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何为中国？

编者按：据澎湃新闻8月4日消息，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在美国去世，享年95岁。

许倬云先生早年以研究上古史闻名，晚年则着眼于大历史，年逾九旬仍然保持着旺盛的创造力，不断地推出新作。其93岁在一个访谈节目中被问及毕生有何遗憾时，沉默后哽咽回答“‘但悲不见九州同’……抗战中长大的我，‘中国’二字刻在心里”，提及抗战牺牲的军民，称“不能忘，忘不了”。

《三联生活周刊》前副主编李菁曾对其进行过长篇采访，并将访谈收录于新书《历史的钟摆》中。观察者网节选刊载“何为中国”部分，以示缅怀。

【文/ 李菁】

问：您在《说中国》这本书里讨论了“历史”与“文化”中国的变动，提到“中国其实已经成为一个自我矛盾的名称”，怎么理解这个矛盾？是指它认同的基础、血缘和文化上的这些纠缠？它的历史是同一共同体的连续，还是各种不同族群的融汇？如果说这部书是对“华夏或中国”历史形成的自我审查，那么华夏与中国的联系是什么？

答：“中国”二字，原本是地理名词，但慢慢地变成一个以政治意义为主的“天下国家”。它维持在这一块东亚土地上，一代又一代不断地演变，又不断地累积，终于形成一个完整的大集团。这样的文化累积特性，一方面是东亚地区这一大块土地上曾经历过的特有过程；另一方面，由于东亚的地形地貌，它也是这一整块土地处处密切相关、彼此依附而成的特殊过程。于是，中国“天下”的观念既是凝固这庞大人口的理念，也是因此内敛而又外拒，形成中国长期以“天下”自居的自我设限，终于在真正“进入世界”的阶段，处处发生自我调适的困难。

但“中国”因为集团太大，时间维持很久，所以更重要的一点是，它有中国文化最后的根，那是理论上的根，也是存在的根，更是一个“至高原则”，就是儒家“天人之际”的“道”：“道”就是天道、人道合在一起。

如何是应有之事，如何是应做之事——这一命题，其实是“自我期许的命令”；同时也可能是“自我设限的命令”。有如此“命令”，在中国人的观念中乃是“天命”——是中国人，就不能避免自我认同。而在上述“自我设限”方面，我们对于接受外来的影响，也就不免迟疑甚至抗拒。

中国历史上，每一代都有一些人在中国面临改变时思考：何去何从？必须找到一套新的解释。到了唐朝，“中国”的含义就与汉朝大不一样了；及至宋朝，“中国”就发展出“理学”的意义；而到了明朝，“理学”上的意义转变为“心学”。这一转变，从外设的规矩，转变成内敛的陶冶。这终于使中国人在面临另外一套思考方式的西洋文化冲击时，既无法接受别处来的外设规矩，又不能将“自我设限”的心志与西方“预设”的神恩彼此调协。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始终无法解决整盘接受和自我调节之间的困境。

直到两百年后的今天，我们才真正认真地思考过去的东西。我们开始知道，要拣选西方对我们有用的东西——西方因其特定的发展、演化而发展出来的观念、制度、规则，使得他们可以言之成理；我们则应该因应自身现状，“慎思而明辨，择其善者而从之”。至少我这一辈子的工作，就是希望让这一融合的过程更合理、更完整；而且考虑到接受新东西，要考虑将其“镶嵌”在何处——我用的是“镶嵌”一词，这是我自己的立场。

许倬云 资料图

问：中国这么一个庞大的大一统的共同体，发展了几千年，为什么现在面临那么多各种挑战，一直没有崩坏，也没有分解，背后核心的原因是什么？

答：中国历史上面临的外部挑战，一个是饥饿，另一个是侵略。农业是自生自长的事情，农业好的时候，凭两只手就能养活全家。以农为本的中国，在汉代以后已经平稳地发展出“精耕细作”的农业。因此，只要田亩足够，在安定的局面下，就可以做到以足够的劳动力，养活足够的人口。

