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华：为什么毛泽东亲自为他执绋抬棺？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为纪念这个伟大胜利，我们在观察者网开设专题视频节目——宝塔山下的制胜法宝，一起学习抗战时期的毛泽东军事思想。

【文/ 王立华】

第一部分：驱动历史转变的车轮

二十二、历史转变中的共产国际代表张浩

这一节，主要讲历史转变中的共产国际代表张浩。

1935年10月党中央到陕北后，很快就实现了策略方针转变，一年后又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不应忘记的历史人物起到了独到作用，他就是共产国际代表张浩，本名林育英。

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会师后，中央领导兵分两路：一路由毛主席带领在直罗镇作战前线，一路由张闻天带领进驻瓦窑堡，解决面临的内忧外患。就在这时，喜从天降。

从定边来了一个电报，说有一个可疑的人叫张浩，要找党中央。中央立即让赤卫队把人送到瓦窑堡，等见了面后才知道，这个张浩就是当年的林育英。他当时穿着一件羊皮大衣，又高又黑，像蒙古人。大家见到他非常高兴，都亲切地称他“老鞑子”。[1]

据张闻天夫人刘英回忆：到瓦窑堡后，革命有了家，张闻天征求她的意见，说这下有了家可以了吧？于是他们也成了家。没有举行任何仪式，也没有请客，两个行李合在一起就是了。毛主席在直罗镇打了大胜仗，回来后听说他们结婚了，到他们的窑洞来看他们。毛主席好说笑，进门就嚷结婚不请客，不算数。刘英说，拿什么请客啊，又没有钱，又没有东西。毛主席笑着说，那就不承认。他又说，我是真心给你们贺喜来了，还写了一首打油诗呢，意思是夸张闻天民主。这一闹，算是补了“闹新房”的一课。[2]

刘英还说：到瓦窑堡后十来天吧，张闻天喜气洋洋地告诉她，远方来人了，快去看看，拉着她到隔壁窑洞。那时，共产国际总部设在莫斯科，“远方”是专指共产国际和莫斯科的暗语。看到来人反穿一件光板羊皮袄，正是壮年，看去机警精干。他是从蒙古方向越境，一路上装扮成卖货郎，挑着货郎担沿途打听消息，看到陕北红军的布告才找来，走了整整3个月。窑洞的墙角还摆着一副担子，里面有不少小孩衣服和帽子之类的东西。张浩到瓦窑堡后就与张闻天谈开了，一日三餐就在他家一道吃，后来把货郎担里的剩余物资放到山下供销合作社卖了，给了刘英他们两块光洋，说算是付伙食费了。[3]

张浩本来要到安塞与毛主席见面的，但到安塞后得知，毛主席已于12月13日到了瓦窑堡，张浩赶回来后与毛主席长谈两天。两人本来就熟悉，毛主席在井冈山创建根据地时，他在湖南省委工作，是上级领导机关。

林育英（1897-1942）

张浩的到来是件大好事，至少在3个方面做出了独到贡献：

张浩的第一个贡献，就是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精神和《八一宣言》精神，对制定新的策略方针发挥了帮助作用。

回国前，张浩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没等开完会就派他回国了，文件密电码是反复背诵记在脑子里的。国际七大要求，在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无产阶级统一战线和反法西斯人民战线，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建立反帝统一战线。国际还充分赞成“英勇的中国兄弟党的倡议，即建立一个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中国代理人的最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这一统一战线要联合中国境内所有那些愿意为救国救民而真正斗争的有组织的力量。”[4]

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讲到这些时，会场上各国共产党代表团全体起立，多次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这些，对于刚在陕北落地的党和红军无疑是非常及时的，指导、支持和鼓舞作用可想而知。

