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洛斯·罗亚| 只有“拜占庭美国”才能击败中国？

编者按：据美国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5月，美国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合计为715亿美元，较4月份的603亿美元大幅扩大，增长约18.7%，2025年1–5月对外贸易逆差接近6474亿美元。分析人士认为，贸易逆差衍生出来的系列经济问题，不仅会影响特朗普的选民支持率，也会对其2026年中期选举带来负面影响。

但北美和平与外交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Peace & Diplomacy）研究员卡洛斯·罗亚（Carlos Roa）有不同意见。他认为，美国当前所面临的经济阵痛是帝国转型期的必然现象。建立在“新自由主义”基础之上的新罗马式的帝国已经崩溃，美国需要以“区域势力范围”打造拜占庭式的新帝国，特朗普是这一使命的缔造者，但不是完成者。

“拜占庭式”地缘经济战略是一种区域化、注重韧性和战略收缩的经济战略，意味着经济民族主义的回归。它包含以下三个维度：一是通过运用关税、反垄断、国家资本与产业政策，构筑新的地缘经济防线。二是构建“防御性经济”盟友圈，仅在盟友圈内部实行“美国优先”的自由贸易，孤立竞争对手。三是放弃“全球控制”，争夺“战略走廊”，并选择性介入新兴市场。

作者认为这一模式的转型必会引发国内既得利益群体的抵触（如跨国企业），同时对依赖美国市场或美元融资的国家构成冲击（如欧盟），这些阻碍会影响政策执行的力度，但不会影响前进的方向，“拜占庭式的美国”将经数位总统之手缓慢形塑。本文作者被认为是一位具有显著影响力的地缘政治青年战略家，他的一些观点正日益被决策层与智识界关注。本文由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翻译，观察者网转载此文，仅供读者批判性阅读，不代表本网站观点。

【文/卡洛斯·罗亚，翻译/肖思航】

1.“罗马”的衰落与重新崛起

随着旧秩序的崩溃，美利坚帝国正在转型——在国内重建，在国外收缩，同时锻造更坚实且持久的经济圈。

“为时已晚：变革正在来临。”亿万富豪投资人雷·达里奥在社交媒体X（原推特）上发表文章时这样写道。不过他并非危言耸听——数十年来累积的贸易逆差与资本失衡已难以为继，全球秩序的重大变革势在必行。冷战后关于美国经济霸主地位的安逸假设正在逐步瓦解，重大变革不再是遥远的威胁。

美国已经抛弃自由国际主义，露出其帝国角色的本质。那些披着“传播民主”和“基于规则的秩序”外衣的理想，已被粗鄙的现实政治所取代；美国正在巩固其势力范围，并在大国竞争的新时代毫不掩饰地约束盟友。我将其称为“美国势力范围学说”（American Sphere Doctrine）——一种更具区域针对性、以安全为先的大战略。

我在另一篇文章中聚焦讨论了“美国势力范围学说”，以地缘政治为视角，分析了美帝国的军事、外交和战略举措，这篇续作则转向地缘经济战线。如果说旧美国霸权是由美元的全球角色所支撑，那么新霸权将由其衰落所塑造。这种转变不会是优雅、温和或和平的，但它正在发生。

支撑美国帝权（American imperium）的美元体系正在分崩离析——这个体系曾让美国得以在全球转移通胀、输入商品，并通过债务榨取他国“贡赋”。取而代之的是一套更具争议性的新秩序：关税壁垒重启、反垄断收紧、国家主导资本和产业政策回归。全球化时代即将终结，随之而来的是碎片化重组，以及对赢家与输家的残酷筛选。

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帝权的崩溃，而是一种新的整合：私人资金将从属于国家优先事项，全球贸易将沿着战略走廊重组。美国将建立防御性经济集团，以投资为名向盟友索取新的“贡赋”，并在未来百年的大型基建通道争夺中占据主动。帝国并未消失，只是改变了形态。取而代之的，不再是自由主义霸权，而是一个防御强化、区域根基稳固的大国——可称之为“拜占庭式美国”。它少了几分传教士般的狂热，多了几分战略算计；不再像是罗马，更像是君士坦丁堡。

图自：白宫

2.美元帝国的机制

自1945年以来，美国的实力不仅源于其无与伦比的军事力量，更源自其独特的金融优势。二战结束后，美国以无可匹敌的经济霸主身份睥睨世界。它拥有占据全球一半的国内生产总值和绝大多数的国际黄金储备。凭借这种影响力，美国在建立了号称旨在促进全球稳定与繁荣的新国际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但实际上，设计者们确保该体系明显偏向美国。美元被确立为事实上的世界储备货币，以每盎司35美元的价格与黄金挂钩，而其他货币则与美元挂钩。

这意味着，只要美国维持美元与黄金的可兑换性，美元就能在全球范围内与黄金一样可靠。美国可以借此轻松制定诸多规则。正如迈克尔·哈德森所言，布雷顿森林会议上的美国谈判代表暗中确保新成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相关机构将“优先促进美国出口”，即便牺牲盟友利益也在所不惜。例如英国就不得不接受削弱英镑和本国工业的政策。这正是战后秩序下获得美国金融支持的代价。因此，尽管当时充斥着自由市场与合作的崇高口号，但现实却异常残酷：美元将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任何潜在挑战者都将被收编或限制。