作为农业国家的中国，如果有问题，一则天灾，一则人祸。前者不会永远发生，也不会全面而持久地发生。因此，中国的农业，只要没有重税、没有重租，且劳动人口不减少，那么这种农业秩序基本可以长期维持稳定。

“人祸”可以分成两种：一则是国内秩序失衡，政府的管理制度失效，于是农家无法有安定的日子维持正常的生产；另一则是外敌侵犯。

过去的外敌主要是北方和东北方向的游牧民族——他们居住在气候比较寒冷或干燥的草原地带，牧养经济生产力并不稳定，遭逢天灾——长期寒冷或干燥，会逼迫他们向南侵犯，寻找更好的牧场。北族南犯中原，铁蹄进入阡陌纵横的农地，难以驰骋。而且中国可以不断地向侧面或南方撤退，维持长期的抵抗。北族通常无法熬过这样的“消耗战”，终于被中国消灭或同化。

这种外族侵犯的个例，可以长期不断地出现。因为邻近中国的外族先企图进入中原，更远方的邻居便一群群地跟随前面的“开路先锋”，尝试牧马中原。于是，这种灾害——例如“永嘉之乱”时期，可以持续三四百年之久。另一种形态是从契丹以至于蒙古，接下来是女真满族——这种长期一波一波地侵扰中国，胡汉之间不断地更换角色、互相进退。如此后果，就是汉人政权和胡人政权轮流占有中国，甚至建立“二元体制”：北族以北方当作自己的“老地盘”，以草原方式继续经营，也作为其维持中国的后援；而在汉地，则收取钱粮，维持汉地“中国式”的朝代。

所以，“中国”这一含义不断地变化：从现在的黄河流域扩展到长江流域——长江流域的总生产力数倍于黄河流域；进而扩到沿海地区——虽然那片区域较小，可是进一步扩大到西南，力量就大了。上述制度，以满洲政权维持最长期而稳定的“二元体制”。因此，“中国”的内涵也就在其制度之下，潜移默化地转变成现代国家（而非完全汉人）的基础。可是，清代始终只能做到“前现代”的体制，这种牵绊永远不能将其转变成现代式的国家体制。

如前所述，还有一种形态的朝代更换是由于农民起义。农民平常安居乐业，假如政治环境良好，即使有天灾或者疾疫，只要政府功能正常，通常可以赈灾或移民的方式解决这一困难，而不至于颠覆政权，更不会颠覆“精耕细作”的农业经济。

农民起义会造成大规模的变乱，甚至改朝换代。其基本的原因，乃是政府本身的管理机制——制度老化，或者某一阶级的垄断权力——导致其不能应对民困、做出适当的补救和济助。最后，农民起义的风暴会颠覆通盘的秩序，建立新的政权——却未必建立新制度。于是，朝代名称改了，国家名称换了，旧毛病却没有革除，换汤未换药，那就成了长期的痼疾。中国古代历史上，就有这种长期无法革新的困难。

问：怎样理解中国的文官制度？

答：中国从汉朝起就讲“经明行修”：通晓经学、品行端正的人，就是“士”。但是他们要想进入太学，就需要经过一定的选拔程序。他们会选一部经典作为自己修读的专业，要保证学术思考能力过关——就像我们写论文一样。太学毕业后，这些人回到家乡：大概有十分之一的人可能会被推荐到地方政府，从基层开始，逐步升迁，最终进入中央政府。

如此情形之下，这些知识分子除了必须具备“经明行修”的基本素养，还要有“牧民之责”。按照《论语》的意见，候补官员如果能够做到修己，再进一步做到安民——也就是说，如果他们有德行和能力，就足以治理国家。《论语》的盼望不仅仅是“安民”，还有“安百姓”——此处“百姓”的意思是“百族”，也就是许多其他族群。到了那一阶段，就是从一般的国家终于开展为“天下国家”。只是，儒家也觉得这一理想实在遥远，所以不一定能做到，甚至不必马上做到安顿整个“天下”。

