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之：如果我们关心中欧关系，就不要问这个问题了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扬之】

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于7月24日抵华，参加第二十五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

由于这次峰会的举行正值中欧建交50周年，因此中方为此作出了诸多努力。王毅外长不久前出访欧洲，与各方进行了认真务实的磋商和交流，双方在某些方面也取得了一些进展，比如：同步全面取消相互交往的限制，恢复立法机构间的正常交流；在经贸摩擦问题上展现灵活性（涉及电动车最低进口价格机制、白兰地价格核心条款、稀土贸易开启“绿色通道”、减少反制措施等）。

可是，就在峰会举行前不久，中欧不少老问题未彻底解决，欧方又制造了一系列新的摩擦：将中国医疗设备供应商排除在欧洲共同采购合同之外；批评中国的市场准入限制；指责中方在俄乌战争中为莫斯科撑腰、欧盟在对俄实施第18轮制裁时波及中国实体等。

在这样的背景下，有消息称，原定两天的中欧峰会被压缩至一天，计划中双边在合肥举行的商业论坛也被取消。人们不禁要问：裂痕之上还能共建桥梁吗？

中欧互信今何在？

中方对欧盟首脑的接待规格依然很高，礼仪也很周全，但双方也都明白，中欧之间的“战略合作关系”已出现一定程度的“硬伤”。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事实上，在过去十年，尤其是自2019年欧盟首次将中国正式定义为“系统性对手”之后，裂痕就在加速扩大。它不再是某一项政策、某一个词汇或某一种制裁引起的摩擦，而是叙事体系的不兼容，更是对未来世界秩序路经的不同诠释和价值观层面的嫌隙与对立。

欧方不再认为中国愿意变成“准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体”，而中国也不再指望欧盟在中短期内能展现摆脱美国影响的独立外交姿态。其实，双方早意识到各自文明体系的基础并不对称，但从现状来看，彼此的理解并未得到改善，更谈不上互信的增加了。

这种潜移默化的转变，表现在公文条款细节中对关键分歧的回避，以及欧方一次又一次对中方立场的“歪曲和误解”中。西方把它叫作“审慎竞争”，中国称其“政治化趋势明显”。但更准确的名称或许应该是：“系统性冷淡”。

曾几何时，中欧关系常被誉为“全球化典范”：贸易结构互补、科技交流热络、高等教育互通、地缘无冲突、理念颇包容。然而，这个“战略伙伴”的定位，从2020年开始渐渐名不副实。从供应链断裂到疫苗外交博弈，从能源市场脱钩到绿色技术的关税争端，每一个领域都再也藏不住根本性的结构问题。而这些结构问题的根源并非偶然，而是从一开始两种战略思维之间就隐藏着重大误会。

欧盟从不讳言自己是参与制定国际规则的所谓“规范型”一方，它希望构建一种根据人权、法治、多边程序建立起来的全球治理模式。这种价值逻辑深植于其历史身份中：欧洲在二战后不再拥有单一硬实力优势，于是转而试图以规则、话语、制度设计与道义框架来塑造影响力，不仅面对发展中国家时如此，偶然针对美国亦如是。

而中国的叙事则源自截然不同的现代化路经。它将稳定与发展作为国家存续的核心基础，视“有为”与“高效”为驱动力，通过高度集中资源来推动战略性产业与区域布局。对中国而言，治理能力、秩序维护与历史延续性比“制度形式”更具实质意义。

这两种逻辑在全球化热潮中曾被“利润模型”所掩盖，使彼此因为利益而斟酌、权衡和容忍。但当双边关系由“增长共赢”向“风险防控”转变之后，在利益空间缩小的同时，价值观差异就显得突出了。关税、标准制定、控制产业链、产业主导权、制度和理念输出等开始逐一变成地缘战略背后的斗争工具。

冯德莱恩2019年正式抛出对华“三重定义”

在欧盟眼里，中国是最大制造国，中国掌握关键原材料出口权，中国在全球南方具有越来越强的动员力，更为关键的是，中国在西方的规范系统内竟然如鱼得水。这种“不被同质化的强国”，对布鲁塞尔而言，比俄罗斯更难对付，比美国更难理解。

