纽约时报

若从更宏观的角度审视，智库格局的变化更深层地反映了20世纪初以来美国国家体制的根本性转变。这些老牌智库的式微，或许预示一个历史时代的终结——在那个时代，技术官僚治国理念盛行，国家将专业知识的生产外包给具有重要政策影响力的独立机构。

正如“2025项目”的主要策划者之一保罗·丹斯（Paul Dans）在最近接受采访时所言，国家体制的这种转型正是本届政府计划的核心组成部分。丹斯宣称：“我们必须彻底关闭进步主义时代的大门，方能重建真正的民主。”他进一步解释道：“进步主义催生了一种思维模式，认为专家精英阶层应当主宰普通民众的生活，因为老百姓缺乏管理自身命运的常识。过去百年间，联邦政府的整座大厦正是在这种反民主的理念指导下拔地而起。”由此看来，智库的命运不过是华盛顿这场惊天动地的历史巨变中的预警信号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