战后初期，这种体系表现为“美元荒”现象。饱受战争摧残的国家争相寻求美元及美国贷款用于重建和购买美国商品。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等项目予以响应，巩固了美元在欧洲的主导地位。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西欧和日本经济复苏，局势开始转变。原本作为全球最大债权国的美国开始出现贸易逆差（进口量超过出口量），并斥巨资在海外维持冷战时期的盟友网络与军事部署。

这正是美利坚帝国地缘经济战略的真正体现：它非但不回避逆差，反而主动利用逆差。美国的决策者们发现，印制全球储备货币具有神奇魔力——外国不得不接受并持有不断膨胀的美元储备。由此形成的全球“美元标准”实质上是美国的免费午餐。政策制定者意识到，其他国家通过将美元收益循环回美国资产，实际上是在为美国霸权提供资金支持。美元因进口商品、海外驻军和对外援助流出美国，又因外国央行购买美债和储备回流。其他国家的货币资产成为美国债务，而这些债务又反过来成为其他地区的负担。正如1971年美国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所言：“货币是我们的，麻烦却是你们的。”

换句话说，美国不仅掌握了如何用信用卡式借贷维持帝国运转的诀窍，更懂得钻制度空子让信贷额度无限期延长。其他国家将美国的欠条（国债、美元储备）作为外汇储备积累，这些资金反过来又为美国的预算赤字和贸易逆差提供融资。美国得以超支消费，而其贸易伙伴却要费尽心思赚取支撑这种挥霍的美元。这让美国得以在发动昂贵战争（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推行社会福利的同时避免财政崩溃——这是历史上其他帝国难以想象的。

然而，这种光景在20世纪60年代末就难以持续。美国在军费和民生领域的双重开支侵蚀美元兑换黄金的能力，面临持怀疑态度的盟友（尤其是戴高乐时期的法国）的兑换需求，美国的黄金储备快速缩水，到1971年已难以支撑海外美元兑换的大量需求。若是一个传统大国面临这样的局面，可能只能被迫实施财政紧缩——即在支付债务与货币崩盘之间做出艰难抉择。

然而，美国直接瞄准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命脉。1971年8月，尼克松总统单方面关闭黄金兑换窗口，突然终止了美元与黄金的可兑换性，彻底颠覆了战后货币秩序。旧规则被彻底抛弃。那些曾被承诺可以用美元兑换黄金的外国政府，如今却被要求转而持有美国国债。

由此引发的“尼克松冲击”堪称一场明目张胆的障眼法。这或许是本世纪最具影响力的金融操作。通过废除黄金担保，美国实际上是在背弃对外国债权人的承诺。但通过立即提供美国国债作为替代方案，此举也诱使（或者说迫使）各国央行继续为美国提供资金支持。当时一位英国官员预见到这一动向，将新体系形容为“权宜之计”。实质上，全球不得不仅凭信任接受美元。

1971年8月1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关闭“黄金窗口”，停止美元与黄金的兑换

关起门来，美国战略家们心知肚明：若美元成为唯一的储备资产，美国就能肆意印钞，永远不必真正偿还债务。正如一位当代分析师所言，尼克松政府正在玩弄“人类经济史上最具野心的把戏之一”，这个大胆的赌注让国会和学术界鲜有人能理解，实际上只要拒绝将美元兑换黄金（从而不限制美元外流），这些美元就会在外国央行堆积如山，看似增加却消解了美国的外债。此举堪称“货币炼金术”：美国现在可以用本币进行海外借贷，用欠条支付账单，还坚称这些借据永远不会真正到期。

这个计划的精妙之处不仅在于它让美国得以无限期借贷，更在于它确保了其他国家不得不持续放贷。而这一切都在“自由市场”、“发展”等新古典增长模型术语的旗帜下被巧妙地推行开来。华尔街、美国政府以及国际机构共同宣扬基于规则的良性秩序，称自由贸易和资本流动将推动全球经济（乃至政治）趋同，许多人至今都对此深信不疑。

实际上，这是一种事实性的“帝国贡赋体系”：石油出口国以美元形式囤积利润，亚洲出口国通过购买美债来消化贸易顺差，德国、日本等工业强国不得不购买美国债务，无法利用出口收益构建战略自主权。全球南方国家则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援”计划紧紧束缚——这些计划强制推行紧缩政策并要求债务偿还，且往往由西方银行操盘，欠发达状态并非由于武力征服形成，而是通过此类附加条件被制度化。号称中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实际上成了体系的执行工具，它们对债务国实施约束、警告资本管制风险，并暗中阻挠建立替代储备体系的任何尝试。

美国政策制定者们逐渐明白，他们可以在国内维持预算赤字、在海外保持贸易逆差，而无需担心有被清算的那一天。若美国需要更多资金，美联储只需印钞即可；如果美国消费者大量购买进口商品，贸易伙伴们会接受美元作为支付手段，并且往往会用这些美元来购买美国的债券、股票、房地产或武器。

战后秩序的终极结果，是造就了一个隐形的、稳固的金融贡赋体系。美国没有耗尽自身资源，反而虹吸其他国家的盈余来填补自身缺口，这是任何帝国都未曾实现过的成就。美国没有像罗马或英国那样逐渐消耗自身实力，而是通过其国债市场将“贡赋”外包了出去，建立了一个不依赖军团、而以债务为根基的帝国，其存续只需三个条件：全球资本自由流动、国内的信任基础，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偶尔的干预。

3.美元帝国体系的崩溃

1971年后的体系从来就不是为持久而建，它存在的本质就是榨取资源，而这种榨取终将触及极限。这个以美元为基础的体系曾让美国得以转嫁赤字、汲取全球资源（包括资本、廉价劳动力等），如今正面临双重危机：国际社会对美国的资助意愿日渐式微，而美国将借贷资金转化为生产力的内部能力也近乎崩溃。

