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宇舟：滥用制裁，让全球科学出现了一个出乎美国意料的现象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江宇舟】

近期，美国对华技术出口管制呈现出一幅光怪陆离的画面，一方面，外媒报道美国已冻结相关政策，以避免损害与对华贸易谈判，并对英伟达芯片出口松绑。另一方面，美国依然小动作不断，政府和国会内时不时泛起加码管制的呼声，甚至特朗普政府在7月底发布的AI行动计划中，还在酝酿组建所谓的“排华联盟”。

在当前形势下，笔者认为，无论从体现谈判诚意还是实际成效来看，美国放松甚至解除对华技术出口管制的话题，已不应被中方视为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议题。美国这一通骚操作，非但没有减缓我们的技术进步，反而成为中国科创行业自力更生和加速发展的催化剂。美国的这个筹码已趋于腐烂，反而愈发是美国要自动履行的一项义务。

对此，我们不必再随之起舞。相比于反制美国的非关税制裁，我们有更重要的事项。

面对出口管制，中国科创有多争气

美国对中国的科技制裁究竟有多凶？

美国人自己给了一个量化数据，根据彼得森研究院的统计，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在美国炮制的出口管制和其他制裁名单上，中国各类组织和个人新增上榜的数量，是此前四届政府的三倍。而拜登政府期间该名单又大幅增加。

在2022-2024年短短24个月内，被美国商务部产业安全局（BIS）拉入“实体清单”的中国实体数量增长了85%，被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OFAC）拖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SDN）的数量更是增加了1.23倍！而且越到后期，增加数目就越多，每月都能有两位数的中国实体被纳入制裁清单。

特朗普二进宫后，虽然打着与中国谈判的旗号，但数据不会骗人，短短6个月时间，被商务部拉进“实体清单”的中国实体就净增89家。仅在中美谈判的二季度，区区3个月，财政部SDN黑名单上的中国实体就净增71家，较拜登末期更是变本加厉（对上述“黑名单”内容详见前作“美国对我们的非关税制裁，也该到清算时刻了”）。

从情节上看，美国对中国的科技封锁已趋于“战争化”，虽然在程度上还没有形成彻底围堵，但在手段上已基本覆盖战争时除交火外的全部出招。正像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蔡翠红教授所概括的那样，美国包括对华进攻性遏压在内的一系列“战争化”手段已成体系。当前，美国在投资和市场准入等领域的限制手段日益成熟，负面清单被更为频繁地采用，对华出口管制日趋政治化，同时不断扩大长臂管辖的适用范围，其根本目的是遏制中国的科技进步。

美国制裁背后，蕴含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刻内涵。20世纪后半叶，制造业不断东移，在最近的1/4世纪开始加速。在过往历史经验中，“世界工厂”的桂冠往往就是执世界牛耳者的先声。而在本世纪20年代，随着新能源、新材料、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加速迭代，人类第四次科技革命正在酝酿。

如果中国能在本轮科技革命中取得技术优势，并将之与已有的生产制造优势相结合。我们可以预想到其所发出的惊人能量将由经济传导到政治，加速完成逆转大航海以来的东西实力不平衡格局的进程。而这对于习惯于依赖霸权、凭借金融资本收割全球的美国，将是毁灭性的打击。

换言之，美国只要一日不放弃霸权主义，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就不可能消除，中美科技战就不会停歇，美国就始终有动力对华进行技术管制。

可是，就在这样凶险的“战争化”绞杀中，中国的科创却被全面激活。几个月前，笔者就曾亲耳听过某国内头部企业在一次闭门会上振奋人心的发言，总结便是：“我们已经解决了活下来的问题，接下来的每一天我们都要活得更好！”

是的，中国正在科创领域赶上乃至局部超越美国，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以专利申请总量为例，2010年美国申请专利49万件，中国为39.1万件。到2019年，也就是美国发起对华贸易战的第二年，中国获得国际授权的专利数量已经超过美国。到了2023年，美国专利申请量为59.8万件，而中国则达到167.7万件，成为全球无可争议的最大专利申请国。

