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欢娜：黎以战争虽重创真主党，但抵抗运动正浴火重生
guancha
【文/ 邓欢娜】
黎巴嫩：危险的小国？
近两年来，中东疾风骤雨般的局势让真主党、胡塞武装、哈马斯这一连串“小众”的名字刷满新闻头条。似乎一夜之间，一个“反美反以”的跨区域联盟就这样横空出世，以至于以色列声称自己“同时在七条战线上作战”。黎以边界地带从一开始就是冲突焦点。
在这里，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长期对抗，冲突起起伏伏，以色列至少四次直接出兵入侵黎巴嫩南部，最晚近的一次是2024年10月。2024年11月27日，真主党与以色列初步达成60天停火协议，为各自争取到了喘息机会。尽管停火协议无比脆弱，但是大规模的空袭已经停止。2025年初，抱着“没有绝对安全、只有相对稳定”的心态，我来到了贝鲁特。
在如今的中东，黎巴嫩是个不起眼的小国。但上世纪最辉煌的时候，贝鲁特是中东当之无愧的经济金融中心，地位可类比今日的迪拜。当时，阿拉伯国家因为巴勒斯坦问题和以色列与西方关系紧张，而金融宽松和政治中立的贝鲁特则成为阿拉伯国家和西方之间的金融桥梁。
黎巴嫩政治家皮埃尔·杰马耶勒曾经有一句名言：“黎巴嫩的力量来自它的弱点”，他所指的正是当时黎巴嫩凭借其弱势和中立所获得的独特优势。从西边的贝鲁特到东边的迪拜，中东金融中心的转移是整个地缘政治结构版图变迁和位置互换的隐喻。
贝鲁特哈里里国际机场大道周边道路两侧悬挂黎巴嫩国旗与真主党旗帜
1975-1989年的黎巴嫩内战摧毁了这个繁荣的金融共和国，内战结束后黎巴嫩已经完全丧失了经济意义上的重要性，它在地缘政治上的重要性却更加突出了。这种重要性体现在三个层面。
首先，黎巴嫩历史上的多元宗教构成和长期弱国家状态，给予大国介入地区局势的天然支点。黎巴嫩宗教包括伊斯兰教中的什叶派、逊尼派和德鲁兹派，以及基督教中的马龙派、希腊东正教、罗马天主教和亚美尼亚东正教，它是中东地区唯一一个基督教占据重要政治地位的国家，其教派分权政体赋予多个不同教派相应的政治代表性。法国、美国、沙特、伊朗等域内外大国均通过支持不同的教派力量来间接干预黎巴嫩国内政治走向，这些国家都曾经或在当前对黎巴嫩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其次，真主党在黎巴嫩的崛起，使黎巴嫩成为中东地区力量平衡的关键。黎巴嫩毗邻以色列，向来易受巴以冲突外溢影响。前内战时期，黎巴嫩在巴以冲突中持相对中立的超然立场，70年代巴解组织向黎巴嫩转移，成为黎巴嫩内战的导火索之一，进而引发以色列直接出兵和部分占领黎巴嫩。
真主党在混乱中崛起，以黎巴嫩南部为阵地，对内主张维护黎巴嫩领土不受侵犯，对外支持巴勒斯坦抵抗运动。进入新世纪，真主党和伊朗、也门胡塞、伊拉克人民动员武装更是发展为地区反美力量的最新联盟。
地区和域外大国不计回报地资助或打压黎巴嫩，正是试图以黎巴嫩为杠杆来影响中东格局的走向。以美国为例，在动荡且人口不到600万的黎巴嫩，美国正在建设一座庞大的新使馆，它预计将成为世界第二大使馆建筑群，规模仅次于美国驻巴格达大使馆。
最后，黎巴嫩海外侨民广布，其发达的“外循环”结构使其成为一个研究跨国经济政治网络的极佳样本。自从奥斯曼时代开始，黎巴嫩人就大规模出国经商和移民。根据黎巴嫩政府数据，海外黎巴嫩裔多达1540万人，广泛分布于海湾地区、非洲、拉美和欧美。
黎巴嫩前总理拉菲克·哈里里就是在沙特白手起家的富商，这一背景也使他从政后与沙特的关系十分紧密。特朗普的总统高级顾问马萨德·布洛斯是来自西非商业家族的黎巴嫩裔，他早年一度涉足黎巴嫩政坛，后来参与促成黎以停火谈判。
如今，黎巴嫩的侨汇占据其GDP三分之一以上，是最为依赖侨汇的国家之一，黎巴嫩经历连年战乱和金融危机却困而不倒，与来自海外黎巴嫩裔的经济支持网络高度相关。
漫步“真主党大本营”
著名的什叶派聚居区达希亚（Dahieh）坐落于贝鲁特南郊，人口接近百万，也是真主党总部所在之地。达希亚在曾号称“东方小巴黎”的贝鲁特中显得格格不入。如果说贝鲁特市中心是上世纪黎巴嫩金融资本主义的残影，那么贝鲁特南郊则是新时期黎巴嫩地缘政治风暴的中心。
这里游客罕至，是一片密集的“城乡结合部”，由上世纪什叶派贫困人口大规模移居南郊而逐渐形成。达希亚被称为“真主党重要据点”，真主党的民事机构分布在达希亚的各个角落，而军事和其他重要政治机构则深藏地下。以色列利用这一事实来合法化2006年和2024年对达希亚的大规模轰炸。