本来，党中央已经驱动了策略转变的车轮。张浩到瓦窑堡的时间，是在1935年11月18日之后，[5]而早在11月13日，中共中央就发布宣言，声明将开始以中国工农红军为主力的民族革命战争的新的历史阶段，要求“一切抗日反蒋的中国人民与武装队伍，不论他们的党派、信仰、性别、职业、年龄有如何的不同，都应该联合起来，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国民党而血战”。得到张浩传来的共产国际指示后，知道我们的考虑与国际确定的策略方向完全一致，争取新的胜利的信心就更足了。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部分）

时任中宣部部长吴亮平说：“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关于建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是在长征路上逐步形成的，但是许多具体问题则是在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上解决的。张浩在这之前找到党中央，带来共产国际的正确意见，这对于毛泽东同志的英明决策在全党的贯彻执行，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张浩不畏艰险，长途跋涉走到陕北，及时把共产国际的正确意见传达给中国共产党，是对中国革命的一个大贡献。”[6]

张浩的第二个贡献，就是帮助打通了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联系。

党中央迁到瑞金后，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都是通过上海中央局的大功率电台转发。1934年10月，几乎与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同时，上海中央局和电台被破坏，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中断。遵义会议后中央曾派陈云、潘汉年去上海，后来又辗转到苏联联系。共产国际为了恢复与中共的联系，曾多次派人带密电码回国。当时，从苏联回国有东北、新疆、蒙古三条路，1935年初先是派阎红彦、张胜带密电码回国，走的是新疆线，因为当时上海中央局被破坏，中央红军正在长征路上，不知道中央的确切地点在哪里，直到12月才到陕北找到中央。

七八月又派张浩回国，他是从外蒙古入境的，到银川后因湖北口音受怀疑，被国民党军扣押，后来他跟连长成了好朋友，就给放出来了，最早成功地将密电码带到陕北，但没有大功率电台，电讯联系还是恢复不了。1936年初，共产国际还派但余忠7人小组，携带大功率电台和密电码入境，在陕北安边遭民团袭击失败，被杀害6人关押1人。直到1936年6月16日，宋庆龄帮助送到大功率电台后，才用张浩带回的密码向共产国际发出电报，沟通了联络。[7]

与共产国际保持联系，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很重要。共产国际是世界共产党的联合组织，它的任务是团结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推翻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统治，建立世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彻底消灭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解放全人类服务的。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直接帮助下创建的，与苏联等国的共产党一样都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都要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与指导。

在当时的世界上，能帮助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力量，只有闪耀着红星的社会主义苏联，只有列宁亲自领导成立的共产国际，其他都不可能。长征路上张国焘搞分裂，党中央毛主席只带着一、三军团北上，在最黑暗最艰难的时刻，党中央确定的基本方针和方向是：“经过游击战争，打通同国际的联系，整顿和休养兵力，扩大红军队伍，首先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造一个根据地，将来向东发展。”[8]靠近苏联建立红色根据地，是当时走出困境的一条生路，那里有共产党人信仰凝聚的源头苏联，是全世界无产者的精神家园，那是能看得见的来自“远方”的希望之火。

有些研究者把共产国际说得一无是处，既不客观又不正确。1945年4月，毛主席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作说明时，有一段关于共产国际的形象生动的评价：“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总的来说是功大过小，犹如玉皇大帝经常下雨，偶尔不下雨还是功大过小。没有共产国际的成立和帮助，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是不能有今天的。他们需要我们，我们也需要他们。”[9]

毛主席讲这话时，共产国际已经解散两年了，但他并没有把之前我们党犯错误的责任推给共产国际。这是在毛主席领导下我们党形成的一个好传统，也是我们党能够不断进步的重要原因。就是出了问题多检讨内部原因，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而不是对问题的责任上推下卸、归罪于外，这样才能更好地坚持真理纠正错误，不断提高自己，把路走得更好一些。

同样是共产国际在上，对毛主席领导的中共中央发挥作用的性质就完全不一样，就再也没有走过去那样的弯路。共产国际派张浩回来，传达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指示，就是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正确指导的功，是“玉皇大帝”给中国共产党下的一场好雨，及时雨。