又以论文为例，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统计了2003-2023年发表的论文中被引用次数排名前10％的论文，中国在64项关键技术中获得57项第一，而美国则从2003年的60项急剧收缩到7项。

科研力量上，出现了工业革命以来破天荒的“科创东移”现象。联合国下属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统计的全球前20大科技集群中，包括港台在内的全国集群已经从2017年的3个增加到了2024年的8个，增量均来自中国大陆，且已历史性超越了美欧的总和（2024年美国有6个，欧洲仅1个）。

2017和2024年全球百大科技集群分布。中国头部科技集群的增加不仅是数量的增加，还是覆盖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全方位增加。 WIPO

具体到科技产品环节，以“卡脖子”问题依然突出的芯片为例，中国在成熟制程市场已经开辟了新的空间。2018年，中国芯片出口额为5591亿元，到2024年首次突破1.1万亿元，在美国持续制裁的背景下，中国芯片出口在6年间实现了翻倍增长。

近年来，大量西方的研究报告也都从科研和应用领域开展分析，认为中美技术竞争已经从美国一家独大变成中美各有千秋。就在今年初，由美国国会两党委员会——由国家安全AI委员会扩建而来的美国智库“特别竞争研究项目”（SCSP）对中美在12大科技领域的发展态势和差距进行了评估，得出的结论是美国领先5个，中国4个。

NSCP报告对中美在12大科技领域的发展态势和差距评估

近年来，中国科技成果转化也是有声有色，2018年统计的35项“卡脖子”技术，7年内从大类上已经突破了86%，无论是人工智能还是新能源，通信计算还是航空航天，中国制造都与中国智造深度融合、彼此促进，2亿双袜子换一架飞机的历史正一去不复返，如今美国对华顺差最大的领域，居然也变成了能源和农产品。

近年来以电动载人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太阳能电池为代表的中国“新三样”产量

而且中国的创新不仅是在行业和技术上的突破，还有技法上的因地制宜，诸如美国对先进计算芯片的出口管制，倒逼中国企业和工程师们另起炉灶，开发更高效的训练方法。DeepSeek达到外国同行的同类效果只需1/8乃至更少的算力芯片，由此打破了AI发展“算力至上”的思维定式。这样的成果背后正是算法工程与技术路线的创新之功，生动展现了中国科创事业正在走出自己特色的勃勃生机。

美中贸易委员会前主席克雷格·艾伦今年在斯坦福大学的主题演讲中，认为中国已经从吸附技术的“创新海绵”变成了创新引领者，并且介绍了什么叫“以一种更符合中国需求的方式重新定义了创新”，即以消费驱动创新导向、制造业优化生态系统、工程创新打造品牌、财政重金支持科创的“四维”创新模式。

其实美国人不好意思承认这个“四维”模型里还少了一个，那就是体制优势。民主集中制事实上天然与科创行业投缘，后者不是越自由越好，否则在金融资本，尤其是注重相对短平快回报的民间资本投入后，会向着“PPT甄选”滑落。而中国的体制恰恰更能够接受长时间的孵化，兼顾战略框架的集约与细分领域的活跃。

这里值得再宕开一笔，西方国家对中国“产能过剩”的炒作，实际上也不自觉展现了中国路线的优越性。因为在科创领域，技术路线尚不明朗时反而需要技术路线的多行多试，由此必然带来先期投资的“一窝蜂”与点错科技树后的“一窝疯”。

可是这种牺牲并非无意义，在海量试错中最终总结出的正确路线能够弥补相关损失，然后在正确路线上通过“集中力量办大事”，在后续释放远超代价的规模效应。

中国的规模效应，让问题成为突破的方向

规模效应也正是中国非常大且不可复制的优势，作为全世界罕见的一个十亿级人口，基本完成工业化，并正在向着信息化大踏步迈进的超大经济体，主打特色是庞大、独立和“我全都要”。在这样的生产规模、要素流通和消费市场中，有着比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所不可比拟的场景，由此激发起巨大的规模效应的潜能。

