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做好中国研究，需先完成“思想解殖”

【文/ 温铁军】

一、去殖民化知识生产的历史经验与新条件下的危与机

最近20多年，我一直在做的一种努力，就是继承当年去殖民化斗争中所形成的，第三世界的思想家们的遗志。我将他们留下的去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想建设，变成今天我们在面对全球化挑战时，需要锤炼的话语体系。

不仅是我，很多在国内外开展乡村建设试验的学者，以及各个方面的社会组织等，大家都在向老一辈中像萨米尔·阿明这样的思想家请益，不仅是阿明，我们也向同时期世界上能够提出不同于西方中心主义思想体系的学者请益。

萨米尔·阿明 资料图

例如，我曾经和近几年在国内有一定影响力的小约翰·柯布（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进行过长时间交流，并且和他的智库团队的主要成员进行了多次座谈。我还与美国世界体系论的重要理论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美国耶鲁大学）、方索瓦·胡塔（比利时天主教鲁汶大学），以及写出《华北小农经济》的黄宗智（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写出《亚当·斯密在北京》的乔瓦尼·阿瑞吉（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等进行过面对面长谈。我们试图用老一代有批判性的西方学者具有理性高度的思想，来帮助我们分析在发展中国家调查研究所形成的感性认识。

某种程度上，在发展中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想体系与我们的认识是具有质的差异的，或者叫道的差异。道之不同当然就很难直接进行所谓的对话、交流等互动。所以，客观上说，我们只要坚持长期以来在发展中国家广泛客观存在的“反殖—解殖—去殖”道路，就一定要形成去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体系，因为西方国家是数百年殖民化的始作俑者。

如果从道之不同的角度来看，我认为所谓的“道不同，不相为谋”应该是常态。由此看，我往往虚心地接受社会各界对我提出的批评，并且认为我们都有道理，只不过我可能更多考虑的是去殖民化，那就要对殖民化的话语体系及其背后的整个文化、制度等做出解构，并开展某种程度的批判，因此可能会产生一些不容易被主流接受的提法。可将其归纳为“道不同”的体系之下话语建构的差异。

“三个世界”理论就是对冷战时期殖民化话语体系的解构，是新中国的开国领袖毛泽东在老冷战如火如荼、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之后的1974年提出的。

因为“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对于冷战具有比较重要的话语解构的作用，某种程度上，第三世界国家信奉的19世纪以来的老一辈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普遍认同的国际主义理论体系，逐渐被毛泽东思想的“三个世界”理论所替代。“三个世界”理论把当时冷战阶段被西方认同的、“一个世界两个体系”框架下的苏联东欧联盟阵营构建的共产主义和国际主义话语体系做了相当程度的解构，努力地团结了大多数仍然没有完成解殖运动或正在处于去殖民化斗争之中的发展中国家。

因此，“三个世界”理论是对这个世界话语体系重构具有价值，也是对世界地缘政治重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话语建设。所以毛泽东主席的“三个世界”理论至今仍然应该是我们应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发起的“新冷战”的重要的思想理论武器。于是，当代中国年轻人大量阅读《毛泽东选集》，形成21世纪的“毛泽东热”……

新中国成立时，美国带领西方国家对中国做了“硬脱钩”，制裁、封锁中国。相对于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演变为列强分割、强取豪夺，1950年则是十六国联军针对中国发起朝鲜战争，最后以停战告终。

虽然从结果看，朝鲜战争不分胜负，但是我们把战线从鸭绿江边推回了三八线，所以双方都不认为最后签订的是终止战争的协议，只是一个停战协定。历史地看，这意味着冷战阶段爆发的美国以联合国名义参与的热战，至今仍然没有达到决出胜负才彻底停战的条件。[1]所以，当今天“新冷战”再度爆发的时候，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整个演变过程对我们来说仍然具有重大的历史借鉴意义。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字仪式在开城板门店举行。 图自共产党员网

1960年，中国与苏联也发生了“硬脱钩”。此后，中国因须支付双重成本而困难重重：一是偿还朝鲜战争的军事援助和战后结盟时期无须即期支付的援助额，这是显性成本；二是还得支付改变对苏依附阶段形成的产业结构和社会经济、政治等制度结构的隐性成本。

