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士伟：日美歪曲中国抗战的叙事遗毒，为何在海外流传了80年

9月3日，中国将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阅兵式，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此次纪念活动，既是在当前国际局势下，中国坚定反对侵略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宣誓，也是对中国人民14年抗战历史真相的捍卫。众所周知，“中国14年抗战史"的认知在国内也仅仅是从2017年才写入教科书的，在国际上通用流行的二战历史著作中，中国14年抗战史的记述，常年被边缘化；在日本右翼的陈述中，更是被歪曲和被篡改的。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观察者网推出专题《14年抗战史不容歪曲和篡改》。邀请来自中国、英国、美国、印尼、日本等国家历史学家和相关专家学者，来评述抗日战争的历史记忆，展示中国人民14年抗战对全球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以及中国抗战的胜利对亚洲国家民族独立运动的影响；并走访抗战纪念馆、遗址，抗战老兵，还原历史真相，旗帜鲜明地反对国内外对中国14年抗战史的歪曲篡改行为。我们也会通过对当前抗战文艺作品的分析和评论，探究如何讲好抗战历史真相，共同守护我们的国家历史记忆。我们还会推出抗战80周年专题直播、9·3阅兵式直播，探讨当下庆祝抗战胜利80周年的意义，以史为鉴，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展现中国人民始终爱好和平和努力维护和平的信念。

本文通过对海外，主要是日本及欧美西方社会对中国抗战史研究的梳理，从一个侧面回答了，为什么今天我们要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张士伟】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开始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付出的牺牲也最大，中国战场长期牵制和抗击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主要兵力，对日本侵略者的彻底覆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这本是一个基本事实，为何长期遭到国际学界忽视？

进一步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亚洲战争爆发；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非洲战争爆发；德国入侵波兰，欧洲战争全面爆发；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这是关于二战起源的四个基本节点，缘何西方学界只强调后面两个，而无视前面两个？将本属于九一八事变的二战爆发起点强行安放于德国入侵波兰事件之上？

原因无它，西方以其为中心的二战叙事在作祟。强调波兰与珍珠港在二战开始阶段的重要性，就是强调欧洲与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重要性。综合来看，不同国家关于二战的叙事受到两点影响。

首先是强烈的本国属性，以本国为中心的叙事决定了不同国家的二战史叙事重心各不相同，强调本民族二战经历与战后利益，往往意味着对于其他民族经历的忽视或贬低，目前流行的全球叙事便是致力于打破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叙事，以世界整体为出发点；其次，受到战后国际大环境特别是冷战的影响，本国参加联盟的不同，也决定了二战叙事面貌的不同，在叙事时对于内容的取舍往往反映了这一点。

国际二战史学界关于中国抗战的书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受这两点影响的结果。如冷战结束以前，英美二战叙事很少书写中国抗战，其中尤以英国著名军事史家李德·哈特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最为著名，其对中国抗战仅一笔带过。这种情况导致西方民众对于中国抗战或者知之甚少，或者多有歪曲。

实际上，西方并非一开始就是这样。二战结束前后，欧美曾有声音承认中国抗战的重要性。早在1944年9月，美国知名学者奥斯丁·格雷（Austin Grey）称，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中国获得了西方过去长期不愿承认的国际地位，不仅在政治与军事上名列四强，在经济与金融上亦被承认为四强之一，这源于中国为打败日本做出的贡献。

20世纪60年代初，在冷战正酣之际，曾长期担任中国政府金融顾问的阿瑟·杨格（Arthur N. Young）提醒西方国家，在漫长的战争中，中国国力几乎耗尽。作为东方最大的国家，中国一再拒绝向日本屈服，戳穿了日本“为亚洲而战”的拙劣宣传，使西方获得了巨大的好处，对此，西方应心存感激。但在冷战环境之下，这些观点很快湮没，取而代之的是那些以欧美为中心的叙事，给大众认知中国抗战带来极为消极的影响。