在2024年9月23日，以色列开始对黎巴嫩南部发动大规模空袭，这天被称为“黑色星期一”。大规模战争的预兆让黎巴嫩南部成千上万的居民开始逃离，贝鲁特南郊也不再安全，当地居民开始成群结队撤退，街上挤满了背着行囊不知去往何方的家庭。由于黎巴嫩东部的另一片什叶派聚居区贝卡谷地也将成为轰炸目标，人们往更北的地方迁移。许多北部的逊尼派和基督教家庭无私接纳了逃离战火的什叶派居民。
漫步在达希亚热闹的商业街，很难想象这幅流离失所的场面仅仅发生在去年9月。在停火协议达成后，居民迅速返回家园，重新建立自己的生活世界，这种韧性超乎寻常。一个悖论是，以色列希望通过惩罚平民来削弱真主党的政治基础，事实却是战争过后，当地人民更加支持真主党的抵抗运动。
在这里，政治标语和商业广告一样密集，街头的真主党旗帜和纳斯鲁拉画像随处可见，普通商铺也会悬挂这些标志。如果达希亚果真是“真主党重要据点“，那么似乎可以说，这里几乎人人都是真主党。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消灭真主党的目标几乎成为不可能的神话，因为它无法将真主党与其赖以生存的社会土壤剥离开来。
在去年年底经历一轮猛烈轰炸的达希亚，被摧毁的建筑俯拾即是。在瓦砾废墟旁边，商铺照常运营。一位长居海外的黎巴嫩友人带我去看他长大的小区，他戏称，这片小区被以色列视为真主党在达希亚的“总部”，小区安静祥和，只有转角时不时目睹的废墟和受损楼宇提示这里曾经发生的灾难。
他父母曾经的公寓旁边的楼宇已经被轰炸夷为平地，一楼底商是一家水果店，热情的老板给我看商铺被轰炸波及的照片，以及他后来如何修缮粉刷，重新营业。在人们哀悼逝去的家园和亲人的同时，重建工作已经同步展开。不少挖土机在废墟上初步清理瓦砾，只是被摧毁的建筑太多，也许把这些建筑废料运到哪儿会成为一个大问题。
达希亚社区的灾难与新生
这样大规模的轰炸似乎不应称之为“斩首”行动，古人有云：名不正而言不顺，定义的谬误会让人们以为所谓的斩首行动仅仅波及高层。事实并非如此。在这个紧密的社会中，几乎每个人都直接或间接承受着某个亲友的伤亡。
在普通的街头，一位在媒体工作的引路人指向路口悬挂的画像，说他们是因为寻呼机爆炸而去世，其中一个是她的朋友的画像。寻呼机爆炸事件影响深远，造成四千多人受伤，数十家当地医院为了收治伤者而人满为患。
许多遭受轰炸的目标令人意外。19家真主党附属的金融机构卡尔德哈桑银行（al-Qard al-Hasan）遭受袭击。黎巴嫩磅自2019年金融危机以来急速贬值，对美元汇率从1500疯狂上升到90000，如今美元已经成为黎巴嫩事实通行的货币。由于美元储备紧缺，许多银行开始限制储户进行美元取现，许多在2019年以前存入银行的“旧美元”变成了账户上的一个数字。
而在一片金融混乱中，卡尔德哈桑银行成为许多居民的生命线。在该银行存入的美元可以安全取现，而且根据伊斯兰金融原则，银行不收取存款利息。因此不仅是什叶派居民，许多基督教居民也在这里存款。以色列希望通过摧毁银行来摧毁真主党的金融支持系统。
贝鲁特南郊的废墟已经让人触目惊心。第二天，我们驱车前往黎巴嫩南部边境，见证了一片更大规模的轰炸现场。贯穿黎巴嫩南部的利塔尼河并不壮阔，但对以色列和真主党来说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利塔尼河以南75%的人口为什叶派穆斯林，利塔尼河以南至边境地带是联合国 2006年1701号决议划定的军事中立区，根据决议，以色列撤出黎巴嫩，真主党武装撤出利塔尼河以南；2024年黎以停火协议双方也以相似条件进行撤军。越过利塔尼河，就进入历史上以色列与各类反占领运动交锋的核心地带。
如果努力忽略战火的阴霾，黎巴嫩南部气候宜人，丛山绵延，是许多黎巴嫩人的度假胜地。抵达中部城镇纳巴泰（Nabatieh），景色开始发生变化。纳巴泰在1978年以色列的“利塔尼行动”中曾经被彻底摧毁。如今，从纳巴泰向东到黎以边境点奥代塞（Odaisseh）一路的城镇再次被彻底摧毁，沿途所有房屋几乎全部沦为废墟。