1950年的“硬脱钩”和1960年的“硬脱钩”是美、苏两个占据世界主导地位的超级大国推出的，并不是中国主张“硬脱钩”的，因为当时的中国正处于需要建设，特别是工业化建设的资本极度稀缺的阶段，“硬脱钩”对中国来说损失很大。不论哪一方发起的“硬脱钩”，中国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否则，西方霸权主义就不这么搞了。

但是，两个超级大国的“硬脱钩”也使中国虽然被动却彻底实现了“去依附”。中国在完成了主权独立的政治条件下，接连进行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建设。在这个过程中，除了在经济建设过程中的艰苦努力，在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上，如何真正实现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化延续的大国的自主发展道路更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至今仍然没有画句号。同理，我们在教育、医疗、文化、思想、理论、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仍然没有形成在真正意义上可以支撑我们的独立话语体系。

当谈到我们如何继承老一辈的遗志时，我们应该明确，即使在今天全球化解体的大潮之中，我们能够使用的话语仍然是非常羸弱的，我们还没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拿出能够保证我们应对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体系挑战的完整的话语。所以，今天我们所做的努力，不仅是应对现在的全球化挑战，也并不只是在经济上、政治上摆脱自帝国主义问世以来，长期形成的殖民化的话语体系。虽然我们都清楚，去殖、解殖运动在全球化大潮下处于相对弱势，但并不意味着因此我们就要放弃去殖、解殖赋予我们大国的历史使命，而是要坚持下去。

因此，我们在知识体系上、在思想理论建构上，尤其要自觉地做到去依附，才能有效地服务于发展中国家去殖、解殖的历史的经验过程，尤其是现在全球化解体所表达出来的资本主义已经走向内爆的演变过程。

萨米尔·阿明去世之前，我们深谈过多次，他对中国寄予厚望。在分析资本主义进入金融资本阶段必然走向内爆的规律的同时，他指出，中国的同志应该讨论如何规避金融资本阶段资本主义必然走向内爆所形成的全球化解体带来的巨大代价，如何使我们这些试图摆脱西方中心主义体系的国家、民族和地区，能够在全球化向区域化重组的过程中继续坚持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解决这些问题仍然是我们今天的重要任务，尤其是思想理论建设、话语体系构建的重要任务。

在网络时代，我们有幸看到各类人群都有相对低成本介入网络的条件。所以，相当多的年轻人不满足于长期以来西方中心主义在教育文化领域一统天下的局面，早就开始了自己艰难的求知探索。

同样，受益于网络上的学习条件相对容易获得且成本较低，我们通过调查研究所获取的大量资料、针对这些资料所开展的交流讨论分析，以及话语建构的多种努力，也都得到了广泛传播；在社会上，特别是在年轻人中间已经开始有了一定的反响。大家愿意学习这些对发展中国家大量调查研究所形成的经验性的讨论，并最终演化成的知识积累和话语传播，这说明年轻人的那种求新知的自觉性还存在着。

我们希望大家多交流，不要太急于把在经验层次上形成的认知借助某个现代学术方法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我们还是要尽可能坚持脚踏实地的作风。在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过程中，我们要善于形成问题意识，只有清晰的问题意识，才能有效地指导我们对信息资料的搜集、筛选、研究和交流。

二、树立基于客观历史和在地经验的世界观

中华文明能够传承万年在于这个文明的传承不是人为的。世界范围内的文明的延续都不是简单人为的，既不是因为人种的先进，也不是因为其他的精神因素，而主要是因为外部的环境差异，亦即形成人类文明的禀赋条件的不同，从而导致人类文明的差异。

所以，文明确有差异但没有对错，更不应该区分先进与落后。人类文明多样性存在自有其合理性，这些合理因素是内在的，比如，很多人认为非洲的部落制度是落后的，他们生存的方式好像很原始，但这种原始生存方式自有其在特定禀赋条件下维持生存的内在合理性。

文明的差异本来就应该是客观的现象，先进和落后是资本主义时代，西方中心的殖民主义话语强加给人类文明差异的一种主观判断，所以得去掉这种价值观来看。人类文明的发展主要是随着气候周期变化而派生的适应性演化，而气候周期变化又是被气候带区分开的。不同文明在不同的气候带的覆盖之下，就会因气候周期性变化而形成不同的客观生存条件。除此之外，气候带直接影响浅表地理资源，人类社会在早期从原始蒙昧进入农业和狩猎文明的时候，是依赖浅表地理资源生存的。

