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朔风：让一位好医生“求助无果、以死明志”，谁之错？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北方朔风】

近日，周口市第六人民医院妇产科的邵医生自杀身故。

随着这起悲剧的发生，事情背后的情况被公之于众：邵医生是资深妇产科医生，她自杀主要因遭受三个患者家属的网络暴力。一时间舆论哗然。

医患矛盾为何发展到如此地步？

周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情况通报

三起纠纷医疗分析

从已知情况看，在这三起医患纠纷中，邵医生及其团队处理并无问题，而三个患者家庭的诉求明显不合理，超出应有的维权范畴。

先看第一例，羊水栓塞患者。

临床上，各种栓塞都难处理，羊水栓塞尤为麻烦。它并非堵死关键血管，而是羊水物质进入血液循环引发复杂系统性反应，与过敏有关但又不完全是，症状包括难以控制的出血和心跳呼吸停止，发病迅速，是产科最严重急症之一，在发达国家也是产妇主要死亡因素。

这一急症预防困难，虽然已知不少高危因素，但依然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比如并非所有人羊水进入血液循环都会引发严重后果，研究人员尚未发现这现象背后的决定性因素。

此外，其死亡率根据统计口径不同，从30%到逾80%不等，保证产妇与婴儿安全绝非易事。抢救这种高死亡率疾病，除需医生尽心尽力之外，还看运气，切除子宫是抢救措施之一。邵医生成功抢救患者，无疑是十分尽责的，而家属却因子宫未保住而指责医生，实则对医学缺乏基本了解，而且抢救中他们也都同意了切除子宫方案，事后反悔，极为无赖。

再看第二例，三胎且胎儿较大患者。

患者三胎且胎儿较大，医生建议剖腹产，患者与家属拒绝并签知情同意书，最终子宫破裂，胎儿窒息死亡，产妇经抢救保住生命。

多胎产妇面对巨大儿有很多额外风险，这是妇产科基本知识。事发前医院已告知相关风险，但是患者及其家属仍选择了冒险，那么邵医生和团队就无责任，毕竟这是患者一家的选择。

再看最后一例，婴儿突发疾病。

当时产妇生产一切顺利，但孩子出生两天后，突然因缺氧导致皮肤青紫，医院发现后及时抢救，最终治愈出院。两年后，孩子被确诊为脑瘫。家属未做任何医疗鉴定，就认定是医生失误。

客观来看，缺氧并非导致脑瘫的唯一因素，可能是某些先天性因素导致婴儿早期窒息症状。这可在医学上讨论，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对医院进行攻击，显然是缺乏道理的。

其中一名患者的抖音账号

患者家属不合理诉求背后的动机

可能因为我国产妇死亡率低，以至于有部分人形成了一种脱离现实的认知，认为当下生孩子安全性近乎百分之百——这是错误的！

虽然现在产科技术进步，产妇死亡率极低，但羊水栓塞等产科急症仍会发生，且因高龄产妇、多胎产妇增多，某些产科并发症概率并不低。

错误的认知导致产科成为医患矛盾高发科室，不得不说是一种悲哀；而对医学能力缺乏正确认识易陷入“医学无所不能，出了问题都是医生的责任”“医学没什么用，还不如不去医院”这类极端观念，指望每个人都能超越这种二极管思维显然又不现实。

而这三起医患矛盾中，患者家属要求如此不合理，笔者猜测，患者与家属并非不知，只是希望通过舆论压力获得大额赔偿。

在不少医疗事故鉴定中，有时医院无明显责任，但司法机构仍会判定医院少量赔偿，本意出于人道主义，但在当下环境，这种举措是否利于缓和医患矛盾值得思考。最起码在这些事件中，家属们试图利用网络暴力获取不当赔偿，这肯定不是医患矛盾应有的解决方案。

网络暴力处置困境

网络暴力致人死亡，确实是巨大的悲剧，很多批评指向当地公安机关：邵医生和家人事发前已报警，为何没有妥善处置？

媒体报道截图

处理网络暴力确实不是容易的事，很多时候连施暴者的身份都难以找到。但此次与邵医生有矛盾的患者家庭明确，且暴力行为不限于网上，还有线下行为，处理难度降低。不过，若在悲剧酿成前处理，舆论可能就与现在截然不同了，说不定会指责医生、医院以权势压人。毕竟当下舆论场上关于医患矛盾的讨论易滑向极端，很多评论轻视科普，易受情绪驱动，与事实无关；也有众多“1450”之流暗中搅混水，借由谣言等将矛头导向医院乃至执法者。

然而，事情难做，不代表可以因此无所作为。

不能指望舆论完全理智、清朗，但至少也要保护好被舆论中伤的无辜之人。在此番事件和类似事件中，医院作为管理方，毫无疑问有很多改进空间。

比如，应关注当事医生的心理健康问题。

医生行业压力高，即使无医患矛盾，医护人员工作强度也易导致精神健康问题。近年来医务人员自杀原因多样，并非只有医患矛盾。医院应建设心理健康团队保护医务人员，若此前给予邵医生及时的心理辅导帮助，悲剧或许就不会发生。

当然，落实有难度。我国大量大医院没有专门的心理咨询与精神健康科室；很多医务工作者也排斥接受精神心理健康咨询，对于这点，据笔者观察，老一辈医生依从性差，年轻一辈情况稍好；很多大公司设立了心理咨询部门，但员工反馈并不好，因为咨询结果可能成为考评绩效依据或人事斗争工具，医生情况类似。因此，设立维护医护人员心理健康的机构，恐怕需要一定的行政强制力。

邵医生（右一）与同事抱着龙凤胎新生儿。

再就是法律与安保问题。

在这方面，我国大部分医院做的着实差点意思。美国大型医疗集团有庞大的法律部门应对各种情况，我国医院虽基本也都有法律顾问，但难以和美国媲美。

当然，这不是鼓励完全学习美国，只是至少在这类网络暴力事件中，当事实已如此明确、患者家庭的行为已明显逾越法律的边界，法律团队此时就不宜再默不作声。现实来看，法律的沉默只会“怂恿”更多人进行医闹——闹成了有钱，失败了没事，这不是在变相鼓励？

我国医院的法律与安保不足的问题，资金和意识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取决于医院是否把医生当自己人。面对一时难以解决的医患矛盾，部分医院会选择切割策略，不保护当事医护人员。这种利己选择，显然对医护人员不公平。

此外还有公关问题。

平心而论，当下社会舆论环境复杂，各行业公关都不好搞。某些医院宣传水平不错，舌灿莲花；但面对公关危机时，往往手足无措。面对网络暴力，尤其是当下存在网络暴力团队专业化、明码标价的情况，如果医院没有相应的团队去“接招拆招”，个人能力有限且脆弱，而且，善良认真的人更易被舆论伤害。

医院需适应时代变化，保护医院的核心资产——医护人员，比起精通“捂盖子”模式，更应成为医护人员的“盾”与“矛”。

每次谈网络暴力问题，都离不开平台。此类问题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发生。互联网自由不应是全由自己情绪、肆意伤害他人的自由，网络不应成为法外之地。几条整改意见无法改变困境，这方面或许需要系统性的强制规定。

结语

医患关系复杂，不应幻想只要怎样就能万事大吉，但也不应放纵暴力伤害无辜之人。如今悲剧已经发生，但仍有众多网友关注后续发展。

若违法乱纪者没有获得应有的法律惩处，恐怕只会让更多医护人员陷于险境；若实施网络暴力者无需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最终所有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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