而这种规模效应的背后，就是与大量外资品牌企业事实上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任何对中国的脱钩与封锁都将导致对自己的反噬，近期围绕英伟达H20芯片解禁与否的博弈，就是一个生动的案例。

波士顿咨询公司在2022年10月曾做过一个估算，如果美国完全禁止芯片公司向中国客户销售产品，其本国企业将至少损失18%的全球市场份额和37%的营业收入。受近年来总需求不振的影响，不少高新技术公司都会面临市场萎缩的问题，而中国市场尤为重要，甚至占到一些公司经营效益的半壁江山。

长远来看，美国对华搞技术出口管制，带来的结果是“一根筋到两头堵”。美国对华管制不但将直接威胁自己的经济发展，并且一旦他国企业成功规避美国相关管制措施，美企还将面临被其他竞争对手夺走市场份额的风险，导致美国管制政策加速走向反面。

想当年山本五十六坚决反对偷袭珍珠港，原因在于这种袭击会唤醒当时全球最先进工业国，等同于唤起了一只“老虎”。如今发现，问题还是问题，但头号工业国已然易主，美国反而成了不断乞灵于“一击必胜”的那一个。

毛主席曾说，两弹一星的胜利要给“撤走专家、逼我们走自己的路”的赫鲁晓夫一个一吨重的勋章，如今的美国政府也不遑多让

当然，受制于起点低、底子薄，短期内的现实，是中国科创依然存在附加价值不高、话语权较低的问题。比如在全球电子行业，过去十年间所形成的利润54%归属于美国公司，如果加上日韩和我国台湾地区，这一比例将上升到88%，而与之相对比，中国企业仅占据了行业利润的7%。

市场占有率同样也是如此，中国的终端商品在全世界的占有率依然不高，大量商品依然还是老外的天下。如600美元以上价位的高端智能手机市场，仅苹果和三星的市场份额就逼近85%；国产新能源汽车虽然近几年气势如虹，但是美欧日韩在东南亚、欧洲和拉美汽车市场份额依然高达80%甚至90%以上；大飞机更是众所周知的刚刚起步，境外份额要从零做起。

但正因为存在这样的问题，反而证明了中国科创事业及其成果转化大有希望，有大量的空间值得去拓展。对于中国这样规模效应正在持续释放的超大经济体来说，问题在哪里，方向就在哪里。问题有多大，前景就有多广。国产替代不应也不会只在国内继续。

以丰田汽车为例，当其在日本本土产量趋于稳定的1980年，正值日系车在美市场份额突破20%，远高于如今中国汽车份额。即使这样，仍在未来四十年迎来爆发式增长 丰田汽车官网，招商银行研究院

相比之下，反倒是被这些人奉为圭臬的美国已经有些回过味来了，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员约翰·维拉森诺认为，美国对先进计算芯片的出口管制并未阻碍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反而倒逼中国企业在受限算力资源下创新，并且暴露了美国在显卡黑市和云计算领域的监管漏洞。

经合组织、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等权威机构的调查都显示，美国对中国半导体行业的限制性政策不仅减缓了创新、降低了发展中国家获得关键技术的机会，还增加了全球技术部门的生产成本，造成经济发展减速。

按照这个结论，美国的制裁措施从整体上降低了全球技术创新和行业发展，可是从上文的现象来看，中国却是科创行业欣欣向荣，那么问题来了：美国的制裁是否反而让除了中国之外，包括自身在内的其他国家变得更加落后了？

这恰恰是彼得森研究所在去年整理了相关数据后得出的结论，孤立中国公司的最终后果不仅是加速中国创新，也鼓励了相关国家对美国骑脸规避制裁，更有甚者，反而阻碍了美国和盟国企业的创新，造成了反噬。