问：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资本主义，这一直是学界争论的话题，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此做了分析。您的观点是什么？几年前，学者彭慕兰在《大分流》一书中提出“欧洲例外论”，您怎么看待他的研究？

答：先将你的问题和前面我们的讨论联系为一。如上所说，儒家“治天下”或者“安百姓”，是个遥远的理想。一般的情况，只要知道小康之世，政府亲民，百姓安乐，也就是相当好的结果了。这种理想的儒家不设想中国担任天下共主的责任，因为那是“大同”的时代，《礼记》的《礼运•大同篇》明白说了：先做到“小康”，这是目前的要务，别想管得太远。这一自我设限，实际上是每个王朝都希望做到的常态。另一境界，必须在中国能够做到“完美的小康”之后，再看看自己能不能管理天下——中国儒家真正的理想不是想做霸主，最多管到四邻，互相不侵不犯。明太祖立国之后就宣告，四邻有十四个“不征之国”，也就等于宣称“你不犯我，我不管你”，彼此睦邻共存。明成祖派遣舰队“下西洋”，先后六次大舰队航行，没有灭掉任何一个国家。明朝的如此作为，就是摆明了：我们不是天下的共主，只是一个“老大哥”而已。

郑和下西洋航线图

与今日世界上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历史相比，西洋的历史则是摆明了由贸易取得最大程度的利润：经济获利为第一步，下一步即是“通盘接收”，乃是贸易转为殖民，以完成全盘的掠夺。从16、17世纪开始，西洋人经过远航，纷纷割占世界各地，那是一个全盘征服的制度，而用“天下国家”的口号作为借口。这种“天下国家”，以力量为本钱，而不是以治理、安顿为目的。

资本主义的趋利，是“极限的获利”。中国“精耕细作”基础的农业经济，只是家门口自家土地的充分利用。二者之间的差别就在于中国制度是大家共有“天下”；资本主义的制度，则是“唯我独尊”——做不到统一的时候，至少要做到一方之霸，这就是自从罗马治世（Pax Romana）以至今日大英帝国的霸权（Pax Britannica）或美式霸权（Pax Americana）。中国式的天下是农业的，不会想到全球都是农田；欧美式资本主义的“天下”则是赚钱唯恐不多，财富没有止境，那才是真正走到极限才停止的制度。

明朝生产力强大，也开展了多方面的生产活动，确实有可能从农业经济逐渐进入资本主义经济。这一“现代性”也可以解释统治阶层专政和知识群体理想之间出现的巨大裂痕，并引发诸如东林儒者的群众活动等现象。经济史学家和社会史学家都已经注意到明代的都市化现象，尤其在江南及华南一带有显著的开拓。

我认为，明代几乎可以和欧洲的商业化社会个别而平行地发展。只是为何明代没有走向欧洲同样的历史途径？

我的观点是，第一大原因是生产力：机器生产当然比手工生产快，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对明朝而言，为什么要大量生产？生产出来的东西卖到哪里去？为什么欧洲需要市场，中国不需要市场？因为中国可以自给自足——村子里卖不动就到镇里卖，镇里卖不动就到县里卖，这就足够了。

但是西方从西班牙开始，到英国、美国，是要将生产的商货转卖他人以赚取财富。购买商品供自己消费是一回事，中间并不产生利益。转手是另一回事，这是有利润的——船跑得越快，商业利润越大、赚得越多；拿到商品的成本越小，赚得越多。所以，欧洲人发展出来的模式是：商业资本主义+工业机械化生产。工业机械化来自两方面：一个是矿场里拉煤的机器，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另一个是船上加一个机轮，跑得快、跑得远——这两样东西都是为了生产出廉价的产品，卖到他方赚大笔的钱。可以说，这是“另一种方式的游牧”，他们的掠夺不靠传统的鸣镝、快马，而是凭借机械和商品。

