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之：日本挨了两颗核弹，为何对二战的忏悔和反思远不及德国？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扬之】

80年前的今天，上午8点15分，美国在日本广岛市投下第一颗原子弹。16小时后，美国总统杜鲁门再次敦促日本投降，否则将“迎来前所未见的毁灭之雨”。

8月8日晚，苏联根据《雅尔塔协定》、抛开《苏日中立条约》向日本宣战，并在9日午夜刚过向日本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发动全线进攻。

几小时后，美国在日本长崎市投下第二颗原子弹。

左图：广岛原子弹“小男孩” / 右图：长崎原子弹“胖子”

日本天皇裕仁下令接受同盟国在《波茨坦宣言》中提出的条件。在历经数日的幕后谈判及一次未遂政变后，裕仁于8月15日发表全国广播，宣布日本向同盟国投降。

值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笔者对那段历史进行再次梳理，特别对德日这两个战败国对战争罪行的不同反思作了比较和分析，发现并关注到了以前忽略的一些历史细节，特写此文以飨读者。

“宫城事件”

太平洋战争接近尾声之际，日本陆军中一些少壮派军官发动政变，控制了宫城（即现在的“皇居”），试图扭转局面，史称“宫城事件”。

1945年炎夏，日本这个国家正走向深渊。成千上万名士兵阵亡，城市沦为废墟，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灾难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破坏。随着苏联对日宣战，日本国内要求投降的压力与日俱增。但在众多官兵的心中，仍燃烧着不惜一切代价继续战斗的执念。

日本军政两界中也有不少人希望继续战争，或至少达成能保全天皇制的有条件投降。但面对前所未有的破坏和民众的苦难，裕仁天皇在1945年8月14日破例亲自站到了台前。他在御前会议上表示愿意接受盟军条件，结束战争。这番话成为历史的转折点，令许多日本帝国军人为之震惊。

陆军大臣阿南惟几（Anami Korechika）陷入两难：他一方面将继续抵抗视为维护日本荣誉的唯一途径，另一方面又视对天皇的忠诚为臣子的义务。与军内激进分子不同，他不是简单地拒绝投降，而是希望内阁能再次向盟军确认投降后皇权维持不变的承诺。

就在这生死攸关之际，发生了一场颇有戏剧性的政变：狂热的少壮派军官畑中健二（Hatanaka Kenji）于8月14日夜间率领志同道合的军官，杀死护卫皇宫的近卫师团长森赳（Mori Takeshi），企图占领皇宫并阻止天皇投降诏书的广播播出。他们的目标很明确：用武力迫使政府继续抵抗。

叛乱者控制皇宫后，畑中等人弄清了《终战诏书》录音已经完成的事实。为了找到天皇的录音胶盘，畑中、古贺等人决定继续守住皇宫，并命令近卫兵对宫内省展开搜索。但由于近卫师团平日驻守在皇宫外围，对宫城内部缺乏了解，因此搜索进展缓慢，一时没找到录音盘的藏匿处。

为了赢得更多的声援，政变者到最后一刻都在试图争取内阁陆军大臣阿南惟几这位关键人物的支持，但阿南明白，违逆天皇将导致国家陷入混乱，故多次予以拒绝。由于缺乏陆军高层和多数军事指挥官的支持，叛乱者很快陷入孤立。

畑中与另一位同谋最终在二重桥和坂下门之间的草坪上切腹自尽 影视剧照

8月15日凌晨，东部军管区司令官田中静壹大将成功进入皇宫，迫使叛军投降，终结了这场政变。畑中被捕前还与一位同谋一起沿着皇宫四周散发号召继续抵抗的传单，最终在二重桥和坂下门之间的草坪上切腹自尽。

正午时分，天皇的声音通过广播传遍全日本。在日本历史上，普通民众首次听到天皇的“玉音”，只不过这“第一次”却是宣布日本投降，因而震撼极大。一时间，日本上下普天同哀，切腹者众。

阿南惟几的遗书

当天傍晚，内心撕裂的阿南惟几已有赴死的打算。凌晨5时许，阿南切腹自裁，过程非常痛苦。他死前留下两份遗言：一份以军人的身份，落款“陆军大将”，内容为“深受君恩身，无言可遗世”；另一份以阁员的身份，署名“陆军大臣”，内容为“一死以谢大罪”。