去年10月，以色列军队试图从奥代塞越过边境进入黎巴嫩村庄时，遭受了真主党武装的激烈抵抗，以军在付出8人阵亡的代价后以色列被迫撤出。而一路的废墟居然不是在战争期间造成，而主要在停火协议生效后，真主党遵守协议撤至利塔尼河以北，以色列军队在没有遭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下短暂开进黎巴嫩南部，沿路轰炸所有居民建筑，以此阻止流离失所的人们返回家园。以色列希望在黎巴嫩南部得到一个一劳永逸的无人缓冲区。
黎巴嫩南部部分村庄成为一片废墟
边境点奥代塞隔空遥望以色列占领的叙利亚领土戈兰高地。接壤一端，以色列建造的边境墙沿山脉蜿蜒而下。以山脉对面的边境墙为背景，我为同行的国际友人拍摄了一段简短的视频。在拍摄半途，一群荷枪实弹的以色列士兵从边境墙一侧忽然出现，和我们遥相对峙。现场气氛变得紧张，他们似乎在评估对岸的情况。
我们最终完成了拍摄，并将这戏剧性一幕留在了视频里。我仍感觉到有些紧张，尽管理智告诉我，什么也不会发生。但是，当一位当地向导开始朝着边境墙方向愤怒地大声疾呼时，我们劝阻了他。
在边境遭遇全副武装的以色列士兵
回到纳巴泰，我们在市镇中心停留小憩。这里开始有部分居民返回，仍然完好的房屋悬挂着一排烈士照片以及真主党和阿迈勒运动的旗帜，路边好几家杂货铺正在营业，塑料靠椅上坐着一群一边抽水烟一边闲聊的大叔。
我们在一家安置在小货车后备厢中的“咖啡馆”买到了咖啡，也围成一圈坐破旧的塑料靠椅上聊天，并开玩笑说这是一场迷你的“金砖峰会”。不知为何，我迅速适应了周遭杂乱的混凝土废墟，开始像当地人享受水烟一样享受着手边的一杯浓缩咖啡。
这是一趟寻访灾难的旅程，但我的感受又远远超过了对灾难的体验，当地人们生活的韧性和乐观冲淡了悲伤的情绪。其实不必到访当地，从满目疮痍的新闻照片和那些纸面上的伤亡数字，社交媒体上疯传的那些触目惊心的视频，立即可以给人带来一种强烈的人道主义悲悯。唯独抵抗的精气神是无法体现在这些新闻报道中的，它存在于具体的人身上，必须置身于这个具体的情境下才能感受到。
毕竟在我们对那些丧失家园和亲朋好友的人有着怎样的世界观和生活态度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人道主义悲悯容易导向失败主义。这是一群在强权和武力下被碾压的人们，回顾这个地区的连年战争和动乱，悲悯将会轻易地转向悲观。然而，抵抗着的人对胜利和失败有着自己独特的定义方式。用当地人总挂在嘴边的话来说，就是：我们坚守这条道路。
为什么黎巴嫩这个小小的国家，乃至于黎巴嫩南部这片面积只相当于两个北京大兴区的地方，成为以色列如鲠在喉的一块硬骨头？带着这个强烈的疑问，我与当地的部分官员、学者、媒体工作人员和普通人交流，初步了解了真主党的真实面貌。
黎巴嫩政治中的真主党
西方将真主党视为恐怖组织，而真主党将自身视为反对侵略的抵抗运动。武装斗争是抵抗的一个方面，长久支持武装斗争的关键则在于构建具有韧性的抵抗社会。
真主党现任总书记纳伊姆说：“抵抗运动需要前线背后的后方支援基地。由武装团体组成的抵抗运动不可能在脱离社会的情况下取得成功。……前线只是对抗中的前窗。后方才是文化、社会、教育和政治等各种支持的汇集之地……这是胜利的关键……敌人认为他们的问题仅限于与武装人员作战，但后来发现，他们面临的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整体社会。”
从某种程度来说，以色列战略失败的核心在于试图以一场有限战争对抗黎巴嫩南部的全民战和持久战。这样的抵抗战略，对于西方来说是个新鲜事物，对熟悉根据地实践的中国人来说可能却并不陌生，而其主要的不同，则是源于黎巴嫩特殊的教派主义政治环境。
从教派政治的角度来看，真主党的基本盘在于黎巴嫩什叶派及其聚居区。什叶派社区政治动员的时间晚于其他教派，因此在黎巴嫩政治和经济中长期缺乏代表性。80年代先后崛起的阿迈勒运动和真主党改变了这一状况。
90年代开始，真主党逐渐融入黎巴嫩政治体系，脱去了意识形态的部分激进色彩，这被外界称为真主党的“黎巴嫩化”。真主党第一任总书记穆萨维去世后，持激进伊斯兰革命立场的图法里和更务实的纳斯鲁拉发生路线分歧，最终图法里被边缘化，纳斯鲁拉的路线得到了发展。
1992年，真主党第一次参与全国议会选举，获得8个席位。此后的三十年中，真主党经常成为影响黎巴嫩政治格局的关键反对派。
黎巴嫩政党林立，教派内部也分裂成不同派系，各自合纵连横，争取其自身利益最大化。在选举政治实践中，真主党展现出惊人的灵活性。2005年，逊尼派总理哈里里遇刺身亡，真主党和逊尼派的联盟受此影响而破裂，于是转而与基督教马龙派的“自由爱国运动”和“马拉达运动”进行跨教派合作。2016年，在真主党支持下，自由爱国运动的米歇尔·奥恩当选总统，成为两党联盟的巅峰时刻。