所以，不同区域的气候周期变化和不同气候带覆盖之下的浅表地理资源的变化，导致了人类文明的差异性。

乡建研究者的世界观应该是更为贴近客观的历史演进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人类进入被殖民化所决定的意识形态，其实体现的是西方中心主义世界观，认定西方的演化过程是先进的、有普适性的。如果抛开西方中心主义，可以说无论东西方文明，无论南方北方国家，各种生存方式本身就是被不同文化构建的人类世界，当然具有文化多样性的合理内因。

从这个角度说，我们通过乡建推进人和自然之间的紧密结合，可以形成一个完全不再用殖民化以来的世界观来看待这个世界的新的生态化世界观和价值观。

《从农业1.0到农业4.0》一书出版，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基于在地经验的世界观。这本书在定名的时候我很犹豫，其实想让大家了解的是中国何以中国，想让大家了解为什么我们和西方不一样。那么要想建立一个清晰的问题意识来面对现在这个纷繁复杂的客观世界，就需要有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南方世界观”。诚然，由于大多数年轻人都处在现在这种制式教学体制下，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还是受到制式教育给定的知识板块的桎梏。由此，这本书突破性明显。

我们是想从青藏高原成为地球第三极对中国这个文明古国，以及对我们形成中华文明的客观物质决定作用着手。在这些问题上，我们有和一般学到的知识不太一致的思想创新。

创新在于强调北纬30度线附近，唯独中国是一个长期传承不间断的文明，客观条件就是青藏高原隆起成为地球的第三极，把周边的气流带到3000米以上的高空形成冷凝水，因此带来降雪、降雨，使青藏高原有了世界最多的冰川和湖泊。由于太平洋板块撞击亚欧板块造成中国地势呈三级阶梯状逐级下降，水流也顺势而下，在整个中国大陆中东部地区形成了十几条大江大河及多个大型湖泊。不仅东亚，包括整个东南亚、南亚在内的亚洲大部分地区都得益于青藏高原下泄的水流形成冲积平原。据此看青藏高原是这一带文明长期延续的客观条件。

从青藏高原成为地球第三极入手，是一个非常唯物的、从自然资源环境条件出发形成的亚洲原住民世界观。以自然条件等因素看待世界文明形成的差异性，不至于陷入把某一种理论当成人类唯一的真理的困境，我们就会愿意更多地借鉴各方面的思想理论创新。

三、乡建理论的形成和方法论的发展

2003年7月19日，我们团队在河北定州市翟城村开展了翟城乡建试验，我被推为负责人，同时担任首任理事长。但这并非我本意，因为初创者并不是我，其实是当年搞乡村建设工作的几个中青年骨干，包括已经去世的刘相波，还有今天仍然活跃在乡建工作一线的邱建生等。当时，我觉得贸然进行翟城试验既无经费也不具备任何工作条件，仅凭几个人的热情恐怕不能持续下去。所以创办翟城试验的其实是从事乡村建设志愿者工作的中青年骨干，我则是愚公移山故事里那个“智叟”。

但我当时认为既然村干部已经出资买回了那所废弃的学校，群众也已经认准要做了，那就要尽可能做好。于是，我就尽量发动各方面的力量，动员大家广泛参与，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勉为其难、竭尽所能将这个21世纪乡村建设试验维持下去。当然，这个社会试验又跟老一辈建立的乡村建设试验区有相似之处，也就是在官方主办的试验区外主要由民间力量开展的另类试验。

我们这些在中央政策研究机关任职的改革者从1987年起，以党中央、国务院的名义创办了各地农村改革试验区。我当时是试验区办公室分管立项和监测的工作人员，在试验方法的运用上很认真。因为各地试验发现的问题及其应对方式对于政策思路的检验和政策调整的思考是比较重要的。

当年开办的试验区都在官方体系内，当时我在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简称“中央农研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工作，单位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两块牌子比较利于协调与“三农”相关的各个方面工作，包括财政、税收、金融、流通、民政等。中央农研室也是当年中央一号文件的主要起草单位，是对农村工作提出政策引导的主要部门。

当年推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时候有过争议，搞农村政策研究的人并不认为应该意识形态化地描述，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当作绝对正确的伟大创举。在讨论中有人提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解决的问题远不如它引发的问题更多，因此才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我也曾提出“如果农民分产经营就是市场经济新体制，那么小农经济几千年来岂不就是最现代化的制度”？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争论中艰难推进