有学者认为，此处的“大罪”既可指“无能以致战败之罪”，亦可指“未能对政变加以制止之罪”。鉴于对阿南履历和个性的判断，笔者更倾向于认同后者。

这惊心动魄的10小时被日本导演岡本喜八搬上了银幕，电影片名为“日本最长的一日”，揭示了日本领导层和社会在战争末期的深刻分裂。

“女武神行动”

1944年，深陷战争泥潭的纳粹德国已显颓势，尽管宣传机器仍在鼓噪，但败局渐明。在这“至暗时刻”，一个以高级军官为核心的抵抗运动正在计划推翻希特勒的专制政权，他们的行动代号为"女武神计划”（Unternahmen Walküre）。

该名取自北欧古老神话中的“女武神”，她负责引领战死者之灵魂前往英灵殿，以让他们为了参加末日之战（诸神之黄昏）做准备。

该计划最初并非为政变所设计，而是国防军早在二战初期就制定的一个应急预案，即，如果战争爆发后出现平民暴动、战俘骚乱或敌方破坏行动等特殊状况，国内驻防军将接管关键设施并恢复秩序。

以施陶芬贝格上校（Claus von Stauffenberg）、冯·特雷斯科少将（Henning von Tresckow）和奥尔布里希特上将（Friedrich Olbricht）为核心的军官团队，自1943年起巧妙地利用这套业已存在的应急机制，并将其改造为政变计划的一部分。

他们打算在成功刺杀希特勒后，通过该计划“名正言顺”地接管各军区的指挥权，瓦解纳粹国家机器，特别是党卫军、盖世太保和纳粹党高层的权力，从而推翻纳粹统治，终止战争灾难。

1944年7月15日，施陶芬贝格（左一）与希特勒和德军总参谋长凯特尔在一起。摄于拉斯滕堡的希特勒大本营“狼穴”

1944年7月20日，施陶芬贝格在东普鲁士“狼穴”大本营的作战会议室安放炸弹，实施关键一击。然而刺杀失败，希特勒仅受轻伤。尽管如此，抵抗者在迟疑之后仍启动"女武神计划"，调动驻防军控制柏林及其他要地，逮捕纳粹高官，试图夺取政权。

但该计划存在致命缺陷：希特勒幸存的消息引发军方动摇，柏林部分部队开始犹豫或选择效忠元首，短短数小时之内，政变便告瓦解。

政变失败后，纳粹展开血腥清算：包括施陶芬贝格在内的5名参与者在柏林举事中心“本德勒馆”（Bendlerblock，现为德国国防部第二办公地）的庭院中被就地处决；共有200名参与者被捕和被枪毙，有些则主动或被迫自杀，株连者上千人。

在整个“女武神计划”中，有一个人物与日本“宫城事件”中的阿南惟几非常相似，那就是被称为“沙漠之狐”的德军元帅埃尔温·隆美尔（Erwin Rommel）。

他最初对纳粹政权保持忠诚，但随着盟军诺曼底登陆后战局的进一步恶化，他对希特勒的领导风格和战争策略产生了日益强烈的质疑。后来，隆美尔遭遇空袭重伤住院，也就是说，7月20日刺杀事件前数日他其实已退出前线。但有证据显示，他至少知晓“女武神计划”的存在。

与阿南惟几相同，隆美尔的立场也具有矛盾性：虽非核心策划者，但他认同推翻希特勒以缩短战争的目标，希望通过政权更迭与西方盟军单独媾和，从而避免苏军占领德国东部。他还计划开放西线以换取德国不被全面占领，因此抵抗组织赋予其在政变成功后接管西线指挥权的关键角色。但隆美尔不同意刺杀手段，更倾向于兵谏拘押的方式。

行动失败后，隆美尔的结局与阿南惟几也很相似，之后会有详叙。

两个事件的同与不同

·共同点

1.军事精英阶层的武力反抗：两次政变均由对当局不满的现役军官主导，且不惜采取暴力手段。日本以畑中健二为首的军官刺杀上级，发动政变；德国则由施陶芬贝格上校实施刺杀希特勒的行动。