真主党的合作主义还体现在什叶派两大政党内部。上世纪80年代真主党与阿迈勒运动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分道扬镳，一度兵戎相见，但是在后来的选举政治中真主党与阿迈勒运动密切合作。
尽管真主党在什叶派的支持度已经明显超越阿迈勒，但阿迈勒运动领导人长期担任议长，政府高级职务分配中真主党也向阿迈勒做出重大让步，真主党的目标是确保阿迈勒坚定不移地站在真主党阵营中。相关数据表明，真主党构建的政治联盟大约能够获得全国40%选票。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真主党之所以能维持长期的“根据地实践”，与现行教派分权体系特征密不可分。教派分权原则确保了真主党通过代表什叶派而在黎巴嫩政治体系中保障其合法地位。在教派化的政治环境中，只有确保教派领袖在黎巴嫩政治中的权力，才能使某一教派的利益得到保证，而教派领袖则通过政治庇护和分肥来获取相应的选民支持。
从政府高级职务默认的配额制到一般性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分配，教派主义体现在黎巴嫩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教派权力分配的总体结构是由一场年代久远的人口普查结果决定的。
1932年，法国委派统治下的黎巴嫩进行了迄今为止唯一一次官方全国人口普查，结果为基督徒占据人口微弱多数。基于这一普查结果，1943年黎巴嫩独立时所确立的权力结构由基督教马龙派主导，总统由马龙派选任，总理由逊尼派选任，议长由什叶派选任，基督徒和穆斯林在政府、议会和公务员队伍中的职位比例为6:5。
1989年结束内战后的《塔伊夫协议》将此比例调整为1:1，并削弱总统的权力。值得注意的是，黎巴嫩的人口结构在过去90年期间发生了巨大变化，多方估算数据表明，如今逊尼派、什叶派、基督徒人口各占三成，基督徒已不占主导，人口结构的变化态势朝着有利于穆斯林尤其是什叶派的方向发展。从历次选举的结果来看，以什叶派为基础的真主党是黎巴嫩国内选民数量基础最高的单一政党。
黎巴嫩人口地理，绿色区域为什叶派，蓝色为逊尼派，红色为马龙派
这些事实指向一个论断：外界经常将真主党视为非国家武装行为体，或者是伊朗的地区代理人，蕴含将真主党非法化的意味；但客观来说，真主党其实是一个深度参与黎巴嫩政治的合法政党组织。即使是真主党的武装，也或多或少因为1989年《塔伊夫协议》而具有部分合法性。《塔伊夫协议》结束了黎巴嫩内战，协议规定解除所有民兵武装，但真主党武装因为在黎巴嫩南部抵抗以色列的特殊地位而得到豁免。
真主党自认为是唯一一支有能力捍卫黎巴嫩主权独立和南部领土免受侵略的武装，它经受住了1982~2000年、2006年和2024年三次以色列直接出兵黎巴嫩的考验。尽管以色列有能力对真主党施加巨大损伤，但以色列始终无法实现既定的作战目标，亦即彻底消除对以色列北部边境的安全威胁。三场战争都以停火和以色列撤出黎巴嫩南部而告终。
真主党还在社会和经济领域积极巩固其在支持者中间的影响力。内忧外患和政治分裂使得黎巴嫩从来都没有发展起真正的国家能力，教派发展的社会服务网络成为填补政府公共职能缺失的重要途径。
真主党建立起包括教育、卫生、建设、慈善、金融等在内的公共服务网络，以此扶助当地贫困人口，前文所提及的卡尔德哈桑银行就是金融领域的例子。这些措施具有左翼和民粹色彩，可以保障社会稳定，提升真主党在其社区中的支持度。
作为反对派，真主党偶尔批评政府的经济政策，并提出对黎巴嫩经济金融化倾向的异议，但真主党并未提出过系统性的经济纲领。真主党提供的公共服务本就为了服务于抵抗运动，而非目标。有论者指出，左派人士非常关心的社会福利项目，实际上对什叶派社区生活条件的改善程度很有限。
社区互助、海外汇款等仍然是支持当地社会的重要因素。而公共服务的重担有时候也会成为困扰真主党的因素。相关人士曾告诉我：政府希望让真主党忙于为社区提供公共服务。潜台词是政府有意减少对什叶派社区的公共支持，以此变相削弱真主党。
例如，贝鲁特市区供电一般为4～6小时，而达希亚地区只有1～2小时。私人发电网络非常普遍，但是电费账单高昂。这里的街道并不干净，因为政府基本无力管理公共卫生。黎巴嫩朋友开玩笑说，真主党的士兵甚至需要在大型集会后打扫街道卫生。