简而言之，全球秩序已进入转折点，唯有通过国家和国际层面的金融财政重组，才能避免更严重的瓦解。各国政府正逐步建立替代性的货币联盟与支付体系，以减少对美元的依赖。这种转变并非出于意识形态考量，而是结构性变革。美国的金融主导地位，曾被视为维系全球稳定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而为人容忍，如今却被视作一种胁迫手段：制裁、切断SWIFT系统、冻结外汇储备、武器化贸易政策等。曾经被标榜为仁慈霸权的金融体系，如今更多时候被视为剥削性的帝国主义行径。

最引人注目的案例当属俄罗斯。在2022年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后，美国及其盟友以全面金融制裁作为回应：切断俄罗斯的银行与SWIFT系统的连接、冻结其央行资产、暂停技术出口，它们认为这会形成决定性的施压。然而，结果却恰恰相反：俄罗斯迅速调整策略。它将能源销往中国和印度，转向以人民币和卢比结算的贸易，并扩大国内农业和军工产能。卢布汇率一度下跌后回升，通胀飙升后又趋于稳定。西方以外的国家领导人也注意到：如果俄罗斯能挺过西方全方位的金融攻势，其他国家或许能如法炮制。

这是一个转折点。数十年来，全球经济核心存在着隐性默契：美国可凭借其货币施加影响力，这源于其他国家对该货币的普遍依赖。然而，这一平衡正发生改变。中国本就对美元敞口保持警惕，如今正加速推动以人民币计价的贸易和跨境支付替代方案；金砖国家这个曾经的口头合作组织，如今正积极构建新的金融基础设施；各国央行正不动声色地增持黄金，减持美债，以实现投资多元化。

作为新自由主义秩序的坚定拥护者，高盛集团的最新动向最能说明问题。其已发出更为谨慎的信号。在近期的一份研究报告中，分析师指出：“近期美国债券未能对冲股票下跌风险，且美国借贷成本急剧上升，在此背景下，投资者开始为股票与债券组合寻求保护措施。在任何12个月周期内，只要股票和债券的实际回报率均为负值，那么石油或黄金中总有一个能带来正回报。”简而言之，美元和国债的传统避险吸引力正在减弱。

面对持续的通胀压力和高昂的借贷成本，投资者重新发现了实物资产的价值。次日，高盛总裁约翰·沃尔德伦在接受《政客》杂志（Politico）采访时直言：“尽管此前所有目光都聚焦在关税问题上，但我认为，关注点正理所当然地发生转移——尤其是在债券市场，转向了美国的预算辩论和财政状况，我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令人担忧。当前宏观层面的重大风险，实际上并非主要来自关税。”这番话委婉地表明，本应被视为最安全资产的美国国债，如今已不再如此。

美国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今年4月警告，如特朗普政府对关税问题处理不当，美国经济恐陷入比衰退更糟糕的境地 图自：美媒

这意味着去美元化已不再是边缘概念，而是现实。美国财政部长们都承认这一趋势正在发生，欧洲央行行长也明确表示“美元的主导地位”已“不再确定”。

与此同时，美国一些最亲密的盟友意识到与美国合作意味着“俯首帖耳”。以欧洲为例，2022年后，美国施压欧洲各国放弃对俄能源进口，理由是维护战略团结。毕竟，持续依赖俄罗斯能源被认为会带来严重风险，包括地缘政治动荡、价格操纵以及为俄罗斯战争提供资金支持。正如一位记者所言：“欧盟已将俄罗斯天然气进口占比从2021年的45%削减至2024年的19%，预计到2025年将进一步降至13%。为填补缺口，欧洲转向液化天然气（LNG），其在总进口中的占比已从20%攀升至50%。其中近半数来自美国。”

然而，这种转向带来的后果已使欧洲工业陷入危机。由于缺乏长期合同保障，液化天然气（LNG）的价格远高于管道天然气且稳定性更差。液化天然气的价格与全球现货市场挂钩，因此容易受到金融投机活动和地缘政治动荡的影响。最终导致消费者成本攀升、价格波动加剧。

能源价格飙升还带来了另一个负面影响：它们对欧洲工业基础的生存能力构成了严重威胁。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在将生产转移至海外。

这种以合作粉饰的依附逻辑，正逐渐失去效力。2025年特朗普的回归，也意味着金融中立神话的破灭。特朗普的关税政策标志着自1990年代以来主导美国政策的自由贸易正统观念彻底崩塌。此举既是政治作秀，也是战略转向，其传递的信息明确：美国将不再把经济外包给全球市场。效率时代已终结，耐力时代已然开启。

这绝非什么小众意识形态实验，而是美国对数十年衰退的回应。正如朱利叶斯·克莱因在《美国事务》（American Affairs）中指出的，1980年后美国资本主义模式掏空了自己的根基。资本与生产脱钩，供应链流向海外，利润来自资产泡沫和股票回购。实体经济（工厂、铸造厂、物流体系）被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对利润和收益的追求。如今，面对外国竞争和国内停滞，美国被迫在两条路之间做出选择：要么推行痛苦的经济改革以实现最终复苏，要么接受有管控的衰退。

食利资本主义（Rentier capitalism）经济模式终究难以为继。虽然服务型经济能创造高GDP，却无法锻造坦克、涡轮机或战略韧性。唯有将私营企业活力与战略方向、产业政策相结合的混合经济模式，才能在多极世界中持续发展。这意味着本土化回归的必要性，包括征收关税、加强反垄断执法、实施定向补贴，以及通过政治手段逐步重建国家能力。全球化从来都不是实现国家强盛的可持续道路。