萨凡纳号是帆船和轮船的混合体，航行时的主要动力仍然来自风帆，但是它安装了蒸汽机和明轮作为辅助动力。

问：古代历史上的东西方贸易，虽然主要是穆斯林在中间做转口，但是中国的大宗商品卖出去依然会产生巨大的利润，白银持续流入。既然有这样的外销渠道和大市场，中国为什么没有把这个轮子转起来，更没有转得更快呢？

答：从宋代开始，官方介入榷、监等类生产事业。榷、监中的工作人员中，相当大一部分是皇室成员或来自功勋家族，他们不隶属于一般的政府官僚组织，而是以皇家专营的方式维持特权。好处是：既然他们是特殊人员，日久以后，多少有点专业训练；他们手下的技工，也因为职业相当有保障，愿意专心致志地改良产品。我以为如上这些条件，使得宋代的手工业和专业生产能够提供大量的产品——不仅内销，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外销至东亚乃至印度洋。因此，宋代这种产业的数量，在全世界的生产当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上述“官办企业”，例如烧瓷、冶金等，生产量大，利润也厚；所得利润则用于供应皇家与贵族生活，并没有将资本投入再生产或企业的升级。宋代的外贸，在全世界贸易中占相当大的比例，俨然一如今日中国的生产能力在世界名列前茅。我们可以将前述“国有企业体制”称为资本主义以前的“前资本主义”或“类资本主义”。自宋以后，这种体制在中国维持不断；到明代，是太监代表皇权监督产业；在清代，是内务府独占产业。数百年来的专断，这种体制惰性逐渐显现，而且成为痼疾，以至于不再可能转化为健全的市场体制下出现的资本主义。

问：葛兆光教授曾经提出这样一个观点：中国历史上有四次改变“天下观”或世界观的方法和机会，可以使中国走出中国，重新打开眼界、认识世界（最早一次机会是在佛教传入中国的汉代，第二次是宋代，第三次是在横跨欧亚建立帝国的蒙元时代，第四次则是晚明传教士带来新的世界地图和世界知识的时候）。但因为种种原因，最终都没有改变中国认识世界的观念。您的观点呢？

答：我认为，汉代为“天下”之一环，已是显示这种现象的初阶；唐代更是一个相当活泼的国际化时代，承受外力影响更深，众声喧哗，五彩缤纷。几乎所有“旧大陆”的教派都进入中国。甚至有的整个族群逐渐迁入中国，终于融为中国人口之一部分。

最可注意者，则是多种外来宗教进入中国：有的在中国存留，有的在中国改变——例如，波斯的拜火教与中亚的拜火教就在这里合而为一；还有祆教和东方教派的基督教，最后是回教，都是各教并存、进入中国的现象。

唐代对后世的影响很宽、很长、很远，但是在思想领域后来慢慢退至拜火教与佛教。佛教本来宗派很多，后来主要集中在两个：一个是禅宗，另一个是律宗，进入中国以后简化了。

道教反而开始分化，一部分是道教本身的演变，例如在南北朝时道教有内、外两个，等等；另一部分则接受了佛教的影响。在唐代，佛、道二教比肩而行，彼此影响。那一时代，文化潮流、思想观念的交融过程复杂，也活力非凡。

问：您在“说中国”系列里一直强调中国文化的“同构性”，如何理解这个“同构性”？由于地理特征，欧洲大陆从本土到地中海外围，很难形成像中国这样同构性很高的、庞大而复杂的文化系统。这其中各自的利弊是什么？这种文化的同构性是不是天下国家的结构具有“超稳定性”特质的主要原因？

答：中国文化之中，有些观念万变不离其宗：“老天爷”是“看不见的神”，是“具有人格的神格”，与基督教、伊斯兰教里“人格化的神”迥然不同——那是“人格与神格的双重性”。宋以后，“人格性”的一面被淡化；“神格性”——也就是“自然力”的成分加强，于是就出现了“天人合一”与“天、人各有特点”的分歧。