战争摧毁的住宅和基础设施绝大部分位于什叶派传统的三大聚居区，战后重建的庞大负担也落在真主党肩上。2006年黎巴嫩战争后的重建费用高达28亿美元，而真主党承担了大部分重建开支，提供了价值约1.68亿美元的临时住房，支付了1.88亿美元的房屋修复费用，真主党所属的建设公司并实行了大规模的重建计划。
世界银行估计，2024年黎以战争对黎巴嫩造成约140亿美元经济损失，估计需要110亿美元进行战后重建。外部国家和黎巴嫩政府对重建的援助支持可能成为未来政治博弈的焦点。
废墟上停靠的挖掘机，从属于真主党下属建筑公司
双方在战场上无法达成的目标将在政治中延续。黎以停火后，黎巴嫩结束长达两年多的政治僵局，选举出了新一任政府。新总统为黎巴嫩武装部队总司令约瑟夫·奥恩，新总理为国际法院院长纳瓦夫·萨拉姆。真主党支持的总统候选人是来自马拉达运动的弗吉朗耶，美国和沙特支持奥恩。
在第一轮投票中，奥恩未获得有效票数。第二轮投票真主党和阿迈勒最终投票给奥恩，使得奥恩成功当选。叙利亚政权更迭和黎以停火协议签订之后，反对真主党的内外力量再度出现集结兆头，真主党陷入一定程度上的政治被动。
停火后，美国声称要将10亿美元军事援助从以色列和埃及转移至黎巴嫩，自2006年以来，美国已提供30亿美元军事援助，试图通过加强黎巴嫩武装部队来对冲真主党的影响。在与黎巴嫩新总统会面后，美国中东副特使摩根·奥塔格斯在新闻发布会中敦促新政府将真主党从内阁中排除。
但最终，新政府依然按照传统选任五名什叶派部长（其中包括财长这一重要职位），其中两名由真主党直接任命。这表明，任何想要将真主党排除出黎巴嫩政治安排的举动都不可能轻易成功。
巴勒斯坦事业的新团结阵线
黎巴嫩之旅给我带来的第二个冲击是当地对抵抗运动、宗教、民族和国家混杂共存的认同。我到访贝鲁特的时候正值真主党庆祝停火，来自许多国家和地区组织的人们参与庆祝集会。街上到处都是扛着各色旗帜的行人，伊朗、伊拉克、也门、巴勒斯坦的旗帜最为常见。
我前往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被轰炸身亡的现场，一片空旷的区域因为以色列投下超过2000磅的钻地弹而彻底被抹平，夕阳余晖下，周围仍然矗立的居民楼外墙则并列垂下三条巨大的旗帜：黎巴嫩、巴勒斯坦和真主党。在民族国家认同已经成为一种内在化意识的今天，一种对跨国共同事业即抵抗事业的认同所呈现出来的精神力量令人惊异。
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这种跨国事业或许类似于上世纪的社会主义兄弟联盟。在后冷战的氛围里，任何跨国意识形态联盟都已经很难被人们恰如其分的理解，更多人愿意从地缘政治竞争的角度来理解中东的阵营对抗。但是，如果无法理解这股抵抗力量超越民族国家的斗争议程，就无法理解中东地缘竞争背后更深层的本质。
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遇难现场
近30年间，最惊异的一件事情莫过于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领导权从中东逊尼派转移到什叶派，考虑到巴勒斯坦以阿拉伯逊尼派为主，这一转变更加令人诧异。如果我们从葛兰西的意义上理解“领导权”（hegemony），可以说，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真主党及伊朗所代表的抵抗事业正在取代上个世纪失败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事业。
从宏观层面看，中东地区面临两大核心问题：政治现代化和巴勒斯坦问题。政治现代化从属于民族国家内部政治发展问题，但往往形成泛阿拉伯主义或泛伊斯兰主义等具有跨国影响的政治思潮，巴勒斯坦问题是区域性的外部问题，却也常常影响甚至颠覆一国内部政治走向。
上世纪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的连续军事失利对阿拉伯民族主义事业造成了重大打击，并造成了阿拉伯国家的分裂与政治危机。随着反帝反殖民运动和泛阿拉伯愿景退潮，民族利益和国内稳定成为阿拉伯国家的首要关切，中东地区朝着保守政治的轨道调转。这一政治现代化挫折造成的另一场合法性危机，亦即民众与精英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在2011年阿拉伯之春中达到顶峰。
