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永乐：特朗普的字典里只有“独赢”，没有“共赢”

编者按：特朗普第二任期的西半球外交政策，通常被视为“懂罗主义”（Donroe Doctrine）。部分人认为这是美国霸权扩张的信号，但其本质为何是霸权收缩？为何美国在霸权收缩时期反而更显“霸道”？特朗普的“胜利主义叙事”与美国霸权收缩之间有何关联？读懂这些问题，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特朗普政府的根本逻辑，更有助于我们把握国际秩序的未来走向。

为此，平衡学会对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章永乐进行专题访谈。观察者网转载，供各位读者参考。

【文/章永乐】

“懂罗主义”：美国全球战略之变

平衡学会: 特朗普第二任期的诸多外交政策，被视为美国重返“门罗主义”或孤立主义传统的信号。宣称让加拿大加入美国、改名墨西哥湾、关注格陵兰岛和巴拿马运河的战略价值等一系列事件，都表明特朗普对西半球的关注远超前任政府。如何从“门罗主义”的视角看待美国全球战略的变化？

章永乐：这样的讨论不是空穴来风。2025年6月，美国五角大楼发言人肖恩·帕内尔（Sean Parnell）宣布格陵兰岛的防务责任从美军欧洲司令部转移到美军北方司令部，认为“这一调整将增强联合部队保卫美国本土的能力，为西半球更坚实的防御提供支持，并深化与北极盟友及合作伙伴的关系”。北方司令部是美军负责本土防卫的司令部。

此举意味着美军将格陵兰岛置于其西半球的防御体系之中，释放出强烈的“新门罗主义”信号。这一幕，是继 “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以及特朗普宣布重点关注加拿大、格陵兰岛与巴拿马运河之后，美国“新门罗主义”政治连续剧的最新剧集。

“门罗主义”最早源于19世纪美国在成长为西半球区域霸权过程中对欧洲干涉美洲的拒斥，其源初版本包含了美国式的“孤立主义”战略思想：自外于欧洲国家的战争，但并不“孤立”于美洲事务。这种版本的“孤立主义”一直持续到二战时期，伴随着美国战略界达成在全球范围内寻求势力均衡的共识而结束。但美国对拉美的“特殊关注”则一直持续，在整个20世纪后半段，美国没有放弃以直接和间接手段颠覆拉美国家左翼政权以及从经济和政治上控制拉美的努力。

冷战结束后，在现实中运作的是一种泛化的“全球门罗主义”：它被包装成为“自由国际秩序”，为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霸权主义干涉持续提供价值论证。随着美国的势力范围越出西半球，现今的“门罗主义”话语复兴，其背景和内涵和19世纪的“门罗主义”已经有重大区别，它所指向的不仅仅是美洲空间，而具有更深刻广泛的全球战略意涵。

在美国单极霸权尚未呈现颓势的时期，美国官方的“门罗主义”话语一度呈现濒临消亡之势。2013年11月，奥巴马政府的国务卿克里（John Kerry）在美洲国家组织总部发表演讲时公开表示，“门罗主义”的时代已经终结，美国将不再致力于干预其他美洲国家事务。但在特朗普第一个总统任期期间，蒂勒森、博尔顿等高官却开始频繁谈论“门罗主义”“西半球”；2025年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后，“门罗主义”话语进一步升级。

不仅特朗普本人频繁谈论对于加拿大、格陵兰岛、巴拿马运河的兴趣，他任命的古巴裔国务卿马尔科·鲁比奥（Marco Rubio）第一站出访，访问的就是拉丁美洲。《纽约邮报》将特朗普时期的“门罗主义”戏称为“懂罗主义”（“Donroe Doctrine” = “Donald Trump” + “Monroe Doctrine”），这个合成词甚至得到了特朗普本人的官推认可，因而迅速走红。

图源：《纽约邮报》

众所周知，特朗普从商界与娱乐界突然进入政界，许多知识都靠现学，他甚至不知道美国非裔建立的非洲国家利比里亚的官方语言是英语。但从种种迹象来看，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结束后潜邸四年，在此期间可能听人讲过19世纪美国外交史。

在第一个任期里，他的多名高官高谈阔论“门罗主义”，一些智库和媒体也将他的关税主张与威廉·麦金利（William McKinley）总统的经济保护主义政策相类比，但他自己很少对这两位总统的历史公开表示兴趣。但在开启第二个任期之后，他公开关注詹姆斯·门罗（James Monroe）与威廉·麦金利，并对领土扩张充满浓厚兴趣。在21世纪大谈领土扩张，这就让“懂罗主义”带上了浓厚的19世纪色彩，难免给许多受众以时代错乱之感。