在这之下，还存在着一个更隐晦的现实：不仅是美国，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体系都建立在一个可疑的社会契约之上。历届政府都承诺为每位公民（甚至越来越多情况下包括非公民）提供养老金和医疗保障，即便在出生率暴跌、劳动力萎缩、债务膨胀的背景下也是如此。但是这些承诺根本拿不出钱来兑现，可供支撑的劳动者数量也不足。不仅如此，现有福利国家体系中的一些机制还依赖于资产增值，而这种增长势头正在逐渐消退。

说到底，政客、经济学家乃至退休人士都心知肚明——尽管他们不愿承认：整个福利国家体系的根基，全靠持续的经济增长、资产膨胀和低利率来维系承诺不落空。因此，若美国主导的金融体系遭遇重大危机，这种幻象恐将随之崩塌。岌岌可危的不仅是美国霸权，更是后工业时代福利国家体系本身的存续根基。那些关于“韧性”与“回流”的说辞背后，实则暗藏更简单却更骇人的真相：若帝国的资产负债表瓦解，西方世界的政局稳定也将随之崩溃。

这正是雷·达里奥所预言的剧变。全球金融秩序的瓦解并非外在因素所致，而是内在机制使然。新自由主义金融化（重效率轻抗险、重流动轻持久、重利润轻主权）已达极限。美国如今意识到，这种始于尼克松时期的帝国式权宜之计，经里根经济学和大西洋新自由主义建制派制度化后，已然成为国家复兴的绊脚石。如同所有帝国秩序，这种金融体系不会被温和改革，必将经历瓦解重组与激烈博弈。

4.一个适应而非堕落的帝国

若美国想在国际社会不再愿意或无力为其不断膨胀的财政赤字买单的情况下保持其大国地位，就必须做帝国鲜少会做的事：真正重视生产建设、推进改革，甚至直面自身的生存危机。

如果说“美国势力范围学说”描绘了美国眼中的世界版图——不再是无边无际的自由主义帝国，而是一个明确且可防御的势力范围——那么这个理论就需要一个解释其如何巩固这一地盘的图例。势力范围需要架构支撑，影响力必须由物质实力作为后盾。

这意味着要重新启用旧有的经济民族主义策略，并辅以一种新的、不那么正式的区域主义。这一新兴地缘经济战略的关键要素包括：关税与贸易壁垒、产业政策与再工业化、反垄断与国内竞争。

然而，这一切都不会悄无声息地发生。那些在1971年后坐享其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准备为自己的生存而战。在美国支离破碎的政治体系中——弗朗西斯·福山特别将其称为“否决政治”（Vetocracy）——任何重大改革都会引发那些受到威胁者的激烈反对。其中，美国国内最可能遭受重创的三个利益群体：

华尔街金融巨头与跨国公司：在宽松货币政策、自由贸易和产业外包的政策环境下，这些资本集团发展最为迅猛。即便国家和社会需要它们让步，它们也绝不会轻易放弃。它们会上演大规模游说活动，资助反对政策调整的政治候选人，甚至可能发动所谓的“资本罢工”，即资本对政策变动作出反应，通过停止投资或转移资金来迫使决策者退缩。

特朗普政府4月2日的“解放日”关税引发美国和全球股市震荡后，知名对冲基金经理比尔·阿克曼在社交媒体上罕见地发出批评 图自：彭博社

国防承包商与根深蒂固的官僚体系：这些利益集团的成功与存续都依赖于现行的商业运作模式，因此它们会极力抵制威胁其既得利益的改革。以美国军工复合体为例，经过数十年的并购整合，国防承包商已形成少数几家巨头企业，导致五角大楼（代指美国国防部）日益沦为附庸。这些承包商会在其掌控的每个国会选区大肆宣扬它们的就业创造功绩。与此同时，五角大楼官僚体系中的某些部门也会对重大变革持保留态度，比如改革采购流程或将成本效益置于政治庇护之上。类似的惰性还来自行政体系的其他部门，例如那些管理庞大福利项目的机构，它们担心新增工业或基建支出可能侵蚀自身预算。简而言之，华盛顿所有既得利益集团都将竭力维护自己的利益蛋糕，尤其是当这块蛋糕本身还在不断缩水时。

新自由主义阵营的学术机构与智库：出于现实考量和意识形态驱动，这些机构会将新政斥为异端。数十年来，经济学家们如同神职人员般宣称，政府对市场的任何干预往好里说是低效，往坏里说就是专制。可以想见，这些“教士”们会预言各种灾难：物价上涨、贸易战频发、创新停滞。每项关税法案通过，每笔产业补贴获批，智库报告都会哀叹经济自由的终结。但如今，随着国家实际需求与大国竞争超越意识形态趋同，学术界那支鼓吹自由放任的“合唱团”将越来越被忽视。毕竟，这些政策导致铁锈地带沦为“鬼城”，还留下了26万亿美元的净外债。

美国的这种“否决政治”带来了持续不断的摩擦。正如福山所言，美国的多重权力中心为利益集团提供了充足手段来阻挠不合其意的政策。一小撮对冲基金经理就能让全民共识的税改计划胎死腹中。一群说客甚至某位参议员（挥舞着“暂停表决”或“阻挠议事法”）都能无限期拖延工业政策法案的通过。诸如此类的情况不胜枚举。

