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纯如：“忘记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

**引：**7月25日上映的《南京照相馆》，无疑是近期关注度最高的电影之一。电影以“吉祥照相馆”为切口，讲述了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普通百姓在照相馆中偶然发现日军罪证并冒死守护真相的故事。

1937年12月13日，南京，30万人的灾难，一个世纪的伤痛。日军在六周之内所犯下的罪行，远比电影中的故事更血腥、更残忍。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南京大屠杀竟处于一种被遗忘的境地。这段历史要么被日本歪曲粉饰，要么被欧美各国刻意忽视，甚至在国内极少部分人眼里，连“勿忘国耻”都成了“仇恨教育”，仿佛只有拍出了日军的所谓“人性”，才算“合格”的“反战电影”。

悲剧并不总能得到公正的铭记，警钟也不一定会长鸣。历史长河里流着一个民族的血泪，而遗忘就是第二次屠杀。所幸，还有人愿意为真相挺身而出。

1997年，距离南京大屠杀已过去60个年头，不少幸存者已经陆续辞世。是年11月，美籍华裔作家张纯如（Iris Chang，1968-2004）的《南京大屠杀》（The Rape of Nanking）在美出版。这是第一部用英语系统讲述南京大屠杀的长篇纪实类著作，张纯如凭借严谨的态度、敏锐的洞察力和强烈的历史责任感，通过大量原始资料、第三方目击者日记等素材，从日、中、西方三个视角，全面而深刻地剖析了南京大屠杀的始末及背后复杂的历史文化因素。

著作一经出版，立刻在西方引起巨大轰动。张纯如用文字记录下的血泪经历，让这段被遗忘的历史重现于世。此后，西方学界终于开始正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存在，正如张纯如于1999年所说，“南京大屠杀终于在世界历史中展开了自己最真实的那一页”。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历史不容篡改，更不容忘却。当我们再度翻开《南京大屠杀》，真相的残酷仍历历在目，对遗忘的警告仍震耳欲聋。正如张纯如在该书前言中提到：“忘记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这句话不仅说给侵略者、旁观者，对于曾饱经苦难的我们，对于一切珍视和平的人们来说，更应该牢记于心。

以下为张纯如为本书撰写的前言全文。

张纯如（Iris Chang，1968-2004）

【文/张纯如】

人类残忍对待同胞的编年史讲述着漫长而令人痛心的故事，但是如果说这类恐怖故事中人类的残暴程度确实存在差别，那么世界历史上极少有什么暴行可以在强度和规模上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进行的南京大屠杀相比。

美国人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始于1941年12月7日，因为日军在这一天偷袭了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欧洲人则将1939年9月1日德国突袭波兰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端。非洲人认为战争开始得更早，应从1935年墨索里尼派兵入侵埃塞俄比亚算起。然而，对于亚洲人来说，战争的发端必须追溯到日本军事控制东亚的第一步——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地区并建立伪满洲国。

正如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在5年后所做的那样，从1931年开始，日本凭借其高度发达的军事机器和优等民族心态，着手建立起对邻邦的统治。中国东北地区很快陷落，随后成立的伪满洲国名义上由作为日本傀儡的清朝废帝溥仪统治，实际的统辖权却掌握在日本军方手中。4年后，即1935年，察哈尔省和河北省的部分地区被占领；1937年，北京、天津、上海相继沦陷，最后连南京也未能幸免。对中国而言，20世纪30年代可谓艰难时世；事实上，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最后一批日军才撤出中国的领土。

毫无疑问，在日军侵略中国的14年中，出现过无数难以付诸笔墨的暴行。我们永远无法巨细无遗地了解，在千千万万个曾遭受日军铁蹄蹂躏的城市和乡村中，究竟有过多少悲惨事件。但我们清楚地知道发生在南京的惨案，因为当时的一些外国人亲眼目睹了这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并将消息传播给世界；另外，一些亲历大屠杀的中国人侥幸生还，成为目击证人。如果有哪个历史事件可以揭露肆无忌惮的军事冒险主义十恶不赦的本质，南京大屠杀是最好的例证。本书讲述的正是这个事件。