外界对“懂罗主义”存在两个截然不同的批评方向：一面是批评“懂罗主义”代表霸权的进一步扩张，另一面则是担忧美国重返孤立主义而造成在亚太“战略撤退”。这两种观点都关注一个时间的切片，没有从长时段的历史眼光来把握“懂罗主义”和“门罗主义”的关联。

例如，印度战略研究学者布拉马·切拉尼（Brahma Chellaney）在近期写了篇文章，说“特朗普正把门罗主义扩张到全球（Trump is taking the Monroe Doctrine global）”。他看到的现象是，特朗普政府采取措施限制中俄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还通过经济制裁和外交压力，迫使其他国家遵循美国的政策立场。这些动作并未局限于西半球，所以切拉尼认为这是“门罗主义”从半球走向全球的症候。

我的主张恰恰与此相反：当美国处于全球单极霸权位置，将全球视为自己势力范围的时候，恰恰不需要显性的“门罗主义”话语；当“门罗主义”话语重新浮出水面，恰恰表明美国已经不能不计代价，将全球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了，于是开始区分“内”与“外”，导致西半球的重要性重新凸显。“懂罗主义”看似咄咄逼人，但其实质是从全球单极霸权的位置有限后撤。从1823年以来，“门罗主义”的总体发展趋势，是从“半球门罗主义”向“全球门罗主义”过渡，特朗普代表着对这种扩张趋势的逆转。

平衡学会: 特朗普的外交政策确实有浓重的强制性色彩，更容易招致国际上对其“霸权主义”的批评。为什么收缩时期的美国反而更显霸道？

章永乐：我们从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霸权”/“领导权”（hegemony）切入，就比较容易理解这个现象。葛兰西认为“霸权”/“领导权”包含了强制（coercion）与“同意”（consent）两个维度。这两个维度之间有什么关系呢？佩里·安德森有个观点非常有启发性：“强制”是准备金，“同意”则是在准备金基础上发行的纸币。所以，一个政治集团如果有充足的硬实力，就更有底气来获取受众的“同意”，对外会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自信与宽容。但如果对自己的硬实力缺乏信心，担心出现霸权的“挤兑”，那么就会减少对于获取“同意”的关注，转向加固自身的硬实力。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它就会给别人留下更霸道的印象。

我们现在见证的就是美国的这个转型过程。在后冷战时期，美国确立单极霸权，一度具有极强的安全感与自信心。那时候的美国可以借助很多柔性的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过度的自信也埋藏下了风险：美国社会松弛了冷战时期对于资本的约束，金融资本主义如同脱缰的野马，推动美式全球化的发展。美国的企业面临股东的利润要求，纷纷通过引入外来劳工或将制造业外包，来降低成本，提升利润率。这造成美国制造业逐渐空心化，支撑美国社会稳定的中产结构发生衰退。外来劳工的涌入则改变美国的人口结构，在身份认同层面产生张力。

在政治层面，毫无节制的对外干涉和反恐战争大大消耗了美国的国力，而美国在其制造的多个假想敌中陷入多面竞争的困境。帝国“至大无外”的理念使得美国无法清楚界定其核心国家利益，从“亚太再平衡”到“印太战略”，美国一直试图聚焦战略重心，但却被各地的“火药桶”不断牵扯精力。

特朗普高唱“美国优先”，体现出重新聚焦战略重心的努力。我们不能从字面上来理解特朗普所说的“美国优先”，仿佛之前的民主党政府不重视美国国家利益，特朗普是在拨乱反正。关键的问题是，美国的“国”究竟在什么地方？奥巴马、拜登要维护的“美国”，不仅是美国本土，更是一张覆盖全球的霸权网络，包括与所谓盟友的合作关系，对于诸多国际组织的投资与控制，通过对外国媒体和NGO资助所建立起来的议程设置与定调的权力等等。

但特朗普、鲁比奥是以美国本土为核心算账，认为原先覆盖全球的霸权网络成本过于高昂，超出了美国财政的负担能力。在2024年，美国的国债利息支出已经超过了军事支出，直逼社会福利支出。但与此同时，美国跨国资本在全球赚取的超额利润，不能被有效转变为美国政府的财政收入。于是特朗普决定给这张全球霸权网络上的很多节点“断供”。这意味着从“至大无外”的全球帝国思维，回退到一种区分“内”与“外”的思维。