于是，欧盟对中国的三重定位——“合作伙伴、谈判对手、系统性竞争者”——如今越发向后两者倾斜。

而中国不会忘记，从2020年后开始，欧盟诸国在“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AI）谈成前对中国的追捧（德国奔驰、西门子、BASF等企业大举押注中国市场），渐渐被“政冷经弱”所取代；欧洲议会中的一部分势力，用“反人权”为借口，将双方好不容易达成的共识冻结起来。中方的反应虽然没有到愤怒的程度，但“深度失望”是显而易见的。而失望是一种比愤怒更深的伤情，因为它说明双方合作的基础逻辑已出现很大的嫌隙。

不仅如此，双方的认知隔阂，在过去数年中还得到了“制度化的巩固”：欧盟建立对外投资审查法令，以“国家补贴透明原则”围堵中国；中国则以“反制裁法”与“数据国家安全制度”回应。

欧洲的“去风险”战略（de-risking）在中方听来即是“泛政治化脱钩”，中国提出“互利共赢”在布鲁塞尔更像是“规则对抗的烟雾弹”，双方在包括绿色供应链、数字化合作、人工智能治理、WTO改革等议题上，都处于紧张博弈和关系碎裂的状态中。

中欧虽然并未失去彼此间所有的“链接”，但它们共同创作的那幅“前景画”，已从色彩浓重的油画变成清淡寡意的素描。在这样的背景下，双方将重新面对以下问题：什么是共同目标？如何定义“合作”？合作的路径是否平等？

风险治理与管控本能

如今，“风险”已成为中欧关系的关键词。

对中国而言，最大的风险并非来自欧美的制裁压力，而是“Made in West”的所谓“规范体系”被它们再次集合构建、并最终在全球推行。例如关于绿色能源领域，中国已具有全球压倒性的成本与产能优势，占据了光伏、电池、电动驱动核心系统的大部分出口权。但正是在这些领域，西方采取了最坚决的“反请求”措施（Widerklage），设立关税、启动反补贴调查、拟推国家补贴清单审核标准。表面理由是维护公平市场，实质上却是维护它们原有的工业主导权。

这是一场在去碳背景下展开的“新工业超越赛”。比亚迪、宁德时代、隆基绿能等中国新型企业，在欧洲市场扩张时遭遇种种“隐性干扰”，如比亚迪荷兰基地新增许可被冻结、仓储监管延迟等；德国企业则调整在海外与中资新能源的合作项目，将重心转向东欧。荷中之间曾高度互信的港口物流合作，如今也因遭遇北约安全审查而面临重新划界。

中方逐渐意识到：“我们成为产业链主导者的那一天，也是被正式纳入对方黑名单的开始。”

欧方对华的这种“警惕”和“防范”是由其长期的“制度自信和优越感”所决定的。因为在欧洲眼中，一个像中国这样具有稳定资本体系、上贯下通执行力、海量市场测试空间的“超级“体制，如若成功扩张，那它牵动的将不只是产业，而是国际权力地位。

当“异形体量”和“异类模式”无法纳入欧美制定的“标准范式”之中，西方就会上其他手段，比如：透明度评级、战略市场审查、“可信国家”协议联盟、另类信息公开制度、产地原材料名录等。此类举措的核心不是惩罚，而是对规范主导权的“再造”。

欧美制度的优越感

中国对此的反应当然很激烈，因为它认为这是一种“披着文明外衣”的防御性包围，是赤裸裸的反多边主义的垄断性措施，更是对“自由贸易”、“市场经济”的公然反动。

其实，贸易争端只是表象，真正的问题是世界治理体系再次面临“主导权重塑”的博弈：在欧美，所有与技术、供应、融资、协议、资源、科研有关的领域，最终都开始服从“政治目标”或“国家安全”。它不一定由国境来划分，但一定按照制度来筛选。这是国际政治冷却的一个明确信号。