中国文化的精神，基本上走的是天、人两分而互动的趋向，从西周以来直到现在：中国经常有团体与个人之间的连续性，而非对立——“修己”再“安人”，“己”与“群”是不能分的。与此相对，在西方社会，“个人”与团体始终是对立的。

这种两分而互动的观念，其实不会带来“超稳定”的特性。相对言之，例如群己两端，是互相对应也互相调节的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更不必然造成特权阶层把控社会。如果不幸，特权（例如皇权或者贵族阶层）把持社会的现象出现，最后的结果是，把持者自己僵化、失调而终于成为“社会的癌症”。

问：回顾中国历史，早在战国时期就曾经有高涨的人文主义精神，提倡个人价值，比如孟子就主张老百姓有反抗暴政的权利。但是这种人文主义的精神，包括这种反抗，为什么到后来就消失了？

答：其实你所说的这种现象并没有消失。如前所述，独占利权的阶层越强大、越持久，社会的分化和对立也就越强烈。唐宋以后，农民阶层最辛苦，因为前述独占利权的社会成分把持不让；如有天灾或人祸，最底层的农民穷苦而无处告，叫天天不灵、叫人人不应，民间在吃树皮，上面不知道——或者太监知道，皇帝不知道。这时候，农民揭竿而起，造成长期的、大规模的动乱，乃至改朝换代。历史上，这种个例太多了。

有些朝代的覆亡，不是由于外患，而是因为内乱。代替覆亡一朝的新朝，例如明代，并不理解“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到最后，又被另一次民变削弱了皇朝的根本。这时候，外敌的入侵，正如大病之中身体完全没有抵抗力，努尔哈赤的小小部落轻易就将大明颠覆。其实，真正颠覆大明的并不是努尔哈赤，而是李自成。

若论“士”与皇权的关系，明朝的情况最为恶劣。自古以来，君权都应受儒家经典理念的约束，不能独大。但明太祖朱元璋取得天下以后，大量诛杀辅助其打天下的文武官员。到后来，朱元璋将皇家子弟分封全国，各占地盘；许多“朱千岁”之外，还有那些太监，在几乎所有的“国有营利单位”占据地盘。宗室与宦官吸干了明朝的国家收入——国家因此没有足够的资本去维持治安、平息民变，其后果就是外敌虽弱，居然就轻易地拿走了朱家天下。

至于中国读书人本身的自我认识，在明朝确实有所改变。发端于南宋“向内求索”的原则，被明代的“阳明心学”发展为一个很重要的儒家学派。王阳明认为，“良知”“良能”出于“良心”，人人皆有“良心”：“良心”是自己的主人，后面有宇宙运行的大原则——权力最大的君主也管不到天地。这一学派的出现，使得作为儒生的士大夫找到了道德抗争的依据：凡是背离理性的事物，都不应存在。一些有骨气的儒生因此而理直气壮，不顾生命，一波一波地引发对皇权的抗争，例如“东林”“复社”“几社”等。他们为天地之间开创了知识与道德的勇气，面对廷杖甚至死刑，书生们前赴后继，不断地抗争，留下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榜样。这些人的牺牲，我们后代无不敬仰。天啊！我们何尝愿意看见这些典范人物的牺牲？我们何尝不希望有人提出警示，上面就会改变啊！

问：陆九渊、王阳明都强调以个人心性为主，为什么最终还是没有形成可以与皇权对抗的权力？科举制在扼杀知识阶层的独立思辨精神方面扮演了什么角色？明代曾试图从官家化的儒家解放出来，未果。这是不是近代中国走向衰败的开始？

答：你提出的问题，值得深思。中国近代的衰败，并不完全在于西方的武装力量更为强大——坚甲利兵是可以学习的；拒绝改变或者麻木不仁，却是根本的问题。我们以清末为例，从鸦片战争到甲午之战，中国多少次可以真正地开始革新？可是，革新终未出现，最后是破坏性的革命毁掉前面皇朝专制与最保守的知识分子把持权力的结构：革新不可能，只有在“同归于尽”的状况下，颠覆清朝。可是接下去的政权继承了皇权特色，固守政权，而不知道改革之必要，蹉跎时间，以至于数度大战，内外交迫。