2.挽救国家“荣誉”和保全“国本”的动机：日本政变者将投降视为“国耻”，认为本土决战才是最后的决胜局，不甘皇权受辱和国土如德国那样被盟军分别占领；德国抵抗者同样认为必须除掉希特勒方能避免国家彻底毁灭。两者均将当权者的决策视为对国家存续和民族尊严的威胁。

3.行动筹划已“久”：与德国的计划相比，日本军官们的政变的确颇为仓促，但也并非“一时冲动”，而是从《波茨坦公告》发布后即开始准备了；德国抵抗组织则早早开始改造原本用于镇压内乱的“女武神”军事预案，“掉包”行动始于1943年。

4.均以失败告终：两次行动无一成功，参与者或自杀或遭处决，扭转局势的反抗行动从此偃旗息鼓，现存政权因此暂时得到巩固：日本皇权得以存续，希特勒视自己在暗杀中幸免于难为“神圣时刻”。

·差异点

1.行动目标：“宫城事件”不是为了止战，而是试图通过“本土决战”来扭转战局，他们认为“本土未战，何谈投降？”，幻想的是“一亿玉碎”；而“女武神”计划则是要通过刺杀希特勒来达到止战的目的，最起码在西线停战，然后通过与西方国家媾和来建立能维护德国主权的“理性”战后秩序，换言之就是“体面结束”。

一名士兵展示希特勒被炸弹几乎炸成碎条的裤子

2.对最高权力的态度：日本天皇作为神格化身亲自下令投降，虽遭军方内部反对但仍获遵从，激进派发动政变虽然“软禁”过天皇，但并非要反对皇权本身，而是为了阻挠天皇的《终战诏书》被宣读；德国抵抗者则把行动目标直接对准希特勒本人，认为必须除之方能拯救亡国之命运。

3.组织程度：日本政变缺乏军方高层支持，虽不是完全临时起意，但也相当仓促；而德国的行动则经过了数月甚至更久的周密策划，有完整的权力接管方案和人员配备。

4.文化政治背景：日本森严的等级制度和对天皇的敬畏，即使最激进的军人也难以彻底违抗；纳粹德国虽推行领袖崇拜，但统治阶层内部存在多元政治观点。

·差异根源

1.元首地位：裕仁天皇作为不可亵渎的具有神格的一国之君，其决策具有终极权威，臣子们的忠诚度极高，甚至可以为其切腹赴死；而希特勒的“元首权威”始终面临致命挑战，先期形成的“绝对威望”源自蚕食邻国和雪耻《凡尔赛和约》的成功，随着前方战事的持续吃紧，国内的抵抗运动（包括刺杀计划）就开始活跃起来。

2.文化传统：日本根深蒂固的“忠君”思想导致政变者很难觅得广泛盟友，结果很快陷入孤立，对许多军官而言，投降不仅意味着战败，更是对“忠君”理念与武士道传统的亵渎；德国的抵抗运动则能很快觅得为数不少的志同道合者，各阶层的精英能形成广泛的联盟。

3.军队地位：德国军队政治化非常突出，初期的冲锋队（Sturmabteilung，SA）和后来的党卫军（Waffen-SS）在武装力量的架构中地位突出，而传统国防军的地位实际上有所下降，若不是希特勒发动战争必须依靠大批军力，它们甚至都有可能被全面改造或被上述力量所取代（参见“罗姆事件”）；而日本的陆海军一直享有高度自治权，军部和参谋本部甚至可以单独决策，社会严格遵循“忠君爱国”的等级秩序，武士道精神渗透军政体系。

4.战争态势：畑中健二一众暴乱时，日本已处于美军即将进攻本土和苏联大军压境的四面楚歌之中和全面崩溃的边缘；德国虽然两线吃紧，但危险离本土还有一段距离，抵抗运动起事只是为了缩短战争，通过与西方国家媾和来确保国体续存。

这两场未遂政变展现了两国军事精英在民族存亡关头不惜铤而走险。其差异本质则源于国家理念、文化传统与战争形势的不同。

参与者不同的命运结局

今日人流穿梭的商贸中心，昔日战犯绞刑执行地

东京都池袋有一个闻名遐迩的复合式商业中心：太阳城（Sunshine City）。如今徜徉在此，已全然感觉不到丝毫的萧杀，可从1895年至1970年，这里一直是风声鹤唳的“巢鸭监狱”所在地。