我曾经写过两篇文章，讨论特朗普对于“主权”概念的使用。特朗普说的“主权”并非以美国的物理边境线来划分“内”与“外”，境外那些能够给美国本土带来可见利益的因素，他还是乐于将其视为美国的“内”，这还是一种霸权式的主权概念，并没有“主权平等”的意涵。

章永乐老师对美国“门罗主义”及其全球传播史专题研究著作，上下两种分别为：《此疆尔界：“门罗主义”与近代空间政治》、《巨灵擘地：“门罗主义”与区域国别研究的知识生产》。

19世纪的“门罗主义”有一个“西半球”的地理空间限制，美国严防欧洲列强干涉西半球，但也不愿意越出西半球，去干涉欧洲内部事务。但在今天，我们显然不能说，特朗普会自愿放弃美国在东半球的既得利益，退回到西半球。他是在意识到美国自身资源有限的情况之下，有所为有所不为。加强美国在西半球的区域霸权，在选举政治上见效快，可以让其支持者感受到特朗普从巩固周边入手解决国内问题的诚意。

而从硬实力建设的角度来说，巩固周边如果操作得当，能够使得美国进可攻、退可守。而与之相应的其他政策，包括要求欧盟中的北约盟国加强军事支出，多买美国武器，美国自己则减少在俄乌冲突中对乌克兰的支持，并从乌克兰攫取资源，都是榨取盟友、节约自身资源的做法。

然而，特朗普的战术和拜登政府不一样，拜登政府愿意花钱建“朋友圈”来围堵中国；特朗普也想围堵中国，但不想烧钱，所以采取了向各国施压的办法，比如威胁实施高关税，然后在谈判中向对方提出配合美国遏制中国的要求。

特朗普的认知有比较现实主义的一面，比如他认为美国已经无法不计代价维护原有的全球霸权网络，但在关税问题上，他又高估了美国自身的实力，认为自己一施压，其他国家就会配合自己的对华战略。这种靠单方施压的霸权主义，让美国的不少所谓的“盟友”非常不满。所以我们看到欧洲的政界和舆论界有更多的声音在呼吁欧洲的战略自主。日韩被美国威胁加高额关税，对美国的不满也在上升。

但不满归不满，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有一个说法耐人寻味：“严厉的爱”（Tough love）。她这么解释：“不管怎么说，好歹也是爱，总比没爱强（It’s love nonetheless, so it’s better than no love）。”在军事和情报体系上，北约盟国以及日韩与美国是深度绑定的，这种关系短期内不会有什么实质性变化。但在经济和贸易上，经历2025年4月份轰轰烈烈的关税战后，各国会掂量向美国“一边倒”是否明智。

周边秩序：美洲的新空间****政治

平衡学会: 既然美国表现出从经略全球转向重点关注西半球的态势，那么，在西半球这个传统的“门罗主义”空间范围，如今的美国希望塑造什么样的周边秩序？

章永乐：如前所述，“美国优先”就是以地理上的美国本土为核心，而不是以维护覆盖全球的霸权网络为核心。一旦有了地理上的美国本土这个锚点，就会有一个亲疏远近的关系。那么，在这样一个视野之中，西半球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了，因为它就是美国的周边，美国的安全、非法移民等问题，都需要从周边入手来解决。

我们迄今为止还没有看到特朗普政府出台系统性的美洲政策文件，但从这半年来针对这一区域的政策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传统的区分在发挥作用。比如说，特朗普提出要把加拿大变成美国的第51个州，但他对墨西哥却没这个想法，反而是对从墨西哥那边过来的拉美移民严防死守。

这其实可以回溯到对“盎格鲁-撒克逊美洲”与“拉丁美洲”的经典区分。这个区分在19世纪就出现了。曾流亡法国的智利青年朗西斯科·毕尔巴鄂（Francisco Bilbao）于1856年提出“拉丁的美洲、萨克逊的美洲以及印第安的美洲”（la América latina, sajona e indígena）三分法。毕尔巴鄂提的这个区分，其实是想联合拉丁的美洲与印第安的美洲一起反抗美国所领导的“萨克逊的美洲”。