具体到各国，情况略有不同。本文将主要探讨美国与日本方面的情况。

日本社会：关于中国抗战的三种认知

据日本东亚历史文化学会前会长纐缬厚的研究，关于中国抗战与日本在二战中失败的关系，日本社会主要存在三种看法：

第一种认为，日本是败给了中国，但中国的胜利主要依赖于英、美、苏等国的援助。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中国的抗战成就，但将胜利归因于外部力量，严重淡化了中国自身的努力。

第二种认为，日本是败于美国。持此观点者多强调原子弹轰炸所带来的震撼性打击，以及战后美军对日本的占领，使战败的现实深深烙印在日本人的集体记忆中。这种看法在日本社会具有广泛共识。

第三种则声称日本战胜了中国，这是一种极端荒谬却颇为流行的论调，主要由右翼势力鼓吹。他们往往以“建立伪满洲国”“攻占南京”“轰炸重庆”等侵略行为当作“胜利”的象征，试图美化侵略战争的历史。然而事实是，日本虽然在战场上取得了一些局部战术胜利，却始终未能实现速战速决的战略目标，最终被中人民持久战的顽强抵抗所拖垮。因此，“战胜中国”的说法根本站不住脚。

日本学者纐缬厚

至于英、美、苏等国对中国抗战的援助，确有其历史事实，但必须指出，他们对中国的支援在整体资源分配中相对有限。再加上当时落后的交通运输条件，援华物资援助往往难以迅速送达前线，难以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战局的基本态势。据统计，在美国租借法案援助的物资中，中国仅获得全球供应量37000辆坦克中的100辆、11400门高射炮中的208门，以及43000架飞机中的1378架。这一数字极为有限，并且98%被美军使用。因此，中国人民主要是依靠自身力量战胜了日本侵略者。

日本歪曲侵华战争事实，原因在哪儿？

日本人的认知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与美国密切相关。在日本投降之际，美国出于减少自身伤亡和战后遏制苏联的战略考量，同意保留天皇制，使裕仁天皇及其战时重臣得以继续在位。这一安排为战后日本政治的延续性奠定基础，许多战犯及其后代仍活跃于政坛。

例如，甲级战犯岸信介是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外祖父，战后曾长期担任首相，致使日本政府不仅未能彻底清算侵略历史，反而出现为战争辩护、歪曲史实的倾向。安倍晋三长期回避乃至否认“殖民统治”“侵略”等表述，其错误的政治立场对日本政界产生广泛影响，助长了否认侵略战争与殖民统治事实的言论。

在纐缬厚看来，日本保守派政客战争责任意识普遍淡泊的根源在于两大症结：其一是天皇制问题，这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温床；其二是天皇“圣断”叙事对于战争责任的模糊化处理。在该叙事下，“昭和天皇的英明决策结束了战争”这一虚构叙事被作为事实写入了历史，本质上将天皇从侵略战争责任者的角色包装成“终结战争的功臣”。

这两点均与美国有脱不开的关系。美国还迫使日本将战争名称从“大东亚战争”改为“太平洋战争”，从而将二战东方战场的性质定位为以美日战争为中心，而将日本对中国等亚洲国家的侵略战争降格为“次要战争”，并遗毒至今。由此，美国通过灌输“日本败于美国”的单一史观，使日本形成对美从属意识，而因为种种原因，日本政客与社会也全盘接受了美国的二战史观。

除此之外，战后初期，一种将日本塑造成二战“受害者”的叙事逐步在日本国内形成并主导了战争记忆的建构。这一视角强调日本民众在战争后期遭受的空袭、原子弹轰炸和战后占领等苦难，而淡化乃至遮蔽了日军在亚洲尤其是在中国所实施的侵略与暴行。

美国学者詹姆斯·奥尔（James J. Orr）认为，战后日本通过原子弹幸存者与东京大空袭等集体记忆建构起“和平国家”的身份，从而将战争责任转嫁为战后和平愿景的一部分。日裔美国学者筒井清辉（Kiyoteru Tsutsui）通过分析日本战后战争记忆的两种路径，即“加害者记忆”与“受害者记忆”之间的博弈，指出所谓“日本受害论”实则是国家层面对战争责任话语的重构。