南京大屠杀的历历详情是毋庸置疑的，只有部分日本人仍在矢口否认。1937年11月，日军攻陷上海之后，紧接着对中华民国首都南京发起了大规模进攻。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后，日军在这里大肆进行了一场世所罕见的残暴屠杀。成千上万的中国年轻人被聚集并驱赶到城外，或遭机关枪扫射倒地，或被当作练习刺刀的活靶，或被浑身浇满汽油活活烧死。几个月来，南京城内尸横遍地，尸臭弥漫。多年之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专家估计，从1937年年底到1938年年初，南京有超过26万名非战斗人员死于日军的屠刀之下，还有专家估计这一数字超过35万。

本书仅对日本在南京的野蛮暴行进行最基本的概述，因为我的目的并不在于以数字证明南京大屠杀是人类历史上最邪恶的行径之一，而是要洞悉事件本身，从而吸取教训，以警世人。然而，不同的残暴程度通常会引起人们不同的反应，因此我必须列举一些统计数字，从而使读者对1937年发生在南京的大屠杀规模有一个基本的认知。

一位历史学家曾经估算，如果所有南京大屠杀的罹难者手牵手站在一起，这一队伍可以从南京绵延到杭州，总距离长达200英里左右。他们身上的血液总重量可达1200吨，他们的尸体则可以装满2500节火车车厢。

仅从死亡人数看，南京大屠杀就已超越了历史上许多野蛮的暴行。罗马人曾在迦太基屠杀了15万人，天主教军队也曾在西班牙宗教法庭大开杀戒，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却远甚于此。日军的所作所为甚至超越了帖木儿的暴行，后者曾于1398年在德里处死了10万名囚犯，并于1400年和1401年用这些囚犯的颅骨在叙利亚建造了两座骨塔。

当然，20世纪以来用于大规模杀戮的工具获得了充分发展，希特勒杀害了600万犹太人，然而该数字是在几年之内累积而成的，日军对南京人的屠杀则集中在几个星期之内。

的确，即使与历史上最具毁灭性的战争相比，南京大屠杀也足以成为大规模赶尽杀绝的最残忍例证。为了更好地了解南京大屠杀的相对规模，我们必须再忍痛看一下其他统计数字。仅仅南京（中国的一座城市而已）的死亡人数就超过一些欧洲国家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平民伤亡总数（英国61000人，法国108000人，比利时101000人，荷兰242000人）。忆及此类事件，人们都认为战略轰炸是造成大规模毁灭最恐怖的手段之一，然而即使是“二战”中最猛烈的空袭也无法超越日军对南京的蹂躏。南京的死亡人数很可能超过英国突袭德累斯顿过程中死于轰炸以及火灾的人数（当时国际上普遍接受的死亡人数是225000人，但根据后来更客观的统计，应有6万人死亡，至少3万人受伤）。事实上，不论我们使用最保守的数字——26万人，还是最大数字——35万人，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都远远超过美国轰炸东京的死亡人数（据估计有8万～12万人死亡），甚至超过1945年年底广岛、长崎两座城市在遭原子弹轰炸后的死亡人数之和（据估计分别为14万人和7万人）。每思及此，不禁惊怒交加。

《南京大屠杀》内页

我们不仅要记住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更要记住许多罹难者被杀害的残忍手段。日军将中国人当作练习刺刀的活靶，甚至进行斩首比赛。估计2万-8万名中国妇女遭到强暴。许多日本士兵在强暴中国妇女之后甚至还挖出她们的内脏，割掉她们的乳房，将她们活活钉在墙上。日军强迫父亲强暴亲生女儿，儿子强暴亲生母亲，并强迫其他家庭成员在一旁观看。日军不仅把对中国人进行活埋、阉割、器官切除以及热火炙烤当作家常便饭，还采取其他更为残忍的折磨手段。例如，用铁钩穿住舌头把整个人吊起来；把人活埋至腰部，然后在一旁幸灾乐祸地放任德国黑贝将他们撕碎。此种残暴景象实在触目惊心，甚至连当时住在南京的纳粹党人都惊骇不已，其中一位曾公开将南京大屠杀称为“野兽机器”的暴行。