中美在科创领域的博弈，已经处于此消彼长的阶段

美国的科创行业也在发展，但是正在不断暴露出结构性问题。美国的这种变化，首先表现在顶层设计的节奏出现了紊乱，在巨大的竞争压力下渐渐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以美国近年来推出的《美国政府关键和新兴技术国家标准战略》（简称“美国CET标准战略”）为例，列入这张CET战略清单的技术多集中在人工智能、高性能计算、量子通信、生物医药、清洁能源、复合材料。远远不是基于行业细分栏目所做的一个全面总体规划。

说得不客气点，现在的美国政府早已不具备进行这种长期系统性规划的能力。科研攻关无涯、政府任期有涯，21世纪以来一代代美国政府层累叠加，美国政府一届接一届更替，政策思路基本就是“锁定关键领域、专项攻坚”，说白了，哪里容易出政绩，政策带着财政资金就去砸那里。政府和企业都拥挤在短期投资的赛道中，这才是货真价实的与民争利。

即使是在并不全面的领域里，政策布局也是不均衡的，围绕不同技术的应用发展与风险管控，两党间上升到了近乎原教旨党同伐异的程度，建立不起体系化、可迁移、可以长期稳定的风险分类‑分级框架。

扶持政策的执行与长效监督也在基层管理松动中出现偏差，波音等老牌巨头越来越依靠关系而非技术接下政府订单，也是马斯克想要参政的重要原因之一。对新能源汽车的补贴自2009年就已开始，却疏于管理和迭代，到2022年调整补贴要求时，闹出了领补车型中七成不合标准的笑话。

这样的操作多了，连不少美国人也没了信心。同样是在2022年，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创始院长艾利森和谷歌前首席执行官施密特联合撰文，不仅提到中国可能在基础技术方面取得美国难以匹敌的突破，还提到国会向半导体公司提供巨额补贴的做法“相当昂贵而徒劳无功”（a very expensive exercise in futility）。

政策的严肃性和持续性也在党争中被不断侵蚀。某些人嘴里津津乐道“立法至上”的美国政治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党争的蔓延导致了美国近年立法出现断崖式下降，第118届国会2023年仅通过34项法案，不及上届国会法案总数的1/10。

如今到了119届国会，特朗普偏好以总统行政令强推，比如年初拜登政府推出的《人工智能扩散出口管制框架》，就被他一纸命令废除。他可以废掉前任的行政令，他的行政令自然也可能被后任摒弃。不过立法关，就无法确保相关政策的长期性和连贯性。

美国媒体和行业协会自己都在吐槽，政府无论是出台制裁政策，还是废止相关政策，进行业内咨询或公众评论都越来越少了，拍脑袋的决策越来越多了。

此外，近几年，泛政治化也弥漫到了科研领域，民主党政府打着“平权”“多样性”旗号，给财政资助安插了一系列奇异项目。特朗普上台后迅速查账禁止的同时，又私心自用、运动扩大化，甚至拉出“反犹主义”作为指控依据，取消科研经费，调查和逮捕部分外国学生和学者。

对此，美国国家科学院、工程院和医学院约1900名成员代表全美国的顶尖科学家联合发布公开信称：“我们正在发送求救信号，敲响警钟——美国的科学事业受到了重创。”此时，特朗普2026年的预算提案意味着对科研领域的“灾难性”削减。这一预算要求将国家卫生研究院的支出削减37%，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支出削减超50%。

综上，我们能够发现，美国的政策在对外破坏性越来越强的同时，对内建设性也是越来越弱，真正成为公知口中行政干预经济的负面典型。也正因此，甲骨文公司这句话就显得格外讽刺：“我们不需要搭美国政府的便车，我们需要的是美国政府让条路出来。”