最终结果很可能是，任何改革都难以彻底推行，除非做出让步来安抚受威胁的利益集团：关税政策可能为大型进口商开辟豁免通道；反垄断法案或被科技游说团体削弱效力；工业支出可能被挪作政治献金项目以换取选票。这正是民主体制的现实写照。

然而矛盾的是，这场拉锯战从长远来看或许能促成明智的妥协。即将到来的经济博弈虽充满变数，却也是一场自我修正的过程，这或许能让美国资本主义实现良性再平衡。当既得利益集团发起反击时，改革派必将调整策略、完善战术。我们可以预见，这场消耗战将持续跨越多届政府，双方你来我往各有胜负。但随着时间推移，某些变革终将扎根于制度之中：

约束寡头阶层：公众遏制企业过度扩张的诉求从未消退。即便华尔街放慢改革步伐，当前政治风向仍指向反对无节制垄断与金融掠夺。莉娜·可汗在拜登政府任内于联邦贸易委员会取得重大进展，特朗普政府似乎有意延续这一政策路线。国防科技（Defense Tech）正逐渐成为传统军工企业的竞争对手，一个新型的支持生态系统（如专业风投机构和新兴行业协会）也在同步崛起。华尔街投机者终将被新规约束。每当供应链故障、价格欺诈事件或科技审查风波等丑闻曝光，对巨头的管控声浪便会愈演愈烈。这一过程将呈迭代式发展：某一届政府可能会加强反垄断执法力度；下一届政府或许会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又或是在反对声浪平息后恢复某项被削弱的监管措施。最终形态很可能是一个更加多元化的经济体系，更接近上世纪中叶那种没有单一企业或卡特尔能掌控政策制定的常态。

重振共和治理：随着经济权力下放，政治权力亦将随之转移。更广泛的繁荣——包括更多企业、更激烈竞争和更多本土生产——将催生对体制有利的选民群体。

美国开国先贤构想的共和治理模式，本就建立在独立公民阶层（如当时的自耕农）之上，而非狭隘的贵族体系。新工业时代的美国虽无法重现杰斐逊笔下的自耕农，却能重振这一原则：让广泛分布的经济力量成为自由的基石。长此以往，这或将有助于恢复近年来向寡头政治倾斜的共和国的平衡状态。

危机催生改革：当利害关系足够重大时，改革的必要性终将超越阻碍。历史已证明：当生死存亡之际，华盛顿总能移山填海。未来政府可借助紧急权力或强制通过的国防法案，强行推行既得利益集团未能阻止的产业政策。每场危机催生的解决方案，都会留下超越危机本身的先例与制度遗产。新经济模式的框架，正逐步搭建完成。

需要明确的是，向这种新范式的转变将跨越数任总统的任期。这不会是某位领导人或某个政党的成就，而是美国政治和政治经济体系逐步调整的结果。过程中会有起起落落，或许某个中间派、建制派人士会偶尔暂停或轻微逆转某些政策。但总体方向是由结构性现实所决定的。

总而言之，冷战后的“历史终结论”已经破灭，大国重商主义正在制定新的游戏规则，而从历史来看，这正是美国擅长并志在取胜的博弈。在不确定的未来，美国终将跌跌撞撞地构建出一个更趋平衡的经济秩序。

5.一个重新排序的世界

这场变革很可能引发深刻的经济格局重组，虽然充满动荡，却也孕育着新机遇。许多曾依赖美国市场、援助和汇款的国家，如今发现自己被挡在了美国日益收紧的大门之外。与此同时，曾经涌入华尔街和硅谷的资本开始寻找新的避风港，推动硬资产与区域走廊的争夺战。美国向内收缩带来的全球性冲击将极具启示意义：既暴露脆弱的依存关系，也将催生新的联盟关系。

主要受害的将是那些经济上依赖美国消费与仁慈的国家。美国转向保护主义，推进再工业化，意味着从他国的进口量减少，资本和人员自由流动也将受限。从墨西哥到柬埔寨，许多经济体在全球化时代实质上已成为美国市场的延伸。如今它们正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以墨西哥为例，其约75%至80%的出口流向美国；而小国海地即便在经济景气时，也有近70%的出口销往美国市场。

墨西哥外交部：美国宣布自8月1日起对墨西哥输美产品征收30%的新关税是“不公平待遇”，已开始与美国进行谈判

这种过度依赖在美国市场准入便利的时代尚可容忍，但随着美国重组供应链并对外国商品加征关税，这些国家将感受到令人窒息的压力：面向美国消费者的工厂可能陷入闲置，那些曾为美国零售商缝制T恤、为硅谷组装电子产品的工人，可能会在一夜之间失去工作。美国资助的援助和汇款也是如此：从靠补贴维持稳定的约旦，到依赖汇款发展经济的中美洲，整个地区都依赖美国的财富生存。在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和尼加拉瓜等国，汇款（主要来自在美务工人员）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超过20%。一旦美国经济下滑，或是像当前这样收紧移民政策，这些国家就可能面临财政危机。

需要明确的是，这里存在一个关键区别：像墨西哥和加拿大这样的美国邻国，很可能保留优惠准入权，并能更好地适应新的产业格局；而像柬埔寨这类更边缘的经济体，乃至一些与美国结盟却保持经济独立的欧洲国家，因缺乏这种结构性的深度嵌入，未来恐怕会愈加边缘化。