然而，日军在南京的暴行一直鲜为人知。与日本遭受原子弹袭击和犹太人在欧洲所遭受的大屠杀不同，亚洲以外的人几乎不知道南京大屠杀的恐怖。美国出版的大部分历史文献都忽略了这一历史事件。仔细调查美国高中的历史教科书就会发现，只有寥寥几本简略提到了南京大屠杀。面向美国公众发行的完整版或“权威版”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著作中，几乎没有一本书详细地记述南京大屠杀。例如，《美国传统图片史：第二次世界大战》（The American Heritage Picture History of World War II, 1966）是美国多年来最畅销的单卷本“二战”图片史图书，其中不但没有收录一张南京大屠杀的图片，甚至对事件本身只字未提。无论是丘吉尔长达1065页的名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Memoir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1959），还是亨利·米歇尔长达947页的经典之作《第二次世界大战》（Second World War, 1975）中，都找不到任何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只言片语。在格哈特·温伯格长达1178页的鸿篇巨制《战火中的世界》（A World at Arms, 1994）中，只有两处蜻蜓点水般地提到了南京大屠杀。我只在罗伯特·莱基长达998页的《摆脱邪恶：“二战”传奇》（Delivered from Evil: The Saga of World War II, 1987）中找到仅有的一段对南京大屠杀的论述：“与松井石根领导下的日本士兵相比，希特勒领导下的纳粹所做的任何令其胜利蒙羞的丑行都相形见绌。”

第一次听说南京大屠杀时，我还很小。事件是父母讲述的，他们在中国多年的战乱与革命中幸免于难，后来在美国中西部的大学城担任教职，得以安身立命。他们在“二战”时期的中国大陆长大，战后先是随家人逃亡到台湾，最后来到美国的哈佛大学求学，以自然科学的学术研究为业。30年来，他们平静地生活在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从事物理学和微生物学研究。

但他们从未忘却中日战争的恐怖，也希望我不要忘记这一切，他们尤其希望我不要忘记南京大屠杀。我的父母虽然不曾亲眼目睹南京大屠杀，但他们从小就听人讲述这一事件，后来又讲给我听。我从他们那里了解到，日军不仅会将婴儿劈成两半，甚至砍成三四段；曾有一段时间，长江都被鲜血染成红色。他们在讲述这些时，声音因愤怒而颤抖。他们认为，南京大屠杀是日本侵略者在这场导致1000多万中国人丧生的战争中所犯下的最残忍暴虐的罪行。

在我的整个童年，南京大屠杀一直深藏于心，隐喻着一种无法言说的邪恶。但是，我印象中的南京大屠杀缺乏相关的人物细节和对人性层面的分析，而且我也很难分清哪些是传说、哪些是真实的历史。我在上小学时就曾遍寻当地的公共图书馆，试图查找南京大屠杀的相关资料，结果一无所获。这让我深感不解，如果南京大屠杀真的如此血腥，如我父母所描述的那样，是人类历史上极其野蛮的暴行之一，那么为什么没有人就此写一本书呢？当时我还小，并没有想到利用伊利诺伊大学丰富的图书馆资源继续研究，我对此事的好奇心很快就消失无踪了。

张纯如（左）与母亲的合影

时光飞逝，将近20年后，南京大屠杀再度闯入我的生活。此时我已结婚，成为一名专业作家，在加州圣巴巴拉过着平静的生活。一天，我从事电影制作的朋友说，有几个东海岸的制片人最近完成了一部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纪录片，但在该片发行时遇到了资金困难。

这件事再次点燃了我对南京大屠杀的兴趣，我很快与这部纪录片的两位制片人分别取得了联系，并在电话中谈论这一话题。其中一位叫邵子平，是一位美籍华裔的积极分子，曾在纽约为联合国工作，是纪念南京大屠杀受害者协会的前任会长，并曾协助制作了录像带《马吉的证言》（Magee’s Testament）；另一位叫汤美如，是一位独立制片人，曾经制作并与崔明慧联合拍摄了纪录片《以天皇的名义》（In the Name of the Emperor）。邵子平和汤美如介绍我加入由一群积极分子组成的社交圈，他们多是第一代美籍或加拿大籍华人，跟我一样，都认为要在所有幸存的受害者去世之前让他们为南京大屠杀作证，将他们的证言整理并公之于世，甚至要求日本对南京大屠杀进行赔偿。还有人希望将他们对战争的记忆传递给子孙后代，以免北美文化的同化导致他们遗忘这段重要的历史。