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在地理、气候、资源、物种、人文社会等各个方面都千差万别的超大型大陆国家，要想深化改革，就得将改革内容分成几个大的领域，结合不同地区因地制宜。因此，当社会上期盼中央一号文件变成全国统一部署的标准政策时，在我们自己内部先形成了在各地搞试验区的讨论，我们认为继续用一个中央文件指导全国一盘棋、齐步走的改革，不是千差万别的农村地区真正需要的改革。真正的改革政策应该是分散风险的低成本制度变迁，所以需要分区试验，根据不同地区的情况形成不同的政策导向，这才是一个客观合理的政策过程，才能真正有效地用政策来指导各地不同的发展类型。

虽然客观上也出现了一些不同意见，但是，中央农研室在1987年暂停发布中央一号文件，改为以不同地区的改革试验来指导农村政策研究，形成对各地真正有实际意义的政策体系；即使是同一个类型的政策，也要在不同条件的地区做试验。

比如，制定土地政策时我们就选了贵州湄潭——山区土地分割细碎，碍难再做调整；江苏——乡镇企业高度发达地区，有足够的工业产生剩余来支持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山东——平原地区水利条件完善，适合规模经营；广东南海——高度发达的大城市郊区，农民的工业收入高于农业收入。由此可以看出，当年一个制度调整的试验，我们要选至少三个不同地区。

1987年，试验区办公室初创时，我负责项目审批的前期调研工作，有大量机会到不同类型的试验地区做比较研究，每个地区各有经验，也各有教训，没有对错好坏的一定之规。没有哪个地方的经验就一定是全国普适的。

在开展试验区工作之前，我被派出国学习试验研究方法，从方法论角度看所谓的后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最为有效的、对社会科学理论建设最有意义的，也是试验研究，即通过不同条件下的比较试验，来观察其效果，通过比对其客观发生的成本收益，形成科学理论。

回国后，我参与各地试验设计、开展不同项目的审批立项工作。当年，这套科研体系在中国差异巨大的土地上推进，恰恰使得我们有条件得到大量的资料和数据，我使用的分析方法又是以量化分析为基础，于是我就在各个试验区建立抽样框来采集数据，然后做不同地方数据资料的对比分析研究，再加上还有一个试验区国际化的情况，需要补充进来。

试验区建设初期，因为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负债情况很严重，我们以此为据得到世界银行的一笔“部门调整贷款”。这是以中国政府名义申报下来的政策性软贷款，是一笔极低利息和极长还款周期的资金，相当于给了我国一笔长期美元贷款用于短期还债。但，我们也得将世界银行对中国转制的要求融入改革试验，所以就有一定的西方意识形态、西方制度体系对中国改制的介入，这套科研体系由此而成为一个多方面因素构成的有国际影响的试验体系。

因为长期参与试验区的技术类工作，所以开始我被任命为项目调研处负责人，等做了几年试验，已经有大量的数据、案例，可以做试验报告的时候，我被改任为监测评估（Monetary and Evaluating Project）处处长，要向世界银行提供监测报告。世界银行作为债权人每年组织两次评估检查，他们请世界上各个领域的顶尖专家来评估中国的改革试验，我们就得准备数据、资料应对专家组，这些情况要求我必须认真。

有领导当时对我的评价是“得之于认真，失之于认真”。诚然，我对被试验数据体系证伪的汇报是认真的，无论最初的政策设计源于何处，我愿意修改的表述只不过是把“证伪”改为“不能证明”。诚然，所谓科学试验，要求的就是一个不断证伪才能逐渐地接近客观真实的调整过程。

20世纪80年代全球主流是“新自由主义”，在国内也已经比较意识形态化了，所以导致我在试验区的认真证伪就跟有关人员意识形态化的政策倾向相悖，形成了一些不太一致的意见，我提出证伪是从数据分析得出来的，但那些试验项目的主持者并不在意监测数据，要求体现的是被他们认为是“普世价值”的道理。此外，在官方体系内的试验需要的是证明试验成功的过程，而我做的是证伪，又是必须报忧的，所以最后是报忧得忧。