19世纪的法国一度深度介入美洲事务，于是将流行的“西属美洲”概念改造成“拉丁美洲”，以体现法国的存在。19世纪美国接受了“拉丁美洲”这一名称，当时的美国人注视南方的视角往往带有浓厚的种族主义色彩。1870年，美国总统格兰特曾经力主美国吞并多米尼加共和国，但美国国会不愿意批准，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从当时美国白人的种族主义眼光来看，有色人种居多的多米尼加人“不配”获得美国的公民权。

在二战期间，美国国内对于盎格鲁-撒克逊美洲与拉丁美洲的划分有一波讨论，典型的文本就是1942年荷兰裔美国地缘政治学家斯皮克曼（Nicholas John Spykman）出版的《世界政治中的美国战略》。在当时二战背景之下，斯皮克曼将拉丁美洲看作拖盎格鲁-萨克逊美洲后腿的存在，在受到旧大陆列强攻击的时候，美国不能指望获得拉丁美洲的支持。

所以斯皮克曼说，美国最好是越出西半球，介入欧亚大陆事务，建立全球的势力均衡。我们同样可以在亨廷顿的《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里看到对于拉丁美洲的蔑视和提防。亨廷顿认为美国的底色还是新教白人移民的国家，大批信天主教的拉丁美洲人涌入美国，会给美国造成严重的身份认同问题。特朗普在表达种族主义偏见的时候口无遮拦，比如曾将海地、萨尔瓦多等国称为“屎坑国家”（shithole countries）。他会羞辱加拿大政客，但对加拿大老百姓，就不会有这样的蔑视态度，毕竟他认为加拿大人够得上做美国人的资格。

当然，特朗普还有一个吞并格陵兰岛的主张。格陵兰岛既不属于盎格鲁-萨克逊美洲，也不属于拉丁美洲，而是一个极地边缘区，它的居民主体是因纽特人与北欧移民的混血后裔，黄种人特征比较明显，但整个岛上的居民人口不到六万人。

1951年，美国就与丹麦签订防务协定，在格陵兰岛上建立了图勒空军基地（Thule Air Base），这是美国在北极圈内唯一的军事基地，也是美军全球战略部署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个前哨。就美军对格陵兰岛的军事控制而言，本身就不存在实质障碍。而特朗普试图更近一步，将格陵兰岛纳入美国版图。将格陵兰防务划归美军北方司令部，与归美军欧洲司令部管辖的丹麦本土相区分，这是一个具有政治象征意义的决策。

相比起丹麦首都哥本哈根，格陵兰岛首府努克更靠近美国纽约。

如果美国吞并加拿大和格陵兰岛，其总面积将达到惊人的2198.5万平方公里，远远超过俄罗斯（约1709.82万平方公里平方公里），将成为全球面积最大国家，而且还将拥有丰富矿产，控制重要的北极通道，跨越更广的气候带（从热带夏威夷到极地格陵兰），控制北美大陆，获得空前强大的地缘战略地位。如此巨大的战略利益，使得特朗普可以完全不在乎格陵兰岛居民的人种或文化。

当然，在21世纪，要实现领土吞并的野心并不容易，毕竟我们今天并不是生活在19世纪旧殖民主义时代，而是在二战后建立的联合国体系之下，这一体系对于领土的变更有诸多国际法规范的约束。加拿大和格陵兰都有自己的民选政府。公然无视其他国家的民选政府，在国际舆论中并不占优势。

更重要的是，特朗普的任期时间有限，需要处理的事情很多。他的“地图开疆”，如果能够在国际谈判中起到施压作用，同时又能够让自己的支持者产生“赢感”，就已经实现了重要的价值，至于终极目标是否能够实现，完全可以弹性处理。我们大致可以说，这本来就是特朗普“赢学”实践的一部分。  

平衡学会: 正如您所言，通过领土吞并来攫取利益在当今世界有很多牵制因素，但特朗普的外交政策会给拉美国家带来现实压力。能具体分析一下拉美国家在“懂罗主义”之下的处境吗？

章永乐：特朗普政府对拉美国家产生的政治与经济压力，是多方面的。

第一，地缘政治层面，安全感的下降与“门罗主义”的思维惯性促使美国将域外国家与拉美日渐紧密的经济联系视作一种政治威胁。美国或将进一步强迫许多拉美国家“站队”，减少其与中国、俄罗斯的贸易、投资与技术合作，限制拉美国家在外交和发展上的空间。我们之前已经看到美国重新控制巴拿马运河的努力，在美国压力之下，巴拿马退出了“一带一路”倡议。最近又有美国智库针对中国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的37个港口项目开展所谓“风险”评估，其代表的风向值得我们关注。