世界各地的华人之间存在广阔而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一个促进南京大屠杀真相公之于世的草根运动应运而生。在华人聚集的城市中心区，如旧金山湾区、纽约、洛杉矶、多伦多以及温哥华，许多华人积极分子通过组织各种会议和开展教育活动，宣传日军在“二战”期间所犯下的罪行。他们在许多博物馆和学校播放或展出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电影、录像带和照片，并在互联网上传播相关事实和图片，甚至在《纽约时报》之类的报纸上刊登整版广告。有些活动团体熟练运用科技手段，只需轻点鼠标，相关信息在世界范围内的受众就会超过25万人。

1994年12月，我参加了一次纪念南京大屠杀受害者的会议以后，儿时记忆中的南京大屠杀再也不是虚无缥缈的民间传说，而是真实确凿的口述历史。这次会议是由全球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实维护联合会亚洲分会赞助的，在加州库比蒂诺举行，位于硅谷心脏地带圣何塞市的郊区。组织者在会议大厅展出了海报大小的南京大屠杀照片，其中许多是我平生所见最令人毛骨悚然的照片。尽管我从小就听过许多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描述，但这些照片依然让人猝不及防，赤裸裸的黑白图像令人目不忍睹：遇难者或被斩断头颅，或被开膛破肚，赤身裸体的妇女在强暴者逼迫下摆出各种色情姿势，她们面部扭曲，表情痛苦，羞愤难当之色令人刻骨难忘。

《南京大屠杀》插图页

在瞬间的晕眩之后，我突然意识到，不仅生命易逝，人类对待生命的历史经验同样不堪一击。我们从小就知道什么是死亡，我们中的任何人随时都可能被司空见惯的卡车或公交车撞倒，瞬间失去生命。除非怀有某种宗教信仰，我们会认为这种对生命的剥夺不仅毫无意义，而且是不公正的。但我们也都知道，应当尊重生命以及大多数人都会经历的死亡过程。如果你不幸被公交车撞倒在地，或许会有人趁火打劫偷走你的钱包，但一定会有更多的人出手相助，努力挽救你宝贵的生命。有人会替你拨打急救电话，有人会跑去通知辖区内的值班警察，还有人会脱下自己的外套，叠好后垫在你的头下。这样，即使这真的是你生命的最后时刻，你将在细微但真切的慰藉中安然离世，因为你知道有人在关心你。然而，挂在库比蒂诺墙上的图片却显示了这样一个事实：成千上万的生命由于他人一时的恶念闪现而陨落，第二天他们的死亡就变得毫无意义。纵然此类死亡不可避免，这依旧是人类历史上最恐怖的惨剧。更令人无法容忍的是，这些刽子手还侮辱受害者，强迫他们在死前承受最大限度的痛苦和羞辱。这种对待死亡及其过程的残忍和蔑视，这种人类社会的巨大倒退，将会被贬抑为没有价值的历史插曲，或者电脑程序中无足轻重的小差错，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再次引起任何问题。除非有人促使世界记住这段历史，否则悲剧随时可能重演。心念至此，我突然陷入巨大的恐慌。

此次会议期间，我了解到已经有两本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小说被列入出版计划，即《天堂树》（Tree of Heaven）和《橙雾帐篷》（Tent of Orange Mist），这两本书已经于1995年出版；同时进行的还有一部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图片集，即《南京大屠杀图片集：一段不容否认的历史》（The Rape of Nanking: An Undeniable History in Photographs），也于1996年出版。但在当时，还没有人用英文写过关于南京大屠杀的长篇纪实类专著。深入钻研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后，我发现写作此类著作所需的一手资料在美国一直存在，并且可供查阅。美国的传教士、记者和军官都曾以日记、电影和照片的形式记录下他们对这一事件的看法，以供后世参考。为什么没有其他美国作家或学者充分利用这些丰富的一手资料，写一本专门讨论南京大屠杀的纪实类专著或学术论文呢？很快，对于为什么南京大屠杀在世界历史上一直得不到足够关注这一难以捉摸的谜题，我至少获得了部分答案。南京大屠杀之所以不像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和美国对广岛的原子弹轰炸那样举世皆知，是因为受害者自己一直保持沉默。