美国在集成配套方面的劣势，还在加速其科创的衰退

归根结底，高科技产业的竞争是一个长跑，需要的是在相当长历史时期内实现各生产要素和制度供给间的彼此适配和稳定集成。

这点美国人中也不乏有识之士，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前主席、海军陆战队四星上将约翰·艾伦就曾指出，中美之间的技术竞争不是关于哪一种或某几种技术，而是聚焦“技术堆层”（technology stack）的比拼。其中包括了制造业发展、基础设施的完善、技术人才的引进和培育、技术规范的确立等。美国要做的不是对个别技术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需要对“创新生态系统”不断进行完善。

艾伦的表述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反话正说，由于存量家底的雄厚，美国在技术领域依然处于一家独大的态势，可是配套领域的问题却在逐渐抵消前期优势，掏空领先的基础。任何一个产业都是需要“燃料”的，那么美国高科技的“燃料”怎么样呢？

PPT会骗人，但是肉眼可见的电网电线不会。美国去年新增的电力容量仅相当于中国同期的1/10，这一差距还将进一步扩大。包括埃隆·马斯克、谷歌的卡罗琳·戈林都提示了美国正在遭遇的电力供应危机，难以满足AI等新技术的发展需要。而开发Claude大型语言模型的Anthropic公司报告更明确指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就是监管障碍，例如建设输电线路和互连设施所需的施工许可证和批准。

而这种监管的障碍还不仅只限于美国的电力，而是海陆空天基础设施的群体性塌方。曾经在19世纪末勃勃生机、万物竞发的美国高铁，在我们眼前却干出了10亿修出400米、15年修了10公里这样的地狱笑话。

那个二战时期能够流水线造出上百艘航母的美国造船业，如今占全球造船业市场份额已不到0.01%。至于波音、洛克希德这样的老字号在大气层上下闹出了多少闹剧，早已是美国互联网乐子人的富矿，去年写“选举正酣，扒一扒美国两党都在回避的军费问题”一文时，还专门选择了一架NASA的移动发射台，借着当时新出炉的审计报告解剖了这只涨价到30亿美元的“麻雀”。

恰恰是这些锈蚀的残骸，在风吹日晒中见证着美国基础加工行业与工程师的坍陷

而这背后已经不只是制造业的倾颓，而是联邦与州之间、州与州之间的“老反动遇上了新问题”；是地域之间、行业之间、党派之间、Old money与新贵之间、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之间盘根错节的利益矛盾新发酵。这也就直接导致了美国“制造业回流”喊了小十年，口号震天响，现任总统还在不断攻击自己前任毁灭了美国的全产业。

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台积电被逼迫着吭哧吭哧跑到美国建厂，不仅是工程进度缓慢，并且测算在建工厂的产能，甚至到不了该公司在台湾5nm和3nm产能的五分之一。

本文开头提到的布鲁金斯学会约翰·维拉森诺也领悟到了这个问题，出口管制促使被管制国家加速自主研发，却让自己国家在路径里躺平。他大声疾呼：通过出口管制遏制竞争对手的策略可能适得其反，美国应更注重投资、发展自身创新能力。

没人听他的，国会山上，白房子里，谁这么多嘴？小心“通中”！

美国持续管制，反而可能导致“去美国化”反噬

与贸易战一样，美国对华技术遏制，也在重塑全球贸易关系网，强行给中国的贸易伙伴增添了巨大的合规性风险，并由此衍生出了财务风险。这也对中国的保增长、稳外资构成了巨大挑战。

但同时也要看到，力是双向的。美国以行政干预市场的行为，也将扰乱自己和盟友的高新技术产业乃至于整个市场。并且只要中国能够保持最大的生产规模，只要能够继续释放14亿人的消费潜力，这种扰乱的反噬还将进一步放大。