总之，参与政策研究试验区工作这11年是一个非常锻炼人、考验人，也是使人能够在研究中不断取得思想进步的过程。得到对客观世界的接近于真知灼见的认知过程，是非常可贵的经历，失去多少都不算什么，因为有了大量的数据分析来证明或者证伪使我在研究上更贴近了客观真实。从1987年到1998年参与政策试验的这个研究过程，让我形成了“‘三农’问题取代农业问题”的政策建议，是我现在的思想认识的基础研究过程，值得看重。

2001—2003年“三农”工作成为党和国家工作的重中之重。2003年1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三农”工作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同年7月19日，我们开始了在河北定州市翟城试验。2004年3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提出，“三农”工作是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同年4月，我们开始了农民骨干、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三结合的乡建培训。

当时之所以这样做，也是想继续我们在1998年被中断的试验。我1998年离开试验区的工作岗位，5年之后，当再有条件到村里开展试验的时候，就换了一个新的试验主题：生态农业与环保农村。当时中央刚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诚然，那时的我们开展农村生态化试验困难重重，并未预见到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生态文明，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全国上下开始强调生态化。

所以，如果讲科学实验、讲方法论，我确有相对比较长时期地坚持脚踏实地地一点一滴去做不同地区、不同条件下的数据采集、资料分类、案例调查，然后做出各种数据分析报告的，坚持这些科学研究方法让我的认识能力有了一定的改变。

2005年，温铁军（中）在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与农民学员一起劳动。

我们学术界的很多研究方法是工业化时代产生的，比如结构主义、功能主义、结构功能主义等，这些分析方法的基本思想，跟工业化时代多种标准化部件装配的结构化的工业生产方式高度相关。到了信息化时代，学者们提出系统论，同时期其与热力学第二定律相继提出的信息系统内的熵增熵减等紧密结合，又从一般意义的系统论发展到所谓的混沌理论。建议大家多了解这些作为科学研究方法论基础的重要思想。

现在，随着生态化的提出，借鉴了“道家思想”的整全科学的方法论体系，又成为一个新的、对以前的多个不同的方法论的思想体系的挑战。最近我也在要求科研团队要考虑更多地去借鉴整全科学。最近福建团队几十个人在做采用整全科学方法论指导之下的村庄调查，只是由于学习能力不足，他们难以对调查产生的资料及时做分析，尚未与工作中的问题结合，资料还没有被很好地开发和利用。

希望大家理解，旧式农村调查应该更新，只有运用这些不断更新的科研方法，我们才能更接近于客观真实，要利用下乡机会去了解不同的资源、地理、气候环境条件下，经济、社会、人文等领域的差异，我们才能够逐渐地形成提炼出相对抽象的客观真实的，或者叫作思想理论升华的基本条件。

特别得提醒参与乡建的年轻人，现在学校要求大家都做计量分析，但是往往很多老师所获取的数据本身是没有做检验的，尤其是那些被当作学术成果发表的，很多都是只提及抽样数据而没有技术报告，这样如何做抽样，如何清理数据保证准确度，如果这些基础性的操作都搞不清楚，这样形成的数据分析到底是否可靠很难说。

计量分析毋庸置疑是个很重要的方法，但在做数据采集之前至少得有点前测验或者预调查，只有对于所研究的客体本身有了一定的问题意识，才能开展研究。其实方法论上讲得是很清楚的，如果没有一定的前测验或预调查，是不可能形成问题意识的。研究报告开宗明义，是“The Back-ground and The Problem”，得有问题意识才能讨论它的背景，弄清问题是在什么背景下产生的，然后才有概念、才能重新界定，据此形成假说及验证假说的变量结构、指标体系的设计，以及涉及实际调研方法的讨论。

所以，我到高校工作之后，有些远离实际的老师跟我强调所谓的方法科学，我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与其争执。无论项目审查还是论文审查，只要是坚持以这套所谓科学的方法为名的人，他们实质上大都是不愿意下乡做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的。对此类项目我只好任其通过，因为这不是哪个学生或教师的问题，而是学术研究体系出了意识形态化的指导思想偏差的问题。在这个体系下，任何试图坚持真正科学方法的人难免被排斥，这种情况不能怪哪一个人，也不能怪哪一个部门，主要是一段时期以来有些倾向性的问题没有被提出来讨论。

我始终认为所谓学者，就是要“终身当学生的人”。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非常复杂的领域面前，我还是初学者。越是深入做调查研究，特别是越多做国际比较研究，就越发现我们的知识非常有限。