放眼世界，中国看到了“欧美中心论”正在急剧瓦解：拉美、非洲、中亚与中东等地区对中国提供的基础建设、产业导入、数字合作、气候应对机制表现出令欧洲“羡慕嫉妒恨”的积极性。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将中国视作“不需要俯首帖耳”的合作大国，并愿意以“去西方化”的态度认真对待中国式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在中国战略学者眼里，欧洲不再是一个须仰视的政治文化“高地”，而是一个问题百出、捉襟见肘的“旧模式”，所以提出了“稳定为前提，包容其焦虑，合作为目标”的对欧政策。

欧盟则越来越将中国争取话语权的努力视为“现有秩序的干扰者”，而非“共建秩序的参与者”。譬如，它认为：

1）中方在非洲的基础设施计划是在“稀释”联合国开发协调机制，以图在全球南方国家中打造“单边协调带”；

2）中国对AI、量子产业执行的“创新扩张”、“风险防控”和“伦理约束”并重的“多轨逻辑”，会导致“立法在先”尝试在全球失败；

3）中国参与达成的“新兴国家数字协议（EEDP）”是试图推翻欧盟制定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等。

这种误解和曲解早已不是关于“中国是否改革”的问题，而是塑造未来治理范式的竞争。

在我们所处的模式竞争时代，评判一个制度的优劣，不再由欧美一方来裁决，而是由多边市场和平台来决定。例如，中国开始与东盟、非洲联盟、阿拉伯国家制定“灵活适用性基础模型”标准，而这些标准未必与欧美的“七国集团”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框架兼容，遵循的是“各开各的店，各做各的菜”原则。欧美当然看不顺眼，所以不厌其烦地强调“价值观和既有秩序”的重要性。

由此可见，最危险的不是制度不同，而是欧美不愿分享和共创未来的立场。

莫在沉默中爆发，莫在无解中沉沦

中欧关系最耐人寻味的不是对抗烈度，而是对峙之中的沉默和无解。

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冷战状态，因为双方矛盾并未到隔绝外交或全面敌对的程度。中欧贸易仍未断流、数据依然传输、学生与科研项目仍然存在。但令人警醒和遗憾的是，几乎所有“战略信任”的支柱都已出现松动。

比如，一度被视为“后规则时代样板”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AI）在2020年底完成谈判，最后却因欧洲议会以所谓“新疆人权问题”为由通过对中制裁而被冻结。2025年，欧盟对华态度虽然一度略现松动，但该协定仍被束之高阁。这说明，欧盟不再相信常规协调和磋商机制能给双方关系带来结构性的平衡。

当前欧盟的对华立场实行的是所谓的“对冲式”外交模式（Hedging Diplomacy），即某方面合作，另一方面制衡；一手握贸易合同，另一手写风险等级。换而言之，就是采取既不完全对抗也不完全依附的中间策略，通过多边合作、冲突准备、经济多元化等手段，降低单一依赖带来的风险，同时保留战略灵活性。

法国总统马克龙2023年春访华时，曾振振有词地强调要“强化欧盟战略自主，建设欧中新型战略互信”，而回国不到三周就在布鲁塞尔加入“减少对华依赖”的大合唱；德国前总理朔尔茨2024年在成都鼓励德国企业“加码中国市场”，而之前却否决了中国对德国半导体企业的并购方案。

这些例子表明，双方的合作已出现结构性的裂痕。

对此，中方已学会泰然处之，用“系统性降级处理”来应对，不抱幻想，也不做多余让渡。比如面对欧洲加强对清洁能源、关键矿产、数字技术的审查与限制，中国不再以“市场换空间”的战略思维作为主轴，而是更强调“对等反应与政策精算”。这并非报复，而是一次“应激机制重塑”：掌握主动权而非期待对方的理解，保持对等回应而不再说明解释。

长此以往，这种状态可能会导致另一个“不健康”的结果：各方对合作不再做中长期规划，而只求短期效应。这种状态在战略学中，被称为“准硬对抗”（pre-confrontation rigidity）：未公开脱钩，但内心已无合作大局；未真正敌视，却加紧准备断链方案。

这种状态的典型表现是在供应链方面：表面看似彼此仍有物流、仓储、港口项目，但同时中企在欧洲的项目审批被莫名延缓、装置设备无法通关、物流不畅或滞后、金融保险项目也处处受阻。欧洲企业赴华时也有类似忧虑：标准不确定、监管在扩大、生产优先级别下调，甚至高校实验室合作都可能受到“国家安全双重审查”。这种恶性循环最终形成一种“宁可不签也别犯错”的保守性沉默态势。