第二，地缘经济上，美国不会放弃对拉美丰富的农业、矿产、石油资源，以及深度嵌入美国经济体系的拉美制造业产业链的控制，并将以各种手段加强拉美国家对美国的经济依附性，如以《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取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并希望利用《美墨加协定》中的六年审查条款，提前在2025年下半年启动重新协商，以不对等条款锁定加拿大和墨西哥的经济发展方向；利用关税、出口限制、金融制裁打压“不听话”的国家。特朗普政府在援助问题上，越来越强调拉美国家拿多少钱，就要给美国办多少事。

第三，在安全与移民领域，将美国自身的移民、毒品、犯罪问题归咎于拉美国家治理无能，推动南方边境的军事化，向墨西哥、中美洲国家施压要求加强边境管理，否则取消援助或征收惩罚性关税。迫使拉美国家处理大量被遣返人员，将治安与就业压力转移拉美。

第四，在身份认同与文化话语层面，不断将拉美移民污名化、妖魔化，将他们与毒品走私、黑帮、暴力犯罪等问题挂钩，强调“边境墙”必要性，将其象征化为“对抗混乱与犯罪”的标志，将拉美视作不稳定的源泉和安全威胁。

第五，美国对区域内国家的控制、隔离与干预程度可能上升，特朗普甚至可能在拉美扮演“政治教皇”（特朗普确实曾经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自己穿着教皇服饰的图片）的角色，判定谁是拉美的合法政府，加剧对拉美“左翼政权”或反美政权的制裁和打压，特别是对古巴、委内瑞拉、尼加拉瓜的政策。特朗普第一任期已经尝试在委内瑞拉推动政权更迭，但并未取得预期成功。最近，特朗普又干涉巴西内政，要求卢拉的左翼政府停止对前总统博索纳罗的司法调查。

第六，破坏拉美与加勒比地区的自主的区域一体化，操纵美洲国家组织（OAS）与利马集团（The Lima Group），扶植亲美的右翼政权，冷落和打压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CELAC）、南美国家联盟（UNASUR）等区域自主国际组织。

当然，特朗普的周边政策已经初步迎来反弹。在特朗普对加拿大屡屡放出胁迫之辞后，在2025年4月加拿大大选中，民众反对特朗普的情绪成为影响选举走向的重大因素。支持率萎靡的自由党凭借捍卫加拿大主权的立场，最终胜过了本来民调领先的保守党。

与此同时，特朗普过多依赖单边主义的强制手段来对拉美国家施加压力，在拉美区域引发更多的不满。拉美国家很少能像古巴、委内瑞拉那样能与美国进行公开的地缘战略对抗，但可以加强与其他拉美国家的区域团结，并发展与美国之外的其他大国的关系，采取“多边/多极”的外交路线，将政治风险分散化；其次，可以在经济领域，借助南南合作，减少对于美国的依附，获得更大的选择空间。

美式赢学：“帝王总统”的修辞与现实

平衡学会: 以上谈的都是特朗普式门罗主义或“懂罗主义”的对外表现。我们注意到，特朗普不仅屡屡胁迫其他国家，在美国国内也以“超级总统”的姿态发号施令。对于“懂罗主义”，是否也存在一种美国国内政治的视角？

章永乐：其实，19世纪的美国“门罗主义”就是以国内政治为基础的，它包含着一种根深蒂固的自豪感，即美国是一个合众国，它所要维护的西半球，也是一个以共和制国家为主的空间。美国曾经出兵推翻墨西哥的君主，恢复共和制。然而，特朗普的“懂罗主义”在这一点上很不传统，他对于君主制和共和制的区分很不敏感。

2025年2月19日，在否决纽约征收拥堵费的计划后，特朗普在他自创的“真实社交”平台上发文说，“拥堵收费已死。曼哈顿和整个纽约都得救了。国王万岁！”白宫迅速跟进，在多个官方社交媒体账号发布了特朗普的评论文字，并附上一张虚构的《时代》杂志封面风格的图片。图片中，特朗普头顶王冠，身后背景为纽约曼哈顿，左下角标注着“国王万岁”。

图源：社交媒体平台X

我们可以看到，“懂罗主义”在意识形态上高度灵活，并不让自己受制于传统“门罗主义”包含的那些政治敏感意识。特朗普试图通过扩大行政权来实现自己的改革计划，对内不断试探立法权与司法权的边界，但由此也引发了激烈反弹。