阿拉伯之春带来的巨大动荡表明，阿拉伯国家还没有探寻出一种代表性政治的稳定模式，来平衡经济发展、政治现代化和本土传统之间的关系。因为缺乏回应这些基本问题的有效改革方案，阿拉伯国家始终处于一种大众和精英割裂所带来的代表性危机中。
反映在巴勒斯坦问题上，阿拉伯世界中民意几乎压倒性地支持巴勒斯坦，反对本国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但是，出于各种地缘利益考量，有意愿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做出积极行动的阿拉伯国家寥寥无几。
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需要一种新的斗争哲学，这种斗争哲学也将深远地影响中东政治的未来。在黎巴嫩，什叶派与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结盟是上世纪80年代的事，其中，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和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是两大关键事件。黎巴嫩建国以来，什叶派社区在政治和经济中处于边缘和赤贫地位，和第三世界中形形色色的民粹和左翼运动如出一辙，这种边缘地位成为政治动员的绝佳土壤。
起初，什叶派政治动员的主要目标是通过政治改革维护自身利益。20世纪60年代发起并领导阿迈勒运动的什叶派宗教和政治领袖穆萨·萨德尔，从什叶派在政治经济上被边缘化的历史出发提出了“被剥夺者”（对比“无产阶级”）的概念，意指那些遭受不公和经济压迫的人民，阿迈勒运动早期的名字正是“被剥夺者运动”。
萨德尔认为“被剥夺者”不局限于什叶派，因此被剥夺者运动不是教派运动，而具有追求平等与公正的普遍主义政治诉求。被剥夺者运动虽然提及巴勒斯坦问题，但是从理论到实践，其重心仍在黎巴嫩民族国家内部。
贝鲁特南郊商铺悬挂的萨德尔肖像，他在1978年访问利比亚期间失踪，从此再没有出现
1970年约旦内战后，巴解组织被从约旦驱逐到黎巴嫩，并在黎巴嫩掀起新的冲突风暴，间接引发长达15年的黎巴嫩内战。黎巴嫩南部既是巴解组织的重要阵地，也是什叶派最集中的聚居区。
什叶派普遍同情巴勒斯坦，但随着时间推移，巴解组织和什叶派的关系越发紧张：什叶派不仅承受巴以冲突带来的附加损害，也面临巴勒斯坦组织对当地经济社会生活的干扰。
反讽的是，在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扫荡巴解组织时，当地什叶派居民或多或少将以色列视为“解放者”。但是，以色列占领带来了新的压迫，尤其是以色列在扫荡巴解过程中不加区别地逮捕和杀害什叶派居民，以及占领和控制导致黎南部经济全面崩溃。对以色列有组织的反抗和袭击开始出现。
1984年《纽约时报》报道引述了一位以色列少校的话：“以色列国防军来的时候，各个村庄的人们向我们撒去大米，而现在，同样的一群人向我们投掷炸弹。我们变成了他们的敌人。”2006年，以色列前总理埃胡德·巴拉克说：“当我们进入黎巴嫩时……没有真主党。南部的什叶派用香米和鲜花接待了我们。正是我们的存在创造了真主党。”
在贝鲁特达希亚的一周，我经常在夜幕里的大街小巷毫无目的地闲逛。因为电力危机，夜晚的许多街道和居民楼幽影幢幢。但我并不感到危险，因为同行的学者告诉我什叶派社区治安总体良好。直到我们无意闯入著名的巴勒斯坦难民营Bourj el-Barajneh。
这座难民营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巴勒斯坦1948年的“灾难日”，目前人口规模大约有5万。意识到我们来到了巴勒斯坦难民营，是因为在棚户区墙壁上发现了萨达姆的海报，而什叶派居民会悬挂纳斯鲁拉的照片或者是家里牺牲的真主党人士照片。
明明现在是黎巴嫩的什叶派战士为巴勒斯坦而战，但这里的巴勒斯坦人似乎还在怀念上世纪作为泛阿拉伯主义代言人的强人萨达姆。而且，据我所知，阿拉法特在两伊战争和海湾战争期间站在了萨达姆一边，现在看来，这是一场极其失败又无奈的押注。