儒家的学者，有一部分只求自己心安，反而将真实的问题留给皇权及其依附者。这种逃避的心态，其实与真正儒家以“良心”为道德勇气，如同孟子所说“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的人生境界背道而驰。真正的儒家，是如文天祥在《正气歌》中所说的那些人物：像张巡、颜杲卿，为了天下大义不惜牺牲性命的志士。天道不仁，以百姓为刍狗，更以真正维持道德尊严的学者为牺牲。天啊！何其不为天啊！

问：您的著作里面常有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源流的对比追溯，比如您经常提到中国人的关怀是为了安排一套人间的秩序，是相当于个人和自然的关系、个人和群体的关系这么一套伦理学的范畴。希腊从苏格拉底时代开始的学问传统，似乎是更趋向于寻找知识和建立知识体系的一套方法学，他们关注的是超越自然和人心的理性。怎么样去理解中西方两种不同的哲学观点？

答：有关这一问题，中国人读一读《斐多篇》，就可以大略知道东西方思想的差异。希腊的大哲柏拉图，在其老师苏格拉底离世前与他讨论了这个问题：他们求真——“真”“善”应当一体，而他们也是如此认为的。但是，希腊神话中的生活不是“善”，而是相当的任性。众神都行为不端、男女情爱混乱不堪，柏拉图认为因为神话中的混乱，在一个已经进入文明的城邦，就该思考如何从求“真”进一步求“善”。苏格拉底认为，他自己所见的城邦制度并不理性。因此，所有城邦呈现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现实，都有极大的缺陷。

除了政治，物理世界也应当有其秩序，这就是科学的领域。从“真”中找到“善”，也就是合理的情况。

城邦之中，既然所见的只是原始欲望的将就，那么，如何以“善”为方向，在混乱之中找出合理的秩序并预防目前的城邦制度会走向“不善”的成分，如僭主、暴民等，就成为他们需要思考、面对的问题。

他们看见城邦内部出现暴力的苗头，所以要针砭城邦，要浓缩道德之学，所以主张“哲人王”管理国家。这一“哲人王”不是直接做王，而是监督城邦——以良心来监督。

从这一出发点来看，西方传统有两个东西：一个是游牧、战斗部落的权斗，也就是为了酒色财气、欲望、淫乱、权力；但是，在这时候永远有一个头脑清醒的人，替老百姓看天象、气候（有时候还看地理形势），类似中国古代“姜太公”的角色，他们后来有的成为“博士”，有的成为“先知”。

这一转换在欧洲非常不容易，但是在中国相对容易：中国的大部分地方是农耕——农耕是生命的再造，没有善恶可言，只有因时而动。因此，在中国“天人合一”是农业生产的和谐得来的；游牧民族的“善恶对立”，实际上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强暴。

问：您在书中也说到类似观点，说中国思想的二元观，甚至多元并存的观念，都会综合成辩证的推演，这是否意味着中国文化缺乏绝对理性的追求呢？

答：传统的中国思想不追求绝对理性，而是追求最终的“善”与“和谐”——二者都是动态的。比如：教育一个所谓的“坏小孩”，你用软的办法感化他，可能比较合适；若是用坏的办法惩罚他，这个孩子可能就被毁了。对于自己，同样如此：可以用善的办法自我反省，发现“我错”，则自我纠正，不用自以为是，斗人为乐。

问：这种动态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但是为什么到了南宋以后，朱夫子解释的儒家伦理又变成一个固定僵化的结构呢？

答：朱夫子的思想是“结构论”：有一个四平八稳的秩序，这是一个已经设定的“理想结构”。于是，君臣之间就如天地之间：明君英主代表了最善的秩序。但是，下一步的推演，只要是“君”就是“明”，只要是“主”就是“英”——有了这种预设，君臣之分就不容僭越，上下之间就是自然的秩序，不容挑战，更不容颠覆。