在美国占领政策、原子弹轰炸创伤及保守政治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原本作为加害者的日本在战后成功塑造出自身为“受难国家”的形象。这套“日本受害者论”的叙事，不仅在国际上制造了关于战争记忆的认知失衡，也使中国在抗战中所承受的巨大牺牲、所进行的持久抵抗以及遭遇的惨绝人寰的战争暴行被系统性地边缘化乃至否认，严重歪曲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东亚的历史全貌。直到今天，它不仅在国内制度化记忆中排斥对加害行为的全面承认，也对中日、韩日关系造成深远负面影响。

位于哈尔滨的侵华日军第731部队遗址，80年多前见证了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的暴行 展馆网站

日本在卖惨的同时，却对其侵略战争受害者的遭遇无动于衷。一些日本右翼史学者和运动者通过否认或淡化南京大屠杀及731部队的罪行，构造所谓的“历史真相修正主义”。

日本右翼学者藤冈信胜（Fujioka Nobukatsu）主张“战斗状态下的合法杀戮”，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存在。美国有部分叙事将南京暴行归因于“日本种族性格”，却忽视战争中普遍存在的种族主义；日本“否认派”与“反思派”两极分化，无法达成统一历史共识。

另一位日本学者北村稔（Kitamura Minoru）的所谓研究将这些事件描绘为新闻炒作与政治操作的结果。他否定南京存在系统性、有计划的大屠杀，主张该事件的“暴行形象”是战后中国、美国与日本左翼知识界共同建构的政治叙事，指控以澳大利亚人田伯烈（Harold John Timperley）的新闻叙事为国民党的宣传工具，还质疑国际审判的证词可信度。对此，学界广泛批评其采用选择性引用、逻辑化推理与历史否认策略。其著作成为日本战后历史记忆政治中的典型“否认派”文本，引发对战时责任、历史真相与民族认同之间张力的激烈争论。

此类否认及修正主义叙述不仅扭曲历史记忆，也在教育系统和公众意识中产生深远影响，间接影响中日关系与区域和解进程。是非常荒谬的。在日本投降80周年之际，如果日本不承认二战系战败于中国的事实，单纯将本国命运绑在美国身上，将无法找到准确的国际定位，注定失去未来。

美国二战经典叙事：始于珍珠港，二战胜利缔造者正是美国历史上的“最伟大的一代人”

在美国，二战经典叙事由两点塑造。其一为美国政府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推广。1945年9月10日，美国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与海军部长詹姆斯·福雷斯特尔共同致信总统杜鲁门称，应将“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为涵盖对德日意所有战争的官方名称，得到杜鲁门的同意。

美国的“二战”定义为：美国自1941年12月8日以来所参与的战争，在所有官方通讯和出版物中被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从此以后，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名称成为美国官方意志的体现。毫无疑问，它起始于珍珠港事变，强调太平洋战场与北非和欧洲西线战场等美军广泛参与的战场，体现的是以美国为中心的历史叙事。

其二，二战结束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在美国被定义为一场“好战争”（the Good War）。在这种叙事之下，美国的军事行动和政策向全世界展示了“最崇高”的努力和“最纯洁”的意图。

美国的主流观点通常认为，美国参与二战是为了“解放”世界各地受压迫的人民，通过消灭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专制暴君，以及在战后抵御苏联所表现出的类似集体主义和压迫形式，为全球平等奠定了基础。这些艰巨的努力使世界变得安全，为民主铺平了道路。这是主流美国视角下的二战历史总结：善良战胜邪恶，民主击败集体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美国英雄般地赢得了战争，而这场胜利的缔造者正是美国历史上的“最伟大的一代人”。在这种情况下，突出美国扮演的角色，忽视其他主要战场尤其是中国战场成为一项不二选择。