但残酷的现实是，“美国治下的和平”政策催生的经济难民（那些依赖其市场和资金的附庸国）即将尝到失去这些资源的苦果。

尽管部分经济体步履维艰，但另一些国家却在动荡中嗅到了商机。资本正在逃离美国金融体系，追逐着能提供收益与稳定性的投资机会。家族理财办公室已率先行动，随着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及其他措施开始产生实质性影响，更多机构将跟进布局。这种趋势部分源于风险管理考量：面对华盛顿新推行的经济民族主义，外国投资者和主权财富基金正寻求能够避开美国政策反复无常的避风港。坐拥充裕资金的产油国与新兴经济体，正将投资重心从美国国债和估值虚高的科技股转向发展中国家的实体项目。美国这种“向内转”的矛盾之处在于——它可能让那些曾被视作全球边缘地带的地区真正实现繁荣。

在生产成本不断攀升的当下，坐拥廉价能源（或受补贴燃料）的国家会成为产业聚集地。同样，在中美这一动力引擎渐弱的当下，全球资本都在寻觅下一个增长热点，因此那些人口结构年轻且消费群体不断扩大的地区（从东南亚到非洲）可能会迎来投资热潮。工厂或许会在非洲拔地而起，为非洲消费者提供服务，而投资这些工厂的可能是中国、阿拉伯国家甚至美国的投资者，他们已然看清形势：要去有未来需求的地方，而非需求已然衰退之地。

因此，随着美国市场不再像过去那样稳如泰山，许多国家将转向邻国寻求发展。“区域内贸易”将不再是空谈的发展口号，而是迫在眉睫的当务之急。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正热衷于建设港口、铁路、公路和管道等新型网络，以实现互联互通。硬资产将再次成为王道——全球投资者预计将大举投资港口、道路、电网和矿产资源，这些正是实体经济的坚实基石。

特朗普本人及其核心团队对此心知肚明。今年五月在利雅得发表演讲时，特朗普特别强调：“利雅得和阿布扎比那些璀璨夺目的非凡成就，并非出自所谓的‘国家建设者’、新保守主义者或自由派非营利组织之手。真正推动中东地区现代化进程的，是这片土地上的原住民们。正是这些扎根于此、世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通过建立自己的主权国家、追求独特愿景、以独特方式书写命运，才成就了今日的辉煌。你们所取得的成就，实在令人叹为观止。”特朗普传达的信息很明确：美国的政策，至少在本届政府下，是鼓励外国国家追求自己的发展。

在这个地缘格局骤变的世界里，地理因素重新获得话语权：控制贸易节点和走廊者必将占据优势。特朗普政府对巴拿马运河和格陵兰岛（进而控制北极通道）的执着追求，正是这一趋势的明证。可以预见，一场现代版的战略基础设施争夺战即将打响。无论是私募巨头还是国家规划者，都将竞相布局铁路线、稀土矿场、锂矿资源及深水港等战略要地。其逻辑简明扼要：在权力博弈日益公开化、各方不惜重金争夺影响力的不确定时代，相较于投资软件独角兽这类高风险项目，投资港口或发电厂显然更为稳妥。

国际机构已敏锐捕捉到这一趋势，将区域互联互通视为新的增长引擎。联合国和世界银行或许意识到自身地位日益边缘化，正通过不断强调“繁荣走廊”（Corridors of prosperity）的发展来保持影响力，这些跨国运输、能源与贸易网络将多国紧密相连。未来，互联互通将不再局限于孤立的单一要素，而是要编织起将各地区联结起来的全面经济网络。这种推动既来自自下而上的力量，也包含自上而下的政策导向。在非洲，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AfCFTA）正逐步将五十多个国家整合为统一市场，推动从拉各斯到蒙巴萨的跨国公路建设投资；南美洲的南方共同市场与太平洋联盟则致力于深化一体化，以降低对中美需求波动的依赖；就连历史上四分五裂的中东地区，随着波斯湾国家投资建设输油管道、电信网络和铁路系统，也迎来了新的合作机遇。它们的核心主题是构建区域防御体系：通过内部建设确保国家命运不被美国主导的贸易体制或中国制造的供应链所左右。

从俄罗斯圣彼得堡连接至波斯湾的国际南北运输走廊项目规划

从非洲南部的洛比托走廊到亚洲的国际南北运输走廊（INSTC），在这些互联互通项目中，有两个项目尤其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横跨中亚的“中间走廊”，以及“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IMEC），一些人称之为“新黄金之路”。

“中间走廊”，又称“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绕开俄罗斯，通过中亚和高加索地区连接中国与欧洲。在俄乌战争及随之而来的制裁使“北部走廊”（途径俄罗斯）变得风险重重且政治敏感后，这条长期作为“次要”丝绸之路的通道的战略重要性显著提升。与此同时，2023年G20峰会上公布的“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计划，旨在通过阿拉伯半岛将印度与欧洲相连。该计划通过铁路、港口、数据电缆和管道等新型基础设施更新古老贸易路线，同时提供美国支持的“一带一路”替代方案。沙特阿拉伯、意大利和印度等国视此为提升全球地位的良机。

这些走廊绝非简单的基建项目，而是新兴多极经济的中流砥柱。它们的崛起揭示了一个更深层的真相：超全球化时代正在让位于“集团+走廊”的新纪元。资本已不再是中立的游离物，各国政府正通过中国“一带一路”、欧盟“全球门户”倡议以及G7“全球基础设施伙伴关系”（PGII）等渠道，对资本进行精准布局。在这些案例中，主导资金流向的不再是市场的无形之手，而是公共政策。单纯追求利润已不再足够，企业经营必须与国家或集团的利益保持高度契合。