张浩的第三个贡献，就是借助共产国际权威解决张国焘制造的分裂。

在张浩到陕北一个多月前，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又走出了极为恶劣的一步。1935年10月5日，他在四川卓木碉宣布另立中央，还做决议对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张闻天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对杨尚昆和叶剑英免职查办。11月12日，中央发电警告张国焘“不得冒用中央名义”。[10]12月5日，张国焘竟然发电给党中央说，他那里已经用党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要中央以党的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11]表现得非常狂妄。就在此时，张浩受共产国际派遣来到陕北，真的可以说是天佑中华，不让张国焘的分裂活动破坏中国革命进程。毕竟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重大问题可以发挥指导约束作用，可以影响革命队伍中的人心向背，张国焘再嚣张也不能不畏惧共产国际的权威。

张浩完成共产国际派遣的任务后，对毛主席说：“我的任务已经完成，现在我是中国共产党一名普通的党员，请中央分配工作。”随后党中央决定，让他借助共产国际的权威做张国焘的工作。会议还决定，彭德怀和张浩到中央政治局工作。张浩是已经牺牲的工人运动领导人林育南、时任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两人的堂哥，是搞工人运动出名的，在党内也是老资格，是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他与张国焘很熟悉，张国焘任中共湖北区委书记时，他们两家同住在一个院子的前后楼。[12]

张国焘知道张浩到陕北，特意给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等发电，指责毛主席、周恩来是“右倾机会主义”和北上“逃跑”，要陕北苏区和红军接受他的领导，并要他们转给张浩。

张浩给张国焘回电提出两点意见：“第一，党内争论目前不应弄的太尖锐，因为目前的问题是一致反对敌人，党可有争论，对外则应一致，我已将这个意见同样的向这里诸同志提出；第二，……可以组织中共中央北方局、上海局、广州局、满洲局、西北局、西南局等，根据各种关系，有的直属中央，有的可以由驻莫中共代表团代管，此或为目前使全党统一的一种方法，此项意见望兄熟思见复！”[13]既有态度也有办法，目的是做张国焘的思想工作，让他回到党的统一领导之下。

几天后，1936年元旦，毛主席给朱德总司令发去一个电报，重点讲了党中央到陕北后的情况：一是已经与北方局、上海局发生联系，对国际也有发生联系，这是大胜利；二是以张学良为主力的对陕北苏区第三次“围剿”已经彻底粉碎，正在猛烈地扩大红军和游击队，苏区有极大发展；三是国际除派林育英来外，又有阎红彦来，据他们说中国党在国际有很高的地位，被称为除苏联外之第一党，全苏欧、全世界都称赞我们的长征；四是政治局在国际指示之下有新策略决定，主要口号为民族统一战线，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相结合，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相结合等。[14]党中央在陕北的形势红红火火，充满生机和希望。

此时，张国焘率军南下已经损兵折将，1935年11月下旬之后，不得不退回到大小金川地区，陷入困境。而党中央、中央红军到陕北后，却不断取得重大胜利，打开了新局面，而且还与共产国际接通联系，根据国际指示精神确立了新的策略方针。毛主席告知张国焘等这些进展，也是希望他们在对比中改变错误认识，迷途知返。

张国焘与毛泽东合影

张国焘看到毛主席的电报后，并不甘心已经处在下风，而是坚持自己的错误。他给张浩发电要求“反对党的机会主义路线”，包括：将五次“围剿”估计为决定胜负的战争；在福建和北方事变中因错误策略放弃无产阶级领导的争取；还有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放弃向南发展等。

其中对遵义会议前博古负责时中央存在的问题，不能说没有道理，因为后来中央也对那一段进行了反思批判，但无论如何那也不能成为另立中央、分裂党的理由，这是突破党的组织纪律底线的，也是非法无效的。张国焘自知问题所在，在电报的最后讲：“党中央表示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15]这里，虽然仍冒用“党中央”的名义，但这个“服从共产国际”的表示也留下了余地。