人类的自然科学到现在为止对自然界的认识有限，自然界变化多端的复杂性恐怕大大超过人类现在的认知能力。同理，医学对于人体的认知能力也有限。若然，则大家应该有一种认知上的不断进取，并且敢于自以为非。我们远远没有达到更为全面地认识客观世界的层次，也更谈不上深度。

希望大家理解功成不必在我，只要一代一代地做下去，总会不断地丰富我们自己的认识能力，逐步地改变一百多年来亦步亦趋地跟在别人后面去吃嚼剩下的残羹冷炙的境遇的。我们还是要从调查研究出发，从国际比较研究出发，来形成客观的经验的归纳总结，这样我们才能逐渐地提升认知。

我们要以实际行动续写百年乡建史，这个工作很重要。2005年我在开展现实调查研究和试验项目的同时，就把曾经从事乡村建设的几个年轻的小知识分子召集起来，我们认为需要构建一套历史观，要在中国近代化被西方制度和思想全面冲击下，做一点经验归纳和思想梳理。

我特别强调，不要再做好人好事般的经验梳理，而是要看到知识分子与广大群众相结合的实践中形成的思想演变的历程。同理，我们对于过去前辈们从事乡村建设的经验过程和他们的思想演变过程，尤其要做出尽可能客观的梳理，不要延续让后来者读起来催人泪下的那种故事会。这样，可以使得几代中国知识分子追求思想自觉的努力，以及这些知识分子深入乡土社会与广大群众结合所做出的一些社会改变，能够得到客观公正的评价。

四、知识生产的历史观与现实困境

我要做乡建百年历史研究的计划由来已久，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就开始关注如何理解中国在发展的问题上所形成的自主的发展经验，其中不只涉及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当代史，我希望能够把乡建研究的触角前伸到整个近代史，甚至再往前延伸到古代史，特别是秦汉、隋唐等大一统崩解后的大族迁徙，这样我们才能够对我们从何处来、我们在何处、我们向何处去这样的基本问题有所解读。

我当时形成的认识，也和当时的形势相关。诚然，当时的年轻人没有像今天的年轻人这样，为了高考而耗尽全部精力深陷在制式教育的做题体系中，大家没有条件系统地形成知识基础。我形成知识的年代，还没有一考定终身的“制度藩篱”，所以当时大家可以凭兴趣读很多书。我从小养成的习惯是“乱读书不求甚解”，所以很多人问我最喜欢哪本书，对哪本书的印象最深，我回答不出来。

其实，我从小乱看书一般都记不住书名、作者，也不喜欢抄金句，翻到有意思的书就留心多看两眼，没意思的书就速读浏览后扔到一边。而且，我也没有非得按照书里的内容或作者给定的逻辑做思考的兴趣，这就造成我从小到大的考试除英语之外成绩都不太好，因为我吃不下那些所谓建构逻辑来解释世界的教科书及其遵循的学科理论，后来的工作中我也总是不太愿意照搬成套的学科理论给出解释，因此，我更不愿意照搬根据制式教育的教科书所形成的历史分析。后来，当我带着年轻人一起研究近现代史中的乡建进程的时候，我希望至少应该把几代人从事乡村建设100多年的历史中不同的做法做出归纳，把到底怎么应对大势演变搞清楚。

众所周知，梁漱溟和晏阳初都是乡村建设中的大家，大家普遍认为他们做事业的时候都是思想比较清晰的，他们的实践也都是不断成功的，然而，后人更应该看到这些社会改良事业往往是非常坎坷，且充满各种艰难险阻的，参与者有时候甚至有生命危险。

晏阳初是“海归”，他初期接受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近100万美元[2]的资助用以推进乡村建设，接受资助也意味着得接受基金会的要求。从其所对应的思想看，晏阳初一开始对中国农民的认识是初步的，他认为中国农民“愚、贫、弱、私”：第一大特点是愚昧；第二大特点是贫困，因为愚昧所以贫困；第三大特点是弱势，因为贫困所以弱势；第四大特点是自私，因为弱势所以更为自私。但，当他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才明白要丢掉城里人的眼镜，更要丢掉西洋人、东洋人的眼镜，必须换上一副农民的眼镜，才能看得清楚农民、农村是怎么回事，这是他在工作中有了实践经验之后才领悟到的。