二战结束前，这里曾关押过共产党人和政治犯，如德俄混血的共产国际间谍佐尔格（Richard Sorge）；日本投降后，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被收监并绞死在此；“宫城事件”核心人物之一、起草《兵力动员计划》的荒尾兴功（Arao Okikatsu）也曾在此服劳役6年，但不是因为参与了政变（他最终背弃了），而是因为他曾虐待盟军战俘并导致大量死亡。此人一直活到1974年。

参与“宫城事件”的其他主要人物，如椎崎二郎、畑中健二、古贺秀正（东条英机的女婿）、挥刀砍杀森纠师团长的上原重太郎均剖腹自裁。由于他们参与的是“犯上作乱”的政变，特别是违抗“圣裁”，还“软禁”了天皇本人，因此被指摘为“民族叛徒”，自然无缘获得神社中的牌位。而那些给其他国家造成生灵涂炭的甲级战犯们反而能被安置在靖国神社供人参拜纪念。

由此可见，按照日本的伦理道德，获得靖国神社牌位这等“殊荣”的只能是称得上“忠君、服从、爱国、勇敢”的人物，其中对天皇的忠诚和服从明显要高于对国家民族的忠勇。参与政变的少壮军官们虽然“忠勇报国”，但“犯上作乱”了，因而死后也得背负罪名。

同样，时任陆军大臣的阿南惟几虽然竭力维护国体和皇权，坚持盟军占领后要尽量争取保留日本主权，但他在“宫城事件”中未制止“忤逆”政变的发生，因而成为最大的“悲剧性人物”。

作为一名军人，阿南惟几的履历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官运亨通、军功几无。他的官运始于给天皇当侍从武官，后来长期担任“军人文官”之职，如陆军省兵务局长、人事局长等；之后他虽然也带过部队，如第109师团长、第11军司令官、第二方面军司令官，但战功乏善可陈；第一次真正上战场时已年过50，指挥了第二和第三次“长沙会战”，以失败而告终；之后又开始走“仕途”，担任陆军航空总监兼航空部长以及陆军大臣，直到自裁身亡。

与有“沙漠之狐”之称的德军“楷模”隆美尔相比，阿南惟几的军功只能望其项背，但俩人的结局却异常相似。

关于隆美尔是否加入过抵抗运动这个问题，家属、昔日同僚以及历史学家们各执一说。不争的事实是，他与政变者多有交集。这点也与阿南惟几相同。

左图：隆美尔（右）1944年4月与参谋长施派德尔（左）在前线 / 右图：在乌尔姆市政厅举行的国葬仪式

1944年10月14日，德国陆军最高统帅部人事局长布格多夫（Wilhelm Burgdorf）及一名同僚携氰化钾抵达隆美尔住所，出示了所谓的“证据”后给予“自杀”或“公审“两个选择，并转达元首给他举行国葬的承诺。隆美尔明知这是阴谋，但为了保全自己和家人的名节而选择服毒。在国葬仪式上的悼词中，有一句话颇具讽刺意味：“他的心属于元首”。

当年反纳粹抵抗运动的成员，不管是死还是幸存，在战后头些年内并未因为政局的改变而得到正名。相反，他们的“功绩”不仅大多未被承认，而且还经常受到质疑和反对。很多人一直摆脱不了“叛徒”的骂名，更不用说公开纪念或正面报道了。

受害最深的是这些人的家属：他们不仅长时间陷入“社死”，而且连补偿和退休金都拿不到。这个情况直到1950年代才慢慢有所改变，但人们内心的真正转识还要更晚些。

冷战时期，东西德对“抵抗运动”又有各自的政治化叙事：西德积极评价保守派的抵抗运动，譬如称施陶芬贝格的刺杀行动为“反抗暴政独裁的壮举”，同时边缘化共产党人的反纳粹贡献；东德那边自然更突出后者的历史作用。

“尼伯龙根忠诚”与“武士道忠君意识”

