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释永信到日本“黑金教会”，止不住的宗教腐败

少林寺官方网站7月27日消息，少林寺住持释永信涉嫌刑事犯罪，挪用侵占项目资金和寺院资产；此外，他还严重违反佛教戒律，长期与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并育有私生子。目前，释永信正接受多个部门联合调查。

事实上，释永信事件并非罕见个案，宗教腐败在全球范围内都屡见不鲜。无论东方西方，只要信仰能被商业化，牵涉的巨大利益就容易开启罪恶的大门。

中世纪的“什一税”“赎罪券”，以及敛财发动“圣战”等等，就不需要多说了，西方宗教的腐败现在依然严重，以至于前教皇方济各说过：“天主教会的领袖经常因周遭谄媚而变得孤芳自赏、志得意满与令人作呕地激动。教廷是天主教会的腐败根源。”

著名案例是为主教宅邸花费3100万欧元的德国主教范艾尔斯特，号称“奢华主教”。2013年10月23日，方济各令他离开教区，无限期停职。

德国主教宅邸

然而，这种轻飘飘的处理并没有什么警示效果。到2021年，梵蒂冈法庭终于起诉了10位高级神职官员，他们涉嫌敲诈、贪污、洗钱、勒索，其中甚至包括方济各曾经的核心亲信、助手安杰洛·贝丘（Angelo Becciu）。

2023年12月，贝丘被判贪污罪。梵蒂冈国务卿办公室曾以3.5亿欧元开发伦敦一座前哈罗德百货公司仓库，将其改建为豪华公寓。检察官指控，梵蒂冈的高级神职人员和中介人（包括贝丘）通过这笔交易骗取了梵蒂冈数千万欧元的费用和佣金，随后在梵蒂冈放弃此地产控制权的过程中，又贪了1500万欧元。

他的另一项罪行是，将梵蒂冈的12.5万欧元，捐给由其兄长经营的撒丁岛一慈善机构。

贝丘还被判定使用梵蒂冈资金支付给女“情报分析师”切契利娅・马罗尼亚（Cecilia Marogna），后者也因将这笔钱据为己有而被判有罪。

即时如此，贝丘依然颇有存在感。今年还在上诉的他，一度要参与选举新教皇的会议。梵蒂冈对枢密会议进行规范的文件，明确规定80岁以下的大主教有权选举教皇，但那些被“教规罢免或经罗马教皇同意而放弃大主教职位”的大主教除外。然而，关于贝丘到底放弃了什么以及如何放弃的，一直都没有明确的说明。

在大西洋彼岸，前有“避税天堂”式的超级教会，后有电视布道家因洗钱被调查。2020年，美国德克萨斯州著名“繁荣福音派”牧师肯尼斯·科普兰（Kenneth Copeland）因其名下拥有私人飞机、豪宅和百万年薪的牧师团队备受争议。他曾在采访中直言，乘坐私人飞机是为了“避免被穷人干扰”。

肯尼斯・科普兰的豪宅

西方宗教存在“恋童癖”痼疾，也是世人皆知。例如，自2021年以来，法国天主教神职人员被指控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已超过21.6万起，部分受害者控诉教会长期隐瞒、包庇罪犯主教。法国主教团最终承认“教会系统性失败”。

近些年受害者站出来起诉后，巨额赔偿金以及教区破产事件，也让人们得以一窥并不透明的教会财务状况。

2012年有分析称，美国教会财务状况协调不力，资金管理马虎。破产教区的教会在某些情况下沉迷于财务扭曲——既为了挪用捐赠者原有明确预期用途的资金，也为了挫败债权人的合法索偿，包括教会自己的修女和神父。

从全国层面讲，2010年美国天主教会及其旗下实体的年度支出估计为1700亿美元（教会不公布此类数字），据信其中57%用于医疗保健网络，其次是28%用于大学，教区和教区日常运营仅占6%，全国慈善活动仅占2.7%。

其主要慈善机构——美国天主教慈善会及其子公司拥有超过6.5万名带薪员工，服务超过1000万人。2010年，这些组织仅向穷人捐赠了47亿美元，而且其中62%还是来自地方、州和联邦政府机构。这意味着，巨量资金从宗教机构转了一道手。

类似地，美国天主教会的医院和学校，尽管兼具宣传和服务性质，但教会的一个主要收入来源恰恰是地方和联邦政府。它们为天主教医院患者的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天主教学校学生的教育费用以及天主教大学学生的贷款提供资金。

由于教会财务并不透明，这些钱能否管好并无定论。但在那些已经破产的教区，律师和法官证实，各种资金混合在一起，很容易被挪作他用。在伯纳德・劳枢机主教的领导下，波士顿大主教区在1986年至2002年期间没有向其神职人员退休基金缴纳任何款项，尽管该教区在复活节和圣诞节收到约7000万至9000万美元的捐款，许多教区居民认为这些捐款将用于退休牧师。

在亚洲，印度的“神棍经济”同样登堂入室。2017年，印度著名“灵修大师”古鲁・拉姆（Gurmeet Ram）因强奸女信徒被判20年有期徒刑。警方突袭其住所缴获大量黄金、现金和武器，甚至发现一座“私人地下宫殿”。

今年7月，泰国则爆出“高尔夫女士”事件，至少15名“高僧”被卷入。根据警方调查，绰号“高尔夫”的女子涉嫌通过勒索或自愿转账从僧侣处获取资金。部分僧侣可能挪用寺庙资金支付她，或赠予她贵重的礼物。涉案僧侣曾在寺院账户与个人账户间进行大额转账；其中，大城府朱吉达玛兰寺方丈将寺院的1280万泰铢转给“高尔夫”。