问：您怎么评价明清以来的科举制？它对中国知识阶层的长远影响是什么？

答：科举制，若以考试而论，并无大错。两个人的能力，是要比较一下才能知道谁高谁低；不同的任务，当然要找不同的人才，承担解决问题的责任。中国的科举是考经书中各部分内容的互相关联及互相阐释，它最重要的前提是要求考生对整套经书的熟悉。这种做法当然是以整套经书预设的解释为准，不容许另设一套自己的解释，否则人人自设解释，就没法比较了。

明清八股文的考试，是要花心思的：章节布局的安排必须符合起承转合的规范；对经文的解释必须按照官设的注疏。这种作文方式并不简单，乃是一种“智力测验”。清朝康、雍、乾三朝有真才实学的人，当然可以按照规矩，接受这一“智力测验”；一些平庸之徒，只需要背熟“标准文”的格式和内容，自己稍微变通亦可成文。这种方式四平八稳，只是换几个字眼而已，形同抄袭。《儒林外史》中所谓“闱墨”，即是上述“标准文”。例如台湾地区的联考，那些个补习班甚至教你如何背数学难题，背物理、化学的方程式。所以在那里，没见识的家长和老师监督学生功课的标准不是“懂了吗？”，而是“背了吗？”，甚至以抄书作为背诵的方法。

至于明清时代，真正能读书的精英，其实很多不屑应考。他们认为：士大夫是替国家做事，不是替皇家做事，更不是替考卷做事。读书为明理，做官为办事。这种人，也就是《儒林外史》中所认为的上层人物；至于第二等人物，则是放纵不羁，不屑于按照这类规矩应考、求取功名；第三等人，才是背好了书，按照规矩做典型的标准文章，对上司只要服从，对皇家只要尽忠。这样考试出来的人才，碰到读书人应当解决的研究和思考，他们就认为是“离经叛道”。真正的读书人，于是不屑与科举人才同流合污。倒过来讲：官家录取三考出身的人才，碰到现实问题，他们没有可以背诵的原本也没有标准答案时，往往只有磕头，“请皇上指示”。

问：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对儒家文化的反思未曾中断过。比如蒋廷黻描述了20世纪初以来中国意识形态的崩溃。他说：“从君主制分离出的儒家思想，就像一个缺少大教堂墙壁支撑的飞拱，无法独自发挥作用。”现代文化以尊重个体权利为出发点，而儒家文化更强调人在一套系统里的位置和安排。儒家文化究竟能否生发出现代价值？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今天，应该如何看待儒家文化“遗产”？

答：真正处理儒家的思想传承，是要能够理解儒家设定的一些前提，以及理解自古传承的经书、史书，其中的内容其实不过是一些资料而已。要从旧资料中推演出应对实际问题的解答，其实是不可能的事。于是，根据历史传承的经史寻找前例，再从这种前例中归纳解决问题的方式，往往离现实有凿枘不入之困难。真正的解决问题，是必须知道如何运用自己的智慧和可借用的社会人文学科方法学，对问题做出适当的处理。如果在今天的世界，还要有一些预设的假定，例如不尊重经济学上的统计，而只考虑官设经典的前提，非要按照预设的架构寻找答案，那就不过缘木求鱼而已。

明清时代，何尝没有通人？明末清初，顾亭林、黄梨洲、方以智这些人物遵循心学，以他们的良知、良能找问题、求答案。他们留下了许多著作，让我们可以学习如何观察、如何存留记录，然后从可以见到的前例之中归纳一些可用的方式来处理所面临的困难。今天的社会科学，单以经济学和政治学而论，也就是如此而已。经济学注重统计资料，市场的价格、货币的数量、各项目的生产指数：这些项目加在一起，找个理想的情况，再以理想的情况与现实对照，于是答案就自然出现了——明清时代的能臣良吏，何尝不是如此做法？

李菁 著，上海译文出版社2025年7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