如果跳出上述两个具体的事件，我们在对德日进行对比时，还能发现一个非常突出的共性特质：“忠诚”。

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伯恩哈特·冯·比洛（Bernhard von Bülow）这个名字一定很陌生；但在德国现代史中，这位出生于外交世家的宰相相当出名。一如勃兰特总理的“新东方政策”（Ostpolitik）其实出自其助手巴尔（Egon Bahr），当年德皇威廉二世激进扩张的“世界政策”（Weltpolitik）则与比洛这个名字密不可分。

此公一生说过两句名言被载入史册，第一，1897年12月6日，他在帝国议会辩论殖民政策时说：“简而言之：我们无意遮蔽他人，但亦要争得属于我们的阳光之地。” 这无异于新兴的德意志帝国叫板英法老牌帝国的冲锋号，青岛和胶州湾成为德国殖民地也是这句话的产物之一。第二，1909年3月29日，他在帝国议会演讲中首次使用“尼伯龙根忠诚” （Nibelungentreue）这一概念，对处于波斯尼亚危机中的奥匈帝国表示坚守同盟的决心。当时的原话已失传，大意是：无条件支持盟友奥匈帝国，哪怕最终发生战争。

“尼伯龙根忠诚”源自古代德意志英雄史诗《尼伯龙根之歌》（Nibelungenlied）。在德国文化语境中，它指一种无条件的、至死不渝的效忠态度，而且结果往往是灾难性的。

尼伯龙根忠诚宣传画，图片前方是两位德皇：威廉一世和威廉二世

当然，比洛使用“尼伯龙根忠诚”时涉及的是外交领域，而将这一根植于德意志民族文化中的价值叙述全方位运用于内政的是纳粹执政时期，特别是二战后期。譬如：

·在1934年的纽伦堡党代会上，纳粹理论权威卢森堡（Alfred Rosenberg）明确将这一远古概念扩展至对领袖的绝对忠诚，即所谓的“元首原则”（Führerprinzip）。

·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在1943年斯大林格勒战役失败后发表“全面战争“演说时强调：“我们必须如尼伯龙根武士那样在燃烧的大厅中坚守——忠诚至死！”

·纳粹党卫军以“忠诚即吾荣誉”（Meine Ehre heißt Treue）为座右铭；希特勒青年师的效忠誓言中也使用这个概念（“我们以尼伯龙根式的忠诚战斗到最后一人”）；通过个人忠诚宣誓构建“元首-民族共同体”（Volkskörper）的政治神话。

日本人的“忠君”意识主要源于神道信仰和武士道精神的结合：神道教将天皇视为“天照大神”的后裔，具有神圣的地位。武士道则强调忠诚、义理、信义等价值观，并将对君主的忠诚视为核心。

特别在明治维新后，天皇不仅是国家元首，更被赋予神圣地位，全民必须无条件服从；忠君精神成为国家统一和凝聚力的重要基础，忠于天皇就是忠于国家本身。武士道原本强调效忠各藩的“大名”，明治维新以后则逐渐转变为全民效忠天皇。忠君成为武士、军人，乃至平民的行为准则，把个人的生死、荣辱与天皇和国家的命运绑定。

中国人常说“自古忠孝两难全”，但日本从明治时代开始，《教育敕语》等国家文件明确要求将“忠孝合一”视为道德理想。学校教育不断强化“忠君即孝亲”，把皇室比作国家大家庭的家长，将对天皇的忠诚与家庭伦理结合起来，培养全民的忠君观念。

日军神风敢死队队员出征前照片

军队中对天皇的无条件服从（如不上诉、不反对、不质疑命令等）被视为天经地义。为了维护“国体”，甚至可以为天皇而死，切腹殉难等都被美化为最高的忠君行为。

神道也强调对天皇的敬仰和献身，主张“敬神、爱民、尚武、殉道”，相信只要武士和臣民尽忠，死后则可成神，使忠君具有强烈的宗教色彩。“圣战”和“殉道”这两个概念不是伊斯兰极端分子才用，它也是日本军事和宗教文化中的核心内涵之一。

近代，日本政府和军方通过媒体、仪式、教材等多种方式强化、利用忠君观念，并以此作为民族动员、对外侵略的重要精神武器。

以上是德日两国在“忠君”方面及其相似的文化宗教传承。那么，问题就来了：既然“忠君”是两国文化中的核心价值之一，为何还会出现“宫城事件”和“女武神计划”这样的犯上之举呢？