被不少人夸赞廉洁的新加坡，也难逃宗教与金钱的勾连。2010年，亚洲最大“繁荣福音”教会之一，城市丰收教会爆出教会资金挪用案。创办人康希及五名高层被判挪用逾5000万新币教会资金，用于包装康希妻子何耀珊的歌手事业。经过漫长审理，六人最终于2015年被判处21个月至8年不等刑期。讽刺的是，何耀珊未被起诉，且在丈夫服刑期间继续担任教会领导职务，风光不减。

何耀珊与康希

尽管全球各地宗教腐败丑闻层出不穷，日本佛教似乎在外界眼中显得格外“低调”和“从容”。但这份沉默，并非出于道德克己，而是千年来被政治制度巧妙掩盖的经济逻辑。

自7世纪佛教传入日本，天皇政权借鉴中国南北朝以来的政治、宗教制度，赋予奈良的“重要寺庙”广泛的自治权与免税特权，并允许其管理大片土地。奈良的东大寺等庙宇因其国家级地位，大量兼并土地，一跃成为当时的超级大地主，逼得天皇不得不“出家”来缓和关系。搁中国，大概又要摊上次“灭佛”了。

至17世纪的江户时代，日本佛教更是被赋予户籍管理权，其势力再度迅速扩展至全国，通过掌控各地庙产、土地及人口登记，成为地方丧葬管理和宗教管控的关键枢纽，逐渐融入国家的政治与社会结构。

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借助神道教替代其部分宗教职权功能，并收回部分寺庙土地以图削弱其势力，但大部分寺庙仍以宗教法人身份保留了大量土地使用权和财产权，并继续享受税收减免。战后，在“宗教自由”与“政教分离”的宪法保障下，这份经济权力反而得到了巩固。

大阪四天王寺法会现场

时至今日，日本寺庙的主要收入来源依旧是祖先牌位管理费和墓地销售。以大阪天王寺区的“供养”为例，寺方精明地依据牌位摆放的位置“分级定价”，越靠近佛像核心、越高层的“灵位”，价格自然水涨船高。若能安置在圣德太子身侧，更是寸土寸金，贵不可言。年限一到，若亲属未按时续费，牌位便会被毫不留情地移除，仿佛“佛缘已尽”。

确实也有些小寺庙的传人，其实已经成为普通人，只相当于兼了份宗教相关的差事。但国内某知名人士，凭自己有限的接触，就夸赞日本僧人的面相非常“平和”，实在是不把那些善于赚钱者放在眼里。

大阪四天王寺114代主持 泷藤尊淳

日本文化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日本全国登记在册的寺庙数量尚有7.2万座，其中超过70%的寺庙已由家族经营并长期持有，宗教职能日益“商业化”。一名接受采访的住持直言：“寺庙生存，靠信仰也要靠管理，佛光固然普照，但电费照样要缴。”

获得了经济权力，却失去了直接的政治参与空间。日本宗教与国内政治之间的纠葛，在佛教与神道教式微之后，并未终结，而是自战后逐步转移至新兴宗教团体手中。

表面上，日本战后宪法确立了“政教分离”原则，然而在选举动员、基层运营与政策协商等领域，宗教组织始终与政治保持着高度协同，事实上已形成一种“政教合体”的运作机制。这一切，均借“宗教法人”之名，巧妙包装为“市民社会”的正常参与。

其中，替代神道教的“统一教”尤为典型，长期游走于法律与政治之间，既充当票仓，又扮演政治献金的中转通道，成为日本政治体系中不可忽视的“黑金中介”。

据中国反邪教网介绍，“统一教”于1954年由韩国牧师文鲜明在首尔创立。1997年5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在给吉林等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关于将“统一教”定性为邪教组织的批复》中认定“统一教”为邪教组织。

2022年7月，安倍晋三遭枪击身亡，刺杀安倍的嫌疑人山上彻也供认，他母亲受“统一教”洗脑，将几乎全部家当供奉教会，使其家庭生活陷入困境。山上彻也说“对教会心存怨恨”，为报复而刺杀与该教关系密切的安倍。

山上彻也

自此，这场“黑金丑闻”终于浮出水面，原本遮掩在“信仰”外衣下的选票与金钱交易赤裸裸暴露在公众眼前。迫于舆论与民意压力，日本政府不得不开始公开清算这条贯通“信仰—选票—金钱”的暗线。

据报道，自2022年起，日本文化厅已启动对宗教法人的资产结构与运营行为的全面调查，试图摸清宗教团体的财务网络与利益扩张路径。2024年，日本文部科学省联合国税厅更进一步，出台新规，强化对宗教法人经营活动、土地交易与税务申报的监管，矛头直指那些“打着宗教旗号牟利”的常态化操作。

然而，“政教合体”作为在日本延续千年的制度性存在，其背后错综复杂的利益链条恐怕早已与地方政治、商业资本乃至政治家族深度捆绑。这张密布全国的“神圣利益网”，岂是靠几纸新规就能轻易撼动的？

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宗教长期占据重要位置，早已深深嵌入许多社会中，对于部分人来说，也确实提供了其所需的精神支持。但盘根错节的内外关系与利益捆绑，让宗教很难实现自身的净化，需要外部的监督甚至直接干预和管理。全球的宗教腐败层出不穷，每起曝光都是一记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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