晏阳初（右）

当他应政府要求去改变农村上层建筑的时候，尽管拥有县级的治权、警权，能够把县级的地方武装力量和警察力量整编成一个体系，甚至能够让这个武装体系下沉到乡镇，但他最终没能改变地方的精英势力盘根错节所形成的地方治理结构。晏阳初主持的乡村建设、乡村改良，可以说是成功甚少，甚至可以说是在屡战屡败的过程中屡败屡战。

梁漱溟在山东和豫东一带开辟的乡村建设区域跨省、跨县，面积很大，他能做到大面积扩展，是因为当时中国各个地方其实都处在割据状态，山东省当局也向梁漱溟赋予了县级的治权。但河北、山东、河南三省交界处这个“三不管”地带，可不是个容易待的地方，梁漱溟的做法不同于晏阳初，他要搞至今都被认同的“小政府”，提出“裁局设科”，把上级部门下沉到县的局改为县级政府内设机构的“科”，同时推进合署办公。[3]任何乡民来县府，进一间大屋子就能把所有的手续都办完。

梁漱溟对乡村治理结构的改动也是相当大的，为了维持这种改动，为了压得住地方精英群体和豪绅势力，他在邹平建立了民兵自卫系统，邹平的十三乡就建立了自己的兵工厂，共造了1300多支枪，能够武装这一方设在基层的治安力量。[4]他的乡村治理之所以成功，一定程度上是他在“割据”大局中有自己的武装。同理，被泰戈尔称颂的、民国乡建中被立为“村民自治”模范省的山西，也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在阎锡山武装力量维护“割据”条件下推进村治改良。

梁漱溟在山东乡建院时期与工作人员合影

晏阳初、梁漱溟是乡村建设两大重要人物，他们在过去的经验教训并没有被后来者认真总结过，我们今天应如何看待前辈的工作，如何一代接一代继续我们的努力。如果在这些历史问题上没有梳理，只是简单照搬了别人的研究，那么我们想要客观地看待整个乡村建设的演化过程就会有障碍，得去除这些障碍才有真研究。

今天年轻人逐渐地学有所成，尽管他们在现有的教育体制内很难生存，但他们仍然坚持着，其实我自己在体制内也是个另类，只不过历经各种各样的困难总算是坚持住了一定要实践出真知的初衷。我认为，乡建人应该坚持的是陈云同志强调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能做到这样的人少，但我们还是应该将这种态度坚持下去。

五、告别西方中心主义思想，应对全球化解体大危机

我有意识地选了几个不同方面跟大家交流，其实可选择的领域还有很多。主要是从所谓第三世界解殖运动也是去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想体系的建构过程来警醒大家打碎殖民主义的革命尚未成功，应该认识到即使获取独立主权的南方国家也大多没有完成思想和文化上的解殖任务。我们在今天所谓全球化解体的大危机面前出现的各种各样的出让民族国家利益的反应也恰恰说明，我们距离完成在思想领域中的解殖任务，尚且有相当大的空间。

当然，客观上今天出现的舆论乱象，本身也是因为我们长期在这方面的工作欠缺，造成我们今天面对着所谓“新冷战”几乎没有软实力，更无以抵抗；面对全球化解体过程中必然发生的危机趋势，对“新冷战”中必然发生热战这种危险的局面，南方国家的思想准备、理论准备、工作准备等各方面都有很大的欠缺，因此我们团队的研究及话语构建工作，需要更多地从客观实践、从国别比较研究来升华我们的认识；当然也包括从历史的研究中来深化我们的认识。

我们针对的就是全球化解体势必连带爆发的大危机，中国身处其中难逃大危机的成本转嫁。在应对这个挑战的过程中，只有坚持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不断理清自己的思想，才能采取相对比较积极的行动来直面这种挑战。

参考文献

[1]参见《毛泽东战争指导艺术》:“经过激烈的较量，朝鲜战争虽然是以交战双方用停战（休战）宣告结束，但是中国人民所进行的抗美援朝战争却是以伟大的胜利告终的。”

[2]参见张瑞胜等：《壮志未酬——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中国农村（1934—1944）》,《中国农史》2017年第3期。

[3]参见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梁漱溟与山东乡村建设》,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4]参见察应坤：《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2020年，第149页。

本文节选自《温道撷萃：思想的自觉》，严晓辉、温铁军主编，东方出版社2025年8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