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腾飞：边境冲突后，泰柬海上共同开发谈判还有戏吗？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王腾飞】

近年来，关于泰国和柬埔寨就泰国湾主张重叠海域重启共同开发谈判的动向，频频引发外界关注。特别是2023年以来，随着两国新政府的相继上台，双方高层互动频繁，不断释放出恢复磋商的积极信号，这为打破长期僵局迎来了难得的政策“窗口期”。

然而，这一脆弱的外交进程很快被突发事件打断：

2025年5月28日，泰国和柬埔寨两国军队在边境争议地区发生短暂交火，导致1名柬埔寨士兵死亡。尽管最初双方迅速达成协议，同意保持克制、避免事态升级，但不久后两国争端再起，关系急剧恶化，最终演变成7月24日爆发的直接武装冲突，造成上百人伤亡。

在此背景下，两国原本重启不久的海上共同开发谈判也随之被迫中断，合作前景再度陷入不确定。

泰柬重叠海域位置

重启共同开发的现实需求

基于对能源安全和经济发展的共同关切和现实需求，泰国和柬埔寨政府近年来均展现出相对务实的外交姿态。

根据两国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大陆架主张，双方在泰国湾主张重叠海域（OCA）的面积达到2.6万平方公里，据称该海域蕴藏着11万亿立方英尺（约3115亿立方米）的天然气及5亿桶的石油储量，估计价值超过3000亿美元。如此巨大的经济潜力对两个高度依赖能源进口、且急需拓展经济增长空间的国家而言，无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对泰国来说，其国内能源结构长期依赖不可再生能源，约有三分之二的电力需依赖天然气发电，但受资源枯竭影响，泰国的天然气产量自2014年达到峰值以来持续下滑，自2005年以来，泰国本土再未发现新的大型天然气田，现有气田产能持续下降，马泰共同开发区的产量也在逐步减少。目前泰国主要依靠进口液化天然气和提升国内部分气田产量来应对缺口，加剧了对进口能源的依赖，并推高电力成本。

根据国际能源署报告，泰国天然气产量到2035年预计将锐减约75%，但同期国内需求却将持续增长。该报告同时指出，若泰柬之间悬而未决的主张重叠海域争议能获得妥善解决，这一区域的油气资源有望成为泰国保障能源安全的重要支柱，对缓解未来天然气供应压力具有重要意义。泰国能源主管机构也预计，一旦重叠海域资源得到有效开发，未来二十年内国家天然气供应将具备可持续保障能力。

对柬埔寨而言，其自身油气产业基础薄弱，近年来虽有个别开发尝试，但进展并不顺利，且整体能力尚不足以单独推动大规模离岸勘探开发。而与泰国的海上争端也限制了柬埔寨油气开发计划。柬埔寨原计划在2012年前建成本国油气产业体系，但最终宣告落空。

目前柬埔寨石油和天然气完全依赖进口。面对油气战略的失利，柬方转而押注水电与可再生能源。但为确保能源安全，柬埔寨仍希望发展油气开发能力。根据预测，柬埔寨对石油产品的需求将从2020年的280万吨增长至2030年的480万吨，能源压力持续上升。

在此背景下，通过与泰国合作，获取必要的技术、资本与市场接入，对柬埔寨而言是一条可行的发展路径。因此，两国在中长期内通过政治手段解决能源短缺问题，具有强烈的经济驱动力。

柬埔寨油井平台

“先开发、后划界”的策略转向

根据2001年泰国和柬埔寨达成的《关于对大陆架海洋权利主张重叠海域的谅解备忘录》，两国同意以北纬11度线为界，将主张重叠海域划分为“待划界区”和“共同开发区”两个区域。在11度线以北1万平方公里的北部区域，双方将通过进一步谈判以确定海上边界。在11度线以南1.6万平方公里的南部区域，则继续就碳氢化合物资源的共同开发进行协商。同时，备忘录第2条明确指出，海上划界与共同开发谈判应同步推进，并作为“不可分割的一揽子”整体磋商。

自签署备忘录以来，泰柬双方虽一直保持对话，但受各种因素影响，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在2006年他信因军事政变而被罢免后，两国谈判也逐渐破裂。2008年柬埔寨将柏威夏古寺申遗成功，随即引发两国军事对峙和摩擦，两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2009年底，泰国政府宣布撤销该谅解备忘录，理由是前总理他信作为该协议的主要推动者，被柬方任命为经济顾问，此举将损害国家利益。加上此后几年内，泰柬双方在争议区频繁部署兵力，多次爆发小规模冲突，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原本已陷入停滞的共同开发合作前景更加扑朔迷离。

直到近年来，随着两国政治氛围缓和及能源压力的驱动，泰国政府对主张重叠海域政策做出重要转向，希望暂时搁置北部敏感海域争议，优先就南部油气资源开发开展务实性谈判。

正如2023年10月泰国能源部长皮拉潘（Pirapan Salirathavibhaga）明确表示，应该将谈判重点放在“开发合作”而非“海上划界”上，强调“我们需要的是能源开发，而非主权分割”“领土争议的解决通常旷日持久、程序复杂，毕竟没有哪个国家会轻易接受对现有边界的更改”。柬埔寨方面也表现出一定的灵活性，表示愿意在不涉及边界问题的前提下推进合作。

2001年的谅解备忘录将“划界”与“共同开发”捆绑推进的做法显然没有成功。其原因在于两者本质上属于两种对立的争议管理路径：前者旨在明确主权归属，后者则回避争议、追求共赢。在未设定明确时间表与优先顺序的情况下将二者并行推进，极易使谈判陷入僵局。