战后，美国通过各种渠道，塑造了美国作为二战胜利缔造者的英雄形象。图为反映诺曼底登陆的电影《拯救大兵瑞恩》海报

20世纪60年代，美国甚至有学者提出外援决定论，以安东尼·库贝克（Anthony Kubek）为代表。他认为，中国抗战的成败及战后政局的走向，主要取决于美国对华政策，尤其是军事与经济援助的规模、方向和管理体制。库贝克特别强调美援是支撑中国战场、维持中国抗战能力的“决定性因素”。在他看来，中国的持久战几乎完全依赖美国的物资与军事支持。这种论述显著削弱了中国自身的战争动员、战略调整与民众参与的重要性，把中国塑造成一个被动接受外援的半殖民地国家。

据此，右翼保守阵营“修正主义”史观取代了杨格的准确论述，淡化了中国长达十四年的自主抗战所体现的国家意志与社会动员能力，将中国战场的成败过度简化为外部力量的操控结果。其书《远东是如何丢失的》作为冷战时期美国保守派对华政策反思的重要文本，构建了一种外援中心论的叙述框架，深刻影响了此后数十年美国学界与政策圈对中国抗战角色的认知。

1970年，巴巴拉·塔奇曼出版了其影响广泛的著作《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中国抗战在她笔下被视为“一场被无能政权拖累的正义战争”。尽管该书强调中国抗战的正义性，但其整体结构却构建了一种典型的史迪威—白修德范式，即将抗战简化为国共之争、个人恩怨，忽视中国社会内部的复杂性与地方抵抗主体的多样性。塔奇曼的写作代表了冷战时期美国对中国抗战理解的一种主流话语，即叙事结构美化美国干预，将其失败归因于中方拒绝“美式现代化”，同时削弱对中国抗战战略与自主性的真实认知。

在这些观点的影响下，西方传统看法坚持认为，当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英法两国随后向德国宣战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爆发。两年多后，大战席卷全球，1941年12月，日本袭击珍珠港及亚洲的西方殖民地，随后德国和意大利向美国宣战，这些遥远的战争在欧洲、北非、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合并为一场全球性冲突。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将二战分为东西两部分，重西方、轻东方是西方学界惯常做法。

如英国知名二战史专家泰勒（A.J.P. Taylor）和美国学者约翰·卢卡奇（John Lukacs）等人坚持认为，直到1941年，战争的唯一连续性是英德战争：德国发动的是欧洲战争而非世界大战，主要分为一系列简短而独立的战役。直到1941年6月苏联、同年12月美国参战，战争才真正成为世界大战。

可以看到，英美史学界对于中国抗战的忽视是结构性的。冷战结束前夕，著名军事史学家约翰·基根撰写二战史，致力于全面论述二战，但实际上也没有关注中国战场。书中没有分析中国的重大战役，没有介绍中国的指挥官，也没有考虑中国、美国和英国之间的联盟动态。中国军民声音的缺失进一步反映了以西方为中心的叙事结构，即太平洋战争主要被定格为美日双边冲突。

这与他的前辈李德·哈特如出一辙。作为西方久负盛名的军事史家，李哈·哈特有西方的“孙子”之称，一生著述甚多，《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是他的代表作。哈特对于二战欧洲与北非战场有详细生动的描写，对于交战双方的战略与战术有精彩分析，对于重大争论事件给出了自己的回答。但李哈·哈特也有明显的局限性，如秉持西方中心论立场，过于重视英国和德国的行动，忽视中国抗战，将东方战场简单化为美日战争。

美国二战史权威专家、北卡来罗纳大学格哈德·温伯格（Gerhard L. Weinberg）同样认为，意大利进攻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是过去殖民战争的延续。日本在1937年开始的对华战争也可以看作是它自1894年起为扩大其东亚帝国而发动的一系列战争的一部分。与泰勒不同的是，温伯格认为，德国在1939年9月发动的战争为它们提供了机会，若非如此，中日战争本会如甲午战争一样保持孤立，因此，世界大战应该从德国入侵波兰那一刻开始算起，且从此开始便是全球性的。