这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时代的真正终结。资本界正被明确告知“要么保持一致，要么落后出局”。对某些群体而言，这是历史的阴暗转折——重蹈重商主义和强权干预主义的覆辙；对另外一些群体来说，这是必要的修正，旨在遏制鲁莽的全球化浪潮，转而支持更具韧性的经济发展。无论哪种情况，从今往后，私人投资者将随着国家权力的节奏起舞。华尔街或许不买账，但各国战略家毫不在意，他们正忙着为地缘经济竞争的长期时代做准备——各国将资金、资源和供应链作为武器使用，就像部署航空母舰和导弹一样。

6.美国的新地缘经济剧本

美国新地缘经济战略可归纳为三大支柱，它们构成了“美国势力范围学说”中维系帝国的经济维度。相较于过去那种蛮横的全球化，这种方式更间接、更具策略性，但本质上仍是帝国。这三大支柱是：

（一）重塑“帝国税收体系”

历史上，帝国会强迫其属地或盟友向帝国核心进贡（以粮食、黄金、士兵等形式）。正如前文所述，美国正是通过掌控美元流通、军火销售等方式实现这一目标。而如今的升级版策略，则是通过吸引海外资本投资美国，以此作为强化帝国核心的贡赋形式。

在放任制造业外流、基础设施荒废数十年后，华盛顿如今试图通过外部资金和专业技术重建本国经济。但与苦苦挣扎的发展中国家不同，美国政府可以设定条件：只允许政治立场一致且愿意服务于美国国家战略目标的资本进入。其提出的交易条款直截了当：帮助我们重建工业基础，我们将授予您进入庞大市场并享受安全保护伞的特权。

以日本制铁收购美国钢铁公司为例：这家日本企业试图收购一家传奇的美国钢铁制造商，这在昔日的民族自豪感时代是不可想象的。拜登政府曾以国家安全为由阻止了这笔交易。但如今，美国领导人看到了潜在的互惠互利：日本是对中国事务高度关切的亲密盟友，既然日本资本有能力挽救美国钢铁业的就业岗位与产能，那在恰当条件下，为何不允许其进入呢？尤其是这些硬资产一旦建成便无法转移或拆除。正如一位高管所言，这种合作将“强化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截至本文撰写时，特朗普政府已同意该方案。

日本企业愿意出资改造美国钢铁公司，作为回报，美国将确保日本钢铁制造商不会被保护主义打压。这种模式堪称“贡赋投资”，即美国利用市场优势，让盟友为自身振兴提供资源支持。类似案例比比皆是：台积电应华盛顿要求在亚利桑那州建厂，三星集团考虑在美国本土设立电池和芯片工厂，欧洲跨国企业则瞄准美国工业重镇的项目，借新补贴政策谋取利益。所有这些外资项目都经过美国政府精心策划，实则是为实现国家利益服务。有人或许会讥讽这是“帝国税收”：这个帝国不再要求附庸国进贡黄金，而是索取工厂和资金。

这堪称“邀请式帝国主义”：外国资本虽被接纳，但必须符合华盛顿的条件并接受其严密监控（通过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审查等机制确保政治契合）。海湾国家的石油美元或中国资金可以自由收购美国资产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如今，只有“友好资本”（Friend capital）才有资格参与 —— 而且这些资本最好不仅带来资金，还要展现出忠诚度。这是一种冷酷务实的策略，它将美国复兴的部分重担转嫁到了盟友的资产负债表上。对这些盟友而言，拒绝的代价（失去美国市场准入或保护）让他们不必过多权衡就倾向美国。

（二）构建排他性经济集团

单靠自我封闭无法维持美国的全球霸权，美国还需将全球贸易重组为一个排挤对手的友好圈。战略的第二支柱是组建由关税同盟、协调供应链和优惠贸易协定联结的国家经济集团，所有这些都将在美国主导下运作。即美国试图打造一个由志同道合的经济体组成的封闭社区，在这个圈子里，商品、资本和技术可以自由流通，而中国等竞争对手则被拒之门外。这标志着从旧有的全球自由贸易理想向更有限的愿景发生了转变：在帝国内部实现自由贸易，对外则采取保护主义政策。

这种集团化构建如何具体体现？贸易政策武器化的趋势已初见端倪，未来或将出现更多类似举措：针对不友好经济体倾销行为实施共同对外关税，制定偏袒西方标准的数字贸易规则，以及通过出口管制将尖端技术封锁。美国将推动各伙伴国协调其关税和制裁政策和美方标准相统一，使中国无法简单通过第三国转运商品来规避限制。由此，供应链将被切割并分配给盟友。更诱人的筹码是美国庞大的消费市场——只要遵守规则，就能向3.3亿美国人销售；而一旦倒戈，就将失去这个市场。

毫无疑问，这就是另一种形式的经济战。这个集团的明确目标是将中国（及其他对手）排除在关键网络之外。设立生产区的举措旨在剥夺对手曾经拥有的优势。假以时日，一款“某国”制造的产品，要么会贴上“盟友”的标签，在美国主导的世界里畅行无阻；要么就会面临关税壁垒、严格审查，甚至遭到禁售。全球化正被人为地剪辑和审查，而美国正是这场操作的主编。

特朗普当地时间7月22日宣布，美日双方已达成“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协议”，美国将对日本实施15%的“对等关税”，日方将在汽车、农产品等领域大幅开放市场。