说得更直白一些：商机刚出现或努力尚未有结果就被迅速扼杀；即便再有新的合作方案，也可能由于不确定的干扰因素而迟迟不敢落地。这才是目前欧中关系最糟糕的状态表现。

中欧班列还在奔跑

以电动车为例：面对中国的比亚迪、上汽、理想、小鹏等品牌在欧洲广拓市场，并于2024年在欧盟销售中首超10%的市占比，欧委会的反应是迅速启动对中企的反补贴调查，并于2025年开征针对中国电动车产业链的综合关税。与此同时，德国宝马、奔驰在中国的生产线也宣布压缩、收紧在华布局，以避免被“地缘风险”所波及。

这种状态甚至已蔓延至人文、学术和软实力层面。大学间联合实验室项目因担心“间接风险”大量搁置，学生互派因签证制度审查增加而频频延误。

即便在非洲、中亚、南美这样的“第三空间”，中欧的合作或博弈也被上述“病毒”感染。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已在撒哈拉以南建立超过300个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欧盟则在“全球门户”（Global Gateway）计划下希望重塑对非洲的传统影响力。

在国际货币体系趋于多元化的今天，中国积极推进人民币支付联盟，推动同全球南方国家签署本币结算的共识文件。而欧盟在这里也与中国相背而行，仍然以“规则制定者”的身份自居，强调应将OECD主导的财政透明度审核、“绿色认证海外扩展机制”与人权指数来作为全球项目的评估标准。

其实，世间并无终极的对错，只有路径的不同。可惜，在欧美把中国视为“竞争和体制对手”的大环境下，理性已被边缘化。

无法回避的“美国因素”

在所有表面看似中欧双边问题的背后，若有一头“看不见的大象”，那一定是美国。

今天，在贸易战、技术脱钩、安全机制重组、绿色补贴法案、AI伦理审核、半导体禁运、数字主权论战等方面，美国都以“直接影响+制度模式+风险外包”的三重方式，深度介入了欧中摩擦中。

这种介入多数采用幕后“交易”的形式，美国在欧中争端貌似不公开“挑动冲突”，但几乎从未真正缺席过。

1. 北约元素和长臂管辖

首先，在地缘战略架构上，美国依然是欧洲安全的压舱石，而北约则是这个安全架构的组织保证。无论是冷战时期，还是俄乌战争中，欧洲始终未能摆脱美国这个“最高决策者”。

例如波兰、立陶宛、捷克等国在对华议题上之所以采取“鹰派姿态”，实质上是为了与美国遥相呼应；在联合国与WTO等多边会议上形成的所谓“跨大西洋共识阵线”，使欧盟独立的“对华政策”进一步纸面化。

其次，在技术与产业结构上，美国通过《芯片与科学法》、《2022年降低通胀法》等法规，迫使欧盟在绿色转型方面对华降温，否则将减少其在美投资的机遇。

还有，美国推动欧盟设立“敏感科技清单”及对高科技设备出口限制机制，针对的其实也是中国的“战略性行业”，如电池、无人机、算法平台等。

再者，在全球治理层面，美国竭力推动建立所谓的“可信伙伴同盟”；在全球南方治理、发展融资协议、数字贸易协定、绿色供应规范、AI治理伦理等领域，美国也都试图构建“全球标准圈”，以图将中国排除在外。在这方面，欧盟亦对美亦步亦趋。

2.“战略自主”困局

欧盟内部并非对华盛顿，特别是对特朗普治下的美国没有“幻灭感”。法国长期鼓吹“战略自主”，曾在中美冲突高涨之时尝试构建“第三极”：既不盲目追随美式霸权，又能约束中国的非规范扩张。马克龙几次高调访华，也正是这种外交的组成部分。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欧洲发现自己技术不独立、能源供应链脆弱、安全高度依赖美国、产业链不能自洽、舆论易被操纵，因此，其“第三极”的愿景难以圆梦，逃不出“口头自主，行动附庸”的怪圈。