欧洲中心主义史观日益受到挑战

如今这一说法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英国牛津大学万灵学院休·斯特拉坎（Hew Strachan）批评这类论点均具有欧洲中心主义倾向，因为它们忽略了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所产生的世界影响。显然，以温伯格为代表的二战史学家把中日战争当作太平洋战争的背景，是一种偏见，也违反了基本的历史事实。

作为一部百科全书，1995年出版的《牛津二战指南》既是一项重量级成果，也是对当时二战史研究的一个总结，反映了当时英美学界二战史研究的高度。该书由来自美国、加拿大、英国、意大利、日本、德国和澳大利亚等国的144位历史学家撰述约1750个条目，涵盖军事、经济、政治、技术等主题，被誉为当时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写得最好、最全面的单卷本书籍。

该书特点有二：首先，它有着鲜明的时代印记，是体现欧美中心论的一本书，如撰稿人主体来自美英两国，该书序言直言不讳地称：“纯粹主义者，尤其是来自中国的纯粹主义者，可能会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在公元纪元开始前几个世纪打响的。然而，本书遵循当前流行的英美习惯，讨论的是1939年9月1日至1945年9月2日间爆发的战争。”

其次，在二战史观上，该书同样认为：“日本的战争与其他战争截然不同，只是因为希特勒在珍珠港事件四天后做出向美国宣战的疯狂决定，日本才成为更广泛斗争的一部分。”这明显地忽视了以下事实：1941年以前中国长达10年的抗日战争同样是全球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

从二战名称到观点，英国二战史学界受美国影响很大，但在冷战结束后，率先走出西方中心论，正视中国抗战的恰恰也是英国学者。2009年，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埃文·莫兹利（Evan Mawdsley）在《二战：一部新历史》中明确指出，二战开始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的1937年，七七事变虽然只是一场小规模冲突，但其意义堪比1914年7月到8月在欧洲发生的危机。相比之下，1939年9月爆发的欧洲战争不过是既有全球冲突的一个节点而已。

海外对中国抗战史的长期忽视，正在逐步遭到挑战。美国学者齐勒《灭绝：一部二战全球军事史》中写道：1931年，日本对中国的不宣而战引发了二战。1939年欧洲才加入到亚洲开启的战争之中。

此后，拉纳·米德、安德鲁·布坎南和理查德·奥弗里等人更为注重中国抗战，特别是后两人，强调九一八事变实为二战的起点。进而他们的观点又影响到美国学界。美国科罗拉多大学齐勒（Thomas W. Zeiler）在其2011年的书《灭绝：一部二战全球军事史》中多次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于中国，日军对中国不宣而战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年9月初，欧洲加入到已在亚洲开启的战争中。” 实际上，德国入侵波兰后，很快停战，与后续的西欧战役间隔半年多。

西方所谓“引爆二战”的波兰战役，涉及的不过是东欧一小片地区，其面积不到中国东北地区的一半，至多算一场地区性战争。对比来看，德国的野心不止于波兰，日本的野心不止于中国，无论是从法西斯国家对于旧秩序的破坏来看，还是从法西斯侵略模式的塑造来看，九一八事变都更有资格作为二战的起点。

可以说，西方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名称与叙事，从一开始就与西方中心论甚至美国霸权密切相关。而在学界的努力下，西方传统上对于中国战场的忽视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纠正，过去的错误论述大部分已被驳倒。然而，历史的惯性在非学术领域仍然根深蒂固。

如今在西方特别是社会和政治层面，第二次世界大战仍然主要指发生于1939年到1945年的战争，它以欧洲与太平洋为主要中心，忽视了1931年9月到1939年9月发生在亚洲、欧洲与非洲的战争，以及除欧洲与太平洋以外的其他战场，以至于现在反西方中心论的二战史著述，往往会加上“新历史”或“全球史”字样，或干脆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一词取而代之。

新的时代要求我们撰写一部真正的全球二战史，坚持正确的二战史观，揭示世界上被遗忘地区和人民的英勇战斗，明确中国和苏联分别为二战东西方主战场的地位，以准确理解当今国际秩序的真正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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