但是，每一个答案都隐含着新的问题，我转而思考为什么这宗罪行的受害者没有愤而呼喊以求正义。如果他们确实大声疾呼过，那为什么他们所经受的苦难不曾得到承认呢？我很快发现，这一沉默背后是政治的操纵，有关各方的所作所为都导致了世人对南京大屠杀的忽视，其原因可以追溯到冷战时期。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两岸政府都没有向日本索取战争赔偿（如以色列向德国索取赔偿一样）。即使是美国，面对苏联和中国的共产主义“威胁”，也在寻求昔日敌人日本的友谊和忠诚，因而也未曾再提此事。因此，冷战的紧张态势使日本得以逃脱许多其战时盟友在战后经历的严厉审讯与惩罚。

另外，日本国内的恐怖气氛压制了对南京大屠杀进行自由开放的学术讨论，进一步阻碍了世人对真相的了解。在日本，如果公开表达对中日战争的真实看法（过去如此，现在依然如此）将会威胁到自己的职业生涯，甚至有丧命的危险。（1990年，长崎市市长本岛等曾因表示日本昭和天皇应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负一定责任而招致枪击，被一名枪手射中胸部，险些丧命。）日本社会弥漫的这种危险气氛使许多严肃的学者不敢去日本查阅相关档案文件，进行这一主题的研究；事实上，我在南京时曾听说中国出于人身安全方面的考虑，也不鼓励学者去日本进行相关研究。在此背景下，日本之外的人就很难接触到日本国内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一手档案资料。除此之外，大部分曾参与过南京大屠杀的日本老兵都不愿意就他们的经历接受采访，近年来，只有极少数老兵冒着被排斥甚至死亡的威胁，将他们的经历公之于世。

东京审判现场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让我感到困惑和悲哀的是，日本人自始至终顽固地拒绝承认这段历史。与德国相比，日本付出的战争赔偿还不及德国对战争受害者赔偿总额的1%。“二战”之后，大多数纳粹分子即使没有因其罪行被囚禁，至少也被迫退出公众视野，而许多日本战犯则继续在产业和政府领域担任要职。在德国人不断向大屠杀遇难者道歉的同时，日本人则将本国战犯供奉在靖国神社——有位太平洋战争中的美国受害者认为该行径的政治含义就好比“在柏林市中心修建一座供奉希特勒的教堂”。

在本书漫长而艰难的写作过程中，日本许多知名政客、学者和工业界领袖在如山铁证面前，仍然顽固地拒绝承认南京大屠杀这一史实，他们的这种嘴脸一直强烈激励着我。在德国，如果教师在历史课程中删除大屠杀的内容，就属违法；相比之下，几十年来，日本则系统性地将涉及南京大屠杀的内容从教科书中删除得一干二净。他们撤走博物馆中南京大屠杀的照片，篡改或销毁南京大屠杀的原始资料，避免在流行文化中提及南京大屠杀之类的字眼。甚至有些在日本深受尊崇的历史学教授也加入右翼势力，履行他们心目中的民族责任：拒绝相信南京大屠杀的报道。在《以天皇的名义》这部纪录片中，一位日本历史学家以这样的话否认整个南京大屠杀事件：“即使只有二三十人被杀害，日本方面都会极为震惊。那个时代，日本军队一直都是模范部队。”正是某些日本人这种蓄意歪曲历史的企图，使我更加确信写作本书的必要性。

除上述重要因素外，本书还想回应另外一种性质完全不同的观点。近年来，真诚地要求日本正视历史并承担相应责任的努力往往被贴上“打击日本”的标签。有一点很重要，我并不想争辩说在20世纪前1/3的时间内，日本是世界甚或亚洲唯一的帝国主义势力。中国自身也曾谋求将影响力扩及邻国，甚至曾与日本达成协议，划分双方在朝鲜半岛的势力范围，正如19世纪欧洲列强瓜分在中国的商业权益一样。