我们已在科技领域见证这一趋势：西方政府通过行政命令将中国电信设备（华为）从西方网络中剔除；中国应用程序正接受审查；美国阵营任何企业都无法向中国出售先进芯片。这种局面或将蔓延至其他领域：未来或许会出现“安全关税”——对使用过多中国零部件的汽车征收关税，或对资金流动进行关联性筛查。

美国的终极目标是打造一个强大而富有、内部市场稳固的盟友体系，若被排除在外将遭受致命打击。最终，这种趋势也将波及数字领域，催生“分裂互联网”现象——全球互联网将分裂为多个由不同意识形态、政治和经济原则主导的政府控制的小型孤立网络。换言之，经济集团主义将与数字集团主义如影随形。

（三）争夺战略走廊与新兴市场

一个残酷现实是：即便美国巩固国内根基、组建同盟集团，世界其他地区也不会就此失去重要性。从中亚、东南亚到非洲，再到南美洲，这些广袤地域虽未明确加入任何集团，却蕴藏着令大国垂涎的丰富资源与增长潜力。在二十一世纪的地缘经济竞争中，这些区域将成为最引人注目的战场。

尽管目前美国主要采取内向型战略，但其正积极布局这些关键领域以展开竞争。美国采取的战略是“选择性介入”，即不试图控制每一个角落，而是锁定某些战略要道和国家，这些地方被视为新世界秩序的战略命脉，美国将投入大量资源与资本在此争夺影响力。其目标并非完全掌控，而是防止那些关键供应链、新兴市场及核心基础设施完全落入对手国家的势力范围。

排在首位的正是前文讨论过的那些走廊。以贯穿中亚的“中间走廊”为例：这个传统上不在华盛顿势力范围内的地区，如今正成为战略要地。随着欧洲经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和土耳其的贸易路线日益增多，美国对谁来建设和掌控这些基础设施有着切身利益。预计西方开发银行将与日韩合作伙伴联手，为铁路、物流枢纽和贸易便利化项目提供资金支持。

再看“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IMEC）。美国有动机在外交和资金上支持这一走廊，因为这条经由美国盟国连接印度与欧洲的贸易路线，能够削弱中国对欧亚商业的掌控力。在更广泛的“全球基础设施伙伴关系”框架下，美国很可能会在走廊参与国之间扮演调解者角色，并推动美国企业赢得基础设施合同。

除了这些传统走廊，美国还将重点布局资源丰富且人口基数庞大的地区。以非洲为例，这里已成为冷战以来最激烈的地缘竞争舞台。中国通过矿产开发、道路建设和贷款支持，在该地区取得显著进展。随着地缘经济竞争日趋白热化，预计欧美将通过定向投资和私营部门主导的策略作出回应。同样值得关注的是东南亚地区：越南、印尼、马来西亚等国正被美国视为替代性市场，并作为维护南海航道畅通的盟友。美国正通过“印太经济框架”（IPEF）等机制支持这些国家，以基础设施建设和数字经济投资为筹码，换取在供应链安全与标准统一等方面达成共识。

总之，美国将从过去意识形态驱动、民主传播的攻势，转向地缘经济离岸博弈。它必须锁定全球经济网络中的关键节点，采取行动确保这些节点的安全或阻止对手获取。这可能意味着为非洲的某个港口提供资金，以防止其落入中国的势力范围；或者在中亚推动一项能源协议，以削弱俄罗斯的影响力；又或者加强东南亚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将华为拒之门外，同时为思科（美国企业）创造机会。手段既有巨额开发融资，也有传统游说交易（若现实一点，有时甚至涉及政权庇护或暗中干预）。美国还日益把贸易投资准入与政治立场挂钩。全球南方国家面临抉择：与美主导阵营合作，可获得基建资金和市场准入；反之则可能被边缘化。

7.帝国继续前进

随着美国向帝国模式的全面转型，这个国家如今毫不掩饰其帝国属性，肆无忌惮地为追求狭隘的国家利益而行使权力。然而，这种帝国形态已不再是过去那种庞大无垠、无所不在的罗马式巨兽。随着世界逐渐转向更加碎片化和区域导向的体系，它正因过度扩张而缩减规模。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正是拜占庭式的美国。

在这个新兴秩序中，美国的角色已不再是推行普世秩序，而是更专注于巩固其在西半球的势力，同时利用与盟国地区形成的特殊关系网络，在这些经济、政治和安全利益交汇的区域大展拳脚。

世界将迎来权力格局的根本性重构。那些曾依赖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秩序的国家，要么适应区域化、自给自足的新模式，要么面临经济孤立的风险。这场动荡将印证一个事实：昔日轻松实现的全球化时代已然终结，取而代之的是以区域为单位、充满韧性的集团间竞争。

在美国国内，向拜占庭式国家形态的转型需要经历痛苦却必要的内部清算。这种内部调整尽管可能杂乱无章，但其目的是将一个曾深陷投机性金融化的经济体，转变为一个重新以实体生产和韧性基础设施为核心的经济体。美国的未来不会是一个单一僵化的帝国，而是由相互竞争的利益之间形成动态平衡所定义。在此模式下，强大的国家干预与分散的权力相结合，将塑造出一种虽不那么耀眼、却具有可持续性的模式。

这并非美利坚帝国的消亡，而是重塑——一种经过重新校准、扎根于地区的强大力量。虽然不如罗马帝国那般威风凛凛，但在不断演变的全球格局中仍具威慑力。通过直面残酷现实，美国撕掉虚伪的道德面具，通过克制和重新定义的联盟打造拜占庭式的美帝国。

*文章转自The Institute For Peace & Diplomacy，文章有删减，小标题为译者自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