签下过“大陆封锁令”的拿破仑表示：这事情我熟

过去这些年，笔者看到了不少皆有制造业流向越南、印度等国贩卖焦虑的情况。这一论调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劳动密集型也需要大量配套的基本规律，而不是搬个生产线就能万事大吉。但现实中，越来越多企业在转移过程中遇到“水土不服”的问题，这些实际案例也正在不断反驳类似的论调。

但还有一种现象更是被忽视，那就是高科技产业中也开始出现“去美国化”，这不仅出现在中国企业中，甚至部分美国企业也开始出现这种现象。以半导体行业为例，全球头部半导体设备厂商中，科磊（KLA）被曝出制定在美国收紧制裁时推动其产业链的“去美国化”的应急计划。泰瑞达则已经在拉美、东欧、东南亚开设了一系列分厂，实现了大部分零部件的去美国化，国内销售的设备当中的美国来源占比也已经低于3%。

也正因此，在美国不断收紧管控的情况下，美国面向中国的半导体设备销售反而增加到了四成以上，科林研发、科磊、应用材料等核心企业从2022年底以来，中国市场占总营收的比率提高一倍以上。有了这些数据，也就不难理解如今特朗普为什么这么急迫地勒令美国企业回国投资，并在与各国达成所谓“贸易协议”时都要带上赴美投资额的条款。

应用材料和科林研发近年来营收在华占比 日经中文网。

然而，特朗普协议中的“投资额”与“贸易协议”一样，首先在概念上就流于形式，国家有沙特、公司有苹果，都纷纷偷换概念，把正常的供应链交易也称为“投资”。日本与欧盟也正在对各自前期许诺的投资额各种跳票。哪怕是台积电这种因众所周知的原因，而一再加码投资美国的企业，也不停地在对外吐槽着在美芯片工厂的成本要高出原本在台工厂50%～100%。

美国如此勒索各国交关税、领配额、承诺投资“一键三连”，片面注重自己利益、甩脱国际责任的行为正在激发更大的反弹，连基础研究领域，都已经开始出现了“去美国化”的呼声。

就连nature官网上都开始打出标题“如何使全球科学去美国化”

政策的缺位、政治化的操弄、产业配套的拉胯、供应链的重构，正在对科研相关从业人员的信心造成了打击。根据美国“自然职场”平台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一季度，美国科研人员提交的海外工作申请较2024年同期增长32%，在该平台浏览海外工作岗位的美国用户数量同比增长35%。从欧罗巴到东南亚，全世界都开始掀起一场针对美国的“抢人大战”。

这不只是简单的人才流动，其背后还有着道统根子的合法性问题。美国长期标榜自己全球科研领导者身份，凡为领导，就要有所付出，能够把科学视为公共利益、将知识分享全球。而特朗普政府的所作所为显然与此背道而驰，和他的其他政策一样，都将以美国“软实力”为代价去饮鸩止渴。

我们可以期待新一轮高新技术人才回归的浪潮，《南华早报》做了一个非常振奋人心的预测，在这一阶段中国将不仅是吸收人才，更是吸收学科。当“美国嫉妒地保护科技，而中国则提供了一个协作生态系统”。

笔者前文曾说过，美国军事、科技、金融三根支柱，其中最坚挺的是金融。姑且不论国内某些操盘手的姿势水平与思想钢印如何，我们以科创带动实体的全方位发展，至少能给霸权主义在金融上埋下一个大雷。

近来，美国科技股的估值正在迅速攀升。标准普尔500指数的历史市盈率（P/E）已达到27.1，明显高于19.6的历史平均水平。巴菲特指标（股市总市值和GDP的比值）在2024年第二季度突破2.96，超过了高估警戒线2.0，正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此外，到11月底，预期市盈率攀升至22.3倍，接近1999年科技泡沫时期的历史高点。这些数据表明，美国科技股的估值可能正接近泡沫的边缘。