张浩发电告诉张国焘，共产国际派他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并且已经会着毛泽东等情况。张国焘却回电质疑张浩：“是否允许你来电自由？”并要求他告诉陕北同志：“自动取消党中央名义，党内问题请国际解决。”[16]

在这种情况下，张浩回电非常明确地告诉张国焘两点：

甲、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伟大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中国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

乙、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上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17]

这个表态非同小可。一是以共产国际的名义完全肯定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尽管当时并没有沟通与共产国际的电信联络，但瓦窑堡会议提出的策略方针转变，是在张浩传达共产国际精神后制定的，张浩有资格以共产国际名义作出评价；二是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党和中国红军在共产国际的地位，言下之意就是告诉张国焘不要再折腾了；三是充分肯定中央红军的长征是胜利了，张国焘否定北上是错误的；四是根本不承认张国焘另立的“中央”，但也给了他个台阶下，让他成立西南局，直属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王明当时是代表团团长。同时告诉张国焘，他提出的那些问题，与中央的原则上争论，可以同意他讲的办法：提交共产国际解决。

徐向前元帅后来回忆说：张国焘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心里着慌。特别是张浩来电，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肯定中央北进路线是正确的，高度评价中央红军的英勇长征，这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无疑是当头一棒。这个时候，陈昌浩也转变了态度，表示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孤家寡人的张国焘，被迫“急谋党内统一”。朱总司令和大家趁机做他的工作。我们还是老主意：取消这边的“中央”，其他分歧意见，待日后坐下来慢慢解决。为了给张国焘一个台阶下，有的同志提出，这边可以组织一个西南局，直属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领导，暂与陕北党中央发生横的关系。这个过渡性的办法，大家认为比较合适，张国焘能够接受。经与中央协商，中央表示同意。[18]

连张国焘自己都说：林育英这些电报当时给我们的印象，似乎一夜之间，整个世界都改变了。事态的发展，使我自己在党内的地位开始转居劣势。[19]

但他并不甘心，继续给张浩、张闻天发电说，对瓦窑堡会议决议原则上同意，而在组织关系上却提出：由国际代表团暂代中央，兄处和此间同时改为西北局和西南局。[20]还是不承认党中央的领导。

张浩与张闻天给张国焘去电，对他同意党的政治原则、组织上用西南局表示欢迎，但对他要中央改为西北局断然否定，告诉他国际不能同意。

同时，对二、四方面军下一步行动的战略方针，提出3个方案：第一方案是北上陕甘；第二方案是现在地巩固地向前发展；第三方案是四方面军南渡大渡河转向云贵滇发展。张浩特意告诉他们：“育英动身时，曾得斯大林同志同意，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21]告诉张国焘斯大林都同意向北。接电后，朱德、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一致同意接受中央第一方案，就是二、四方面军北上陕甘。张国焘也只得同意。

1936年6月6日，在二、四方面军会师前，张国焘宣布取消自立的“中央”。但他仍不承认中央领导，仍提出中央职权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暂时行使。7月初，二、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央批准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统一领导二、四方面军北上。

红四方面军北上途中，张国焘又生变故，提出西进甘西。直到9月26日，西进遇阻后不得不北上，张国焘才在给中央的电报中说：关于统一领导，万分重要，我们提议请洛甫等同志即以中央名义指导我们。[22]终于表示，他放弃与中央的横向协商关系，接受中央领导。

克服张国焘分裂的工作非常艰难，尽管此后还有一些波折，但三大主力红军终于会师西北了，党中央恢复了对革命力量的统一领导。这个过程，张浩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1936年10月，一、四方面军会师时，中央决定张浩去红四方面军做政治工作，行前毛主席还专门约他到住处谈话。张国焘等到保安后，张浩又找他谈话，劝他不要争辩往日是非。张国焘后来回忆说：“他仍是和从前那样热情朴实，说话的时候，全身各部都在用劲，似乎要将他所想的倾泻出来。”[23]