这或许与大环境压力之下的个性扭曲和膨胀等心理因素有关，因为极端教育必然也会产生极端的个例。只不过，椎崎二郎、畑中健二、古贺秀正等叛乱者从未想过要斩首天皇，而施陶芬贝格一众的首要目标就是“弑君”，干掉希特勒。

这些“乱臣贼子”们都是在类似的“忠君教育”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但一个是要阻止《终战诏书》面世，坚持战斗到最后一刻；一个是要直接拿元首的头颅去作缔造局部和平的“投名状”。何以解释如此之大的差异？

若深究其原因，除了不同的地缘处境和文化背景等因素之外，还是能从德日两国的民族性格中发现其中的微妙区别的。

用现在人的眼光来看，无论是德意志宣扬的“尼伯龙根忠诚”，还是日本神武道的“忠君理念”，两者灌输的其实都是“愚忠”思想。但在特定的时空中，它们似乎都有存在的合理性。只不过，大和民族将其发展到“极端”和“极致”，而德意志民族则保留了“理性”和“良知”等基本元素。

我们可以从施陶芬贝格的遗言式表述中体会到这种境界：“做这件事的人需要明白，人民可能会说我们是叛徒，但如果不做，我們就是良知的叛徒。”

没有良知的忠诚会让人一条道走到黑，会导致认知偏执，甚至会致使人性泯灭。这点我们也可以从德日两国对战争罪行反思和忏悔的不同看出来。

德日对二战忏悔和反思为何如此不同？

2015年3月，时任德国总理默克尔在访问日本时表示：“正视过去，是达成和解所必需的前提之一。德国承认了自己的战争罪责，因而法国最终也愿意与德国和解”。默克尔这样说，实际上也是间接地劝告日本，希望日本比过去更主动、更自省地面对那段历史。

日方的反应虽然保持了特有的礼貌和含蓄，但态度很明确。时任外相（后来担任首相）的岸田文雄表示：在对待战争历史的问题上，将日本和德国简单比较是“不合适的”；而且，两国在战争中发生的事情有所不同，德国和日本所处的邻国环境也不同。

显然，默克尔对于更坦率面对自身历史的温和提醒，在日本遭遇了质疑和保留。有专家认为，随着上世纪80年代日本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国民的民族自尊和国家认同感增强，才导致民族主义倾向和极右思潮的沉渣泛起。也就是说，经济成就是民族主义情绪的物质基础和精神支撑。

实际上，极右民族主义回潮的根本原因是日本精英对邻国造成的伤害以及战争责任没有进行深刻的反思。中曾根康弘提出“战后政治总决算”，就是为了迎合国内民族主义的诉求：摆脱战后体制和和平宪法的制约，加强国家和军事实力。新生代的保守派政客则沿袭极端民族主义思想；部分旧军人、外交官、学者更是利用回忆录和历史著作否认或美化日本侵略战争及殖民历史，配合国内的保守政治势力。

安倍不遗余力地推动修宪

冷战结束后，以安倍晋三为代表的政治力量鼓吹所谓的“第三次开国”，即通过推动修宪再造国家（前两次分别是1868年的明治维新和二战后日本接受“和平宪法”）。具体目标就是政治“总体保守化”，让民族主义获得新动力，反对和平宪法，追求国际政治地位的提升。与过去有所不同的是，这种新民族主义更注重历史修正和政治独立，如通过修改教科书来强化爱国主义、淡化侵略责任、塑造符合民族主义诉求的国家认同、加剧社会民族主义氛围。

这与德国的反思和记忆文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如果经济发展是催生民族主义的土壤，那德国的国力与日本不相上下，长期位居第三大经济体。可为何德国的民族主义就能被长期成功地控制住呢？

归纳起来，应该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德国的《基本法》有明确的和平条款：如第26条“禁止侵略战争”中确立“和平共处”为宪法的核心价值，将侵略战争，特别是为侵略而备战，列为刑事犯罪。此规定直接体现了二战后德国“永远不再”（Nie wieder）的宪法承诺。而日本虽然也有一部“和平宪法”，但右翼政党一直在致力于修宪，这与德国坚守和平之路的做法背道而驰。