多年之后，双方逐渐意识到这一结构性问题，开始更加倾向于“先开发、后划界”的务实路线。这种策略调整和转向，凸显出双方在复杂博弈中寻求共赢的务实姿态。

两国关系波折直接牵动共同开发谈判走向

良好的两国关系是海上共同开发的前提基础，没有稳定的双边政治关系，任何实质性的合作都难以为继。此前泰柬在2001年能顺利签署备忘录，正是得益于双方密切的政治关系。当时泰国由他信担任总理，而柬埔寨则由洪森主政。两位领导人都以务实派著称，且私交甚好，为双边就该敏感议题展开政治层面的对话提供了良好氛围。

近年来，泰国与柬埔寨关系呈现稳步升温趋势，为推动争议海域资源合作营造了有利氛围。2024年2月，泰柬正式将双边关系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更高水平。2024年9月，他信之女佩通坦出任泰国总理，延续了他信家族在政坛的影响力。多年来，他信家族与柬埔寨前首相洪森家族关系深厚，而洪森之子洪玛奈目前正执掌柬埔寨政权。两大家族之间长期维系的政治互信与私人交往，为当前双边高层互动注入了稳定性，也为共同开发这一敏感议题的沟通与协调提供了较多政治空间。

在此背景下，双方在油气资源共同开发问题上释放出积极信号。2024年11月，时任泰国总理佩通坦公开表示，泰方将继续推动与柬方就泰国湾争议海域油气资源开发问题恢复谈判，并强调重启与柬埔寨的油气田勘探谈判是她的十大紧迫目标之一。柬政府对此也积极回应称，如果泰国政府做好准备，柬埔寨很乐意继续谈判。早在2023年9月，刚上任的柬埔寨首相洪玛奈亦提出尽快重启共同开发磋商的倡议。这显示出双方在该议题上的高度共识与合作意愿。

但好景不长，2025年5月边境冲突后，泰柬矛盾不断发酵，6月18日佩通坦与洪森的私人电话录音在社交平台上被曝光后，引发泰国国内政治动荡，迫于舆论与政坛压力，佩通坦被迫暂停总理职务，内阁随即改组。原本亲如“兄弟”的他信家族与洪森家族亦因此公开决裂，双边关系进一步雪上加霜。这一变化使刚建立起来的互信基础再次遭到严重破坏。

7月25日，泰国素林，一支泰国机动炮兵部队向柬埔寨营地开火。 图自路透社

未来展望：挑战与机遇并存

泰国与柬埔寨推动重启海上共同开发谈判，是一次兼具战略与现实意义的重要尝试。尽管当前两国共同开发谈判因冲突与政治危机陷入停滞，但从长远视角看，泰柬海上共同开发并未彻底失去可能性。短期内，民族主义高涨、互信崩塌与政治不稳严重阻碍合作进程；但中长期而言，若双方能修复关系、重建互信，中长期内仍存在重启对话的战略窗口。

必须指出，达成共同开发协议并非易事，也需要较长的时间周期，若泰柬有意继续推动，除了重建互信和良好的政治氛围外，还需跨越反对派干扰、技术分配博弈与舆论管理等多重障碍，任何一环缺失，都可能使合作再次受阻。

一是反对派压力、民族主义情绪。在最初重启共同开发谈判后，两国反对势力纷纷指责本国政府“借助家族关系为能源利益集团开道”，质疑高层互动背后存在不当交易，甚至可能损害国家领土主张，尤其是在阁骨岛（Koh Kut）周边敏感水域。

在泰国，反对派表示如果政府承认2001年谅解备忘录中的联合勘探条款，可能会使泰国处于不利地位并有永久失去对该地区主权的风险。部分民族主义团体也公开表态，若佩通坦政府恢复与柬方谈判，并在泰国湾的边界及能源开发问题上作出任何妥协，他们将号召街头示威。部分“爱国派”网民也激烈反对在主权归属未明的背景下推进资源开发，认为这将削弱泰国的谈判筹码，并在关键战略区域上做出危险让步。

与此同时，柬埔寨反对派也在国内不断发声，要求洪玛奈政府正式向国际法院提出对阁骨岛的主权主张。鉴于这些问题的复杂性，两国政府都采取谨慎态度，如2025年4月时任泰国总理佩通坦访问柬埔寨期间两国政府并未公开讨论争议海域共同开发事项。与此同时，近期两国在陆地边境一带出现的军事冲突，更是进一步激化民族主义情绪，进一步干扰原本脆弱的谈判基础。

7月28日，泰国代理总理普坦和柬埔寨首相洪玛奈在马来西亚举行会谈。经过不到三个小时的面谈后，双方宣布将“无条件”停火。图自法新社

二是机制设计与分配模式仍是不可避免的难点之一。如何设计一套被双方接受的开发及分配机制，是当前谈判绕不开的重要难题。有报告指出，泰方曾主张将重叠海域划为三大区域，中部区收入均分，两侧区域依据邻近原则分配（即东西两侧分别为80/20），而柬方则更倾向重新审视相关分配原则，争取更多权益。

柬埔寨曾向泰国提议，共同开发区内油气资源开发的成本与收益应按50:50比例平均分配，并坚信这一安排能够公平合理地体现两国海洋主张的合法性。但事实上，无论采用何种分配模式，泰国都将是大赢家，原因在于泰国具备相对成熟的油气产业体系，而柬方则缺乏提炼、运输及市场能力。

长远来看，这种结构性差距若未妥善协调，很容易使合作沦为优势方的单边获益，不利于维持合作的平衡性与持久性。

总之，当前情势下，要真正推动海上务实合作突破，双方不仅需要妥善管控陆地边境局势，平衡国内舆论和民族主义情绪，也需要积极重建双边政治互信和外交关系，同时也需要构建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利益安排机制。这一过程注定充满不确定性，既需要时间的沉淀与政策的耐心推动，也深刻考验着两国领导人的政治智慧与战略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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