虽然美国科创行业的业绩也仍处于上升趋势，但是中美之间此消彼长的态势，一旦促成美国企业利润率与市场份额滑坡持续性滑坡，就将对预期造成显著影响。其实今年1月DeepSeek的横空出世就是一次预演：个别企业在局部方向的突破尚未完全转化为商业价值之前，就在短时间内就造成了英伟达、博通、甲骨文各自10%-20%的市值滑坡。别看现在又涨回来了，可未来的一浪更比一浪强，他又为之奈何呢？

美国解除技术出口管制是基于美方先赚钱，我们的重心自然是我们先赚钱。

因此，不难得出结论了，美国对华科创行业的制裁，尤其是出口管制，虽然给我们造成了痛感，但对美国的反噬更大，且由于美国国内的积弊，还在进一步加剧溃疡。

面对这样的问题，美国一定会秉承一贯的自己生病、逼他人吃药的作风，进一步收紧对中国制裁。近期贸易战形势又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美国接连宣布与欧盟、日韩、东南亚多国达成所谓的“协议”，虽然有夸大粉饰之嫌——譬如每个“协议”事实上都缺乏具体条款，甚至谈判双方连框架内容的诠释都存在分歧，是至少为我们描绘了一种可能，即美国正在利用与其他国家谈判的机会，先行试探出“对等关税”以及若干管制和配额推动在大方向上的可行性，进而得寸进尺，采用极限施压，强推技术管制、转口贸易、特定商品采购等领域的“美国优先”。

诚如是，如今美国对华的缓和更像是一种缓兵之计。美国在上一阶段“对等关税”全面强推失败后，利用与华谈判的时间窗口一面修复上阶段损失，一面酝酿对华的强力制裁，发动新的“重点进攻”。未来的进攻重点可能是特定商品的关税，也可能是聚焦于贸易关系、技术标准、对实体制裁、技术管制等非关税制裁手段。

时间对双方是公平的，相信我国的顶层设计也早已打磨反制措施多年，一阶段反制的成功已经充分说明了这点。而在下一阶段的应对上，基于上文的分析，虽然笔者一直建议要系统性应对美国的非关税制裁，但是重心大可放在其他方向。就算上了谈判桌，基于美国先赚钱的“解除出口管制”优先级也该大大靠后。

这就不该是它与我们讨价还价的条件，而该是它的义务，对中国的义务、对国际责任的义务，更是对美国企业和人民的义务。义务是不该交易的。

在抵制美方将技术出口管制“虚空造牌”后，重心之一要放到我们的出口上，虽然现在我国的顺差屡创新高，但正如前文展现的，我们在高附加值终端商品上的利润与市场份额依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可以想见，美方必然会要求相关国家加大对美货的采购与转口贸易的自查，压缩我们的空间。这就更加要求我们不能只满足于商品和工程的销售，还需要实现包括资本、标准、运营在内的一揽子输出。

我们可以通过打造场景开路、运营搭桥的外循环高地，系统性构建跨国产业链，把科技优势转化为可实现超额利润的全球化产业体系，同时与国内内需形成联动，协同促进双循环发展。

可以预见，在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接洽过程中，后续也会出现“夹心饼干”的局面。一方面，美国通过各种“领袖计划”、交流项目、伙伴基金等等，对其盟友渗透已有几十年之功，这同样是和平演变，本次贸易谈判已经证明，未来我们很难再获得这些国家能在战略协同层面表现出戴高乐、海部俊树、默克尔那样的独立性。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关注到这些“依附型政客”对美国的盲从一样会危及本国利益，依然可以利用好资本无国界的特性，团结一批西方的品牌企业强化互惠合作，进而对冲美国掀起的“重点进攻”。

此外，正如笔者在前文所呼吁的那样，针对美国的反制不能仅满足于关税战等具体事项的对等反制，而应立足于打破美国非关税制裁的战略格局，对内完善跨部门协调机制，对外主动设置议题，发动系列反击。

事情走到这一步，我们已无需被动应对，应该以更为主动进取的姿态，明明白白地让美国和全世界都知道：寇可往，我亦可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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