1937年2月底，西路军陷入困境时，党中央派四方面军没有过河的四军、三十一军，还有陕北红军二十八军、三十二军，共4个军和1个骑兵团组成援西军，由刘伯承为司令员，张浩为政治委员。但援西军抵达镇原、平凉地区时西路军已经失败，他们立即派出部队收容失散人员。

1937年9月国共合作抗战开始后，以援西军为主体的红四方面军四军、三十一军和西路军归队人员，陕北红军的二十九军、三十军等，共13000余人，改编为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由刘伯承、徐向前任正副师长，因为国民党不同意设政委，张浩任政训处主任。一个月后八路军恢复政治委员制度，张浩任一二九师政委兼政治部主任。[24]

一二九师上前线旗开得胜，10月19日打响的第一仗，就是夜袭阳明堡飞机场，不到1小时就用手榴弹炸毁敌机20余架，与机场日寇肉搏，歼百余人。这是继八路军一一五师平型关大捷、一二零师雁门关伏击战之后，中国军队取得的又一次重大胜利，一时间成为中外媒体的头条新闻（这应当比印巴空战的战果还惊人）。之后不到一个月内，一二九师又在七亘村、黄崖底、广阳等地打了几个大胜仗，歼敌千余，缴获骡马近千，援助和掩护了防守娘子关和忻口的国民党友军安全撤退。

但几个月后，到1937年底，张浩因脑伤时常发作，经常晕倒在工作岗位上，难以坚持正常工作。党中央毛主席决定调张浩回延安，由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接替一二九师政委职务。

张浩回延安后休养，负责职工运动。他组织办了工人学校等，力所能及地做了许多工作，但到1942年初，病况日益严重，弥留之际，他对妻子和身边人说：革命20年如一日，未能看到胜利的那一天，深以为憾。他提出的唯一要求，是死后将他葬在中央驻地杨家岭对面的桃花岭上。他充满深情、恋恋不舍地说：“我要天天看着党中央、毛主席！”

电视剧《延安颂》剧照

1942年3月6日张浩病逝，终年45岁。毛主席为他题写挽联：“忠心为国、虽死犹荣”。葬礼那天毛主席提议，他和朱德总司令、任弼时、陈云、徐特立、谢觉哉、叶剑英、李维汉及林彪等党政军领导人，亲自执绋抬棺，一步一步地把张浩抬上桃花岭墓地。在党和军队的历史上，毛主席、朱总司令等最高领导人亲自执绋抬棺，只有张浩一个。

张浩的墓地与中央领导人驻地隔沟相望。毛主席亲自执绋抬棺送别张浩后，意味深长地对大家说：“让张浩同志天天监督我们。”[25]

是啊！那么多的先烈先辈义无反顾地献出了自己的一切，他们若在天有灵，一定会万分牵挂和关注那未竟的事业，希望活着的同志和后来的同志延续他们的生命和追求，实现为人类求解放的壮丽理想。

[1]熊经浴、李海文著：《张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年版，第103页。

[2]《在历史的激流中——刘英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88-89页

[3]《在历史的激流中——刘英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90页。

[4]王学东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57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第387-438页。

[5]熊经浴、李海文著：《张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年版，第110页。

[6]《张浩纪念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2-23页。

[7]熊经浴、李海文著：《张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年版，第135-136页。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73页。

[9]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版，第123页。

[10]熊经浴、李海文著：《张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年版，第143页。

[11]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红军长征•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840、844页。

[12]熊经浴、李海文著：《张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年版，第137-138页。

[13]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红军长征•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845-846页。

[14]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红军长征•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848-849页。

[15]熊经浴、李海文著：《张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年版，第145-146页。

[16]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红军长征•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852页。

[17]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红军长征•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854页。

[18]徐向前著：《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第476-477页。

[19]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版，第294、297页。

[20]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红军长征•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856-857页。

[21]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红军长征•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862-863页。

[22]熊经浴、李海文著：《张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年版，第177页。

[23]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版，第325-326页。

[24]熊经浴、李海文著：《张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年版，第196页。

[25]熊经浴、李海文著：《张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年版，第270-2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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