更重要的是，如果将对特定时空范围内日本人行为的批评等同于对全体日本人民的批评，这不仅是对那些在南京大屠杀中被夺去生命的男女老少的侮辱，也是对日本人民的伤害。本书无意评判日本的民族性格，也不想探究什么样的基因构造导致他们犯下如此暴行。本书要探讨的是文化的力量，这种力量既可以剥去人之为人的社会约束的单薄外衣，使人变成魔鬼，又可以强化社会规范对人的约束。今天的德国之所以比过去发展得更好，是因为犹太人不容许这个国家忘记其在“二战”期间所犯下的罪行。美国南方也发展得更好，是因为它认识到奴隶制的罪恶，并承认黑人奴隶解放之后仍然存在了100年的种族歧视和隔离也是一种罪恶。日本不仅要向世界承认，更应该自我坦白，它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是多么恶劣，否则日本文化就不会向前发展。事实上，我惊喜地发现，已经有相当数量的海外日本人开始参加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会议。正如其中一人所说：“我们同你们一样想了解更多真实的历史。”

本书将描述两种相互关联但又彼此独立的暴行：其一是南京大屠杀本身，即日本以何等残暴的手段消灭了中国一座城市数十万无辜平民；其二是对大屠杀的掩饰，即日本如何在其他国家助纣为虐的沉默中企图抹杀公众对南京大屠杀的记忆，从而剥夺了受害者在历史上应有的地位。

《南京大屠杀》目录

本书第一部分的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受电影《罗生门》的影响。这是一部著名的电影，改编自日本小说家芥川龙之介的短篇小说《竹林中》，讲的是10世纪发生在日本京都的一起强奸谋杀案。表面看来，这个故事很简单：一歹徒拦路抢劫了一名过路的武士及其妻子；武士的妻子遭到强暴，武士身亡。但是随着故事中不同角色从各自的视角出发分别讲述了自己的经历之后，情节变得复杂，歹徒、武士妻子、死去的武士和一名目击者对所发生的事情提供了不同版本的描述。这样，读者就必须综合考虑每个人的回忆，辨别每个人叙述的真伪。在此过程中，透过主观、通常也是自私的描述，对已发生之事做出客观的判断。这个故事应该收入所有刑事司法课程的教材，其主旨也正好切中历史研究的核心。

本书将从三种不同的视角讲述南京大屠杀。第一种是日本人的视角。日本对中国是有计划的入侵：日本军队接到何种命令，如何执行命令，以及背后的原因是什么。第二种是中国人的视角，即受害者的视角。这是当政府再也无力保护其人民免于外敌入侵时，一座城市的命运。这其中还包括个别中国人的故事，即他们在国破家亡时遭受的挫败、绝望、背叛以及侥幸苟全的故事。第三种是欧美人士的视角。至少在中国历史的某一时刻，这些外国人曾经是英雄。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现场为数不多的西方人冒着生命危险拯救中国平民，并将在他们眼前发生的种种暴行告知外部世界，发出警示。本书第二部分涉及的是战后时期，我们将提到欧美各国对其经历过南京大屠杀的侨民陈述的暴行是多么无动于衷。

最后，本书将探讨半个多世纪以来，那些企图将南京大屠杀从公众意识中抹去的势力，以及近年来人们为挑战这种扭曲历史的行为所做的种种努力。

若想纠正这段被扭曲的历史，必须首先弄清楚，日本作为一个民族，当面对他们在大屠杀期间的历史记录时，如何控制、培养以及维持他们的集体失忆，甚至集体否认。他们对这段历史的处理并不是因其过于痛苦而在历史书上留下空白，事实上，日军在中日战争期间最丑陋的行为都被日本的学校教育全部删除。更有甚者，他们还将日本发动战争的责任隐藏在精心编造的神话中，即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受害者，而非煽动者。美国以原子弹轰炸广岛、长崎期间，日本人所体会到的恐怖更有助于这一神话取代历史真相。

直至今天，在世界舆论法庭面前，日本仍然对其战时行径执迷不悟、毫无悔意，甚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尽管法庭判决其某些领导人有罪，日本仍旧处心积虑地逃避文明世界的道德审判；而德国则被迫接受这种审判，为自己在战争梦魇中犯下的罪行承担责任。日本人持续逃避审判，从而成为另一种罪行的元凶。正如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埃利·威塞尔数年前警告的那样：忘记大屠杀就是二次屠杀。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人数正在逐年减少，趁这些历史见证者尚在人世，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本书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激励其他作家和历史学家调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经历。或许更重要的是，我希望本书能唤醒日本人的良知，承担他们对南京大屠杀应负的责任。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脑海中一直萦绕着乔治·桑塔亚纳的不朽警句：忘记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