一种奇怪的感觉涌上心头，促使我问出一个政治极不正确的问题：“这里的什叶派，难道不觉得巴勒斯坦人总是带来麻烦，却又不感恩？”
这位学者的回复出乎意料，却又引出了什叶派参与巴勒斯坦事业的核心信条：“你要明白，巴勒斯坦人已经被压迫了数十年，在被压迫的境地中，你不能以常人的理性去要求他们。我们相信巴勒斯坦人和其他人一样有平等的尊严和权利，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支持巴勒斯坦人的抵抗。”
同一片居民区中的两个世界及其隐喻
继阿迈勒而起的真主党受伊朗伊斯兰革命影响，接受伊斯兰革命精神领袖霍梅尼发展的“压迫者与“受压迫者”二元对立及其衍生的革命世界观，并直接接过了巴勒斯坦组织的“抵抗”（muqawama）话语。1985年，新生的真主党提出首个政治纲领，将美国霸权和以色列占领视作黎巴嫩的头号敌人，而将世界上所有被压迫的人民视为自己的朋友。这是对黎巴嫩问题理解的根本转折。
持续的外部干涉使黎巴嫩安全与任何国内政治改革成为幻影，必须首先击败以色列和美国的干涉阴谋。2009年真主党的《公开宣言》（可以将之视为真主党的新党纲），进一步将分析从黎巴嫩局势扩展到美国在中东以及全球的霸权主义扩张计划，对霸权的理解也从军事层面扩展到政治、经济和文化多个层次。
新党纲第一章叙述美国和西方的全球霸权与地区干预，第二章叙述以色列对黎巴嫩的侵略和威胁，第三章才开始叙述黎巴嫩的政治宗派主义和真主党改革国家的愿景。这表明针对美国和以色列的抵抗运动在真主党的政治目标处于绝对优先位置。
与此同时，抵抗不局限于黎巴嫩南部与以色列的战争前线，而是将“努力成为伊斯兰世界和第三世界中可怜人民中的抵抗运动”。真主党重点驳斥了阿拉伯世界中的教派主义思维，这种思维将逊尼派和什叶派的教派分歧置于伊斯兰世界的团结之上。
事实上，抵抗运动的发展结果是作为运动领导核心的伊朗影响力上升，这引发了阿拉伯国家的重大担忧。为了对抗伊朗，在阿拉伯国家中，教派叙事被重新调用，中东地区以抵抗运动为核心的反美阵营与以海湾国家为主体的亲美阵营的对立，被歪曲为什叶派和逊尼派的教派矛盾，从而与美国多年渲染的“伊朗威胁论”形成配合。
真主党早期具有宗教意识形态色彩，随着内外形势变化，它也在根据战争和政治实践的需要，朝着适应现代政治和社会环境的方向发展。真主党参与黎巴嫩国内选举政治是重要体现之一。
在话语传播中，虽然神学上尤其是从什叶派政治神学出发的受难叙事、牺牲叙事和弥赛亚叙事，仍然在塑造什叶派认同中占据核心位置，但是，真主党拥抱了抵抗话语开放性和世俗性的一面。抵抗以色列占领和美国霸权可以被灵活定义为民族主义事业、泛阿拉伯主义事业、人道主义事业和全球范围内的反帝反殖民事业。这些阐释反映出真主党敏锐地抓住了领导权话语构建的精髓。
2014年以后，随着以“伊斯兰国”为代表的恐怖组织在中东崛起，以及真主党卷入叙利亚内战，真主党开始强调宗教和种族宽容的叙事，反对宗教极端主义对少数族裔和不同教派的迫害。2024年10月，叙利亚局面出现了戏剧性的转变，从伊斯兰国叙利亚分支努斯拉阵线脱胎而来的“解放沙姆阵线”推翻了阿萨德政府，叙利亚从一个世俗政权转化为沙里亚法统治的政权。
在我们与相关官员的交流过程中，对方一再强调，黎凡特地区长期以来各族群和教派杂处，具有宽容和多元共存的漫长传统，叙利亚最后会找到回归这种传统的政治出路。
在国际舆论由西方主导的背景下，真主党非常重视通过公共联系和文化传播来促进外部世界对抵抗事业的认知。真主党的公共联系以同情巴勒斯坦运动的全球南方和传统什叶派侨民较多的西非、拉美地区为主。
真主党设有专门对外公共关系的部门，从属于协商委员会下的政治委员会，负责真主党与外国官员、大使以及非政府组织或联合国代表的关系。它还负责建立和维护真主党与黎巴嫩什叶派侨民的联系。真主党的媒体部门掌握卫星电视、报刊、收音机、网站等多种传播媒介。
真主党直属的灯塔电视台（al Manar）成立于1991年，2000年起通过卫星电视面向整个阿拉伯世界播出，一度成为阿拉伯世界最受欢迎的四大新闻电视台。灯塔电视台对以色列、巴勒斯坦和黎巴嫩真主党军事行动的实地播报为其赢得了众多观众。
目前，灯塔电视台通过俄罗斯和印度尼西亚的卫星进行转播。在对外传播上，黎巴嫩亲真主党媒体广场电视台（al Mayadeen）也发挥重要作用，广场电视台有阿语、英语、西语频道，不仅面向阿拉伯世界，也面向英语世界和在拉丁美洲众多的黎巴嫩侨民。