民主党政客纷纷抨击特朗普自比国王的姿态，伊利诺伊州民主党籍州长普里茨克在X平台上批评说：“美国没有国王，我也不会向国王屈膝。”6月14日，当特朗普在其生日当天举行阅兵典礼的时候，美国多个城市爆发了“无王抗议”（No Kings Protests），阅兵日也被抗议者命名为“无王日”（No Kings Day）。《卫报》（The Guardian）引用研究者的估计，称有400万到600万人参加抗议，是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单日抗议事件之一。

南卡罗来纳、犹他、得克萨斯的共和党州长事先发出警告，提示抗议者三思而后行。MAGA派的媒体和代表人物绝大多数避免对特朗普自称“国王”的事实发表评论，因为确实很难正面辩护。MAGA派的代表人物、众议院议员玛乔丽·泰勒·格林（Marjorie Taylor Greene）在2020年总统选举之后拒绝承认拜登当选的结果，并在众议院多次与反特朗普的民主党议员对抗，可谓特朗普的铁杆支持者，在“无王日”也迎来一群在她办公室外聚集的抗议者，但即便是她也在事后承认：“特朗普不是国王（President Trump is not a king）。”

MAGA派避重就轻，把焦点放到抗议游行本身上，称针对特朗普的抗议有幕后黑手，福克斯新闻网等媒体称索罗斯资助了反特朗普游行。沃尔玛家族的女继承人克里斯蒂·鲁斯·沃尔顿（Christy Ruth Walton）投放广告号召人们参加“无王日”游行，引发MAGA支持者“抵制沃尔玛”的呼吁。

简而言之，在美国的政治传统之下，即便是铁杆MAGA派也慎于公开宣扬“特朗普是国王”。毕竟，如果特朗普在这个问题上不守“共和优越论”，会让“新门罗主义”难以自圆其说：如果美国自己都没有什么政治原则，如何有资格将域外国家排除出美洲空间？但面对民主党的攻击，许多人又会主动维护特朗普的权威。相比之下，最近的爱泼斯坦档案问题，反而引发了MAGA派内部的分裂，使得许多人与特朗普的分歧进一步浮出水面。

但对特朗普的“懂罗主义”外交政策，我们看到的主要还是支持的立场。MAGA派在外交上有孤立主义倾向，但这是基于区域霸权意识的“美式孤立主义”。美国在西半球自己定规矩，自己说了算，不必和域外国家商量，被看作是“美国优先”“反全球主义”立场的体现，可以给MAGA派带来胜利感。

旧金山海滩上，示威者排成了“不要国王”的口号CNN

平衡学会: 胜利感对特朗普和MAGA派都很重要。特朗普在内政和外交中一直在展示胜利主义叙事，宣称每项政策的结果都是自己和美国“赢了”。您认为“懂罗主义”的内核实际上是美国霸权的有限收缩，那么对于这种胜利主义叙事，又该如何理解？

章永乐：对外，特朗普实施高度个人化的外交风格，既不遵守各种多边主义框架，也超越传统的双边外交模式。他将自己在商业中的“交易的技艺”（the art of deal）输入外交，经常表现出不可预测性或夸张的强硬立场，对其他国家极限施压，但又经常见好就收。此前我们已经分析过，在看似咄咄逼人的外观之下，美国霸权的战线不是在扩张，而是在有限收缩。

比如说，美国在霸权顶峰时期动辄出动地面部队推翻别国政权，进行“国家建构”（state building）推行美式政治制度的做法，不在特朗普的政策选项之内。他最接近这一做法的时刻，是在第一任期内推动委内瑞拉政权更迭，但最终并未出动地面部队。而在中东，他对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朗进行的空袭规模都相当有限。特朗普并不愿意不惜代价维持美国原有的全球单极霸权体系。他要计算成本，将资源投入到他认为重要的问题上来。

因为不愿意不惜代价维持美国的全球单极霸权体系，特朗普的行为模式看起来有点像是对19世纪均势政治的某种回归：在遇到自己所承认的大国的时候，他的言行往往体现出尊重对方区域性“势力范围”的倾向。比如说，在处理乌克兰问题的时候，他实际上采纳了北约东扩导致俄乌冲突的叙事。