其次，理性主义传统对德意志民族的影响深刻。康德认为人既是认识主体也是道德主体；黑格尔将理性视为社会秩序和历史发展的根本；启蒙运动的理念认为“理性是人类脱离迷信愚昧的认识工具”。德国的理性传统为良知提供了认识依据和规范框架，正如康德强调的那样，理性是立法者，而良知则是理性法则在个体中的实践声音。相比之下，日本政治精英考虑更多的是恢复昔日荣耀和他们眼中的“平等国格”。

再者，德国的邻国以及德国国内舆论对政治极端言行的高度警惕和约束。以前联邦议会议长延宁格（Philipp Jenninger）的辞职为例：1988年，他在迫害犹太人的“水晶之夜” （Reichspogromnacht）50周年纪念日发表演说，其中17次引用了纳粹概念，譬如在提及“水晶之夜”时使用了“自发的民众愤怒”（spontaner Volkszorn）。他试图通过这种“体验式叙述”手法来解答德国年轻人反复提出的“希特勒何以掌权”的问题。但他的演说还是触犯了底线，踩了红线，引起朝野和舆论的抗议，最后被迫辞职。

勃兰特的“华沙之跪”

最后，德国人的忏悔和反思不仅反应在宪法、媒体等营建的约束性框架上，也体现在政治家的个人言谈举止中，如1977年时任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隔离区起义纪念碑前的“世纪之跪”（Warschauer Kniefall）。他事后在采访中被问及下跪的动机时说：“我当时突然感到，仅仅献上一个花圈是绝对不够的。”

1949年通过《基本法》时，首任联邦总统豪斯（Theodor Heuss）就曾表示，德国人在1945年5月8日“既被解放又被毁灭”。这一对军事失败的双重认知在1985年再次得到强化：时任联邦总统魏茨泽克（Richard von Weizsäcker）在议会演讲中称德国签署投降书的5月8日为“解放日”。

反观日本，政府内阁成员去参拜放有甲级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似乎成了某种“政治时髦”。这种不思悔改的行为在世界公众中自然会产生强烈的反差效应，引发邻国的抗议也就不奇怪了。

关于“靖国神社“问题，笔者还想特别强调一点：

有人认为日本政客的行为是出于日本文化中的祭祀传统。这个说法不值一驳，因为二战后的美占时期，麦克阿瑟非常清楚神道教及其祭祀场所对民众的潜移默化作用，因此提出“政教分离”原则，斩断国家神道与军国主义的关联。不仅如此，他还调整了天皇的地位，授意裕仁本人于1946年1月1日发表《人间宣言》（官方称为《关于新日本建设的诏书》），否定了天皇的“神格”。

无论是慑于美国的影响力，还是考虑本国的经济发展仍需祥和的地缘环境，总之，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日本并没有在靖国神社问题上作妖。

日本人的新旧“主子”麦克阿瑟和裕仁

1966年，日本厚生省将含有甲级战犯的历年阵亡者统计名录完成后，交给靖国神社宫司筑波藤磨，但筑波对此事比较谨慎，只先把一般军人放了上去，并没把名单中的所有人供奉上去合祭。到1978年10月，靖国神社宫司松平永芳（战败时期的宫内大臣松平庆民长子）却径自把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的名字列入靖国神社合祭。

照惯例，二战后，日本的天皇每年都要参拜靖国神社。但自从1978年甲级战犯被列入神社供奉之后，裕仁再也没有正式参拜靖国神社，从此停止了天皇固定参拜靖国神社的惯例。反倒是中曾根康弘在1985年正式“破戒”，以内阁总理大臣的身份率内阁成员集体参拜，使这一现象如今成了日本政坛的一种常态。

由此可见，日本对二战罪行的反思不是做不到，而是不想做或不想再做。不然，战后在美国高压下能乖乖做到的事情，为何在冷战后期就开始做不到了呢？这里当然有日本国内的原因，但更是美国的地缘政治考量和国际大环境的变化所致。

结语

对旁观者来说，日本是一个很“奇葩”的国度：充满矛盾纠结，沉湎于极致，自卑和自傲并存。对历史和现实中不想面对的事情可以假装“视而不见”，或在纠结和烦躁中作出逆反回应，“讨厌”和“烦躁于”有人经常在耳边“提醒或絮叨”他们的历史罪责。