中国对此心知肚明，所以一直对欧比较“怀柔”，因为支持欧盟战略自主，就是让世上少一个“美国代理”。同时，中方也深知，欧美的胶粘不仅有现实利益的原因，更有历史、文化和体制上的盘根错节在起作用。中欧之间或许很难建立双边透明和互信的对等机制，即使谈成合作框架，只要华盛顿收紧政策，欧方随时可能“调整方向”。

3.中美欧的“三角关系”极不稳定

未来十年，中欧美这个三边格局应该还不会解构，但会呈现以下内涵：美国继续通过“安全—规则—利益网”来渗透中欧关系，主导节奏；欧盟“嘴上自主、实质附庸”的状态中短期内很难会改变；中国不再视欧盟为“平衡因素”，而是一种“可预知的变量单位”。

欧盟若真想找回“战略自主”，就必须认识到：如果欧盟拒绝或无力对美依赖中挣脱出来，并重新定义中国崛起的意义，那就无法在“一带一路”的收获期以及全球南方权力崛起和中俄战略联手的过程中，拥有份量相当的话语权。

“第三空间”为何未能成为合作轴心？

中欧之间一个曾被反复寄予厚望的领域，是所谓的“第三空间”。

舆论研究、建设项目融资报告、地缘预测模型一再显示：双方在非洲、中亚、拉美、南太平洋等“中间地带”充满合作空间。中国有施工执行力、资金动员力、数字化硬件能力；欧盟则有治理经验、信誉红利等优势。两者若选择合力，而不是对抗，是可以主导全球南方的发展实验的。

可惜，这种可能性依然只是停留在理论上，而且，双方在现实中正朝相反的方向狂奔。

道理其实也不复杂，譬如，双方无法在喀麦隆克里比深水港的建设中同时部署“中资建设规范”与“欧洲人权指标”两个标准；在莫桑比克马普托的供水系统承建中，双方无法既执行欧洲投资银行融资评估的政治审查机制，又让中国设备厂家“比照应急性部署模型”快速落地。

在非洲，欧盟发布所谓的“全球门户计划”，标榜自己提供的是“高标准、高质量、高问责”机制；而中国推出的理念是每个国家应按照不同的阶段制定“匹配发展，优先规划”。例如，欧洲强调“低碳+绿色收益+价值建构”；中国则坚持“资源利用率最大化+就业力最大化+运营现金流最大化”。两者的基本目标和逻辑根本不一致，难以进行有效合作。

在拉美亦如是。中方与巴西建设的数字港口、智利稀土冶炼技术项目、尼加拉瓜基建债务等领域，均遭到欧洲智库与工程师组成的联合小组的抗议。而欧洲在哥伦比亚与墨西哥推广的全民治理数据库与政府监管透明平台，则因其设置了反腐机制而被拉美政治精英视为“新殖民化评议系统”。

我们过去习惯将国际关系分成以下三个结构：合作、竞争和冲突。但今天中欧之间出现的是一种新类型：合作不顺畅，竞争无规则，冲突不排除的“混合”样态。

基于这样的事实，中欧合作中短期内，包括在“第三空间”的合作，恐难有大幅提升的可能，除非中美之间的较量在未来十年中能有一个明确的阶段性结果。

结语

如果我们关心中欧之间今后该如何相处，那就不该问：“你还相信欧中之间可以合作吗？”而是：“大家能否接受不存在终极秩序这个事实？”

今天中欧之间真正需要的，是一种理性的国际共存认知：可以不互信，但要可预测；可以相互竞争，但要认可规则适用范围；可以不结盟，但要保留融合接口；可以不叙事同构，但不可否定对方的存在和发展模式。

关于“终极”这个话题，美国学者福山先生的预言已失灵过一次，所以，是时候放弃孰优孰劣的“终极体制”争论了。只有大家致力于求同存异的双赢格局，那么，中欧才能找到可持续的相处之道。

中国这个“基建狂魔”什么复杂的地形环境都见识过了，欧洲也经历了足够的苦难和辉煌。在这个基础上，中欧不是不可以建桥，而是必须用智慧去修补裂痕，以崭新的设计去重新“锚接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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