欧洲哲学家齐泽克在2025年2月18日发表于Substack平台上的评论表达过这样的观感：“他承认乌克兰在俄罗斯的势力范围内，同时坚持认为加拿大、格陵兰、墨西哥和巴拿马在美国的势力范围内”。齐泽克的评论不尽准确，因为特朗普确实想在乌克兰“分一杯羹”，但这种观感确实有一定的代表性。此外，在与印度总理莫迪会见的时候，记者问及拜登政府是否介入了孟加拉国的政权更迭，而特朗普的回应是：美国没参与，孟加拉的事情会留给莫迪处理。

然而，与19世纪的均势实践不同的是，21世纪的西方国家有着更发达的媒体和选举政治。19世纪的政客可以通过秘密外交来完成利益交换，而在21世纪，人人皆可上网发声，西方政客们的一举一动都暴露在镜头下，对未来的选举产生影响。而这使得21世纪选举政治下的政客们更加“输不起”。

不仅如此，他们必须在公众面前表现出“节节皆赢”的势头，以维持政治投资人和选民对他们的信心。政客们纷纷将外交变成针对国内选民的表演，看似是与外国人打交道，但处处都琢磨给国内民众留下什么印象。因此，特朗普不能承认自己是在进行某种战略收缩，而必须塑造赢了又赢、不断前进的形象。正是在这个关节点，他的“赢学”发挥了关键作用。

特朗普已经将白宫的官方网站变成大型“赢学”建设示范基地。看看这些中国网民喜闻乐见的标题：“周一早晨赢局：不妨称之为‘特朗普效应’”（Monday Morning Wins: Call It the ‘Trump Effect’，3月3日）、“我们在特朗普总统领导下赢而不倦”（We’ll Never Tire of Winning Under President Trump），3月8日）、“50天赢50场：特朗普为美国人带来的成果”（50 WINS IN 50 DAYS: President Trump Delivers for Americans，3月10日）“赢在第15周：特朗普总统就任百天再创佳绩”（week 15 wins: President Trump’s 100th Day Marked by More Success，5月2日）；“大美丽法案的50个赢点”（50 Wins in the One Big Beautiful Bill，6月3日）。“赢”（Win）原本是商业热词，却成为特朗普执政团队的关键词，体现了特朗普作为一个房地产商人和娱乐明星对于白宫成功的商业文化输入。

图截自白宫网站

我近期在外文刊物上发表的论文《重构霸权：从福山到特朗普的胜利模式》（Reconfiguring Hegemony: Modes of Winning from Fukuyama to Trump），对比了福山与特朗普的“赢学”。我认为前者是美国霸权扩张时期的“赢学”，后者是美国霸权战略收缩时期的“赢学”。冷战走向终结之际，福山宣布“历史终结”，希望美国作为一个引领“历史终结”的国家，能够投入资源，让那些尚在历史进程之中的国家也走向“历史终结”。这是一种“烧钱赢”，福山自己就致力于为乌克兰做人员培训，这其实是需要大量资源投入的。特朗普反对“烧钱赢”，希望“省钱赢”，他的“赢学”体现出若干鲜明的特征：

重塑“利益”认知：降低预期，锚定失落感。与福山的“赢学”叙事相比，特朗普版本的关键在于重估“美国资产”的价值——降低心理预期，精准对接那些自感在全球化中受损群体的不满。特朗普以“主权”的名义，重新界定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将许多原来处于美国全球霸权网络之内的势力与利益，视为美国的“外部”。基于此，那些美国耗费数十年建立的国际组织与机制，若无法产出可感知的即时收益，便被视为财政负担与战略负资产（即“输”）；反之，即便只是从传统盟友处榨取微末利益，也被标榜为美国的“赢”。

抛弃“共赢”，公开追求“独赢”。由于其对于美国核心利益界定范围的收缩，特朗普的胜利主义叙事，因而就不像福山的胜利主义叙事那样至少将自己包装成为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共赢学”。特朗普公开宣称“美国优先”，这里的“美国”，就不再是美国的全球霸权网络，而是有着明确的地理空间、公民资格条件乃至种族特征的限制。关注“独赢”而放弃“共赢”，使得特朗普在行动之时可以无视各种既定的国际规则，无视美国盟友的需求，在运用“强制”手段的时候更没有心理负担。

议题游移，但始终寻求主导公共舆论议程。特朗普是一个共和党传统派、科技右翼和MAGA群体等势力组成的政治联盟的人格化代表，他的支持群体相互之间就存在很多矛盾。特朗普的“赢学”并不寻求调和各方立场，而是希望始终主导公共舆论的议程，避免让自身的失败或政策代价成为舆论焦点。