为了促进外界对真主党的了解，真主党并不拒斥公众交流。我在文献阅读过程中发现的另一个有趣现象是，一些研究黎巴嫩或真主党的严肃学术著作，基本能接触和采访到真主党高层官员，在访问黎巴嫩有限的时间里，提前阅读这些学术文献为我理解真主党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信息。
真主党也在积极拥抱社交媒体发展的新时代。新一轮巴以冲突的残酷性在新时期去中心化的社交媒体中全方位暴露，在中东地区、全球南方和西方社会内部掀起巨大反响，“舆论越来越倾向于将这场冲突视为长达数十年占领的结果，而不是对恐怖主义的回应。”由西方霸权主导的国际舆论第一次出现有利于抵抗阵营的倾向。
在黎巴嫩期间，我观察到，众多在社交媒体上有影响力的独立媒体人被邀请前往黎巴嫩南部观察战后情况，还有不少来自西方和全球南方的亲巴勒斯坦进步人士和组织相聚在贝鲁特：我遇见了巴西的记者，爱尔兰的纪录片团队，美国的政治节目主播和西非的商人。
一种围绕抵抗运动的新团结似乎正在出现，无可否认的是，在意识形态上，这种团结仍然有极大的含混之处。但是，只要依托于当地人民的抵抗事业仍在继续，团结的潜力将继续被激发，并有可能催生一种替代地区和国际秩序的新想象。
结语
因为叙利亚和黎巴嫩唇亡齿寒的互相依存关系，叙利亚政权更迭后，黎巴嫩面临更大的内外压力。在我离开贝鲁特之后，短暂的平静迅速被断断续续的轰炸袭击打破。那位带我前去他在贝鲁特故居的朋友告诉我，他曾经每天上下班必经的那条街道刚刚遭到轰炸。
真主党方面宣称，自去年年底以来，以色列违反了两千多次停火协议。更多的事情正在水面之下发生。黎巴嫩军队试图接替真主党武装，承担维护黎巴嫩南部安全的责任。围绕解除真主党武装的政治斗争从未结束。
然而，什么是真主党武装？无非是黎巴嫩南部拿起武器的普通村庄居民。什么是黎巴嫩军队？军队里头是普通的黎巴嫩士兵，既包括基督徒，也包括什叶派和逊尼派的穆斯林。真主党固然被视为美国和部分地区国家的眼中钉，但与其将真主党视为地区安全问题的源头，不如将其视为地区安全困境的自然结果之一。
纳斯鲁拉葬礼现场
作为地区焦点国家的黎巴嫩确实关乎中东格局的和平稳定。但是，何种稳定、如何保持，在不同国家眼里可以完全不同。美国眼里的稳定是以色列与亲美阵营主导中东，沙特眼里的稳定是遏制伊朗和什叶派力量发展，伊朗眼里的稳定是排除地区的以美国为代表的域外大国干涉。
在中东地缘政治零和博弈盛行的思维下，追求压倒性主导地位为基础的稳定往往带来负面作用。与此同时，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对稳定的追求如果以回避中东的核心问题为代价，只会迎来一场迟到的风暴，正如美国一心推进的阿以和解进程因2023年10月7日的“阿克萨洪水”而中止。在阿以和解的高奏凯歌中，巴勒斯坦问题被外界认为已经彻底边缘化。
它不是第一次被边缘化，而历史证明，被遗忘却从未安顿的矛盾会化身幽灵，并在意想不到的时刻重新侵入人们的现实。
冲突与和平问题是区域国别研究中的大问题，其特殊性质也决定了对它做出评估极其困难。在新时期，围绕冲突的认知战已经成为屡见不鲜的现象，即使人们对此有所警惕，仍然难以逃脱二手资料和信息茧房的束缚。
无论是冲突中的强者还是弱者，无论是在军事还是在其他斗争领域上，每一方都掩盖失败，每一方都宣称胜利，旁观者经常无法在一些最基本的事实上达成认知共识。因此，区域国别的研究离不开对现场的观察。当然，田野观察只是区域国别研究的一个方面，却也是最难做到的方面之一，尤其是冲突地带的复杂性制约了它的可及性。
黎巴嫩太小，而中国太大，双方对彼此的关注注定是不对称的。令我惊讶的是，黎巴嫩普通人对陌生的东方面孔极其友好。更出乎我意料的是，他们过来打招呼的时候几乎都用蹩脚的中文说“你好”。也许他们下意识认为，会出现在这里的东方面孔更有可能是中国人。
黎巴嫩人已经意识到，中国是一个崛起的全球经济大国，但是，他们对中国也称不上真正的了解。任何互相了解、乃至于发挥建设性作用的前提是接触，正如真主党并不神秘，黎巴嫩也并非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国。我们必须和在一段时间内仍将继续动荡不安的世界共处。这一趟旅程让我极为触动并有所沉思的事情就是，即使动荡不安，这些地方也不是我们想象般那样不可触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