这种反射模式似乎应验了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第十章“道德的困境”中提出的“耻感文化”特征。

西方基督教世界的“罪感文化”认为，人生来就带着“原罪”（亚当夏娃），犯错是人性所致，不必避讳，可以通过忏悔和从善来缓解和疏导“负罪感”和“负疚感”，从而达到“心安”的效果。

“耻感文化”熏陶下的日本人与之完全不同，他们的“负罪感”和“负疚感”源自外界的评价，而非良知意识，因而缺乏通过忏悔和赎罪来自我化解耻感带来的心理负担，更多依赖外部社会的规范和群体压力来约束行为。

一个从未踏上日本国土的知日作家：《菊与刀》的作者本尼迪克特

去过日本的人都会发现，日本人在日常生活中会给自己订立几乎涵盖衣食住行各个方面的规矩和框框。为何？因为他们很在意别人如何评价自己。为了避免引起外界的任何不满或鄙视，他们尽量完善自己，这就导致了他们一方面做事具有“极致倾向”，同时，在这么严格要求自己之后还被说的情况下，就会产生两个反应模式：要么自卑，要么逆反。

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虽然通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胜利而跻身列强行列，但日本的精英阶层依然徘徊在面对西方时的自卑感与对自身文化的优越感之间，并在这种矛盾心理的驱使下发展出两套不同的叙事方式来“自圆其说”：一是精心设计“公共记忆”，二是决策过程模糊化。

“公共记忆”包括皇室的神格延续性；对主要人物的“英雄化”（包括对牺牲将士的半宗教式膜拜）；渲染仪式感和象征性（如樱花为民族象征等）；为此不惜假造历史（如一日本军官伪造中朝边界6世纪的石碑刻文，冒称当时已有一大群日本武士驻守那里，以此为侵略朝鲜正名）；把战争责任推诿给军中的激进派，而非天皇主导的国策所致；将侵略邻国说成是出于“泛亚主义”的理想实践，是为拯救亚洲免遭白人统治的“善举”；挨了两颗原子弹后将日本说成是二战的“受害者”等等。

“决策过程模糊化”是另一种惯用的叙事方式，意指舞台上所见只是傀儡，而实权者则隐于幕后，声称此现象世界各地皆有，并非日本特有，譬如德国的“灰衣教主”（Graue Eminenz）一词即源于此。他们试图通过这种话术来模糊和推卸战争责任，并导致1945年后难辨个体以及天皇的战争罪责。

1987年8月29日，时任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在自民党闭门会议上有一段话非常经典地反映了这个思路，他说：“天皇地位如太阳，在最高天际光芒闪耀……我们方得以安心处理俗务，有时也为做不愉快的事情相互争夺；世间俗事是我们的党务，自民党承担俗务。这就是我们所处的二元世界。”

广岛核爆留下的惨状

80年前的今天，一颗原子弹炸碎了日本广岛。从历史角度看，80年只是弹指一挥间；但对生命个体而言，它可是人一生的光阴。

在写本文时，有一个问题时常跳出来：美国投向日本的原子弹究竟炸出了什么？

是最终让日本这个对手从此一蹶不振了？还是赢得了一场为美国带来百年盛世的“命运之战”？还是敲山震虎，给不久后成为冷战对手的苏联“一点颜色看看”？

从实际效果看，当时被炸趴下的日本除了对新主人美国依然弯腰做小之外，很快又试图傲视并控制亚洲；美国虽然巩固了全球霸权，但国运到底有多久目前还真不好说；苏联当时或许的确被美国威力无比的“新家伙”镇住了，但很快也制造了这魔鬼武器，并开启了一轮又一轮的核竞赛。

不仅如此，美国的原子弹还生出一个全世界始所未料的结果，那就是把日本这个曾给邻国带来无尽苦难的“施害者”炸成了到处哭诉伸冤的“受害者”。

笔行至此，突然明白了以下原委：日本被美国虐了几十年，却依然愿意紧抱“山姆大叔”的双腿不放，因为只有在这个“投弹者”身边，它的“受害者”身份才成立；而面对广大亚洲邻国，日本再怎么伪装都无法摆脱“施害者”的历史定位。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