为此，他发展出一套独特的政治算法：极力放大任何微小的阶段性成果，哪怕是象征性的胜利，也要通过夸张的叙事包装成重大突破；同时系统性地回避其激进政策带来的现实成本——无论是贸易战导致的民生负担，还是其反复无常的决策风格所制造的市场不确定性。这种选择性呈现的策略，本质上是通过制造“永远胜利”的幻象，来维持其政治基本盘的凝聚力和支持。

平衡学会: 可否请您评估一下特朗普这种降本增效式的“赢学”所产生的实际效果？

章永乐：特朗普希望“省钱赢”，节省他认为不重要的开支，运用加征关税来迫使其他国家消除与美国的贸易逆差，迫使海外资本回流美国建立工厂，从而重新夯实美国霸权的物质基础。但他同时对全球多数国家发动关税战的做法，本质上是一场政治赌博：

第一是赌其他经济体不可能戒断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性，会在被拒绝市场准入的条件下做出让步；

第二赌的是美国消费者对于物价上涨的忍耐力，但众所周知，美国消费者在这方面并没有特别令人印象深刻的纪录，因此从根本上赌的还是其他国家投降的速度；

第三赌的是美国本土吸引和支撑制造业复归的能力，如劳工和技术人员的供给、供应链的配套性、政策的连续性等等。

在前两个方面，我们已经看到了初步结果：中国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已经大大降低了对于美国市场的依赖性，同时也通过科技创新解决了不少技术“卡脖子”问题，因此有能力对特朗普说“不”；同时事实证明，美国消费者对于中国商品的依赖很深，对华加征关税引发的美国市场恐慌，迫使特朗普政府最终在关税问题上对中国做出让步。

而在制造业回流这一方面，特朗普遇到了最为棘手的挑战。也许美国政府能够提供廉价的土地、能源和短期免税政策，但是投资者将发现他们经常处于这样的境地：他们在美国本土找不到足够的工程师，以及保留了技工文化、乐意在流水线上作业的产业工人，找不到相互配套的上下游产业，美国的港口、铁路、电网等基础设施老化，而近年来美国政府在政策上的反复无常更是令许多投资人望而生畏。

对于MAGA的支持者来说，这些或许并不是问题：只有迈出制造业回流的第一步，才有后续的逐渐完善。问题是时间的限制：如果特朗普无法赢得这场赌博，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落败，其在美国的分权制衡体系中推动改革的能力将大大下降。

迄今为止，特朗普所发动的关税战已经遭遇到阶段性的挫折，中国据理力争，取得初步成效，使得许多其他国家看到美国霸权的“薄弱环节”，从而思考如何在未来减少对于美国霸权的依赖。当然，一些欧洲国家正在进行反向操作，比如格陵兰岛的宗主国丹麦，其议会在当地时间6月11日投票同意与美国签署防务合作协议，允许美国在丹麦本土保持更加持久的军事存在，其实是加强了对美国的依赖。

但在北大西洋联盟之外，更多国家在能源、供应链、货币等问题上，已经在考虑如何分散过度依赖美国所带来的风险。国际调查机构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最新调查显示，全球公众对于美国的好感度显著下降。在被问及“哪个国家对本国威胁最大”时，大多数欧洲和拉美国家的受访者更多提到美国而不是中国。在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美国则被认为是“头号威胁”。

特朗普以一国挑战列国的“外交创新”，从客观上将成为全球秩序多极化的助推器。而他留下的“赢学”，将是一个绝妙的政治修辞学标本，向我们演示一个曾经积极寻求全球受众“同意”（consent）的霸权是如何不断缩小预期受众的范围，从“共赢”走向“独赢”，从“顺赢”走向“强行赢”。甚至可以说，他的“懂罗主义”话语本身，也构成他的“赢学”的一部分，为范围极其狭窄的预期受众创造“赢感”。

可以预期，在一个更为多极化的全球秩序中，我们将能够看到更为五彩斑斓的“赢学”叙事：区域霸权力量运用为自己量身定做的“赢学”建立自身区域支配的正当性，而弱者也需要自己的胜利主义叙事，从而在寻求自主的斗争中保持信心与希望。迄今为止，特朗普已在“赢学”的历史上打下自己的烙印，而他尚有充裕时间，让这些印记愈发深透、更具持久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